捭阖币矿机产币
❶ 朱孟依背景
朱孟依简介
年龄:44
出生地:广东丰顺
教育:高中
主要公司:合生创展(www.hopson.com.cn)
公司总部:广东广州
上市情况:香港-0754合生创展控股(1998年5月)
主要行业:广东、北京、上海和天津房地产
财富:40亿元
低调的南方“地产大王”朱孟依逐渐进军国内其他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朱孟依和他弟弟一起,通过其香港的上市公司合生创展及大陆公司珠江投资累计开发的房产项目面积超过600万平方米。上市公司去年的销售额21亿元(2001:12.5亿元),纳税1亿元,其土地库面积巨大。合生创展和珠江投资共有超过4000名员工。朱孟依在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建筑行业,之后又进入贸易和房地产,并涉足基础设施和投资业。
朱孟依在地产界呼风唤雨,在地产圈外却寂寂无名,这与朱谨慎的性格分不开。朱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对在媒体面前高谈阔论更是不感兴趣。朱是中国地产界一位沉默的大佬。中国地产界另一位大佬级人物王石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朱及朱旗下公司合生创展的艳羡与尊敬,用王石的话说:“合生创展才是中国房地产界真正的航空母舰。”王石此言自有其背景,据说朱的合生创展在广州一个城市的开发规模,就相当于万科在全国五大城市开发的总规模,而1998年、1999年,合生创展仅在广州一地创造的利润就超过了万科在全国五大城市创造的总利润。
朱的起家之地也是朱的桑梓故乡——广东丰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朱先是在这个地方做包工头,后来帮助政府做商业街,将陆丰县城分散的商户集中在一起,朱以“参与业主租金分成”的方式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朱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来到香港,并顺利获得香港永久居住证。朱用以打天下的合生创展是他于1992年与张荣芳、陆维玑夫妇一起在香港创办的,合生创展性质上虽是一家港资公司,但其主要活动地或者说经营地却是广州。有传闻说,因为朱与政府的良好关系,预先获知了广州新城未来发展的契机,因而得以以低廉价格抢先一步在当时尚属偏僻的广州天河区购买到大批农田。
这成为朱整个事业的转折点。1993年,朱在天河动工开发大型商住区华景新城;1994年兴建文化社区暨南花园;1997年开发了愉景雅苑和骏景花园,到目前为止,合生创展在广州开发的项目超过了16个。另外,合生创展还将触角伸到北京及天津,分别开发了北京珠江骏景花园、天津宝邸温泉度假村等项目。据说,合生创展今年项目预计销售额将达到60亿元。
一般来说,合生创展拿到的都是属于那种地处偏僻、地价低廉,但发展前景广阔的地块,很多都位于城市未来扩张的中心区域,如广州的天河、番禹等等,由合生创展首先开发的天河城目前已成为广州新的商业中心。
朱做事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开大阖,朱的合生创展热衷于做大型或者超大型项目。合生创展在广州开发完成的项目中,一些项目的面积超过了200万平方米,其在天津开发的“宝邸温泉度假村”项目据说面积达12平方公里。
在朱的发迹史中,除了合生创展,还有一家不能不提到的公司,即广东珠江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珠江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2月,合生创展的大多数项目,几乎都是与这家公司合作完成的。珠江投资与合生创展一起,成为了朱行走江湖的左膀右臂。据调查,珠江投资的股东之一广东新南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即是朱的胞兄朱沐之,珠江投资的另一位股东则是朱老家广东丰顺县的韩江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据说,珠江投资与合生创展的分工是这样的,两家公司以组合投资方式做项目,由珠江投资负责拿地,拿到地后,再由两家按某种比例关系组成中外合作合营的项目公司进行开发。这种比例关系,基本是合作创展占70%,珠江投资占30%。在品牌使用上,对外,比如在北京则打珠江品牌,在广州则大多打合生创展品牌。
