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监管难倒美国众议院
㈠ 我需要一个关于虚拟货币的影响和监管的议论文
人肉搜索是利用人工参与来提供纯粹搜索引擎信息的一种网络查询机制。简单地说，所谓“人肉搜索”就是搜索他人隐私信息的一种网络途径。显然，人肉搜索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个人隐私，有关人肉搜索的纠纷首先也是法律问题。人肉搜索触及到哪些法律问题呢？法律科学又如何来诊断人肉搜索现象呢？从人肉搜索的涵义框定及运行实践来看，该项引擎技术主要以挖掘他人隐私信息为主要动机，这同时也是人肉搜索的主要功能。于是，人肉搜索先会触及个人隐私权。隐私权是自然人（公民）享有的具体人格权之一，以个人自然信息与行为信息为权利客体。隐私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侵犯。侵害隐私权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窥探、泄露、传播、滥用等。隐私权一旦被侵害，即构成侵权行为，应承担相应的侵权法律责任。人肉搜索的活动机制为：一旦发现人肉对象，即广泛发动网民力所能及地搜索其隐私信息，然后为用户提供搜索便利。可见，谁被“人肉”，谁的隐私即有可能被侵犯。
可恶的是，人肉搜索不仅披露他人隐私，而且还有可能捏造事实，对人肉对象侮辱、诽谤，夸张声讨，如此行为又极易触及他人名誉权。名誉权也是自然人（公民）享有的具体人格权之一，其以社会评价降低作为侵权评判标准，而导致社会评价降低的手段主要是侮辱、诽谤，人肉搜索过程中，不少网民出于激愤，对人肉搜索的对象低劣描绘，出言不逊，海量的谩骂和侮辱言辞弥漫于网络。这都会给当事人造成名誉受损的不利后果。不论是隐私权受到侵犯，还是名誉权遭遇伤害，都不可避免地给“人肉门”的主角造成人格上的损失。
人肉搜索的危害还不仅限于上述直接侵权。更为严重的是，借助人肉搜索的信息，在现实中实施侵扰行为，如拨打骚扰电话、上门张贴含有不雅词句的大小字报等。显然，人肉搜索的危害已经由网络空间蔓延至现实世界。如此连环侵权接踵而至，最终上演了中国“人肉搜索第一案”，受害者终究将造事者及相关网站告上了法庭，并最终胜诉。[1]
不难看出，人肉搜索几乎可以与侵权行为划上了等号，不少人甚至呼吁严惩人肉搜索者，甚至主张禁止人肉搜索。诚然，法律科学可以诊断人肉搜索的具体案例，并且能够给出法技术分析与价值评判，但人肉搜索的产生与发展的沿革及其实践，又似乎在向人们证明人肉搜索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当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之时，人们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以及快节奏生活所累积的心理压抑，很容易瞬时爆发，人肉搜索者宁愿头顶法律风险和舆论谴责的压力，也要上演伤害当事人的网络狂欢，亲身体验人肉搜索游戏带来的刺激。
尽管这几年人肉搜索在中国发展地如火如荼，但国外人肉搜索却“润物细无声”地健康成长，不仅商业利润非常可观，而且自觉遵守法律规则，使人肉搜索沿着法治化、商业化道路理性发展，其用户自然也就将人肉搜索看作一种正常的必要的人工互动帮助服务。反观中国，人们一听到人肉搜索，似乎就压根没把它看作好东西，在多数人眼里，人肉搜索可能就是一场糟糕的网络游戏或无聊的网络闹剧。人肉搜索之所以如此让人怀有偏见，主要是因为这种搜索引擎几乎游离于法律的边缘。
事实上，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不应将其一杆子打倒，要辩证分析人肉搜索的利弊，全面认识其对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人肉搜索作为一种资讯提供途径，无疑在诸多环节为网络用户提供了知情便利。随着社会发展趋向信息化、多元化，获取并占有一定量的信息是人们所应当享有的一项正当权利，也是人作为社会系统一分子的一种内在需求。在事关人权和公共利益的领域，人们不仅享有知情权，而且还有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权利与义务。当侵权乃至犯罪行为或者殃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事件发生时，对当事者的查证和谴责即成为必要。此时，借助人肉搜索，通过吸收知情者参与信息提供的快捷方式，当事者往往容易被准确“人肉”出来。人肉搜索的积极功能不仅体现于对作恶者的监督性搜寻，在诸如寻亲寻好人等查找利害关系者的行动中，人肉搜索同样也可以表现不凡，借助大众力量，将信息资源有效筛选，亮出人们所需要的搜索结果。此外，从人肉搜索的发展实践来看，其功能已不仅局限于对人的搜索，而且已经渗透到对其他信息的搜索领域，聚集网民热情，施展其搜索绝活。
