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某币虚拟货币审计定性

⑴ 因委托他人抄虚拟货币的行为如何定性

我国明令禁止虚拟货币交易，这类委托理财行为在我国不受法律保护，造成的后果只能自行承担。

“炒币”血本无归打官司，被法院驳回。

虚拟货币是指非真实的货币。知名的虚拟货币如网络公司的网络币、腾讯公司的Q币，Q点、盛大公司的点券，新浪推出的微币（用于微游戏、新浪读书等），侠义元宝（用于侠义道游戏），纹银（用于碧雪情天游戏），2013年流行的数字货币有，比特币、莱特币、无限币、夸克币、泽塔币、烧烤币、便士币（外网）、隐形金条、红币、质数币。全世界发行有上百种数字货币。圈内流行"比特金、莱特银、无限铜、便士铝“的传说。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的通知、公告，虚拟货币不是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公民投资和交易虚拟货币不受法律保护。

2021年5月18日晚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发布《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公告明确表示，有关机构不得开展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同时提醒消费者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财产和权益损失 。

⑵ 买卖虚拟货币的司法解释

法律分析：虚拟货币是指在虚拟空间中，特定社区内可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货币。广义的虚拟货币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为与实体货币无关的虚拟货币，此种货币只可以在封闭的虚拟环境中使用，通常是网络游戏中的货币。第二类为单向兑换型虚拟货币，此种货币通常只可以在虚拟环境中使用，但有时候也可以用来购买实体商品和服务，如各种超市、网站的积分、点数等。第三类为双向兑换型虚拟货币，此种货币有买入价和卖出价，包括由专门发行机构发行货币的或者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例如比特币、莱特币。虚拟货币不是法定货币，法定货币是法律赋予其具有在一国境内广泛流通，不受地域、行业、支付对象的限制，可用于偿付一切债务，具有绝对债务偿付效力的货币。上述监管文件对虚拟货币定性为：虽然虚拟货币被称为“货币”，但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因此，虚拟货币不是法定货币，禁止虚拟货币以法定货币身份从事交易活动。虚拟货币是一种虚拟商品，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持有虚拟货币，监管政策也未对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予以否定。监管政策认可虚拟货币在性质上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禁止从事的与虚拟货币相关的行为，由于虚拟货币不是法定货币，因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除此之外，对于特定主体，还不得从事相应禁止行为：一是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涉及虚拟货币的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不得承保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将虚拟货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服务；二是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开展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

法律依据：《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 要求会员机构不得开展虚拟货币交易兑换以及其他相关金融业务，坚决抵制虚拟货币相关非法金融活动，不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账户和支付结算、宣传展示等服务，同时提示社会公众加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要参与虚拟货币相关交易炒作活动，谨防个人资金受损。

⑶ 虚拟货币被判为是违法行为，这是为什么呢

引言：虚拟货币的发展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在刚开始的时候受到人追捧，有很多的人为虚拟货币做宣传。而如今的虚拟货币交易也被有关部门判为了违法行为，这也让很多人都感觉到挺意外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三、不要参与相关的活动

因为虚拟货币已经被判为了违法行为，那么参与虚拟货币的投资、交易，甚至组建平台都是属于违反的，就算签署的活动也是无效的。一旦是被查到的话，那么要接受牢狱之灾的。

⑷ 虚拟货币诈骗立案标准

对于虚拟货币诈骗立案标准并不明确。
主流观点是比特币之类的虚拟币具有市场价值，可以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如果诈骗虚拟币达到立案数额的，成立诈骗罪。根据相关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就会成立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犯罪构成主要有：
1、欺骗行为，欺骗行为的内容是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
2、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欺骗行为必须使对方产生或者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即使受骗者在判断上有一定的错误，也不妨碍欺骗行为的成立。
3、使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处分财产的具体表现通常有直接交付财产、承诺行为人取得财产、承诺转移财产性利益、承诺免除行为人的债务等。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使他人放弃财物，行为人拾取该财物的，也宜认定为诈骗罪。
4、行为人或者第三者获得财产，欺骗行为使对方处分财产后，行为人或第三者获得财产。
5、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根据相关规定要求诈骗罪的既遂情形是欺骗行为导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或者导致发生了财产损失的紧迫危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⑸ 所有虚拟货币交易都是犯罪开设交易所是否一定构成非法经营罪