朱不但注重产业,对资本运作也颇有心得。1998年5月,合生创展(0754)在香港上市。每股发行价2.7元港币,共发行2.5亿股,筹得资金6.7亿元港币。朱持有该上市公司63.75%股份。截至2001年底,合生创展总资产已达56亿港币,净资产25亿港币。合生创展在资本市场的纵横捭阖,为朱解决了后顾之忧。
朱擅于抓住一切机会赚钱。2000年前后,朱利用九运会在广州召开,为九运会铺设数据传输网络工程的机会,“顺带”为自己铺设了几条管道,然后,通过将这些管道出售给那些急于铺设光缆的电信运营商,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就净赚了10个亿,而朱的投入前后不超过两个亿。
http://news.sina.com.cn/z/mr/hscz-zmy/
http://business.sohu.com/74/39/article203873974.shtml
❷ 纵横捭阖近义词
1、远交近攻
基本解释
联络距离远的国家,进攻邻近的国家。这是战国时秦国采取的一种外资策略。后也指待人处世的一种手段。
【出自】:《战国策·秦策三》:“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
【示例】:莫若以纳辽之币归之于金,坐复燕云故土,正合~之计。 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七回
2、捭阖纵横
基本解释
捭阖,开合。纵横,合纵和连横的简称。以辞令探测、打动别人,在政治和外交上运用分化与争取的手段。
详细解释
【解释】:捭阖,开合。纵横,合纵和连横的简称。以辞令探测、打动别人,在政治和外交上运用分化与争取的手段。
【出自】:元胡祗遹《木兰花慢·赠歌妓》词:“看捭阖纵横,东强西弱,一转危机。”
3、兵不厌诈
基本解释
厌:嫌恶;诈:欺骗。 作战时尽可能地用假象迷惑敌人以取得胜利。
详细解释
【解释】:厌:嫌恶;诈:欺骗。作战时尽可能地用假象迷惑敌人以取得胜利。
【出自】:《韩非子·难一》:“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示例】:若说~,诸葛亦无如此之阵图,若说幻不厌深,偃师亦无如此之机械。 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金圣叹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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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捭阖是一个成语,读音是zòng héng bǎi hé,意思是指国际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外交斗争。
典故
战国时期,秦国通过改革实力空前强大,并通过连绵不断的战争攻打吞并其他国家。各诸侯国对秦是又惧又怒。
纵横捭阖应时代需求应运而生,张仪、苏秦通过对世态的分析,以及权衡利益心理战术的运用,凭高超的言语辞令或"连横"或"合纵"支持秦国统一六国或联合六国起来对付秦国。华夏大地时而风平浪静时而风起云涌,最终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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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朱孟依的管理扩展
业内有人戏称朱孟依为“朱老农”,不仅因为他有大量的土地储备,盖了数百万平方米的房子,还因为他几乎从不在公众前露面。他做事亲历亲为,性格中还有一种业内人士称之为“商业信念”的“犟”。朱孟依的下属都对他有种敬畏感。他有时认真得可怕。譬如珠江绿洲开发前期,由于这是以合生创展品牌打入京城的第一个楼盘,老朱甚至在餐桌上都不断和在人讨论户型设计稿,“那架式,反而他像是一个来打工的”,他身边的人回忆道。“苛刻”也是朱孟依身边的员工对他的评价。“他经常因为对员工工作不满而发脾气”。朱孟依,1992年与人在香港共同创办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HK0754。2003年,合生创展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资产总值过80亿元的香港上市公司。“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朱孟依似乎深谙这一道理。他引领合生创展在广州城纵横捭阖后挥师北上,一口气在京城拿下数幅大地块,全国性品牌由此树立;而他的低调作风,又为其性格抹上一层神秘色彩。
