虚拟货币合同纠纷诉讼状

『壹』 北京首例比特币“挖矿”合同案二审维持原判 法院认定“挖矿”合同无效

2019年，某公司与某区块链公司签订系列合同，约定某公司委托某区块链公司采购、管理微型存储空间服务器（即“矿机”）、提供比特币“挖矿”的数据增值服务并支付增值服务收益，某公司向某区块链公司支付管理费用。合同签订后，某公司向某区块链公司支付1000万元人民币，某区块链公司购买了“矿机”，并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委托合同。合同签订后，某区块链公司向某公司支付18.3463个比特币作为数据增值收益，此后未再支付任何收益。某公司多次催要无果，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某区块链公司交付比特币，并赔偿服务到期后占用微型存储空间服务器的损失。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挖矿”协议因损害 社会 公共利益应属无效，判决驳回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北京三中院认为：比特币及相关经济活动新型、复杂，我国监管机构对比特币生产、交易等方面的监管措施建立在对其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并不断完善。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建立在当下对挖矿活动的客观认识的基础上。

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扰乱经济金融秩序，滋生赌博、非法集资、诈骗、传销、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国家金融安全。以电力资源、碳排放量为代价的“挖矿”行为，与经济 社会 高质量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相悖，与公共利益相悖。相关部门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认定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有利于保障我国发展利益和金融安全。从“挖矿”行为的高能耗以及比特币交易活动对国家金融秩序和 社会 秩序的影响来看，涉案合同应为无效。双方作为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主体，既应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亦应承担起相应的 社会 责任，推动经济 社会 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通讯员 史晓霞 黎铧

编辑/朱葳

『贰』 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关停，遇到合同纠纷如何处理

你的问题是说明一下，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官厅遇到合同纠纷，如何处理处理？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是有纠纷，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来说都要是到法院起诉的，那里会判决你这个问题的

『叁』 虚拟币诈骗的定罪量刑

对于虚拟币诈骗是按照诈骗罪来定罪处罚的
一、明确法律关系
虚拟货币（以下简称代币）骗局中，往往有三方法律关系，既买币人、卖币人、平台。根据三种法律关系会衍生出几种买卖形式。
1、买家直接和卖家进行交易，代币从卖家网络账户转至买家，买家支付款项给卖家。此种买卖形式的法律关系应该是买家和卖家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定性为买卖合同纠纷。
2、买家通过卖家向平台购买货币，卖家是平台的代理。买家与卖家可以成立委托理财关系，案由应定性为委托合同纠纷。
3、买家直接通过网站向平台购买货币，买家和平台可以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应定性为买卖合同纠纷。
二、实务中不同法律关系的诉讼思路
1、主张合同无效
2、主张解除合同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肆』 虚拟货币赔钱

虚拟货币受法律保护吗？可以作为违法所得赔偿损失吗？赔偿金额如何确定？9月14日，上海市检察机关发布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相关信息。本案中，被告人张非法获利6000(币)，浦东新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最终以获利的虚拟货币价值计算公益损害赔偿数额，实现了对公共利益的最大保护。

小撒表示，虽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2013) 《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2017)等文件否定了此类“虚拟货币”作为货币的陆铅法律地位，但上述规定并未否定其作为商品的财产属性。理论上，关于虚拟货币的法律性质有货币说、商品说、数据说、虚拟财产说等争议。但在司法实践中，虚拟货币具有财产价值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观点。

关于司法虚拟货币的认定，目前还存在争议。

经查，2021年7月至8月，犯罪嫌疑人张某通过网络技术非法侵入上述公司系统，获取系统中的客户订单信息并出售牟利。去除砝码后，在扣押的电子设备中发现了20673条与客户订单相关的信息，他非法获利6000 USDT(TEDA货币)。

公益诉讼检察官经过慎重判断，认为虚拟货币在我国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但作为一种工具，很容易被实施犯罪的人利用。“如果在交易中使用了这种货币，我们还是可以按照这种货币的市值来计算违法所得。”公共利益检察官姚雷介绍说，TEDA货币与美元的比率基本上是1，333，601。参照交易当日相关交易平台成交价格及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检察机关认定张违法所得约为人民币38760元。

最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张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同时，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签订了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调解协议，被告人张某接受检察机关提出的全部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在全国新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并按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获利赔偿人民币38760元。

丁表示，虚拟货币相关案件的办理，在虚拟货币的法律性质、涉及虚拟货币交易的合同效力、虚拟货币的可返还性等方面存在难点。

比如，在虚拟货币的法律性质方面，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虚拟货币能否被认定为具有财产属性存在困难。根据《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可以认为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同等的法律地位，不具有财产属性，也可以根据《民法典》认定虚拟货币属于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

对于涉及虚拟货币交易的行为是否有效，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可以认为相关公告、通知中虚拟货币交易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应当予以禁止，涉及虚拟货币的交易不受法律保护。也可以认为虚拟货币交易不是代币发行融资行为。如果交易行为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有效性和强制性规定，是可以受到法律保护的。

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案件越来越多。

针对涉及虚拟货币的案件，小撒表示，根据央行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虚拟货币不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不具备法定补偿和强制的货币属性，不具备与货币同等的法律地位。因此，虽然公民投资虚拟货币是个人自由，但这种行为不受我国法律保护，由此产生的后果和投资风险需要投资者自行承担。

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投资者投资虚拟货币，很不幸可能涉及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小撒说，如果只是最底层的投资人还没有通过推荐他人加入套现，那么用于投资的钱就是受害人的合法钱。根据《关于进一步防早芹好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第六十四条及前述规定，应当及时返还；但是，如果推广虚拟货币，从而获得现金，形成层级，已经触犯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那么从下线处收取的投资款、现金款等财物，就有可能被认定为非法所得，应当依法予以收缴。这些资金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非法所得。

今年5月，算法稳定货币TerraUSD(UST)和代币Luna暴跌，导致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崩溃。数据显示，目前比特币的价格徘徊在2万美元左右，与2021年11月创下的最高价格6.9万美元相比，已经下跌了70%。投资者损失惨重。

肖飒强调，目前我国法院首巧虽然认可了部分虚拟货币的商品属性和财产价值，但并未认可ICO及其代币的合法性。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相关问答：USDT是什么货币？要怎么兑换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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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虚拟货币被骗30万不立案吗