根据9月24日10部门公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第二条，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这些业务活动包括法币交易，币币交易、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币、为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业务，而这些业务活动基本涵盖了发币行为、交易行为、衍生品投资等等，这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虚拟货币投资或者交易行为，都会被认定为一种非法金融活动？

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10部门通知的第四条，就会和第二条内容产生内容矛盾。新通知的第四条是对参与投资虚拟货币的风险提示，其提到，任何主体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该规定的意义在于，警告相关投资风险，但是如果不违背公序良俗，即相关投资活动的民事法律行为则有效。

但是有观点认为，如果按照第二条的规定，所有的币币交易、法币交易行为都是非法金融活动，这种非法性的前提下，所谓的投资行为，也应该包含在这种币币交易或者法币交易行为内，也属于一种非法金融活动，既然属于非法，那自然应该是无效行为，而不能观察其是否符合公序良俗。因此，有观点就认为该两条规定存在内容上的矛盾之处。

笔者认为，这两条并不存在矛盾，以上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分清第二条和第四条内容针对的主体或者行为模式。

对于此问题，相比于2017年的七部门94公告《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其对于非法金融活动的概念仅仅限于代币发行融资这一种活动，但是2021年92410部门新通知，则将非法金融活动的概念范围扩展到几乎所有与虚拟货币有关的发行、交易活动，未来可能还是进一步把去中心化金融的智能合约也纳入其中，比如相关借贷、质押、存储等等活动。

2.虚拟货币交易所的非法经营定性路径基本明确

期货合约业务是明确的入罪红线，触碰必刑

此前94规定中，所有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但相关刑事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其相关罪名问题，只是在代币融资发行中，提到的涉嫌犯罪有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

而在最新的924新通知中，对于相关非法金融活动涉嫌罪名的列举，增加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罪名即非法经营期货业务。而根据刑法规定，非法经营期货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而此处的“情节严重”，数额标准并不高，犯罪金额达到30万即可刑事立案。

而在924的新通知中，通知所列举的法律依据，相比94规定，也增加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这是因为，当前大量的虚拟货币交易所，不仅仅会提供币币交易等信息中介服务，也会提供数字货币投资的保证金投资合约投资业务，衍生还会有相关融资融券等金融业务，这些业务，一旦涉及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就可能被定性为开展未经批准的期货业务，一旦金额达到30万以上，就涉嫌非法经营罪。

3.非法经营罪的另一个路径：擅自开设金融类业务交易所

现实中，还有一类交易所，只提供otc交易服务，不提供其他任何合约或者其他区块链金融服务，是否就不会涉嫌非法经营罪了？

目前来看，答案并非如此乐观。

而本次新的通知中，依照的法律法规文件比较引人注意的还包括《国务院关于清

理整顿各类地方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

其中，《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明确规定“从事保险、信贷、黄金等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必须经国务院相关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而一旦开设交易所提供了数字货币的交易服务，如果面向中国境内客户，那种服务就属于一种非法的金融服务活动，这类交易所就应该获得相关金融管理部门的批准，一旦没有获得批准，就属于违法国务院发布的决定，属于违法国家规定，如果打到扰乱市场秩序的程度，该类开设交易所提供非法金融服务活动的行为，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定罪逻辑基本形成。

当然，根据当前最高法对于非法经营罪的有关答复，要求对于没有明确司法解释要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案件逐层上报最高法定性。而从当前的政策环境和监管态势来看，最高法的答复如何，相信读者自己心理会有相关的衡量。

在国外有的合法啊！因为没有交易所的话，基乎比特币就没有人买卖炒作了

照这样说那开没交易所不就是组织犯罪吗？

⑹ 虚拟货币涉及的罪名

法律分析：
与虚拟货币犯罪相关的罪名，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虚拟货币为名进行融资时很有可能发展为传销形式
2、诈骗罪
3、走私贩卖毒品
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比特币交易平台经营者很可能触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许多经营者运营比特币交易平台，但并不具备相应资质或经过相应部门审批，向社会公众公开募集资金，导致大量资金的进驻，形成一个巨型的“资金池”，很可能导致平台经营者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5、 洗钱罪
7、 开设赌场罪
虚拟货币的兴起为“线上”的互联网赌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犯罪分子只需建立网站就可将世界各地的赌徒聚集到一起，网络赌场的出现为打击赌博行为带来了巨大的困境。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九十一条 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提供资金账户的，或者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或者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或者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