1980年代中期,在老家广东丰顺县城,20岁出头的朱孟依凭借着敏锐的见识、独到的眼光,挖到了第一桶金。那时丰顺县城商业刚刚兴起,不少人都去摆摊做生意,朱孟依想:要是能够将摆摊集中在一个地方,既热闹又方便。于是他去找镇政府,提出由他出资建设商业街,只要求将业主租金提成。他拿到了“订单”。
朱孟依的市场洞察能力以及善于利用政府资源,使得他很快在广州扎下来,而且是深深地扎入土地之中。早年,他以低廉价格抢先一步在当时尚属偏僻的广州天河区购买到大批农田。这种抢在他人之前数年拿地的做法,令合生创展此后仅土地资产即呈数倍乃至10数倍级增长。事实证明,朱孟依早年那些偏僻、地价低廉的地块,数年后成为了城市扩张的中心区域,如广州的天河东圃、番禺等。
朱孟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商机。2000年,朱孟依利用为广州九运会铺设数据传输网络工程的机会,而朱自己前后投入不超过两个亿。
朱孟依热衷于做大型地产项目,并且远远走在别人前面。顺着市政发展的方向,向东向南不断开发,是朱孟依在广州取得成功的关键。1993年,他在天河动工开发大型商住区华景新城;1994年建暨南花园;1997年开发了愉景雅苑和骏景花园。到目前为止,合生创展在广州开发的项目超过了16个。另外,合生创展还将触角伸到北京及天津,分别开发了北京珠江骏景花园、天津珠江温泉城等7大项目。合生创展集团在广州开发完成的项目中,一些项目的面积超过了200万平方米,其在天津开发的珠江温泉城据说面积达12平方公里。合生创展预计销售额将达到60亿元。
合生创展在广州一个城市的开发规模,就相当于万科在全国五大城市开发的总规模,而1998年、1999年,合生创展仅在广州一地创造的利润就超过了万科在全国五大城市创造的总利润。 精明的朱孟依早早地意识到资本市场的力量,由于私营企业、尤其房地产企业一直无法在内地上市,从一开始他就在香港成立公司,为以后上市作好准备。1997年,朱孟依在百慕大注册成立受豁免公司。1998年5月,合生创展(HK.T54)在香港上市。每股2.7元港币,发行2.5亿股,筹资6.7亿元港币,其中朱孟依个人持有上市公司63.75%的绝对股份。截至2001年底,合生创展的总资产已达56亿港币,净资产25亿港币。
较早地解决了资金问题让合生创展抢先赢得了资本力量的支持。正是在1998年前后,合生利用资本优势,乘机储备了大量土地,项目开工面积大大增加。从1998年到1999年短短一年时间里,合生创展就有110多栋楼宇相继建成,其开发规模、销售业绩,在广州房地产业无出其右。2000年,合生创展旗下楼盘销售额占全广州市场5%的份额。一些业内人士估计,2002年,“合生系”的销售收入将超过100亿元。
朱孟依积极吸引人才。合生系的高层人物,几乎都是朱从各个竞争对手处挖角而来。中国海外集团的项宾、万科集团前总经理姚牧民、万科深圳公司副总经理、恒基中国公司总经理谢世东以及广东城建集团总经理,都曾让朱耐心等待过许久。
从1993年起,合生创展投资的房地产项目中,70%的项目都与广东珠江投资公司合作开发,每次合生创展都是大股东,占有其中70%的股份。
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珠江地产只是朱孟依旗下内地公司珠江投资的一部分。
珠江地产只是珠江投资的开路先锋,除了进行资源积累,还锻炼人才,打开知名度。进行这种远景安排,对于一贯善于”购买未来”的朱孟依而言,再自然不过了。有充分的理由理解朱孟依下一个十年的全面扩张计划。他的胃口还远没有被填满:在上海,合生购买了1400亩;在深圳,合生拿到了300多亩;在北京,去年一年,合生就一气拿下北京5块大型开发用地,总开发面积达到270万平方米。与此同时,在武汉、南京、西安等二级城市,合生也进行市场调研或成立分公司,全国范围大肆扩张的大幕已经拉开。 朱不但注重产业,对资本运作也颇有心得。1998年5月,合生创展(0754)在香港上市。每股发行价2.7元港币,共发行2.5亿股,筹得资金6.7亿元港币。朱持有该上市公司63.75%股份。截至2001年底,合生创展总资产已达56亿港币,净资产25亿港币。合生创展在资本市场的纵横捭阖,为朱解决了后顾之忧。
朱擅于抓住一切机会赚钱。2000年前后,朱利用九运会在广州召开,为九运会铺设数据传输网络工程的机会,而朱的投入前后不超过两个亿。
❽ 王莽改变了哪些国家制度
