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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历史
在20世纪后半叶的50年中,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认为支撑世界经贸和金融格局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实际上都肇自于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后两者人们又习惯称之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
关税总协定作为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补充,连同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各项协定,统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构成资本主义集团的核心内容,是按照美国制定的原则,实现美国经济霸权的体制。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指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对货币的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国际储备资产的构成等问题共同作出的安排所确定的规则、采取的措施及相应的组织机构形式的总和。有效且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极其重要的环节。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因为每一经济集团都想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解决自身的国际收支和就业问题、呈现出—种无政府状态。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后,各国的经济政治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这就使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的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可能。
在这一背景下,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
1945年12月27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国中的22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机构自1947年11月15日起成为联合国的常设专门机构。中国是这两个机构的创始国,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两个机构中的合法席位先后恢复。
从此,开始了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是构成这一货币体系的两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维持这一体系正常运转的中心机构,它有监督国际汇率、提供国际信贷、协调国际货币关系三大职能。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己无法克服的缺陷。其致命的一点是:它以一国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只有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国家获得美元供应。
但这样一来,必然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机。而美国如果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就会断绝国际储备的供应,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
从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到了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于这年8月宣布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
汇率制,不再承担维持美元固定汇率的义务,美元也不再成为各国货币围绕的中心。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已全部丧失,该体系终于完全崩溃。
但是,由布雷顿森林会议诞生的两个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格局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容
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国际间就货币事务进行共同商议,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逆差提供信贷支持;
美元与黄金挂钩,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
取消经常账户交易的外汇管制等。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目的为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后者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质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其基本内容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
(一)国货币比价的挂钩
1.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确认1934年1月美国规定的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官价,每一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黄金。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按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为使黄金官价不受自由市场金价冲击,各国政府需协同美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维持这一黄金官价。2. 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其他国家政府规定各自货币的含金量,通过含金量的比例确定同美元的汇率。3. 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规定,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一般只能在法定汇率上下各1%的幅度内波动。若市场汇率超过法定汇率1%的波动幅度,各国政府有义务在外汇市场上进行于预,以维持汇率的稳定。若会员国法定汇率的变动超过10%,就必须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1971年12月,这种即期汇率变动的幅度扩大为上下2.25%的范围,而决定“平价”的标准,也由黄金改为特别提款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种汇率制度被称为“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
(二)各国货币的兑换性与国际支付结算的原则
“协定”规定了各国货币自由兑换的原则:任何会员国对其他会员国在经常项目往来中积存的本国货币,若对方为支付经常项货币换回本国货币。考虑到各国的实际情况, “协定”又作了“过渡期”,的规定。“协定”还规定了国际支付结算的原则:会员国未经基金组织同意,不得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支付或清算加以限制。
(三)确定国际储备资产
“协定”中关于货币平价的规定,使美元处于“等同”黄金的地位,成为各国外汇储备中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四)国际收支的调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份额的25%以黄金或可兑换成黄金的货币缴纳其余则以本国货币缴纳。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本国货币向基金组织按规定程序购买(即借贷)一定数额的外汇,并在规定时间内以购回本国货币的方式偿还借款。会员国所认缴的份额越大,得到的贷款也越多。贷款只限于会员国用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即用于经常项目的支付。