衍生问题：
如何认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指以推销商品或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⑺ 辩护角度谈虚拟货币的“价值”

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一直对虚拟货币持高压态度，且政策层层加码。2013年五部委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否定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将其定性为特定的虚拟商品；到2017年，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币ICO；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下称《通知》），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并表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并将追究相关境内从业人员的法律责任。随后国内的交易平台或暂停中国境内新用户的注册并清退存量用户，或直接永久关掉了交易服务。

至此，笔者也认为，目前虚拟货币在国内已经终结。但与之相关的案件未来一段时间仍将高发。在相关案件的刑事辩护工作中，我们始终无法绕开虚拟货币“价值”的认定问题，往往需要对涉案的虚拟货币的“价值”进行举证及对其价格鉴定进行质证等工作。

下面我们以比特币为例，谈谈我们此类案件办理过程中，证明其“价值”来源的一些思路。

1 价值来源——“共识”和“信任”

我们的货币 历史 ，经历了实物货币到纸币，再到记账货币的变迁。何为记账货币？就是以数字记录方式确定归属和转移的货币，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生活中早已习惯脱离实体钱包，只使用手机扫码支付，这种便利正是来源于记账货币的充分应用，我们之间的相互转账只是在彼此银行账户的数字上做加减法，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双方记账过程。而这个记账的权利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各个银行、三方支付机构和央行负责，央行拥有整个国家大账本的记账权，即“中心化记账”的方式，而我们之所以认为纸币及这些“手机中的数字”具备“价值”，是我们基于对国家的“信任”，是国家在这些“数字”背后的信用背书让我们达成了它们具备“价值”的“共识”。

同样，黄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其作为货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信任”；钻石的价值，也同样是人们对其稀缺性及其背后的某种象征意义的达成“共识“”。所以， 价值的本质，其实是人们对特定物价值的“共识”和“信任”， 如果人们不对一个事物达成有“价值”的“共识”，那么很多我们认为“值钱”的事物，其实根本没那么“值钱”（包括钻石和国家发行的纸币）。

但纸币天然存在一个问题，无论是当年密西西比泡沫时期的法国政府，还是次贷危机和新冠期间的美国政府，都会出现无节制超发货币的现象，货币超发及经济危机往往引发通货膨胀，纸币大幅贬值。纸币之所以贬值，也正是人们对于政府发行货币的“信任”在大幅降低，而对于的黄金等物品“价值”的“共识”提升，进而金价上涨。虚拟货币鼻祖比特币诞生于2008年次贷危机后期的美国，在此背景下，针对主权货币的通胀问题，其被设计成“去中心化”和“总量恒定”等特性。

随着人们基于对这种“去中心化”虚拟货币达成“共识”，产生“信任”，虚拟货币才产生了“价值”。并随着达成“共识”、“信任”其“价值”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以比特币为例，2009 年1月，中本聪挖出第一枚比特市时，市场对此新生事物非常陌生，无法形成对其“价值”的“共识”，所以，此时比特币的价格为0美元。2010年5月22日，美国人拉兹罗首次用10000个比特币购买了25美元的披萨（首次比特币交易，拉兹罗也是首次使用显卡挖矿的人），那么它的价值变成了0.0025美元。2013年4月，塞浦路斯发生经济危机，当地居民不信任迅速贬值的塞浦路斯镑货币，而纷纷抢购比特币，导致比特币价格飙涨8.8倍。当2013年11月比特币达到8000人民币阶段高点的时候，中国五部委《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发布，严重打击了人们对其的“信任”，比特币价格随之大幅下跌，同样在2014年，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MTGox破产，冲击了人们对比特币的“信任”，让其价格跌入熊市……此外，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和最长链机制保证了比特币不可篡改，且每一枚币都可以追溯诞生及交易的 历史 ，具备不可伪造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增加了人们对其“价值”的”共识”。