王莽废汉立新,实现了改朝换代,固然是统治阶级内部各派政治势力长期权力争夺的结果,而根本原因则是由于西汉末年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由这种矛盾所引起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西汉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造成大批农民破产变成流民、佃客和奴婢。土地集中和蓄奴、买卖奴婢问题,成了普遍的社会问题,一直是西汉末年阶级矛盾尖锐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的根源。王莽踩着父辈们为他铺设的路,依靠自己的智谋和手腕,取得地主阶级中大部分人的支持,同时通过多次分赐土地给贫民和制裁杀死奴婢的儿子,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模样,受到了相当多的社会下层群众的拥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是,皇帝易姓,矛盾如故。西汉末年深重的社会危机,并没有因为废汉立新而自行解除。王莽十分明白,西汉末年几代皇帝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正是他今天面临的社会问题。不管他采取多么巧妙诡秘的手段,也是回避不了的。若不能解决,等待他的,同样是覆灭的命运。王莽尽可以用一个接一个符命祥瑞瞒天过海,蒙蔽人民、迷惑舆论,也借以欺骗自己。但现实无情,不改制就没有出路。就这点来说,改制是严峻的现实,迫使新上台的统治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当然,王莽改制,使改制具有王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铸就的人物思想和性格特征,也必然有它自己特定的结局。王莽从小受儒学熏陶,信奉儒家经典,又是利用符命当上皇帝的第一人,所以,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被宗教化、神学化的儒家经学,不仅完全被王莽所接受,并且与日益泛滥的谶纬迷信、灾异祥瑞相结合,成为王莽立国改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王莽的全部改制活动,都是通过引经据典,比附祥瑞灾异进行的,这决定他的改制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一、王田奴婢制度王莽作为开国君主,与当时一些明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一样,对西汉末年以来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的根源,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过限田限奴的建议;元帝时,贡禹曾建议大量遣散宫女,将官奴婢十万多人免为庶人;哀帝时,先后有师丹和孔光、何武提出限田限奴方案。王莽在即帝位前,多次将自己的封田分送农民,责令杀了奴婢的儿子自裁。应该说,他们都看到了土地和奴婢问题的严重性。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即帝位不久,即着手试图解决这两个棘手的问题。他的理由是堂而皇之的,他说:“古代实行井田制,一对夫妻一百亩田,收十分之一的税,国家昌盛,百姓富足,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秦商鞅变法以后,毁了井田,土地兼并出现。豪强地主占田几千亩,贫弱农民无立锥之地。汉朝减轻田租,对有田的人实行三十税一,而豪强地主兼并了成千上万的田亩,租给农民去种,却要收十分之五的租。所以租地主田的父子夫妇整年辛劳耕耘,还是连糟糠也吃不饱,而富豪人家的犬马,却连米豆都吃厌了,这是社会动乱不安的原因。同时还设置了买卖奴婢的市场,将人与牛马圈在一道,主人对奴婢有任意杀害的权力;还有抢掠贩卖人家的妻子儿女的,更是违背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经义和古训。”为此,王莽发布两项法令:一是王田令。规定从现在开始,普天下的田都称作王田,属国家所有,私人不得买卖。一家之中,男子不满八口,而田地超过九百亩的,应将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邻里乡亲。没有田地的男子要受田,也照此办理。敢有诽谤神圣的井田制的,要受到流放边远地方的惩罚。二是私属令,即将奴婢一律改称私属,不允许买卖。