如果说，单纯作为一项网络搜索方式或技术，人肉搜索因其自身所蕴涵的积极功能而彰显了其问世价值，那么，人们对人肉搜索的运用行为则可能会使其自有功能偏离轨道，滑向容易招致谴责和怨恨的消极领域。从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人肉搜索案例来看，人肉搜索之所以遭遇不少非议，并非因为人肉搜索本身带有与生俱来的侵权毒素，而是因为这项游戏的操作者无视人肉搜索对象的合法权益，在事件本身之应受谴责度与搜索对象权益正当性的价值考量上，网民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将利益的天平偏向了事件本身的应受谴责度，不假思索地认为对人肉搜索对象的谴责和揭批价值远远重于对其正当权益的保护。此时，道德审判逾越了法律底线。当以道德审判官自居的人越来越多之时，法律赋予人的权利和义务则被完全抛在脑后而置之度外。于是，一旦遇到人肉搜索事件，往往会瞬间聚集大量人气，如火如荼地暴露人肉搜索的可憎面目。
此刻，被集体侦察和审判的搜索对象，无疑正在经受着隐私被披露、权益被蚕食的痛苦。造成这一结局的罪魁祸首，并非人肉搜索，而是本文开头所提及的种种侵权行为。换句话说，不是人肉搜索本身酿成了侵权行为，而是人肉搜索者的行为惹怒了受害人。平心而论，人肉搜索者并非天生就有侵权动机，许多情况下未必是人肉搜索者有意为之，而是因为对其行为的指导规范缺失，而纵容了人肉搜索者的疯狂。现实恰恰正是如此，直接有关人肉搜索行为的法律法规处于空白状态，遇到人肉搜索引发的侵权案件，只好适用侵权责任的一般规范。完全可以说，人肉搜索正游离于法律的边缘。
游离于法律边缘的“人肉搜索”，究竟是一纸禁令将其宰割于摇篮，还是通过填补立法空白让其走上正道？[2]根据前文对人肉搜索积极功能的阐释，结合国外人肉搜索的健康运行实践，从人肉搜索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及实际需要出发，与其通过取缔人肉搜索来扼杀这一新生事物，倒不如通过科学立法来合理规范人肉搜索的行为。这几乎已经成为共识。[3]而且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对于侵权行为构成的认定，也并非缺少法律依据，从法的一般调整功能来看，我国现行法律在规范人肉搜索侵权行为上并非无能为力，已经作出判决并得到部分执行的人肉搜索第一案也正是援引了现行侵权法律规范。然而，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网络侵权类型，因其自身具有的特殊性而不能不促使立法者在其责任分配方面格外关注。
对此，行之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合理界定人肉搜索侵权的责任空间。单纯就人肉搜索侵权行为所涉及的责任来看，网站和人肉搜索的具体行为人均有可能成为责任承担者。但确定责任主体的要害在于责任构成之要件，因此，设计何种审查制度和归责原则将对责任主体的最终锁定至关重要。人肉搜索具体操作者的责任追究依据已有侵权法律规范即可实现调整的任务，对符合侵权责任构成的组织者和隐私信息提供者及其他形式侵权行为者，课以侵权法律责任，自无疑问。对于网站的责任确定应采取何种态度呢？鉴于对互联网络整体发展以及人肉搜索自身积极功能的考虑，对人肉搜索行为发生的当事网站课以事后审查义务更为妥当。所谓“事后审查”，主要是在原告认为其权益受到该网站人肉搜索行为的侵害而向其发出救济请求之后，或者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网站能够采取制止措施而未予制止。[4]可见，事后审查规则所蕴涵的是“过错归责原则”，即只有在网站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责任主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5]
当然，从对人肉搜索的法律规范来看，立法显然不应只局限于侵权责任，还应对人肉搜索的适用范围、搜索内容、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对人肉搜索的监督管理等事项作出相应的合理规范。顺便提及，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曾建议用刑法来规范人肉搜索，追究人肉搜索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人肉搜索最近几年才在我国起步，尚算新生事物，对待这项网络搜索手段，既不能通过严厉禁止的手段让人肉搜索彻底消灭，又不应放任人肉搜索无限膨胀。但作为一项立法行为，对人肉搜索行为的规范和调整，应走循序渐进之路，根据人肉搜索行为的具体运行实践适时出台相应立法，而不是自始就重磅出击，先入为主地将人肉搜索视为犯罪工具，将人肉搜索行为人贬为“罪犯”。我国刑事立法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则，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完全依据具体案件事实和刑事法制谨慎定夺，而不应以工具论罪，动辄启用刑法规制人肉搜索行为。[6]