(五)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建立永久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大特色。“协定”确定了IMF的宗旨:①建立IMF机构,促进国际货币合作。②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均衡发展,提高会员国的就业和实际收入水平,扩大生产能力。③促进汇率稳定,维护正常汇兑关系,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④建立多边支付体系,设法消除外汇管制。⑤为会员国提供资金融通,纠正国际收支失衡。⑥缩小或减少国际收支赤字或盈余的扩大。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作用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暂时结束了战前货币金融领域里的混乱局面,维持了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固定汇率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柱之一,但它不同于金本位下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典型的金本位下,金币不仅本身具有一定的含金量,而且黄金可以自由输出输入,所以汇价的波动界限是狭隘的。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引起了货币制度危机,导致金本位制崩溃,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呈现出一片混乱局面。而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又有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混乱局面暂时得以稳定。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扩大了世界贸易。美国通过赠与、信贷、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等形式,向世界散发了大量美元,客观上起到扩大世界购买力的作用。同时,固定汇率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由于汇率波动而引起的动荡,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后,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基金组织提供的短期贷款暂时缓和了战后许多国家的收支危机,也促进了支付办法上的稳步自由化,基金组织的贷款业务迅速增加,重点也由欧洲转至亚、非、拉第三世界。另一方面,世界银行提供和组织的长期贷款和投资不同程度地解决了会员国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金需要。此外,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提供技术援助,建立国际经济货币的研究资料及交换资料情报等方面对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有助于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由于汇率的相对稳定,避免了国际资本流动中引发的汇率风险,这有利于国际资本的输入与输出。同时也为国际间融资创造了良好环境,有助于金融业和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也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国际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有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对战后的经济复苏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顺利运行,是与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充足的黄金储备分不开的。但若美国国际收支持续性逆差,美元对外价值长期不稳,美元则会丧失其中心地位,危及布雷顿森林制度存在的基础。其次,美国要履行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义务,必须拥有充足的黄金储备。若美国黄金储备流失过多,储备不足,则难以履行兑换义务,则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维持。再次,若美国黄金储备不足,无力进行市场操作和平抑金价,则美元比价就会下降,国际货币制度的基础也就会随之动摇。最后,该制度规定汇率浮动幅度需保持在l%以内,汇率缺乏弹性,限制了汇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而且它实际上仅着重于国内政策的单方面调节。
1971年7月第七次美元危机爆发,尼克松政府于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这意味着美元与黄金脱钩,支撑国际货币制度的两大支柱有一根已倒塌。 1973年3月,西欧又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马克的风潮。3月16日,欧洲共同市场9国在巴黎举行会议并达成协议,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家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彼此之间实行固定汇率。这种种迹象都预示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可能长久地存在,它必将会被一种更为优越的货币制度所替代。至此,战后支撑国际货币制度的另一支柱,即固定汇率制度也完全垮台。这宣告了布雷顿森林制度的最终解体。欧洲整体经济规模和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均处于世界首位,完全有能力在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格局中与美元相抗衡。此外,日元、马克、英镑、瑞士法郎等也占有一定地位,分美元一勺羹。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过去美元在国际金融的一统天下,正在向多极化发展,国际货币体系将向各国汇率自由浮动、国际储备多元化、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趋势发展。随着世界经济的多元化趋势不断加强,单一的货币制度越来越难以满足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也就难怪像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样的货币体系制度要走向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束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运转与美元的信誉和地位密切相关,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财政赤字巨大,国际收入情况恶化,美元的信誉受到极大的冲击,爆发了多次美元危机。大量资本出逃,各国纷纷抛售自己手中的美元,抢购黄金,使美国黄金储备急剧减少,伦敦金价暴涨。为了抑制金价上涨,保持美元汇率,减少黄金储备流失,美国联合英国、瑞士、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八个国家于1961年10月建立了黄金总库,八国央行共拿出2.7亿美元的黄金,由英格兰银行为黄金总库的代理机关,负责维持伦敦黄金价格,并采取各种手段阻止外国政府持美元外汇向美国兑换黄金。
60年代后期,美国进一步扩大了侵越战争,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美元危机再度爆发。1968年3月的半个月中,美国黄金储备流出了14亿多美元,仅3月14日一天,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到了350~400吨的破记录数字。美国再也没有维持黄金官价的能力,经与黄金总库成员协商后,宣布不再按每盎司35美元官价向市场供应黄金,市场金价自由浮动,但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仍按官价结算,从此黄金开始了双价制阶段。但双价制也维持了三年的时间,原因是美国国际收支仍不断恶化,美元不稳;二是西方各国不满美国以已私利为原则,不顾美元危机拒不贬值,强行维持固定汇率。于是欧洲一些国家采取了请君入瓮的策略,既然美国拒不提高黄金价格,让美元贬值,他们就以手中的美元兑换美国的储备黄金。
当1971年8月传出法国等西欧国家要以美元大量兑换黄金的消息后,美国于8月15日不得不宣布停止履行对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1971年12月以《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同时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至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名存实亡。
1973年3月因美元贬值,再次引发了欧洲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西欧和日本外汇市场不得不关闭了17天。经过磋商最后达成协议,西方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至此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完全崩溃,从此也开始了黄金非货币化的改革进程。但直至1976年国际社会间才了达成了以浮动汇率合法化、黄金的非货币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定”。从法律的角度看,国际货币体系的黄金非货币化到1978年才正式明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78年以多数票通过批准了修改后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该协定删除了以前有关黄金的所有规定,宣布:黄金不再作为货币定值标准,废除黄金官价,可在市场上自由买卖黄金;取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必须用黄金支付的规定;出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6黄金,所得利润用于建立帮助低收入国家优惠贷款基金;设立特别提款权代替黄金用于会员国与IMF之间的某些支付等等。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仍得以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的缺陷