虚拟货币交易被骗公安机关立案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虚拟货币交易骗局一般涉及的人数多、范围广、金额小、匿名性较强。
【法律依据】:
公安机关收集取证较难、抓捕行动也难以进行，因为大多虚拟货币骗局的创世运营团队的信息是不公开的，无从取证，也许主谋被抓以后也会成为受害者。

随着虚拟货币的流行，与之相关的纠纷频频出现。近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宗因投资买卖虚拟货币引发的纠纷。法院提醒，虚拟货币的投资交易不受法律保护，投资者要保持清醒理性。


司法机关对犯罪案件或民事纠纷审查后，决定列为诉讼案件进行侦查或审理的诉讼活动，是诉讼活动的开始阶段。一般包含刑事案件立案、行政诉讼案件立案及民事诉讼立案。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立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有犯罪事实存在。

2．该犯罪事实依法需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有犯罪事实，但法律规定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能立案。

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不能立案；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

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

②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③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④依刑法告诉乃论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⑤被告人已经死亡的。

⑥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相关法院均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于2017年9月4日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规定，虚拟货币非我国规定的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因双方买卖的标的物为虚拟货币，故案涉买卖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交易造成的后果和引发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故对于上述原告的诉请均不予支持。

『陆』 辩护角度谈虚拟货币的“价值”

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一直对虚拟货币持高压态度，且政策层层加码。2013年五部委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否定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将其定性为特定的虚拟商品；到2017年，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币ICO；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下称《通知》），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并表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并将追究相关境内从业人员的法律责任。随后国内的交易平台或暂停中国境内新用户的注册并清退存量用户，或直接永久关掉了交易服务。

至此，笔者也认为，目前虚拟货币在国内已经终结。但与之相关的案件未来一段时间仍将高发。在相关案件的刑事辩护工作中，我们始终无法绕开虚拟货币“价值”的认定问题，往往需要对涉案的虚拟货币的“价值”进行举证及对其价格鉴定进行质证等工作。

下面我们以比特币为例，谈谈我们此类案件办理过程中，证明其“价值”来源的一些思路。

1 价值来源——“共识”和“信任”

我们的货币 历史 ，经历了实物货币到纸币，再到记账货币的变迁。何为记账货币？就是以数字记录方式确定归属和转移的货币，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生活中早已习惯脱离实体钱包，只使用手机扫码支付，这种便利正是来源于记账货币的充分应用，我们之间的相互转账只是在彼此银行账户的数字上做加减法，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双方记账过程。而这个记账的权利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各个银行、三方支付机构和央行负责，央行拥有整个国家大账本的记账权，即“中心化记账”的方式，而我们之所以认为纸币及这些“手机中的数字”具备“价值”，是我们基于对国家的“信任”，是国家在这些“数字”背后的信用背书让我们达成了它们具备“价值”的“共识”。

同样，黄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其作为货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信任”；钻石的价值，也同样是人们对其稀缺性及其背后的某种象征意义的达成“共识“”。所以， 价值的本质，其实是人们对特定物价值的“共识”和“信任”， 如果人们不对一个事物达成有“价值”的“共识”，那么很多我们认为“值钱”的事物，其实根本没那么“值钱”（包括钻石和国家发行的纸币）。

但纸币天然存在一个问题，无论是当年密西西比泡沫时期的法国政府，还是次贷危机和新冠期间的美国政府，都会出现无节制超发货币的现象，货币超发及经济危机往往引发通货膨胀，纸币大幅贬值。纸币之所以贬值，也正是人们对于政府发行货币的“信任”在大幅降低，而对于的黄金等物品“价值”的“共识”提升，进而金价上涨。虚拟货币鼻祖比特币诞生于2008年次贷危机后期的美国，在此背景下，针对主权货币的通胀问题，其被设计成“去中心化”和“总量恒定”等特性。

随着人们基于对这种“去中心化”虚拟货币达成“共识”，产生“信任”，虚拟货币才产生了“价值”。并随着达成“共识”、“信任”其“价值”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以比特币为例，2009 年1月，中本聪挖出第一枚比特市时，市场对此新生事物非常陌生，无法形成对其“价值”的“共识”，所以，此时比特币的价格为0美元。2010年5月22日，美国人拉兹罗首次用10000个比特币购买了25美元的披萨（首次比特币交易，拉兹罗也是首次使用显卡挖矿的人），那么它的价值变成了0.0025美元。2013年4月，塞浦路斯发生经济危机，当地居民不信任迅速贬值的塞浦路斯镑货币，而纷纷抢购比特币，导致比特币价格飙涨8.8倍。当2013年11月比特币达到8000人民币阶段高点的时候，中国五部委《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发布，严重打击了人们对其的“信任”，比特币价格随之大幅下跌，同样在2014年，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MTGox破产，冲击了人们对比特币的“信任”，让其价格跌入熊市……此外，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和最长链机制保证了比特币不可篡改，且每一枚币都可以追溯诞生及交易的 历史 ，具备不可伪造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增加了人们对其“价值”的”共识”。

所以，虚拟货币是基于人们对达成“共识”、形成“信任”的程度，而产生了其价值，并基于“信任”的程度大小，而直接影响其价格。

2 价值来源——“获取成本”

虚拟货币有两种获取发生——“挖矿”和“交易”。

先说说“挖矿”，以比特币为例，其原始产生就是由“矿工”、“挖矿”生成。“矿工”可以由身处全世界任何地点的任何人担任，“挖矿”是指“矿工”借助计算机算力，通过复杂的数学运算，求得方程式的特定解的过程，第一个求得特解的“矿工”能够获得新增“账本”的记账权，从而得到特定数量的比特币奖励。计算这个特定解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运算，同时比特币在设计之初就被制定了一套规则，算力每过一段时间需要调整一次，这意味着挖矿的难度也在上升，也让成本（主要是显卡等硬件）大幅提高。