纵观现代法治国家立法史，对有着积极导向可能的新生事物的立法思路向来是也应该是，规范引导先于严厉制裁。因此，尽管说人肉搜索尚游离于法律边缘，社会生活中也发生了几起影响较大的人肉搜索事件，有的甚至也搬上了法庭，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要采取重拳遏制不可。至少就目前来说，人肉搜索还没有走到如此不可救药的地步。
㈡ 试述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对虚拟货币监管的联系与区别
区别在于国外它的这种监管有的特别严格啊，有的特别松，国内就是监管来说的话相对也是比较完善的。
㈢ 虚拟货币是哪个部门监管
虚拟货币和金融衍生是有区别的，虚拟不允许，国家会控制的，就像当初的比特币，国家立即出台政策禁止
㈣ 为什么现在虚拟货币这么火,国家怎么监管。我身边的人现在都在挖矿，
原因：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实体货币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资金流动需求。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认可某种虚拟货币的价值，则它完全可能成为物质交换的替代单位，虚拟币的存在必然还会再引起金融界的一股热潮。
针对虚拟货币可能存在的风险，目前已有许多国际组织和中央银行对虚拟货币体系的监管问题进行了公开回应。这些回应大体可以分为四类：警告与风险提示，监管与登记许可，立法规范，明令禁止。
(1)警告与风险提示。
一些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对比特币及虚拟货币体系发出了风险警告。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法兰西银行、荷兰和比利时中央银行就针对使用比特币可能引发的洗钱与恐怖主义融资发出了公开警告。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在2013年底发布的报告中警告消费者虚拟货币存在的诸多风险，如兑换损失、电子钱包被盗、支付不受保护、价格波动等。西班牙虽然没有类似的风险警告，但及时发布了与虚拟货币有关的信息公告。
(2)监管与登记许可。
总体而言，国际组织均认为对虚拟货币的监管应在防范风险和促进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瑞典从2012年开始要求与虚拟货币有关的交易必须在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登记。另外一些国家则注重资质监管，进而使其间接满足审慎监管要求。还有些国家的监管主要针对虚拟货币交易的商业模式。法国金融审慎监管局将提供比特币流通买卖服务，并在此过程中赚取资金的行为视作是一种支付服务而要求得到政府授权。另外一些国家将监管的重点着眼于与虚拟货币有关的中介机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和丹麦的监管机构认为，为虚拟货币提供中介服务需要获得授权。
(3)立法规范。
目前，已有部分国家拟立法监管虚拟货币交易。加拿大拟立法允许政府对比特币交易进行监管，并将数额大于一万美元的交易纳入可疑监管范围。美国希望调整相关法律结构应对比特币的发展。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为使银行保密法（BSA）在网络背景下适用，于2013年发布了针对私人生成、持有、分配、交易、接受和传输虚拟货币的行为及主体界定的解释性指引。欧洲央行强调应加强现有法律框架下的国际合作，从欧洲与全球层面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对虚拟货币加以规范。更多的国家则认为比特币不是一种流通货币，不具有法律地位，也不符合金融工具的定义，如芬兰、瑞典、马来西亚和印尼等。
(4)明令禁止。
在某些国家，与比特币有关的交易被禁止。201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禁止金融机构进行比特币交易，上述禁令随后扩展至支付服务的供应商。持同样态度的还有泰国和印尼央行。匿名网络货币（包括比特币）的流通被俄罗斯司法检查部门视作对货币的替代而被禁止。俄罗斯中央银行早先已经将提供比特币服务纳入可疑交易的监察范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禁止发行未注册股票换取比特币，禁止未经注册从事以虚拟货币计价的网上证券交易活动。