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存在种种缺陷:(1)美国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操纵国际金融活动。(2)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资产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若美国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逆差,必然影响美元信用,引起美元危机。美国若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美元,则会断绝国际储备的来源,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3)固定汇率有利于美国输出通货膨胀,加剧世界性通货膨胀,而不利于各国利用汇率的变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1974年4月1日国际协定正式排除货币与黄金的固定关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原因
1.制度自身的缺陷。
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崩溃的根本原因,是这个制度本身存在着不可解脱的矛盾。在这种制度下,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与国际储备手段,发挥着世界货币的职能。
一方面,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与国际储备手段,要求美元币值稳定,才会在国际支付中被其他国家所普遍接受。而美元币值稳定,不仅要求美国有足够的黄金储备,而且要求美国的国际收支必须保持顺差,从而使黄金不断流入美国而增加其黄金储备。否则,人们在国际支付中就不愿接受美元。
另一方面,全世界要获得充足的外汇储备,又要求美国的国际收支保持大量逆差,否则全世界就会面临外汇储备短缺、国际流通渠道出现国际支付手段短缺。但随着美国逆差的增大,美元的黄金保证又会不断减少,美元又将不断贬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美元短缺到美元泛滥,是这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2.美元危机与美国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此消彼长,美元危机是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直接原因。
(1)美国黄金储备减少。
美国1950年发动朝鲜战争,海外军费巨增,国际收支连年逆差,黄金储备源源外流。 1960年,美国的黄 金储备下降到178亿美元,已不足以抵补当时的210.3亿美元的流动债务,出现了美元的第一次危机。60年代中期,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黄金储备不断减少。1968年 3月,美国黄金储备已下降至121亿美元,而同期的对外短期负债为331亿美元,引发了第二次美元危机。到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102.1亿美元)仅是它对外流动负债(678亿美元)的15.05%。此时美国已完全丧失了承担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能力。于是,尼克松总统不得不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停止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1973年美国爆发了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黄金储备已从战后初期的245.6亿美元下降到110亿美元。’没有充分的黄金储备作基础,严重地动摇了美元的信誉。
(2)美国通货膨胀加剧。
美国发动侵越战争,财政赤字庞大,不得不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造成通货膨胀。加上两次石油危机,石油提价而增加支出;同时,由于失业补贴增加.劳动生产率下降,造成政府支出急剧增加。美国消费物价指数1960年为1.6%,1970年上升到5.9%,1974年又上升到11%,这给美元的汇价带来了巨大冲击。
(3)美国国际收支持续逆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利用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实力和其他国家被战争削弱的机会,大举向西欧、日本和世界各地输出商品,使美国的国际收支持续出现巨额顺差,其他国家的黄金储备大量流入美国。各国普遍感到“美元荒”(Dollar Shortage)。随着西欧各国经济的增长,出口贸易的扩大,其国际收支由逆差转为顺差,美元和黄金储备增加。美国由于对外扩张和侵略战争,国际收支由顺差转为逆差,美国资金大量外流,形成“美元过剩”(Dollar Gult)。这使美元汇率承受巨大的冲击和压力,不断出现下浮的波动。
『肆』 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的论文
现代金融学的发展
一、金融问题中的不确定性研究
在21世纪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企业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 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代理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 and 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 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 and 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 and Rock,1985;John and 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 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 of 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代理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代理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代理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代理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代理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代理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 Rider 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 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 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 Trade 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伍』 金融学的论文怎么写
金融学(Finance)是以融通货币和货币资金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广义的金融泛指一切与信用货币的发行、保管、兑换、结算,融通有关的经济活动,甚至包括金银的买卖,狭义的金融专指信用货币的融通。 金融的内容可概括为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存款的吸收与付出,贷款的发放与回收,金银、外汇的买卖,有价证券的发行与转让,保险、信托、国内、国际的货币结算等。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主要有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还有信用合作社、财务公司、投资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证券、金银、外汇交易所等。 金融是信用货币出现以后形成的一个经济范畴,它和信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1)金融不包括实物借贷而专指货币资金的融通(狭义金融),人们除了通过借贷货币融通资金之外,还以发行股票的方式来融通资金。(2)信用指一切货币的借贷,金融(狭义)专指信用货币的融通。人们之所以要在“信用”之外创造一个新的概念来专指信用货币的融通,是为了概括一种新的经济现象;信用与货币流通这两个经济过程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最能表明金融特征的是可以创造和消减货币的银行信用,银行信用被认为是金融的核心。 金融学专业主要培养具有金融保险理论基础知识和掌握金融保险业务技术,能够运用经济学一般方法分析金融保险活动、处理金融保险业务,有一定综合判断和创新能力,能够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人寿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验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金融资产公司、集团财务公司、投资基金公司及金融教育部门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金融学主要学习货币银行学方向有货币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央银行、国际金融、国际结算、证券投资、投资项目评估、投资银行业务、公司金融等。 