同时，随着挖矿所需要的算力提高，挖矿难度增大，个人能挖到比特币的概率越来越小，也就逐渐发展出规模化的矿场，也就是聚合n多台矿机的算力一起挖矿，挖矿从个人挖矿转变为矿场或矿池，一个矿场的成本有：建设成本、设备成本、维护成本（包括店里成本和人工成本）、网络成本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那么虚拟货币的挖矿过程，同样投入了具体的（劳动力）“成本”，并且这个“成本”可以量化为具体的（虚拟货币）商品价格。早在比特币诞生的2009年，一个叫“新自由标准”的用户，就在比特币早期论坛上提成通“生产成本”计算比特币价格的方法。他认为一枚比特币的价值计算方法应为：计算机运行一年所需要的平均电量是 1331.5 千瓦/时，乘以上年度美国居民平均用电成本0.1136美元，除以112个月，除以过去30天里生产的比特币数量，最后的结果除以1美元，得出1美元=1309.03比特币的定价结论。

至于“交易”的获取方式，无论是直接使用法币交易，还是使用法币兑换虚拟货币后再进行交易的方式，只要最终能够与法币达成某种“汇率”的自由兑换，它背后自然存在确定的价值。

如我们在 《谈虚拟币诈骗案件的辩护要点》 文中所述，实务中我们需要区分非主流货币中的特殊币种，通常所称的类主流币（山寨币），他们在技术模式上与主流币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真实项目、基于区块链底层技术、按照其白皮书的规划执行，常见的山寨币有EOS、BTM。针对这类涉案虚拟币。在实际辩护中，我们应当重点证明这些 虚拟币符合流通性，与主流币或者法定货币能够自由兑换的特征 。

我们前年承办的浙江某虚拟币诈骗案，工作重点就是放在搜集其在境外某交易平台能与比特币自由兑换的证据材料，即证明该类非主流“山寨币”可以与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进行交易，最终能够变现成法币的特征，证明其具有财产属性。

此外，如无法达到上述标准的虚拟币，一般属于空气币和传销币。空气币，顾名思义，就是在实际发展中，没有任何产品或业务落地，单纯发币圈钱跑路而已，如已经跑路的英雄链、超级明星、太空链等等。传销币，则是打着区块链之名，行传销之实的货币，如此前轰动一时的深圳普洱币等，我们也在 《谈虚拟币传销案件的辩护要点》 一文对传销币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

由于区块链的“新 科技 ”外衣，加之其虚拟属性，导致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对其价值真实性的判断存在严重误区。我们认为，比特币为代表的主流虚拟货币去中心化，没有发行政府及权威机构做信用背书，且交易价格波动巨大，并不具备货币属性也不宜作为货币使用。但其本质上仍属于一种特殊商品，应定性为一种无记名的有价证券，这不仅于民法层面拥有充分的物权理论支撑，同时也能被进一步解释为《刑法》第92条所规定的“财产”，所以，针对该类型的网络诈骗，从鱼龙混杂的“币”中，区分出主流虚拟币以及可以流通的“山寨币”，是对抗诈骗指控的有力辩点。

3 价值来源——司法认定

1、十部委《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改变了主动民事判决中“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方向，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的认定虽受政策影响大，但尚不明确。

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则彻底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随后内蒙古、云南、安徽等省份及相关机构，先后发布了12条打击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的监管政策，这也同时改变了很多民事判决对“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

此前，北京海淀法院在王铁亮诉火币网一案判决中认为，并无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当事人进行比特币的投资和交易，当事人应当自行承担交易风险，双方缔结的 合同有效 ，虚拟币交易合同 不属于合同无效 的法定情形。

2018年10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在陈国贵与浙江亿邦通信 科技 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判决中也认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 并未禁止 比特币的生产、持有和合法流转，也 未禁止 买卖比特币“挖矿机”。故原告陈某主张买卖比特币矿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 合同合法有效 。且而交易中的买家不属于消费者，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不能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十部委《通知》发布后，多地法院的案例开始基于“公序良俗原则”认定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如北京东城法院在“勤某公司诉云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判决中认为：从性质上看，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挖矿”本质上属于追求虚拟商品收益的风险投资活动，投资者须自行承担相关投资风险；从行为效力上看，“挖矿”活动电力能源消耗巨大，案涉多台“矿机”日均耗电量极大，且生产交易环节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社会 稳定衍生风险突出，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性工具， 与《民法典》“绿色原则”精神相悖，属于行政法规禁止投资的淘汰类产业，违反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合同 ；从责任负担上看，比特币“挖矿”活动中出现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及由此引发的投资损失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因双方对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故相关损失后果亦应由各方自担 。

同时各地法院关于虚拟货币的认定也并不明确。

在（2018）浙11民终263号丁建强、陈映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因本案的虚拟货币非我国规定的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当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由于案涉标的物本身的不合法性，涉及该标的物的交易行为亦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认定因案涉合同无效。

2020年5月《民法典》颁布后，多地法院一改先前对于虚拟货币不予保护的态度，基于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要求，很多法院都采取认定虚拟货币合同有效的司法裁判。如2021年5月济南中院在(2021)鲁01民终3796号中对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予以认可。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所设虚拟货币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点，具备了权利客体的特征，符合虚拟财产的构成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涉案的公民的合法虚拟货币财产权益依法给予法律保护。

虽然主流裁判规则如此，但综合全国近几年的判决来看，对于虚拟货币交易合同是否有效的裁判标准并不统一。笔者认为，正是近年来国家对于虚拟货币投资一直持严厉态度，并频繁升级的监管政策，司法裁判才会短期内做出截然不同的判例，更把其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告，未来人民法院对虚拟货币纠纷案件也会更多的减少虚拟货币财产保护，需要公民自担风险。

2、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在司法实务中，虽然刑事领域对数字货币的财产属性仍存争议，但早在2017年七部委《公告》发布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浙10刑终1043号判决中即有认定：被害人金某付出对价后得到比特币，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也代表着被害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产，应当受刑法保护。因此被告人通过互联网窃取了被害人的比特币后，再将其售出所得款项计人民币20余万元到了其个人的银行帐户，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2020）粤0304刑初2号判决认为，以太币在中国境内岁不能作为货币流通个，但其作为一种虚拟财产，其所有者能够对持有的货币进行管理、通过特定方式进行支付、转移且能够使用货币公开进行交易，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属于刑法上的“财物”。

2013 年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 条规定“被盗财物有有效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所以被害人的账户信息变动详情可由代币交易平台出具证明。除此之外，刑事案件处理中还存在以当地物价局出具的比特币《价格鉴定结论书》为其价值依据，如“武宏恩盗窃案” (2016）浙10刑1043号，及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出具的虚拟货币价格证明，如“胡志凯盗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5）东刑初字第1252号。