王莽为了证明自己代汉立新的正义性,竭力把汉朝统治说得一无是处,比较真实地说出了汉末土地高度集中、赋役剥削严重、奴婢与牛马同栏的悲惨社会现实。但是他颁布的这个披着复古外衣的王田奴婢政策,却是从根本上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因而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尽管王莽吹嘘他当年做大司马宰衡时,如何下令试行过,呈现五谷丰登的祥兆,他所拍卖的依然是一纸不能兑现的空文。第一,王田制的核心是变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国家的土地国有制,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封建国家地主阶级专政的性质,决定了它非但不能改变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而且连限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也办不到。第二,王田制必将遭到几乎整个社会的不满和反对。①它触犯了占有万顷良田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他们当然可以通过或隐瞒或分家折产等办法,尽力保持自己的土地,但总有一部分要被收归国有,他们自然要凭借权势和关系,反对王莽侵害他们的既得利益。②对于中、小地主来说,王田制本身对他们虽无大损害,但长期断绝他们的兼并之路,也是不能忍受的。③至于对广大无地农民来说,可能在王田制颁布之初,有相当的诱惑力。但当事实证明这原是无法兑现的一纸空文时,他们必将更加怒火满腔。第三,王莽规定土地不准买卖,企图以此抑制土地兼并,但他不懂得土地买卖是伴随着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而产生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既使土地兼并者和上升中的农民感到不便,也使被压榨得无法在土地上生活下去的农民,更加无路可走。王田令颁布后,上自各级官员,下至庶民百姓,因为犯了买卖田宅的禁令,而被判罪的人不可胜数,可以推想它是怎样地被社会各个阶级憎恶和反对了。
奴婢问题,王莽只是简单地把私家奴婢改了称呼叫私属,并规定不准买卖,就企望这个棘手的问题在他手上得到解决,真是异想天开。王莽本意是阻止自由农民的奴婢化,保证农村有足够的劳动力,从而保证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可是它既没有丝毫改善现有奴婢的境况,给他们安排较好的出路,又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农民破产沦为奴婢的可能性。所以,这和不准买卖土地一样,是王莽的空想。
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因为不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而对它无动于衷;广大濒临奴婢边缘的贫民,则感到它断了他们去做奴婢这条生路而对它生怨;法令直接损害了那些奴婢所有者的利益,更不能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另外,王莽在禁止私人奴婢买卖的同时,不仅没有对国有奴婢作任何限制规定,而且不断地通过十分严酷的法律,制造着大量的官奴。王莽一方面把奴婢贩子掠卖人家的妻子儿女,看作是不合天良人伦的不人道行为,一面却引经据典地认为,如果不遵他的法令,犯了法,沦为奴婢,则是罪有应得。王莽改制后,由于反对的人越来越多,官奴婢人数急遽增加。这些官奴的命运,并不比在市场上与牛马同栏的私奴婢好。地皇二年(21年),百姓因私铸钱沦为奴婢的达到十万多人,他们男的关在囚车上,儿女们用铁锁枷着颈脖,跟在后面步行,被押解着成群结队地去服苦役。到了目的地,夫妻被拆散,任意另行匹配。十分之六七的人在苦役中死去。
王莽的王田奴婢法令,没有能使西汉末年以来的尖锐的土地和奴婢问题有所缓解,反而引起了社会更大的混乱。王莽在土地和奴婢这两个主要问题上改制的迅速失败,使他的其他改革措施失去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和基础,预示着他全部改制的悲剧性结局。二、五均六管政策五均六管是王莽改制中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颁布王田私属令的第二年,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根据国师公刘歆提供的经典条文,下了“五均”“赊贷”的诏令。五均,即在都城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六大城市中设五均官。长安原分东、西市,王莽改东市为京市,西市为畿市,又改洛阳为中市,邯郸为北市,临淄为东市,宛为南市,成都为西市。将原来长安东、西市令和其他各市市长,改称五均司市师。市师下面设交易官五人,钱府官一人。交易官又称均官,职掌评定物价,抑制商人囤积居奇;钱府官职掌收税和赊贷。