金融学在古代不是独立的学科。如在中国,一些金融理论观点散见在论述“财货”问题的各种典籍中。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形成于西方,叫“货币银行学”。近代中国的金融学,是从西方介绍来的,有从古典经济学直到现代经济学的各派货币银行学说。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货币信用学”的名称逐渐被广泛采用。这时,开始注意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下的金融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加以探讨,如:人民币的性质问题,货币流通规律问题,社会主义银行的作用问题,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物资供求平衡问题,等等。不过,总的说,在这期间,金融学没有受到重视。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金融学建设进入了新阶段,一方面结合实际重新研究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学说,另一方面则扭转了完全排斥西方当代金融学的倾向,并展开了对它们的研究和评介;同时,随着经济生活中金融活动作用的日益增强,金融学科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这就为以中国实际为背景的金融学创造了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 金融学研究的内容极其丰富。它不仅限于金融理论方面的研究,还包括金融史、金融学说史、当代东西方各派金融学说,以及对各国金融体制、金融政策的分别研究和比较研究,信托、保险等理论也在金融学的研究范围内。 在金融理论方面主要研究课题有:货币的本质、职能及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信用的形式、银行的职能以及它们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利息的性质和作用;在现代银行信用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货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通过货币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控制的理论,等等。
『陆』 货币金融学的论文
给你推荐一个不错的论文网站,你看看,幸福校园论文网站. 当代货币金融学说论文 [资料介绍]摘要:本文从利率对国民经济的主要作用及其管理体制入手,结合我国
『柒』 我需要一个关于虚拟货币的影响和监管的议论文
人肉搜索是利用人工参与来提供纯粹搜索引擎信息的一种网络查询机制。简单地说,所谓“人肉搜索”就是搜索他人隐私信息的一种网络途径。显然,人肉搜索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个人隐私,有关人肉搜索的纠纷首先也是法律问题。人肉搜索触及到哪些法律问题呢?法律科学又如何来诊断人肉搜索现象呢?从人肉搜索的涵义框定及运行实践来看,该项引擎技术主要以挖掘他人隐私信息为主要动机,这同时也是人肉搜索的主要功能。于是,人肉搜索先会触及个人隐私权。隐私权是自然人(公民)享有的具体人格权之一,以个人自然信息与行为信息为权利客体。隐私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侵犯。侵害隐私权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窥探、泄露、传播、滥用等。隐私权一旦被侵害,即构成侵权行为,应承担相应的侵权法律责任。人肉搜索的活动机制为:一旦发现人肉对象,即广泛发动网民力所能及地搜索其隐私信息,然后为用户提供搜索便利。可见,谁被“人肉”,谁的隐私即有可能被侵犯。
可恶的是,人肉搜索不仅披露他人隐私,而且还有可能捏造事实,对人肉对象侮辱、诽谤,夸张声讨,如此行为又极易触及他人名誉权。名誉权也是自然人(公民)享有的具体人格权之一,其以社会评价降低作为侵权评判标准,而导致社会评价降低的手段主要是侮辱、诽谤,人肉搜索过程中,不少网民出于激愤,对人肉搜索的对象低劣描绘,出言不逊,海量的谩骂和侮辱言辞弥漫于网络。这都会给当事人造成名誉受损的不利后果。不论是隐私权受到侵犯,还是名誉权遭遇伤害,都不可避免地给“人肉门”的主角造成人格上的损失。
人肉搜索的危害还不仅限于上述直接侵权。更为严重的是,借助人肉搜索的信息,在现实中实施侵扰行为,如拨打骚扰电话、上门张贴含有不雅词句的大小字报等。显然,人肉搜索的危害已经由网络空间蔓延至现实世界。如此连环侵权接踵而至,最终上演了中国“人肉搜索第一案”,受害者终究将造事者及相关网站告上了法庭,并最终胜诉。[1]
不难看出,人肉搜索几乎可以与侵权行为划上了等号,不少人甚至呼吁严惩人肉搜索者,甚至主张禁止人肉搜索。诚然,法律科学可以诊断人肉搜索的具体案例,并且能够给出法技术分析与价值评判,但人肉搜索的产生与发展的沿革及其实践,又似乎在向人们证明人肉搜索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当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之时,人们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以及快节奏生活所累积的心理压抑,很容易瞬时爆发,人肉搜索者宁愿头顶法律风险和舆论谴责的压力,也要上演伤害当事人的网络狂欢,亲身体验人肉搜索游戏带来的刺激。
尽管这几年人肉搜索在中国发展地如火如荼,但国外人肉搜索却“润物细无声”地健康成长,不仅商业利润非常可观,而且自觉遵守法律规则,使人肉搜索沿着法治化、商业化道路理性发展,其用户自然也就将人肉搜索看作一种正常的必要的人工互动帮助服务。反观中国,人们一听到人肉搜索,似乎就压根没把它看作好东西,在多数人眼里,人肉搜索可能就是一场糟糕的网络游戏或无聊的网络闹剧。人肉搜索之所以如此让人怀有偏见,主要是因为这种搜索引擎几乎游离于法律的边缘。
事实上,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不应将其一杆子打倒,要辩证分析人肉搜索的利弊,全面认识其对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人肉搜索作为一种资讯提供途径,无疑在诸多环节为网络用户提供了知情便利。随着社会发展趋向信息化、多元化,获取并占有一定量的信息是人们所应当享有的一项正当权利,也是人作为社会系统一分子的一种内在需求。在事关人权和公共利益的领域,人们不仅享有知情权,而且还有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权利与义务。当侵权乃至犯罪行为或者殃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事件发生时,对当事者的查证和谴责即成为必要。此时,借助人肉搜索,通过吸收知情者参与信息提供的快捷方式,当事者往往容易被准确“人肉”出来。人肉搜索的积极功能不仅体现于对作恶者的监督性搜寻,在诸如寻亲寻好人等查找利害关系者的行动中,人肉搜索同样也可以表现不凡,借助大众力量,将信息资源有效筛选,亮出人们所需要的搜索结果。此外,从人肉搜索的发展实践来看,其功能已不仅局限于对人的搜索,而且已经渗透到对其他信息的搜索领域,聚集网民热情,施展其搜索绝活。
如果说,单纯作为一项网络搜索方式或技术,人肉搜索因其自身所蕴涵的积极功能而彰显了其问世价值,那么,人们对人肉搜索的运用行为则可能会使其自有功能偏离轨道,滑向容易招致谴责和怨恨的消极领域。从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人肉搜索案例来看,人肉搜索之所以遭遇不少非议,并非因为人肉搜索本身带有与生俱来的侵权毒素,而是因为这项游戏的操作者无视人肉搜索对象的合法权益,在事件本身之应受谴责度与搜索对象权益正当性的价值考量上,网民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将利益的天平偏向了事件本身的应受谴责度,不假思索地认为对人肉搜索对象的谴责和揭批价值远远重于对其正当权益的保护。此时,道德审判逾越了法律底线。当以道德审判官自居的人越来越多之时,法律赋予人的权利和义务则被完全抛在脑后而置之度外。于是,一旦遇到人肉搜索事件,往往会瞬间聚集大量人气,如火如荼地暴露人肉搜索的可憎面目。
此刻,被集体侦察和审判的搜索对象,无疑正在经受着隐私被披露、权益被蚕食的痛苦。造成这一结局的罪魁祸首,并非人肉搜索,而是本文开头所提及的种种侵权行为。换句话说,不是人肉搜索本身酿成了侵权行为,而是人肉搜索者的行为惹怒了受害人。平心而论,人肉搜索者并非天生就有侵权动机,许多情况下未必是人肉搜索者有意为之,而是因为对其行为的指导规范缺失,而纵容了人肉搜索者的疯狂。现实恰恰正是如此,直接有关人肉搜索行为的法律法规处于空白状态,遇到人肉搜索引发的侵权案件,只好适用侵权责任的一般规范。完全可以说,人肉搜索正游离于法律的边缘。
游离于法律边缘的“人肉搜索”,究竟是一纸禁令将其宰割于摇篮,还是通过填补立法空白让其走上正道?[2]根据前文对人肉搜索积极功能的阐释,结合国外人肉搜索的健康运行实践,从人肉搜索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及实际需要出发,与其通过取缔人肉搜索来扼杀这一新生事物,倒不如通过科学立法来合理规范人肉搜索的行为。这几乎已经成为共识。[3]而且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对于侵权行为构成的认定,也并非缺少法律依据,从法的一般调整功能来看,我国现行法律在规范人肉搜索侵权行为上并非无能为力,已经作出判决并得到部分执行的人肉搜索第一案也正是援引了现行侵权法律规范。然而,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网络侵权类型,因其自身具有的特殊性而不能不促使立法者在其责任分配方面格外关注。