所以在众多刑事判例中，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具备“价值”，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本文作者|郑夏律师，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硕士，，曾任职检察院、政府办等部门。先后获无锡优秀专业律师（刑辩类）、无锡市名优律师培养对象（优秀骨干律师）、无锡优秀律师团队（2016、2018、2020）、无锡律协优秀个人会员（2018、2021）、首届华东律师辩论赛优秀辩手、无锡优秀专业案例、江苏产业人才培训优秀讲师等荣誉。

『柒』 被朋友骗去买虚拟币钱被骗了

虚拟货币交易被骗公安机关立案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虚拟货币交易骗局一般涉及的人数多、范围广、金额小、匿名性较强。公安机关收集取证较难、抓捕行动也难以进行，因为大多虚拟货币骗局的创世运营团队的信息是不公开的，无从取证，也许主谋被抓以后也会成为受害者。随着虚拟货币的流行，与之相关的纠纷频频出现。近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宗因投资买卖虚拟货币引发的纠纷。法院提醒，虚拟货币的投资交易不受法律保护，投资者要保持清醒理性。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

『捌』 比特币是否属于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

根据文中公布的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书的电子扫描件，仲裁庭认为：“本案中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属于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103010第127条规定，法律对互联网上的数据和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我国目前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进行交易。”

北京仲裁委公布的与主流不同的判决，再次凸显了比特币涉及的虚拟货币纠纷的争议性。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的背景下，如何统一此类案件的司法裁判标准，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合法性争议：全部非法，还是部分合法？同一款，两种解读。半年前的《通知》是明确了所有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活动，还是只将虚拟货币活动作为非法金融予以禁止？

可以说，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如果受中国法律保护，其前提是必须符合《民法典》中对虚拟财产的认定。

可以看到，在上述案件的“认为”部分，北京仲裁委提出：“本案中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属于虚拟财产。”

那么，虚拟货币真的属于虚拟财产吗？

对于这一认定，第一个争议点是各方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解释空间。

如前所述，《民法典》确实承认了虚拟财产的法锋绝律地位，但没有明确虚拟财产的构成要件，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也不明确。

唯一涉及的是2013年12月央行等五部委发布的《民法典》。其中，在定义比特币的属性时提到：“在性质上，比特币应该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同等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使用。”

需要说明的是，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王锦在2020年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号文中指出，虚拟物品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唯一与之法律上近似的概念是《从比特币的法律性质谈比特币纠纷的裁决思路》号(2021年1月1日起废止)第127条规定的虚拟财产。

另外，上述行政法规只提到了比特币，没有谈到其他虚拟货币属性。

也有律师持否定观点，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监管体制下，虚拟货币无法获得合法地位。

他进一步指出，由于2021年9月央行、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门发布的银含姿《民法总则》(以下简称《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款第一句明确提到“与虚拟货币有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因此虚拟货币失去了合法性，无法受到法律保护。

但也是基于本《通知》第一条第二款，但该款第二句是北京仲裁委引用的：“涉嫌非法买卖代币、擅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经营期货业务、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以及以中央对手方身份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代币发行融资、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等其他与虚拟货币相关的经营活动。

因此，北京仲裁委认为，《通知》并未禁止一切以虚拟货币为标的的交易活动，而是将与虚拟货币相关的经营活动作为非法金融活动予以禁止。

刘洋也同意北京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他说，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只有涉嫌非法金融活动才应该受到控制，而不是所有与金钱相关的行为，比如持有虚拟数字货币。持有本身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

对于《通知》发布后的部分合法性，刘洋引用了第一条第四款第二句话：“法人、非法人组织、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反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所有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的民事法律行为都老羡被认定为无效，就不需要加上‘违背公序良俗’这句话。”刘洋认为，只有在投资行为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下，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才能无效。换句话说，如果投资行为不违反公序良俗，民事行为是有效的，有效的后果是受法律保护。

回到本文开头的判决本身，北京仲裁委的审理也包含了其对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宽容审慎的判决思路。

《通知》颁布前，王锦在前述文章中指出，在民商事审判中，一方面要考虑监督的相关规定，支持监督机构依法有效行使监督职能；但也要严格区分民商事审判和行政监督的不同职能。

“最好从法律角度看待行政监督领域的这种禁止性规定，不要过度干预。”王锦认为，在不明显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不明显损害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应尽可能保障双方的契约自由。

“在大多数商人和律师看来，比特币明显具有财产属性，但监管发声，司法系统必须尊重。”夏海龙对此有明确的看法。在我国目前的监管体制下，虚拟货币无法获得合法地位。

审理尺度不同：对虚拟财产的认定存在差异。在司法实践中，北京、上海等地多家法院认可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具有虚拟财产的属性，而更多地方中级法院不认可比特币以外的虚拟货币的属性。一些法院承认比特币是虚拟财产，但称其“缺乏合法的经济评估标准”。

不同当事人对虚拟货币的法律性质和国家相关规定的把握，加上审判的价值取向，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例如，2021年8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3第10254号]认为，比特币的物理存在形式是数字代码，存在于网络空间，可以用现有的计量标准量化其价值。因此，根据法律规定，比特币可以视为网络虚拟财富。

产的特征，具有物的属性。

2021年11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1民终11624号】认为，BSN币作为一种虚拟货币，是使用矿机（超级计算器）连接指定矿池根据特定算法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后所获得的奖励。从其产生的过程看，挖矿的过程凝结了人类的劳动成果，具有一定价值；由于其特定的程序和算法的限制，也不可能无限生成，具有稀缺性；挖出之后，所有权人可以上特定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兑现，可以进行使用支配。BSN币具有虚拟财产的属性，可以作为普通商品进行交易。

与此同时，更多的地方中级法院则对除比特币以外的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不予认可，部分法院认可比特币作为一种虚拟财产，但称其“缺乏合法的经济评价标准”，故最后的审判结果还是指向“诉请不予支持”“合同无效”“不属于民事诉讼案件受案范围”“风险自担”。