六管,是由王莽对工商业经济活动所采取的一系列管制措施发展而成的,即政府办理五均赊贷,盐、铁、酒三项由政府专卖;货币由国家铸造;山林川泽由国家管理,合称六管。这套经济政策,有的是继承前代旧制,有的则有所损益和创新。如盐、铁专卖因袭了汉武帝时桑弘羊制定的政策,酒的专卖是由羲和(职掌五均六管的官)鲁匡建议而恢复旧制的。五均六管,表面上看,是国家对工商业等经济活动的管制措施。王莽一方面宣称,目的是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另一方面却又偏偏任用巨商富贾来负责六管。长安的京五均司市师这样重要的职位,就是由天下有名的富商王孙大卿担任,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和临淄的伟姓等家资万数的巨贾,都被任为专管六管的官员。他们本来就是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贱买贵卖或放高利贷的老手,如今打着政府官员的招牌,便更加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巧取豪夺。他们到全国各地活动,与郡县的富豪互相勾结、贪污中饱。一般的地方官吏,也因王莽长期借口制度未定,保证不了俸禄,就私自增加赋税,搜刮人民,甚至在京师,王莽指派中黄门王业统管长安市的采购。王业也是依仗权势,贱取于民,成为长安商民的一大祸害。六管中规定的税收,名目之繁多,制度之烦琐,是历史上少见的。一类是大工商业税:凡开采金银铜锡和采取龟贝的工商,都必须向钱府官报数纳税。一类是不生产税:凡田荒不耕没有产品,一人出三人的税;城市里住宅周围不种果木蔬菜的,一家出三个人的布匹;游荡闲居的人,出布一匹。交不出布,罚作苦工。一类是小工商、小手工业及闲散职业税:凡到山林川泽捕取鸟兽鱼鳖等物和饲养家畜的,妇女养蚕纺织缝补的,工匠、医、巫、卜、祝、方技及从事商贩和开设旅店的,都得向钱府申报实数,抽取其赢利的十分之一作为“贡”,交纳捐税。若不向钱府申报,或申报不实,货物全部没收,并罚做一年苦工。王莽如此烦苛地对社会下层各种谋生手段,通过税收进行干预,对当时大批失去了土地、依靠山林川泽维持生活的贫苦农民和无业平民来说,是徒增了不堪的负担,甚至是断了他们最后的生计。天凤四年(17年),王莽再次重申六管法令后,纳言官冯常曾上书谏劝他停止执行六管令,王莽勃然大怒,罢了冯常的官。天凤五年(18年),大司马司允费兴曾向王莽指出:国家实行六管,收山泽的税,是和小民争利,加上连年旱灾,百姓饥饿穷困,无路可走,只有铤而走险,聚众起义。费兴希望王莽对百姓能放宽一些限制,王莽还是听不进去,又将费兴罢了官。直到地皇三年(22年),王莽垮台的前一年,才承认六管只是使富商大贾和贪官污吏中饱私囊,腰缠万贯,广大人民是深受其害的。在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王莽被迫废除了六管之法。
三、币制改革在王莽的经济改革措施中,搞得最混乱最荒唐的是货币改革。其次数之频繁、内容之错乱和乖谬,在中国货币史上是仅见的。
居摄二年(7年),王莽第一次下令改革货币,在保留当时已流通了一百多年的五铢钱的同时,新增加三种货币:大钱重十二铢,每枚值五十;契刀每枚值五百;错刀每枚值五千。新旧货币一起流通,新币的重量轻而面值大势必引起民间的“盗铸”。因为错刀的长纹镶有黄金,面值更大,王莽又宣布黄金国有,禁止列侯以下持有黄金,有黄金的人要到官府去作价受值。这引起了中小地主和商人的普遍不满和抵制。
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当皇帝后,为了抹去刘汉王朝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又十分荒谬地在货币上打主意,发布了第二次币制改革的诏令。他借口老百姓说上天要革汉立新,废刘兴王,而“劉”字是由“卯、金、刀”组成的,所以“刚卯”这种佩玉不许再用;契刀、错刀和五铢钱也一律废止。另铸小钱(重一铢)顶五铢钱, 与前次的大钱一起通行。为防止私铸,下令禁止民间采铜烧炭。王莽再次以小易大,以轻换重,借改变货币,掠夺社会财富,又遭到社会各阶层的反对。百姓用惯了五铢钱,大小钱并用不仅不方便,轻重随意改变也觉很不可靠,私下里还是用五铢钱做买卖,并放出风来,说大钱就要废止不用了。王莽对此十分恼怒,紧接着下了一道命令:“谁再敢用五铢钱交易,说大钱将要废止,就要像诽谤井田制那样,发配到边远地区服苦役去!”