所以，虚拟货币是基于人们对达成“共识”、形成“信任”的程度，而产生了其价值，并基于“信任”的程度大小，而直接影响其价格。

2 价值来源——“获取成本”

虚拟货币有两种获取发生——“挖矿”和“交易”。

先说说“挖矿”，以比特币为例，其原始产生就是由“矿工”、“挖矿”生成。“矿工”可以由身处全世界任何地点的任何人担任，“挖矿”是指“矿工”借助计算机算力，通过复杂的数学运算，求得方程式的特定解的过程，第一个求得特解的“矿工”能够获得新增“账本”的记账权，从而得到特定数量的比特币奖励。计算这个特定解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运算，同时比特币在设计之初就被制定了一套规则，算力每过一段时间需要调整一次，这意味着挖矿的难度也在上升，也让成本（主要是显卡等硬件）大幅提高。

同时，随着挖矿所需要的算力提高，挖矿难度增大，个人能挖到比特币的概率越来越小，也就逐渐发展出规模化的矿场，也就是聚合n多台矿机的算力一起挖矿，挖矿从个人挖矿转变为矿场或矿池，一个矿场的成本有：建设成本、设备成本、维护成本（包括店里成本和人工成本）、网络成本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那么虚拟货币的挖矿过程，同样投入了具体的（劳动力）“成本”，并且这个“成本”可以量化为具体的（虚拟货币）商品价格。早在比特币诞生的2009年，一个叫“新自由标准”的用户，就在比特币早期论坛上提成通“生产成本”计算比特币价格的方法。他认为一枚比特币的价值计算方法应为：计算机运行一年所需要的平均电量是 1331.5 千瓦/时，乘以上年度美国居民平均用电成本0.1136美元，除以112个月，除以过去30天里生产的比特币数量，最后的结果除以1美元，得出1美元=1309.03比特币的定价结论。

至于“交易”的获取方式，无论是直接使用法币交易，还是使用法币兑换虚拟货币后再进行交易的方式，只要最终能够与法币达成某种“汇率”的自由兑换，它背后自然存在确定的价值。

如我们在 《谈虚拟币诈骗案件的辩护要点》 文中所述，实务中我们需要区分非主流货币中的特殊币种，通常所称的类主流币（山寨币），他们在技术模式上与主流币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真实项目、基于区块链底层技术、按照其白皮书的规划执行，常见的山寨币有EOS、BTM。针对这类涉案虚拟币。在实际辩护中，我们应当重点证明这些 虚拟币符合流通性，与主流币或者法定货币能够自由兑换的特征 。

我们前年承办的浙江某虚拟币诈骗案，工作重点就是放在搜集其在境外某交易平台能与比特币自由兑换的证据材料，即证明该类非主流“山寨币”可以与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进行交易，最终能够变现成法币的特征，证明其具有财产属性。

此外，如无法达到上述标准的虚拟币，一般属于空气币和传销币。空气币，顾名思义，就是在实际发展中，没有任何产品或业务落地，单纯发币圈钱跑路而已，如已经跑路的英雄链、超级明星、太空链等等。传销币，则是打着区块链之名，行传销之实的货币，如此前轰动一时的深圳普洱币等，我们也在 《谈虚拟币传销案件的辩护要点》 一文对传销币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

由于区块链的“新 科技 ”外衣，加之其虚拟属性，导致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对其价值真实性的判断存在严重误区。我们认为，比特币为代表的主流虚拟货币去中心化，没有发行政府及权威机构做信用背书，且交易价格波动巨大，并不具备货币属性也不宜作为货币使用。但其本质上仍属于一种特殊商品，应定性为一种无记名的有价证券，这不仅于民法层面拥有充分的物权理论支撑，同时也能被进一步解释为《刑法》第92条所规定的“财产”，所以，针对该类型的网络诈骗，从鱼龙混杂的“币”中，区分出主流虚拟币以及可以流通的“山寨币”，是对抗诈骗指控的有力辩点。

3 价值来源——司法认定

1、十部委《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改变了主动民事判决中“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方向，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的认定虽受政策影响大，但尚不明确。