比如，2021年7月，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4民终2401号】认为，由云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创立的数字代币CC币是未经批准由平台发行，数量由平台自由发放，并不凝结人类抽象劳动，且无法用现有的度量标准度量其价值，因此该数字代币不属于网络虚拟财产，不具备商品的流通性。

2021年11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湘01民终11978号】认为，案件中涉及的虚拟货币既非货币，亦不具备虚拟财产的商品属性，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的行为，涉嫌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故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

2021年12月，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黔03民终9625号】认为，以太坊不由当局发行，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也不具有种类物的属性，亦无法用法定货币进行量化。

2023年2月，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10民终352号】认为，比特币作为一种虚拟财产，缺乏合法的经济评价标准，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产生的风险应当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纠纷案件还面临哪些裁量难题？

娄鹤表示，相关案件面临取证难、司法程序处置难等困境，由于虚拟货币的技术属性，在案件处理中会涉及信息壁垒、域外取证及认定标准不统一等；对虚拟财产进行冻结、委托第三方处理等。

“一方面，我国已经明确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义为非法金融活动，因而否定了基于虚拟货币主张经济利益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其他国家并未禁止虚拟货币，行为人又的确能够通过虚拟货币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夏海龙指出，在涉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中，如何对相关的“盗窃”、诈骗行为定罪、犯罪金额如何认定等问题均存在较大争议，亟待解决。

娄鹤也认为，此类案件在经济损失的认定上有难度。“目前相关认定标准不统一，去中心化特点导致虚拟货币在不同市场的价格差异，价格波动较大。”他说道。

其实，国内在目前审判尺度不一的情况下，对于承认虚拟货币财产价值的纠纷案件，便存在着价值认定的“矛”与“盾”。

判例中的比特币价值：零、市场价，还是共同认可价格？“《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中亦认可比特币属于‘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虽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但仍具有财产性价值，如果一概拒绝予以保护，对当事人而言恐有失公平。”

以全国首例涉比特币的仲裁裁决撤销案件【（2018）粤03民特719号】为例。

2017年12月2日，当事人签署的一份协议中规定，高某要分三期将李某委托其进行理财的数字货币资产（20.13个比特币、50个比特币现金、12.66个比特币钻石）全部归还至李某的电子钱包。

结果，该协议签订后，高某未履行合同义务。

李某遂根据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要高某归还上述数字货币资产相等价值的美金和利息等诉求。

仲裁庭经审理认为，高某未依照案涉合同的约定交付双方共同约定并视为有财产意义的比特币等，构成违约，应予赔偿。

在比特币的财产价值上，仲裁庭参考李某提供的okcoin.com网站公布的合同约定履行时点有关BTC（比特币）和BCH（比特币现金）收盘价的公开信息，估算应赔偿的财产损失。

高某宇随后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深圳中院撤销上述仲裁裁决，撤裁的主要理由是该仲裁裁决违反我国公共利益。

具体而言，高某主张，根据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自2017年9月4日起，任何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

因此，自2017年9月4日起，okcoin.com网站提供数字货币的交易及定价均为非法。仲裁裁决认定高某赔偿李某与比特币等值的美元，再将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实质上是变相支持了比特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兑付、交易，因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故仲裁裁决应予撤销。

2021年11月份，北京仲裁委官网发布的《中国商事仲裁年度观察（2021）》（下称《年度观察》）中，将该案称为全国首例涉比特币的仲裁裁决撤销案件，亦是近年来法院确认仲裁裁决违背公共利益并予以撤销的极少数案件之一。

根据《报核规定》第3条，人民法院认为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之仲裁裁决违背公共利益而拟予撤销的案件必须逐级上报最高院批准。

也就是说，该案结论已得到最高院背书，因此结论具有可参照性和可复制性，对未来司法和仲裁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年度观察》认为，《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中亦认可比特币属于“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虽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但仍具有财产性价值，如果一概拒绝予以保护，对当事人而言恐有失公平。

而在上海部分法院的判决中，在确定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价值时，并未如上述仲裁裁决一样采用第三方平台所公布的比特币市场价格，而是采用当事人共同认可的价格作为标准，以此避开了监管部门对虚拟货币的兑付、定价和信息中介的禁止性规定。

“如何在不违反国家货币政策的前提下客观公平地确定虚拟货币的财产价值并对其予以保护，是未来司法实践需要解决的难题。”《年度观察》提到。

娄鹤认为，在民事及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都不可避免涉及虚拟财产都定价问题，通常可以参考标准有：根据用户真实货币的投入计算；根据市场交易价格来确定；网络运营商确定的定价；根据受害者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来确定。

相关问答：请问中国唯一合法虚拟货币是什么？

我国并没有一种合法虚拟货币的。对于虚拟货币（比如比特币）中国目前没有说不合法，但也没说合法，只是禁止虚拟货币的交易，但是还是有很多中国人交易，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对相关行为作出了明确规范，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公告》明确指出，代币发行融资中使用的代币或“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虚拟货币：比特币

『玖』 虚拟货币骗财怎样追回

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可以选择了报警的方式解决，报警之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于这类方式要回财产的可能性较小，而且比较普遍而简单，除了追求刑事责任之外，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挽回财产的方式。1、主张合同无效不管是否收到代币，都可以主张合同无效。具体理由为：代币买卖合同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于2017年9月4日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的规定：“代币发行融资中使用的代币或“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属于违法法律、行政犯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该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被告应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2、主张解除合同主张解除可以用于未交付代币的情况，由于买币方支付了财物，卖方并未支付相应的代币，则可以主张解除合同，主要依据是《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

『拾』 我国出现首例网络虚拟财产纠纷案是多少年

我国出现首例网络虚拟财产纠纷案是2003年
“虚拟财产”并非财产

——析我国首例“虚拟财产失窃”纠纷案
黄 龙
内容摘要：在网络游戏的语境中，“虚拟财产”实际上已演变为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它建立在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就是“虚拟财产”的错误判断之上，进而导出“虚拟财产”就是财产的荒谬结论。游戏者通过进行网络游戏而取得的“虚拟物品”并非财产，但在法律上可定性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通过电子数据表现出来、在特定条件下游戏者依法可以享有某些权利但不具有财产属性的劳动成果。