王莽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以后又先后两次改变币制,特别是第三次,更是荒唐透顶。始建国二年,他下令将货币改称为“宝货”,分成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就是五种货币材料:金、银、铜、龟、贝。六名即六种货币名称:黄金、银货、龟币、贝币、布和泉(布和泉都以铜为主要材料)。二十八品即二十八种货币的品级。王莽完全不顾货币的频繁改作、名目众多,兑换复杂,会给人民带来多大困难,还以为货币轻重大小的品级差等分明,百姓一定感到方便、乐意使用。真是热昏了头!民间照样有私铸货币的,他下令:一家盗铸,邻里五家受株连,全部变为官奴婢!人民不愿意用新币,他就制定了严酷的刑罚和检查制度。王莽规定,官吏和百姓从一地到另一地,要持有符传(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及与此相符的布钱。否则,旅店不准留宿,关隘渡口予以扣留。甚至高级官员出入宫门,也必须持有布钱。王莽为强行使用新币,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第三次改变币制后不久,因为阻力实在太大,王莽又宣布只使用值一的小钱和值五十的大钱两种,其他龟、贝、布货币暂停流通。天凤元年(14年),王莽又进行第四次货币改革,宣布废除大小钱,改为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和货泉(重五铢,值一)两种。后来,他怕大钱通用已久,老百姓不愿意,就又下令,大钱可以暂时流通。但重十二铢的大钱与重五铢的货泉一样,面值都作一。王莽以为政治权力万能,朝令夕改,任意胡来,结果造成了社会的极大混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每一次改变币制,都导致一大批人破产。因私铸或触犯了其他禁令而罚作奴婢和流放服苦役的人,也比比皆是。农商正常活动无法进行,商品流通渠道堵塞,市场萧条,人民怨声载道。
四、开边衅,挑起对少数民族战争王莽改制造成了在新朝直接统治下的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宁,也祸及了匈奴、西域、东北和西南等边境少数民族地区。
王莽无视于长期以来汉族和边境各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和睦友好关系,对于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对于中央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狂妄自大,唯我独尊,强令各少数族服从他的专制无理的要求。就在废汉立新的当年,王莽就迫不及待地派出他的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带着宣扬新朝建立的四十二篇符命和印绶,分赴全国各地,将新朝的印绶分别授于更改名称的王侯、各级官吏以及匈奴、西域和周边各少数民族首领,收回汉朝颁发的印绶。王莽命令五威将们,普天之下,四方八极,都要走到,以炫耀他皇帝的神圣和至高的权威。这帮爪牙得了圣旨更是狐假虎威,所到之处,恣意胡为。在骚扰了内地各处之后,又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张牙舞爪,故意寻衅,挑起事端。东到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南出边外,过益州,把句町王贬为侯。
西至西域,将那里的三十多个国家的王,一律降为侯。北赴匈奴,授单于新朝的印信,收了单于汉朝的旧印。将原来的“玺”改成“章”。匈奴单于看后不愿意,要索取旧的印章。五威将的右率陈饶事先把旧章砸得粉碎,又嘲弄地将一堆旧印碎片交给匈奴单于的使臣,傲慢地说:“请你们单于还是承应天意,服从新朝的授命吧!”单于听说大怒,即发兵进犯内地。被贬的句町王等西南和西域各国的少数民族领袖,也乘此宣布脱离新朝的藩属地位,开始骚扰边境。王莽对此非但不做反省,采取补救措施,反而对开边衅的陈饶等大加奖赏,封陈为“威德子”。第二年,又对索取旧印的匈奴单于施加新的污辱,将他更名为“降奴服于”,粗暴地宣布将匈奴分裂为十五国,立匈奴先祖的子孙为十五国单于。为此,王莽派了十二个将军,调集全国三十万军队,分六路出兵,发动规模空前的讨伐匈奴的战争。为进行这场战争,王莽匆忙下令从全国征调军需,准备三百天的粮草。自江淮一直到北部边防线,道路之上,运送衣服、武器和粮食等军需物资的牛马车辆和役夫络绎不绝。监督行军和催饷的使者往来驰骋。一时间,人心惶惶,天下骚动。王莽规定,三十万军队和三百天粮饷要全部到达边境前线后,同时出征。