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则彻底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随后内蒙古、云南、安徽等省份及相关机构，先后发布了12条打击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的监管政策，这也同时改变了很多民事判决对“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

此前，北京海淀法院在王铁亮诉火币网一案判决中认为，并无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当事人进行比特币的投资和交易，当事人应当自行承担交易风险，双方缔结的 合同有效 ，虚拟币交易合同 不属于合同无效 的法定情形。

2018年10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在陈国贵与浙江亿邦通信 科技 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判决中也认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 并未禁止 比特币的生产、持有和合法流转，也 未禁止 买卖比特币“挖矿机”。故原告陈某主张买卖比特币矿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 合同合法有效 。且而交易中的买家不属于消费者，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不能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十部委《通知》发布后，多地法院的案例开始基于“公序良俗原则”认定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如北京东城法院在“勤某公司诉云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判决中认为：从性质上看，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挖矿”本质上属于追求虚拟商品收益的风险投资活动，投资者须自行承担相关投资风险；从行为效力上看，“挖矿”活动电力能源消耗巨大，案涉多台“矿机”日均耗电量极大，且生产交易环节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社会 稳定衍生风险突出，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性工具， 与《民法典》“绿色原则”精神相悖，属于行政法规禁止投资的淘汰类产业，违反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合同 ；从责任负担上看，比特币“挖矿”活动中出现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及由此引发的投资损失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因双方对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故相关损失后果亦应由各方自担 。

同时各地法院关于虚拟货币的认定也并不明确。

在（2018）浙11民终263号丁建强、陈映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因本案的虚拟货币非我国规定的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当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由于案涉标的物本身的不合法性，涉及该标的物的交易行为亦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认定因案涉合同无效。

2020年5月《民法典》颁布后，多地法院一改先前对于虚拟货币不予保护的态度，基于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要求，很多法院都采取认定虚拟货币合同有效的司法裁判。如2021年5月济南中院在(2021)鲁01民终3796号中对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予以认可。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所设虚拟货币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点，具备了权利客体的特征，符合虚拟财产的构成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涉案的公民的合法虚拟货币财产权益依法给予法律保护。

虽然主流裁判规则如此，但综合全国近几年的判决来看，对于虚拟货币交易合同是否有效的裁判标准并不统一。笔者认为，正是近年来国家对于虚拟货币投资一直持严厉态度，并频繁升级的监管政策，司法裁判才会短期内做出截然不同的判例，更把其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告，未来人民法院对虚拟货币纠纷案件也会更多的减少虚拟货币财产保护，需要公民自担风险。

2、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在司法实务中，虽然刑事领域对数字货币的财产属性仍存争议，但早在2017年七部委《公告》发布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浙10刑终1043号判决中即有认定：被害人金某付出对价后得到比特币，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也代表着被害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产，应当受刑法保护。因此被告人通过互联网窃取了被害人的比特币后，再将其售出所得款项计人民币20余万元到了其个人的银行帐户，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2020）粤0304刑初2号判决认为，以太币在中国境内岁不能作为货币流通个，但其作为一种虚拟财产，其所有者能够对持有的货币进行管理、通过特定方式进行支付、转移且能够使用货币公开进行交易，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属于刑法上的“财物”。

2013 年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 条规定“被盗财物有有效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所以被害人的账户信息变动详情可由代币交易平台出具证明。除此之外，刑事案件处理中还存在以当地物价局出具的比特币《价格鉴定结论书》为其价值依据，如“武宏恩盗窃案” (2016）浙10刑1043号，及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出具的虚拟货币价格证明，如“胡志凯盗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5）东刑初字第1252号。

所以在众多刑事判例中，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具备“价值”，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本文作者|郑夏律师，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硕士，，曾任职检察院、政府办等部门。先后获无锡优秀专业律师（刑辩类）、无锡市名优律师培养对象（优秀骨干律师）、无锡优秀律师团队（2016、2018、2020）、无锡律协优秀个人会员（2018、2021）、首届华东律师辩论赛优秀辩手、无锡优秀专业案例、江苏产业人才培训优秀讲师等荣誉。