关键词： 网络游戏 虚拟物品 虚拟财产 无形财产

（一）“虚拟装备”失窃起讼争

2003年11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国内首例“网财”被窃案并作出判决。备受玩家和公众关注的全国首例网络游戏虚拟财产案终于一审审结，原告李宏晨如愿要回了自己丢失的“武器”。

河北的网络游戏玩家李宏晨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共花费几千个小时的精力和上万元的现金，在一个名叫“红月”的游戏中积累和购买了虚拟的“生物武器”几十种。但在2003年2月17日下午，当他再次进入游戏时，却发现自己库里的所有武器装备都不翼而飞了，包括3个头盔、1个战甲、2个靴子等虚拟物品。于是他想到了报警，但警方却以技术力量不足拒绝立案。后经查证，这些“装备”被另外一个玩家盗走了，李宏晨找到游戏运营商北极冰科技发展公司进行交涉，但该公司却拒绝将盗号者真正数据交给李宏晨，于是，李宏晨以游戏运营商侵犯了他的私人财产权为由，将北极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请求被告赔偿他丢失的各种装备，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0元等诉讼请求。2003年8月27日和11月5日，朝阳区法院分别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虽然虚拟装备是无形的，但在网络游戏环境中是无形财产的一种，所以应该获得法律上的适当评价和救济。由于玩家参与游戏时，获得游戏时间和装备的游戏卡均需以货币购买，所以虚拟装备具有价值含量。被告经营网络游戏，原告是参与该游戏的玩家之一，双方形成消费者与服务者的关系。由于被告无法证明原告装备丢失的原因，也没有证据表明原告的密码有证人之外的其它人员知道，因此可以认定被告在安全保障方面存在欠缺，应对原告物品的丢失承担保障不利的责任，原告主张的丢失物品可由被告通过技术操作对已查实的物品进行回档。据此，法院判令运营商对李宏晨在“红月”丢失的虚拟装备予以恢复，并返还其购买105张爆吉卡的价款420元，以及交通费等其它经济损失共计1140元。但驳回了精神损害赔偿等其它诉讼请求。判决后，原告与被告都表示不满。[1]12月30日，被告北京北极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该案的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认为法院对其在网络游戏运营中的安全防护职责的认定有误，不应由其承担虚拟装备被盗的赔偿责任。[2]

（二）“虚拟物品”能否作为游戏者的财产保护？

前案的处理，关键在于能否正确认识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的法律属性，即从法律上对“虚拟物品”进行正确定性。在“虚拟物品”能否作为游戏者的财产看待与保护问题上，国内法律法学界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认识与主张。

一些人持反对意见。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1、游戏者在网络游戏中获得的财物完全是虚拟的，只是在特定游戏中的内容信息，如同在比赛中取得的分数，其本身不具有价值。有人称：“它本身就是不存在的，要求法律或个人为不存在的东西负责，我认为很可笑”；2、虚拟物品的价值是虚拟的。虚拟财产对于着迷的游戏玩家来说，它们是昂贵的。而对于其它人来说，这些东西又是一文不值的；3、“虚拟财产”是资料而不是财产。有人认为，就本质而言，“虚拟财产”不过是存储在网络服务器中的各种数据和数据，而且完全是无形的，这种虚拟的所谓财产，不能算是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因为作为游戏玩的过程当中积累的这些装备和武器本身来讲，没有任何经济意义，它就是用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组数据，这些数据在计算机游戏这个软件里面运行的时候，可能是起到了某种作用，本身独立出来，没有任何意义；4、将“虚拟物品”视为网络游戏者的财产缺乏法律依据。有人认为，目前我国还没有将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列入法律保护的范畴。

但似乎有越来越多的法律人士认为“虚拟物品”存在着其固有价值，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赞成者的主要理由是：“虚拟物品”属于无形资产。根据我国的立法精神以及民法的规定，公民的财产应受法律保护。“虚拟财产”属于无形资产的一种，自然要受法律保护。如北京大学法学院钱明星教授认为：“它既然可以交易，那也就是说它既有市场价值，也有交换价值，这种属性就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明虚拟财产具有财产性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也认为“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虚拟财产既可以从游戏开发商处直接购买，也可以从虚拟的货币交易市场上获得，因而虚拟财产已经具有了一般商品的属性，其真实价值不言而喻。从法律对财产的定义来看，虚拟财产也应得到保护，网财的获得往往经过持有者的个人劳动（练级）、真实财物付出（购买游戏卡）、市场交易（买卖装备），网络虚拟财产已经具备了真实财产的基本特性”。[3]

此外，有人专门撰文就 “虚拟财产”属于财产的观点进行过具体论证：1、虚拟财产的获得，主要是通过个人的劳动，同时客观存在着伴随性的财产投入；2、虚拟财产的获得，可以通过实际购买的方式获得 ；3、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之间存在着市场交易；4、虚拟财产与真实货币的固定兑换方式已经存在 ；5、虚拟财产所有者对虚拟财产的重视性与日俱升。[4]

比较权衡之下，笔者持反对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反对者的具体观点与理由。因为反对者的反对理由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与实质，没有就“虚拟财产”是不是财产这一问题进行充分的法律论证，而是仅就某些现象进行主观评论与批判。笔者的基本观点是：“虚拟财产”并非财产。在网络游戏的语境中，“虚拟财产”实际上已演变为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这是导致赞成者的观点与理由背离常识的重要原因。“虚拟财产”概念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它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它建立在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就是“虚拟财产”的错误判断之上，进而导出“虚拟财产”就是财产的荒谬结论。只有走出“虚拟物品”就是“虚拟财产”这一认识误区，重新审视和认识 “虚拟物品”的法律属性，才能正确回答它是否属于游戏者的财产这一问题并且给出合理的法律解释。财产有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之分，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既非游戏者的有形财产，亦非其无形财产：

其一，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并非民法上的物，不是有形财产。理由是：
1、不具备物的特性。民法上的物，通常是指能够为民事主体支配和利用的物质对象，能够独立存在并能为人所控制。“虚拟物品”只能依附在特定网络游戏软件中，不能独立存在。