对此,行之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合理界定人肉搜索侵权的责任空间。单纯就人肉搜索侵权行为所涉及的责任来看,网站和人肉搜索的具体行为人均有可能成为责任承担者。但确定责任主体的要害在于责任构成之要件,因此,设计何种审查制度和归责原则将对责任主体的最终锁定至关重要。人肉搜索具体操作者的责任追究依据已有侵权法律规范即可实现调整的任务,对符合侵权责任构成的组织者和隐私信息提供者及其他形式侵权行为者,课以侵权法律责任,自无疑问。对于网站的责任确定应采取何种态度呢?鉴于对互联网络整体发展以及人肉搜索自身积极功能的考虑,对人肉搜索行为发生的当事网站课以事后审查义务更为妥当。所谓“事后审查”,主要是在原告认为其权益受到该网站人肉搜索行为的侵害而向其发出救济请求之后,或者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网站能够采取制止措施而未予制止。[4]可见,事后审查规则所蕴涵的是“过错归责原则”,即只有在网站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责任主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5]
当然,从对人肉搜索的法律规范来看,立法显然不应只局限于侵权责任,还应对人肉搜索的适用范围、搜索内容、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对人肉搜索的监督管理等事项作出相应的合理规范。顺便提及,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曾建议用刑法来规范人肉搜索,追究人肉搜索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人肉搜索最近几年才在我国起步,尚算新生事物,对待这项网络搜索手段,既不能通过严厉禁止的手段让人肉搜索彻底消灭,又不应放任人肉搜索无限膨胀。但作为一项立法行为,对人肉搜索行为的规范和调整,应走循序渐进之路,根据人肉搜索行为的具体运行实践适时出台相应立法,而不是自始就重磅出击,先入为主地将人肉搜索视为犯罪工具,将人肉搜索行为人贬为“罪犯”。我国刑事立法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则,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完全依据具体案件事实和刑事法制谨慎定夺,而不应以工具论罪,动辄启用刑法规制人肉搜索行为。[6]
纵观现代法治国家立法史,对有着积极导向可能的新生事物的立法思路向来是也应该是,规范引导先于严厉制裁。因此,尽管说人肉搜索尚游离于法律边缘,社会生活中也发生了几起影响较大的人肉搜索事件,有的甚至也搬上了法庭,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要采取重拳遏制不可。至少就目前来说,人肉搜索还没有走到如此不可救药的地步。
『捌』 求一货币金融方面的论文题目,要切合实际的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虚拟经济现在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如果盲目的更从就容易形成经济泡沫,只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非常之大,你就现在金融危机的现状做一下分析,而且也非常实时,有新意呀!!呵呵 努力哦
『玖』 金融学论文
货币与经济
美国次贷问题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如水银泻地般蔓延开来,西方金融大厦将倾,各国纷纷出台措施拯救本国岌岌可危的银行、保险、证券业,流动性紧缺成为世界并发症。掌握世界印钞机的美国开足马力超额发行美元,引发的信用危机直接导致中国的美元资产贬值缩水。中国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成为业界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分析梳理我国应对美元信用危机一系列动作(从货币互换协议到超主权货币动议再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不难发现在对外货币金融领域的政策主线就是:以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培育人民币债券海外发行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方向;以调整对外资产结构,优化外汇储备配置,增加货币互换协议为途径;以拓展SDR职能,建设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创建超主权货币为手段,分散外汇储备风险,确保美元资产的安全。
一、概念的厘清
货币互换、货币国际化、超主权货币这三个货币金融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彼此相互联系,呈逐级递进关系。通常两国之间为规避汇率风险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货币互换协议的增加又为该国货币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铺平了道路。而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内部,各大主权货币博弈的结果必将催生出超主权货币。
1.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交易双方按固定汇率,在期初交换等值的不同货币本金,在期末再换回各自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的市场交易行为。两国央行间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后,在紧急情况下一方可将约定数量的本国货币抵押给对方,以获得对方借出的其本国货币或其他国际储备货币,从而使本国短期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以增强抵御金融动荡的实力。货币互换是一项常用的保值工具,主要用来规避中长期汇率风险,控制进出口贸易成本。在双边贸易中,一国央行通过货币互换得到他国货币并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从而使得本国企业可以借到他国货币,用于支付从他国进口的商品,而对方出口企业收到本币计值的货款,可有效规避汇
率风险。
2.货币国际化在信用纸币制度下,超越发行国的国界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在国际间发挥一般货币职能的国别货币就是国际货币。货币国际化就是一国货币走向国际货币的过程。据此定义,时下热议的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人民币充分发挥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等国际货币功能,并获得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接受的过程。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与该国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其货币国际化进程是该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
3.超主权货币超主权货币是“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它不仅能克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率,更能增强国际社会应变能力,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尽管超主权货币目前仍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这个概念在理论上存在问题,而在于在实践中阻力有多大。由于它牵扯到诸多利益纠葛,该主张虽由来以久,至今仍无实质进展),但它为我们指明了一个前进的方向。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对外货币攻防战略
金融危机下,面临世纪大考的中国政府权衡各项举措的利弊得失,果断地出台了系列对外货币政策,打出了一套金融组合拳,这一战略部署分三步走。
(一)近期目标:优化对外资产结构,增加货币互换协议,确保美元资产安全。
中国创纪录的23991.s2{Z美元的外汇储备所面临的风险已是有目共睹。优化对外资产结构,建设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N/~I]货币互换协议,降低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已经成为共识。目前我们应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平稳地完成这种转变,让副作用最小。
1.优化国际储备结构配置,分散美元汇率风险。
金融危机的蔓延迫使美国联邦政府使用巨额财政赤字来拯救美国经济,美元泛滥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价值大幅“缩水” (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居
多)。分散美元汇率风险,确保对外资产安全成为政界、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国际储备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储备、SDR(特别提款权头寸)和在IMF中的储备头寸等四大类。其中的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以银行存款、财政部库存、长短期政府债券的形式所持有的,在国际收支逆差时随时可用的债权。外汇储备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现汇和对外证券投资。由于外汇储备承担着调节国际收支,保证对外支付;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维护国际信誉,提高融资能力;增强综合国力,抵抗金融风险等重任,所以在使用上我们应慎之又慎。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使用情况来看,发达的经济大国一般都将外汇储备转换为黄金存储。I MF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09年1月,官方黄金储备占各国外汇储备的比例分别是:美国为77.4%,法国为7O.6‰ 德国为69.2‰ 中国大陆仅为1.97o。虽然我国黄金储备已达到1054吨,在全球排名第五,但其占外汇储备的I:U~J却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鉴于此,我们应积极调整对外资产结构,继续增加黄金储备等国际硬通货。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的经验尤可借鉴:一是大量购买黄金,提高黄金在储备中的比重(已增至10%) ;二是大幅度提高非美元在储备中的比例;三是提前偿还外债;四是用于投资高科技行业。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表明,用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投资是一个趋势,因此优化外汇储备配置,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比重,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向外汇管理部门购汇用于海外资产并购,同时提高对外证券投资的效益,建设安全化、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