㈤ 网络虚拟货币是哪一个部门在监管
控制货币流通量，维护金融稳定。如果发行虚拟货币等于是没有通过央行，就增加了货币流通量，使用金融监管失控。
㈥ 美国监管的合法虚拟货币有哪些
比特币在美国已经美政府监管，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近日发布文件称，比特币和其他虚拟货币合理定义为大宗商品，与原油或小麦的归类一样。这意味着比特币期货和期权要符合CFTC的规定并接受监管。在美国纽约州开展比特币相关业务需要申请牌照，否则视为违法。在美国加州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态度相对友好，但需要进行登记注册。
在美国只要不利用虚拟货币进行非法的活动就是合法的，福源币就是在美国注册登记，珍宝币也是，但有关媒体报道称，刘龙珠所代表的华裔们针对的是一家名叫富豪集团的企业。9月29日，这家位于洛杉矶的华人公司遭到了查封。该公司被指利用一种名为“珍宝币”的虚拟货币以传销方式来欺骗投资者，而姜昆的照片成为他们宣传“珍宝币”的材料。在中国内地，目前仍然有人在兜售“珍宝币”，只不过兜售者没有向大陆购买者提到姜昆。
㈦ 怎样分析当前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
就目前而言，国内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交易处于关闭状态，不能够在交易所进行交易。
虚拟货币缺乏监管性，太过于自由；所以，当前我国对虚拟货币仍处于严重监管范围；当然了，对于虚拟货币区块链技术方面的研究，还是值得尝试的。
㈧ 每个虚拟货币交易平台都是由那个机构来监管
一般情况下是由当地人民政府来监管的，但是虚拟货币在国内仍旧处于一个灰色的地带，虚拟货币处于一个三不管的状态。但是，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一些最基本的还是需要做的，比如说公司化运营，网站在工信部进行备案等等。
在国内知名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有五大比特币交易平台，锡谷、时代等山寨币平台。
㈨ 2020年国家对雷达币有什么看法
2020年国家对雷达币、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看法：加强监管，防范虚拟货币衍生风险。
2020年4月份我国召开的互联网金融和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表示，加强互联网资产管理、虚拟货币投机炒作、非法外汇交易等其他领域新增风险的监测，建立快速研判、定性和处置打击机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防止死灰复燃。
2020年5月1日，日本《资金结算法》修正案和《金融工具和交易法》修正案正式生效，以加强对虚拟货币交易所用户资金的监管，防止欺诈、盗窃和洗钱行为的发生。日本此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说明加强虚拟货币监管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共识。
(9)虚拟货币监管难倒美国众议院扩展阅读
各国政府一直对虚拟货币在应用中可能衍生的各类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并通过调查、研究和协作等方式摸清虚拟货币的风险底数，从而在监管行动上能够有的放矢。
目前，各国的监管方向主要包括明确虚拟货币支付服务规则、保护消费者数据安全、规制非法融资活动、打击支持恐怖主义行为，通过颁布法律规范、发布监管指引等方式，强化对虚拟货币的事前和事中监管。
2018年3月，英国政府成立了虚拟货币特别工作组，对虚拟货币可能导致的金融犯罪行为、市场诚信风险和金融稳定风险进行密切调查和研究，并适时纳入监管体系。2019年1月，新加坡通过《支付服务法案》，对新加坡虚拟货币支付系统和支付服务提供商进行监管。
同期，美国众议院通过《金融科技保护法案》，将设立独立的金融科技工作组，对使用虚拟货币从事非法融资和恐怖活动的组织和人员进行独立调查。
2020年3月，韩国国会通过《特定金融交易信息法》修订案，要求韩国虚拟货币交易所必须履行反洗钱义务，对交易账户实名登记，从而加强对虚拟货币账户交易和存取款等行为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