2、不具有物的价值特性。作为财产的物，必须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些价值必须是客观存在而非虚拟的，而“虚拟物品”根本不可能具有物的价值特性。就事物之间的联系看，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不外是游戏程序对游戏胜利者的奖励。换言之，它们只是一种游戏成果或成绩，是游戏者的游戏技能及水平的象征。乍看起来，“虚拟物品”似乎具有某些价值，它们的存在与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游戏者的娱乐需要、增强了游戏的娱乐功能和让游戏者的获得充分的主观体验等。但这只是一种错觉，因为这些价值其实是特定游戏程序本身的价值体现而非“虚拟物品”的价值。任何“虚拟物品”只会有“虚拟价值”，而不可能象现实中的物一样具有为人们普遍认可的真实价值。

3、缺乏一切物应有的自然属性。现实生活中的物种类繁多且具有不同的自然属性。如猪肉能作食品、毒药有毒性和爆炸物具有高度危险等。而网络游戏中一切虚拟的同类物，根本不具有这些自然属性。

其二，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也不是游戏者的无形财产，因为：

1、“虚拟物品”虽然具有无形财产的形态与特征，但它们并非游戏者所创造。游戏者获得“虚拟物品”，是按照游戏设计者事先设计的程序和规则进行游戏并取得胜利的结果。在游戏过程中，游戏者没有也不可能对“虚拟物品”的产生进行任何创造性的劳动。而任何一种知识产权的产生，都与创造性劳动分不开。即使将游戏中的“虚拟物品”视为无形财产，其知识产权也只能属于特定游戏的设计者或开发者。

2、“虚拟物品”与特定网络游戏在使用上具有不可分离性，故不能分离或转化为游戏者的无形财产。作为附属性内容，它们存在于特定游戏软件中，其使用价值的发挥依赖于特定游戏程序。“虚拟物品”缺乏独立存在和独立发挥的价值，这注定了其知识产权不可能由游戏者拥有或与知识产权人分享。

3、“虚拟物品”缺乏成为游戏者无形财产的客观条件。游戏者根据其与游戏网站合同通过游戏胜利而取得“虚拟物品”，而并不与特定网络游戏的知识产权人发生涉及知识产权转让方面的法律关系，这在客观上排斥了游戏者取得虚拟物的无形财产权利的可能。更何况，游戏者拥有这些虚拟的物，是有时间条件和其它条件限制的。如合同约定的时间是否已经届满、当事人是否续签合同和网站是否还提供此类游戏消费服务等。

4、具有可交易性并不意味着“虚拟物品”就是游戏者的无形财产。依经济常识分析，无形财产固然具有可交易性，但具有可交易性的东西却未必是于财产。网络游戏中的“头盔”、“战甲”等“虚拟物品”在现实中的确可以成为交易的对象。表面上看，这种交易似乎属于无形财产的买卖，但其实不然。“虚拟物品”交易主要有三种不同类型：一是游戏者之间进行的交易；二是网络游戏运营商与游戏者进行的交易；三是特定网络游戏知识产权人与购买者包括游戏者进行的交易。从法律角度观察，这三种交易都不属无形财产交易，也不能说明“虚拟物品”属于游戏者的无形财产：
（1）游戏者之间就“虚拟物品”进行交易，本质上是劳动或劳动成果的交易。即“虚拟物品”的拥有者向另一方游戏者出卖其劳动或劳动成果。因为“头盔”、“战甲”等“虚拟物品”的取得，依赖于拥有者即游戏者的智力水平、游戏技巧、游戏水平投入的时间和成本。游戏的过程，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被看作为一种特殊劳动即智力劳动过程，这正是法律允许游戏者进行“虚拟物品”交易或“转让”的根本原因所在。作为交易客体或对象的劳动成果，未必就是知识产权或有形财产。要知道，劳动成果、知识产权和无形财产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2）网络游戏运营商与游戏者之间的交易也并非属于无形财产或知识产权交易（有效与否还取决于特定游戏知识产权人是否允许，因为运营商的知识产权产品所有权是受知识产权限制的），在本质上同样属于游戏消费交易，只不过它表现为一种从合同关系。这种从合同建立在游戏规则（依网络游戏规则，获得“虚拟物品”的途径是取得游戏胜利）之外，同样属于游戏消费合同，游戏者需要进行网络游戏消费才能使“虚拟物品”交易具有实际意义。
（3）知识产权人与购买者进行的交易也不属无形财产交易，而是知识产权产品的交易，在法律上应视为物的交易。依所有权法律规定，购买者取得该知识产权产品的所有权，任何人包括、知识产权人和网络运营商等都依法负有不得妨碍和不得侵害购买者的所有权的法定义务。可见，法律对购买者权利的保护，是针对真实的特定知识产品即物的所有权，而不是针对知识产品中的“虚拟物品”。

而“虚拟财产与真实货币的固定兑换方式已经存在”的事实，仅表明网络游戏消费或交易方式发生变化而已，同样不能证明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是无形财产为正确命题。

5、“虚拟物品”的重要性与其是否属游戏者的无形财产无关。以“虚拟财产所有者对虚拟财产的重视性与日俱升”论证“虚拟物品”就是财产的观点更是片面和荒谬的。理由很简单，“虚拟物品”对游戏者的重要性与“虚拟物品”的法律属性是完全无关的。

综上所述，游戏者通过进行网络游戏而取得的“虚拟物品”并非财产，但在法律上可定性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通过电子数据表现出来、在特定条件下游戏者依法可以享有某些权利（如占有权和使用权等）但不具有财产属性的劳动成果。

（三）判决缺陷与思考

基于上述思考，结合“虚拟财产失窃”纠纷案的具体案情，笔者认为一审各项判决结果都是正确的，但判决中存在着明显的说理缺陷。本案案件类型新颖且属全国首例诉讼案，大众传媒的关注又使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判决说理缺陷可能会引起某些负面影响，如误导同类纠纷案的定性、造成判决基础不牢、影响正确适用法律和妨碍正确认识的生成等。因此，应当重视反思判决之不足。

1、判决中认定虚拟装备属无形财产缺乏法律依据。应当承认，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装备的确具有知识产权即无形财产的价值与属性，但那是针对游戏的设计者或其它知识产权权利人而言的。由于使用者并没有对这些虚拟装备的产生做出过任何创造性劳动或贡献，故虚拟装备上的知识产权或无形财产权不可能属于纯粹的游戏产品所有人或使用者，包括通过购买方式取得特定网络游戏的运营商和游戏者。如此看来，法院将案中争议的虚拟装备定认定为属于原告的无形财产（如果不是认定属于原告的无形财产，这对判决又是毫无意义的）是没有丝毫法律依据的。