2.增加货币互换协议伙伴,建设人民币结算的外部网络。货币互换尽管是双边的,但双边数量的增加,就会渐渐形成多边网络。通过货币互换,逐步搭建起亚洲以至全球的人民币外部网络不失为一种战略选择 纵观历年来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我们不难发现,其经历了一个谨慎试水,从被动到主动,从小额到大单,由近及远,从急到缓的过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加快了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步伐。2000年5月东盟1 0国和中日韩3国通过了“清迈倡议”,决定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 以维护亚洲金融市场的稳定。迄今为止,中国央行先后与泰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7国央行以及香港金管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继续积极回应其他国家需求,就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其进行磋商。作为向外部输出流动性的一个方式,
货币互换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利益考量和手段变化。表面上看它是一种央行间对等的货币拆借,但事买上多为外国央行借入人民币用于与中方的贸易结算、储备之用,而中国央行持有的外币更多的是一种质押性质,因而事实上是扩大了人民币的流通范围。这对将人民币打造为全球强势货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具有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双边货币互换不但是增强地区流动性互助能力的“法宝” ,更是分散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的“利器” 。这些金额不等,用途不一的货币互换协议共同构成中国对外货币战略的“防护网” 。
(二)中期目标: 扩大人民币境外结算试点业务,培育人民币国债海外发行市场,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为确保美元资产安全,中国政府除了从内部着手,增强自身经济实力之外,还需从外部着眼,推动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1.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推动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人民币要成为强势货币必经过结算货币、投资货币,最后到储备货币这三个阶段,其进程也遵循着先周边化,后区域化,再国际化的顺序。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亦水涨船高,成为抢手的香饽饽。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来说,繁荣稳定的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跟着强者走”
的现实主义传统让这些国家倾向人民币。与美元结算相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有利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准确估算预期收益。基于周边国家普遍缺乏硬通货的现实和人民币的良好市场信誉,人民币在边境地区已成为事实上的结算货币和支付手段。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于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发展,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五城市正式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业务。人民币境外试点结算表明中国的贸易伙伴逐渐认可了人民币的地位和稳定性,是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迈出的又一步。
2.逐步建立人民币债券海外发行市场,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离岸金融业务是人民币走向国际的重要通道,离岸金融中心则是人民币转换为国际货币的重要载体。人民币要想成为国际强势货币,培育人民币债券海外发行市场十分关键,由此先香港再海外的策略应运而生。中国首次在香港面向海外投资者发行人民币国债,为海外投资机构提供了一个颇具吸引
力的人民币投资渠道。尽管初始数额不大,但此举对人民币国际化来说是一个重大进展。作为国际化的众多举措之一,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显示出中国政府准备进一步采取行动,推动建立人民币海外债券市场,逐步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虽然目前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企业屈指可数,在香港发行的国债规模也相当有限,但作为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两个车轮一一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的推行和人民币国债市场的建立必将继续进行下去。
(三)远期目标:推动IMF的改革,拓展SDR的作用,创建超主权货币。
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又要着眼未来。国际金融危机,不但促使我们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深刻反思,更为我们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契机。
1.现实选择:扩大SDR的作用,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现实条件下国际社会应考虑充分拓展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缺陷暴露之初,IMF就于1969年创设了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由于SDR具备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因此它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可能。现阶段应着力推动SDR的分配改革,尽快落实1997年I MF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分配决议,使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SDR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由于IME大失血,急需注资以扩大其“新借款安排”机制,而中国则利用手中流动性充裕的王牌,以购买I MF债券为筹码成功地赢得SDR第二次增发配股90{L美元。虽然该数额对于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而言是九牛之一毛,但中国显然不会就此停步。为了能恰当地反映中国在世界财经和经济领域的地位和实力,中国需要在I ME有足够发言权和代表权。在其它国家缺少硬通货的形势下,中国购买其他国家手中的SDR,进一步提升在I ME的话语权都在情理之中。铁板一块的既得利益集团迫于严峻的金融形势,在2o国峰会上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正如I MF总裁卡恩所言:现在正是调整I MF成员国投票权比例的时机。中国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已经准备好承担更多的责任。
2.因地制宜:加强亚洲货币合作,完善亚洲外汇储备基金库。当金融危机影响一国币值稳定之时,区域性的货币组织往往比全球性的货币机构的反应更迅捷有效。受欧元鼓舞,亚洲国家的专家学者们纷纷借鉴其实践经验,不断探索创建
“亚元”的可行性。