⑻ 买卖虚拟货币的司法解释

法律分析：虚拟货币是指在虚拟空间中，特定社区内可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货币。广义的虚拟货币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为与实体货币无关的虚拟货币，此种货币只可以在封闭的虚拟环境中使用，通常是网络游戏中的货币。第二类为单向兑换型虚拟货币，此种货币通常只可以在虚拟环境中使用，但有时候也可以用来购买实体商品和服务，如各种超市、网站的积分、点数等。第三类为双向兑换型虚拟货币，此种货币有买入价和卖出价，包括由专门发行机构发行货币的或者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例如比特币、莱特币。虚拟货币不是法定货币，法定货币是法律赋予其具有在一国境内广泛流通，不受地域、行业、支付对象的限制，可用于偿付一切债务，具有绝对债务偿付效力的货币。上述监管文件对虚拟货币定性为：虽然虚拟货币被称为“货币”，但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因此，虚拟货币不是法定货币，禁止虚拟货币以法定货币身份从事交易活动。虚拟货币是一种虚拟商品，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持有虚拟货币，监管政策也未对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予以否定。监管政策认可虚拟货币在性质上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禁止从事的与虚拟货币相关的行为，由于虚拟货币不是法定货币，因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除此之外，对于特定主体，还不得从事相应禁止行为：一是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涉及虚拟货币的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不得承保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将虚拟货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服务；二是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开展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

法律依据：《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 要求会员机构不得开展虚拟货币交易兑换以及其他相关金融业务，坚决抵制虚拟货币相关非法金融活动，不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账户和支付结算、宣传展示等服务，同时提示社会公众加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要参与虚拟货币相关交易炒作活动，谨防个人资金受损。

⑼ 窃取虚拟货币如何定罪

2018年2月10日消息，2017年9月4日，国家七部委发布生效了规制代币发行活动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公告中对于各类代币及“虚拟货币”的性质做出了明确定义：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的是，各类“虚拟货币”仍然具有一定的财产价值，是持有人的财产的一部分。那么，对此类代币实施的偷窃行为，究竟应当如何认定其行为性质呢？

笔者拟通过一则有关新闻报道及相关案例对此类问题进行探讨，以起到保护“虚拟代币”持有人的合法权益的作用。

偷窃比特币

近日，一则新闻报道称，北京海淀警方破获一起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嫌疑人仲某利用自己管理员的权限，修改公司电脑内应用程序，盗取100个比特币，还未来得及销赃，仲某便被警方抓获。目前，仲某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刑事拘留。

从报道中可以看到，对于行为人偷窃比特币的行为警方是以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对其予以刑事拘留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指的是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或者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以及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

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

笔者看来，该罪名在我国《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即该罪名保护的法益实质上是我国社会的公共秩序，而并非数字货币持有人的财产利益，实际上否认了数字货币的财产价值，而是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计算机系统中的数据或系统功能而进行保护的。这样的做法笔者认为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首先，我国2013年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中提到，虽然比特币被称为“货币”，但由于其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比特币具有没有集中发行方、总量有限、使用不受地域限制和匿名性等四个主要特点。因为其在性质上来看应当属于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通知》中也明确提到，比特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但是作为一种虚拟商品，其背后所具备的财产价值不可忽视。

其次，我国去年10月1日生效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尽管只是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表明了我国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态度。虽然我国尚未有针对数据与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专门法律，但是从民法总则的规定来看，预测未来必然会有相关内容的立法。

最后，从相关案例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的认可。2013年4、5月，刘某预谋成立比特币交易平台，遂招募金某、黄某金(均已判刑)共同组建 “比特币”交易平台。期间，刘某、黄某金、金某和被告人贺某除了其他直接盗取客户资金的行为外，还频繁通过变卖客户的比特币来兑现人民币，转走了网站上的120个比特币。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对被告人予以定罪处刑，被告人所转走的比特币也是被纳入了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中的。因此，从司法案例中也可得出国家对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财产属性的认可。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对于偷窃虚拟货币的行为仅以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予以规制，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我们应该正视其背后所隐藏的财产价值，考虑我国《刑法》中侵犯财产犯罪罪名的适用。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有效保护我国数字货币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与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