不认定虚拟装备属无形财产并不会妨碍法院依相关法律规定妥善处理本案中的虚拟装备丢失问题：首先，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游戏消费合同关系。依此类合同要求，运营商有义务妥善保管游戏者的虚拟装备，即游戏后形成的专属于游戏者的特定资料。依合同法，原告游戏虚拟装备的丢失，可推定被告有过错；其次，原告也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其曾拥有案中的虚拟财产；最后，被告具备恢复虚拟装备的条件。网络游戏运营商可控制服务器数据，了解玩家活动情况，对玩家有严格的保障义务，故被告应对原告物品的丢失承担保障不利的责任。

2、判决中认定本案中的虚拟装备具有价值含量不合逻辑。游戏者与游戏运营商之间的合同性质是游戏消费合同而不是游戏产品买卖合同。依此类合同，运营商的主要义务是提供特定网络游戏服务并保证向游戏者提供约定的玩游戏的时间。要说有价值，其价值也只能体现在游戏时间上。花钱玩游戏与游戏中的“虚拟物品”是否具有价值没有任何的逻辑联系。而游戏者专门购买装备的游戏卡即“虚拟物品”，充其量只产生一种从合同关系，其主合同仍然是在游戏者与运营商之间发生的特定网络游戏消费合同。这种交易，依然不能说明“虚拟物品”本身具有现实价值。

有报导称：韩国以及我国台湾、香港等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均明确承认“网财”的价值并加以刑法保护，并已出现诸起侵犯“网财”刑事判决的先例。韩国就明确规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角色和虚拟物品独立于服务商而具有财产价值。服务商只是为玩家的这些私有财产提供一个存放的场所，而无权对其作肆意的修改或删除，这种“网财”的性质与银行账号中的钱财并无本质的区别。5撇开其真实性不谈，笔者注意到，报导内容是相当模糊的，人们无法就此展开必要的法律评说，也无法从中得出“网财”即“虚拟财产”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已被法律视为财产的结论。将“网财”纳入法律调整的视野，未必就是因为“网财”属于财产的缘故。例如，我国合同法也保护“网财”，这不能当然地认为法律在保护以“网财”形式出现的游戏者的财产。退一步说，假使果真上述国家或地区存在明确规定“网财”就是网络游戏者的财产的立法，我们也需要对之进行全面而严密的考察，探知其立法初衷、立法方法、具体调整手段和立法利弊等问题，深入了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网络游戏“虚拟物品”的各种交易方式，才能断定其立法是否科学和是否具有借鉴价值。显而易见，光考虑立法的必要性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要看立法有无科学性和可行性。

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具有复杂性法律属性并涉及到不同的法律规范，依现行法律规定保护“虚拟物品”，还存在着许多客观障碍或困难：

1、侵权难防。众所周知，包括网络游戏在内的网络安全目前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尽管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都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如采取了一系列安全防范措施防止非法外挂和密码保护等，但盗窃密码账户和玩家虚拟装备的事仍层出不穷，而且受害者往往无法知悉侵权者及其详细情况。调查显示：六成玩家虚拟财产经常被盗。从目前的条件看，法律对此类侵权行为的应有的一般预防功能难以得到发挥。要想减少此类侵权现象的发生，必须强化网络游戏的安全监管。

2、举证困难。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网络游戏玩家在注册网名时都是使用虚拟身份或虚拟数据，并且仅注重网名与密码的记忆与保存而忽视其它注册数据的保存。一旦密码失窃，便很难证明自己的特定网络游戏账号的合法使用者和“虚拟物品”的拥有者。而涉及到特定网站以外的第三者侵权，要证明被告是网络世界中的某个人，更上难上加难。2003年底，一网络用户状告网络游戏服务商侵权的诉讼案，便因不能举证证实自己是网络游戏“决战-冰风传奇”中“shellcx”游戏账号的注册者身份，其诉请判令被告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恢复网络游戏账号“shellcx”正常使用并在公开致歉的诉讼请求便被法院判决驳回。6

3、具体责任难定。在肯定侵权事实的前提下，如何承担具体的侵权责任和确定侵权责任大小也并非易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虚拟价值的现实评价机制与法律保护方法尚未形成。由于涉及到网络技术与立法技术对接方面的问题，网络游戏侵权立法与司法的难度都非常大。

4、平衡利益困难。在一切网络游戏纠纷中，可能涉及到网络游戏知识产权人、游戏运营商、游戏玩家、网络管理者和第三人包括侵权人的利益的保护问题。而平衡各方利益并非易事，它不仅要考虑到法律的公平原则要求，还要尊重合理的网络规则包括网络游戏消费规则。不仅要从宏观上保证公平原则的贯彻，还要从微观上根据不同类型的权利、侵权性质与不同的侵权方式等区别对待。更重要的是，立法与司法都必须充分考虑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的不同法律属性，才能决定具体的保护方法。

“虚拟财产失窃”纠纷案进入诉讼程序的意义与价值，决不仅仅限于一个官司输赢所直接体现出的东西。它在反映民众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的客观现实的同时，也悄悄地向人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网络时代的民事纠纷很精彩，但也非常复杂。这些新型纠纷正对法学家和法官的观念与能力提出新的挑战，也向法学、立法和司法提出了很多人们前所未遇的新问题。如何从容面对网络时代的法律挑战和交出合格答卷？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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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通讯地址：南宁市广园路25号 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邮政编码：530023

（本文载中国互联网协会会刊《互联网天地》2004年第2期，发表时篇幅略有删减）

1综合2003年12月19日《北京娱乐信报》和中国法院网相关报导。
2荆龙：《北京首例虚拟财产案被告方提出上诉》，载2004年1月1日《人民法院报》第四版。
3 援引自中央电视台相关节目报导：《聚焦国内虚拟财产保护第一案 虚拟财产如何保护》（http://www.cctv.com/news/financial/inland/20031221/100182.shtml）
4于志刚：《关于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法律性质的思考》，载2003年7月10日《法制日报》第九版。
5武侠：《“网财”挑战法律空白》，载2003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第十六版。
6张嘉林：《虚拟网络世界游戏账号主人难寻》，载2003年12月12日《法制日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