但现实操作中,建立亚洲超主权货币面临着巨大“阻力” 。无论在经济上如何可行, “亚元”或“亚洲货币基金组织”都无法回避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区域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政府间主义,基于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利益交换。且不说亚洲国家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迥异,单就其错综复杂的地区政治形势而言,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曰元虽身为老牌强势货币,但日本政治难以服众;韩元尽管后来居上,但总体实力太弱;人民币升势强劲,却孤掌难鸣。拥有全球印钞机的美国显然不愿意亚洲也出现个印钞机,对创建“亚元”的动议时刻保持高压态势。受制于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和参差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多年来亚洲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迟迟不能建立。面对金融危机,为确保成员国央行拥有足够资金以抵御其本币可能遭遇的投机性攻击,在中日韩的鼎立支持下,亚洲终于成立了外汇储备基金库。新成立的基金实际运行之后,动用资金为发生货币危机的成员国进行贷款援助将水到渠成。虽然该基金数额并不巨大,但为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提供了一个泄洪渠。中国应加强与日韩合作,逐步完善亚洲外汇储备基金库。
3.终极目的:为创建全球性超主权货币而努力。
国际储备货币持有国的货币政策受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影响,而储备货币发行国往往首要考虑的是其国内的经济需要而非国际经济形势,创建超主权货币无疑是克服这一难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它既能摆脱国内经济束缚,又能有效调控国际流动性。尽管如此,创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仍困难重重。首当其冲的就是以英美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与阻挠,不管是SDR拓展方案还是另起炉灶创造,用来替代美元帝国、欧元帝国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拜金融危机所赐,改革呼声日渐高涨。中国作为重大利益攸关国,责无旁贷地成为变革的旗手。为确保美元资产安全,中国一反低调内敛的传统,不断通过政府高层释放强烈信号,并联合俄、印、巴三国,高调提出创建超主权货币动议。在与美国就美元信用危机问题对话协商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时候,超主权货币动议是一着“ 敲山震虎”的好棋。要想保住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就必须拿出负责任的精神和有效措施阻止美元地位滑落,而这也正是中国的美元资产安全的保证。中国所彰显的努力和决心必将有力地触动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平衡和兼顾货币政策对
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影响,切实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中国货币攻防战略之前瞻
尽管戴相龙直言,loK后将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及其他货币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欧元之父蒙代尔也大胆建言: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将英镑从中剔除。但考虑到中国现行金融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不够健全,监管机制也不够完善,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其国际化进程也将不可避免地面对“特里芬难题” 。我们不会重蹈美元覆辙,人民币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替代美元。人民币的国际化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发展方向,服务于促进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直至超主权化这个总体目标。
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元难以受到国际社会的有效监管,黄金无法为世界提供足够流动性等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国际社会应致力于健全国际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朝多元化、合理化方向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对外货币攻防战的成败既取决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强弱,又取决于与其他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如果说,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危机四伏的此岸,未来的“一超多强”乃至“超主权”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一次伟大变革的“彼岸” ,那么中国的对外货币政策将是这一制度性变革的桥梁。由“此岸”到“彼岸”的变革,将会改变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改变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全部认识。货币与经济
美国次贷问题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如水银泻地般蔓延开来,西方金融大厦将倾,各国纷纷出台措施拯救本国岌岌可危的银行、保险、证券业,流动性紧缺成为世界并发症。掌握世界印钞机的美国开足马力超额发行美元,引发的信用危机直接导致中国的美元资产贬值缩水。中国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成为业界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分析梳理我国应对美元信用危机一系列动作(从货币互换协议到超主权货币动议再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不难发现在对外货币金融领域的政策主线就是:以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培育人民币债券海外发行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方向;以调整对外资产结构,优化外汇储备配置,增加货币互换协议为途径;以拓展SDR职能,建设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创建超主权货币为手段,分散外汇储备风险,确保美元资产的安全。
一、概念的厘清
货币互换、货币国际化、超主权货币这三个货币金融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彼此相互联系,呈逐级递进关系。通常两国之间为规避汇率风险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货币互换协议的增加又为该国货币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铺平了道路。而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内部,各大主权货币博弈的结果必将催生出超主权货币。
1.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交易双方按固定汇率,在期初交换等值的不同货币本金,在期末再换回各自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的市场交易行为。两国央行间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后,在紧急情况下一方可将约定数量的本国货币抵押给对方,以获得对方借出的其本国货币或其他国际储备货币,从而使本国短期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以增强抵御金融动荡的实力。货币互换是一项常用的保值工具,主要用来规避中长期汇率风险,控制进出口贸易成本。在双边贸易中,一国央行通过货币互换得到他国货币并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从而使得本国企业可以借到他国货币,用于支付从他国进口的商品,而对方出口企业收到本币计值的货款,可有效规避汇
率风险。
2.货币国际化在信用纸币制度下,超越发行国的国界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在国际间发挥一般货币职能的国别货币就是国际货币。货币国际化就是一国货币走向国际货币的过程。据此定义,时下热议的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人民币充分发挥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等国际货币功能,并获得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接受的过程。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与该国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其货币国际化进程是该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
3.超主权货币超主权货币是“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它不仅能克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率,更能增强国际社会应变能力,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尽管超主权货币目前仍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这个概念在理论上存在问题,而在于在实践中阻力有多大。由于它牵扯到诸多利益纠葛,该主张虽由来以久,至今仍无实质进展),但它为我们指明了一个前进的方向。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对外货币攻防战略
金融危机下,面临世纪大考的中国政府权衡各项举措的利弊得失,果断地出台了系列对外货币政策,打出了一套金融组合拳,这一战略部署分三步走。
(一)近期目标:优化对外资产结构,增加货币互换协议,确保美元资产安全。
中国创纪录的23991.s2{Z美元的外汇储备所面临的风险已是有目共睹。优化对外资产结构,建设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N/~I]货币互换协议,降低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已经成为共识。目前我们应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平稳地完成这种转变,让副作用最小。
1.优化国际储备结构配置,分散美元汇率风险。
金融危机的蔓延迫使美国联邦政府使用巨额财政赤字来拯救美国经济,美元泛滥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价值大幅“缩水” (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居
多)。分散美元汇率风险,确保对外资产安全成为政界、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国际储备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储备、SDR(特别提款权头寸)和在IMF中的储备头寸等四大类。其中的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以银行存款、财政部库存、长短期政府债券的形式所持有的,在国际收支逆差时随时可用的债权。外汇储备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现汇和对外证券投资。由于外汇储备承担着调节国际收支,保证对外支付;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维护国际信誉,提高融资能力;增强综合国力,抵抗金融风险等重任,所以在使用上我们应慎之又慎。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使用情况来看,发达的经济大国一般都将外汇储备转换为黄金存储。I MF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09年1月,官方黄金储备占各国外汇储备的比例分别是:美国为77.4%,法国为7O.6‰ 德国为69.2‰ 中国大陆仅为1.97o。虽然我国黄金储备已达到1054吨,在全球排名第五,但其占外汇储备的I:U~J却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鉴于此,我们应积极调整对外资产结构,继续增加黄金储备等国际硬通货。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的经验尤可借鉴:一是大量购买黄金,提高黄金在储备中的比重(已增至10%) ;二是大幅度提高非美元在储备中的比例;三是提前偿还外债;四是用于投资高科技行业。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表明,用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投资是一个趋势,因此优化外汇储备配置,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比重,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向外汇管理部门购汇用于海外资产并购,同时提高对外证券投资的效益,建设安全化、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
2.增加货币互换协议伙伴,建设人民币结算的外部网络。货币互换尽管是双边的,但双边数量的增加,就会渐渐形成多边网络。通过货币互换,逐步搭建起亚洲以至全球的人民币外部网络不失为一种战略选择 纵观历年来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我们不难发现,其经历了一个谨慎试水,从被动到主动,从小额到大单,由近及远,从急到缓的过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加快了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步伐。2000年5月东盟1 0国和中日韩3国通过了“清迈倡议”,决定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 以维护亚洲金融市场的稳定。迄今为止,中国央行先后与泰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7国央行以及香港金管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继续积极回应其他国家需求,就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其进行磋商。作为向外部输出流动性的一个方式,
货币互换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利益考量和手段变化。表面上看它是一种央行间对等的货币拆借,但事买上多为外国央行借入人民币用于与中方的贸易结算、储备之用,而中国央行持有的外币更多的是一种质押性质,因而事实上是扩大了人民币的流通范围。这对将人民币打造为全球强势货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具有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双边货币互换不但是增强地区流动性互助能力的“法宝” ,更是分散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的“利器” 。这些金额不等,用途不一的货币互换协议共同构成中国对外货币战略的“防护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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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货币金融学说论文
[资料介绍]
摘要:
本文从利率对国民经济的主要作用及其管理体制入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讨论了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说明了利率市场化的必然趋势及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的问题。
关键字:利率市场化、宏观经济、利率管理
[目录]
目录
一、利率的主要作用和利率管理体制
二、我国利率管理体制的主要情况
三、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及应注意的问题
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
[原文]
利率是经济中最受关注的一个经济变量,新闻媒介几乎每天都对它的变动加以报道。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并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利率由众多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决定,反过来,利率也对众多经济变量发生作用。利息是信用关系成立的条件,利息的存在使得信用关系得以产生、发展、壮大,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利率的主要作用和利率管理体制
(一)一般情况下,利率在以下几方面发挥作用:
1、利率影响货币需求
在流动性需求理论中,利率越高,投机性货币需求的机会成本越高,因而该种货币需求就越低;在其他货币需求理论中,利率本身就是债务人要支付的一种成本,因此利率高低与投资需求就会下降。利率与货币需求量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一国的利率环境-利率弹性的大小。
2、利率是调节货币供应量的重要工具
首先,货币供应量取决于一国的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大小,而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发行的现金以及对商业银行的负债的总和,很明显,两者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二者之间存在间接的关系:由于利率提高,社会存款总额会增大,现金量会缩小,也就是信用回笼,使得基础货币中现金量减小。
其次,影响货币乘数的直接因素包括现金漏出率、存款准备率、超额准备率等。而利率与现金漏出率有间接关系:利率提高,现金回笼增加,从而现金漏出率减小;同时,超额准备的机会成本增大,因此超额准备率也会减小,从而加大货币供给。利率提高使货币供求在两个相反方面同时产生影响,因此可以缓解货币需求过大的矛盾。
3、利率是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
中央银行的再贴现政策实际上就是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当经济处于萧条时,中央银行可以降低再贴现率,从而刺激需求;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提高再贴现率,增大投资成本,从而抑制过度的货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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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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