这样,先期到达的部队,在屯留边境郡县等待其他部队到来之前,将领和士兵无所事事,便在那里放纵抢掠,随意勒索,给边境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内地郡县,则被无穷无尽的摊派催征军资,搞得倾家荡产,被逼流亡,最后投入武装反抗王莽斗争的行列。所以说,对匈奴战争还没有开始,内地和边境已经骚乱。为对付这种混乱局面,王莽给七公六卿加上将军称号,让他们去镇抚内地城镇,又派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别去边境各郡坐镇,监督屯边将领,执行纪律。
谁知他们一到那里,立即与带兵将领相勾结,公开索取贿赂,鱼肉百姓,为害更大。尽管王莽又下达了整肃军纪的命令,但已没有丝毫约束力,监军的、带兵的照样放纵士兵,胡作非为。
王莽发动对匈奴的战争,遭到个别有识之臣的反对。被派去讨伐匈奴的讨秽将军严尤,就当面规劝王莽。严尤从国力民情,特别从军事角度陈述了对匈奴作战的五大困难,希望王莽打消出征的念头。但王莽已被想象中的显赫武功迷了心窍,根本听不进去。对匈奴战争持续了将近十年,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潜伏的社会危机愈益严重。王莽仍不死心,天凤六年(19年),又下诏募集天下丁男及死罪犯和奴隶,起名叫“猪突豨勇”,送到边境战场做前锋;借对匈奴作战为名,按财产的三十分之一征收新税,搜刮全国吏民。还勒令公卿以下至郡县官吏,按俸禄多少分别保养军马。当官的自然又轻易地把这种负担全部转嫁到百姓头上!为了求得对匈奴战争的最后胜利,王莽甚至异想天开地把希望寄托在出现某种奇迹之上。他下诏广泛招募有奇巧法术可以取胜匈奴的异人,并许以相当高的官职。重赏之下,果然有一万多“高手”自报家门而来。有的说,他渡河不用舟船,将车马连接起来,就可以把百万大军送过河去;有的说,不必准备什么粮草给养,只要吃了他制造的灵丹妙药,就可以使三军不饥;有的说,自己插翅能飞,一日千里,可以侦察匈奴敌情。离奇古怪,不一而足。对于那个自吹能飞的人,王莽尤感兴趣,当场试验,结果那人以大鸟翎作双翅,从高坡上向下滑翔,挣扎着“飞”了几百步就坠落下来。王莽心里明白,这些取巧逐利之徒,并没有神奇的本领。但为了借用他们的名气,鼓舞士气,全部让他们做了官,赐给车马,整装待发。
当时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是王昭君女儿的丈夫,曾归附过新朝。王莽派王昭君兄长的儿子,将他诱骗到边塞后,用武力胁迫至长安,强行立他为须卜善于后安公,取代匈奴的首领。严尤(任大司马,主持对匈奴作战)谏劝王莽不能这样干,说:“须卜当在匈奴的右部,他的部队对边塞没有什么侵扰。匈奴单于一有动静,他就暗地向我们通风报信,对我方帮助极大。现在把他弄到长安当傀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匈奴人了,不如把他送回去有利。”
忠言逆耳,王莽哪里听得进去。
倒是好说大话,故作惊人之举的狂徒,备受赏识。王莽多次失去了和匈奴的关系缓和的机会。长期的动荡,北部边境生产遭到破坏,百姓离乱,尸骨暴野,出现凄凉萧条的景象。
对匈奴是这样,对东北、西南和西域各少数民族,无不如此。如对高句丽,先是征发高句丽兵去打辽西少数民族秽貉族,遭到拒绝后,王莽即下令让严尤将高句丽侯驺诱骗杀害,并把首级传到长安,更改高句丽为下句丽。
王莽以为这样就可以震慑住东北各少数民族,谁知更激起了他们的仇恨和反抗。
持续了十几年的对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基本上与新朝的存在相始终,不仅使王莽失去了改制所必须的和平环境,而且加速了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成为大规模农民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五、农民战争风暴将新朝席卷而去王莽在西汉末年社会各种矛盾都相当激化的险恶形势下,用伪善的面孔和纵横捭阖的手段,骗取了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击败了一个个对手,实现了改朝换代。从根本上说,他完全不懂得这是广大劳动人民奋起反对刘汉王朝腐朽统治这种客观的强大的阶级斗争力量的推动。王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利用符命神化自己,大肆宣扬代汉立新乃是非他莫属的天命所归,进一步神化个人意志,以为凭他一道命令、一个主意,就可以解除西汉末年以来的一切社会危机。终于,全面改制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王莽当皇帝后暂时得到缓解的政治形势,很快又变得严峻起来。公元10年,王莽挑起对匈奴的边衅,内地开始出现零星的农民起义,到新王莽天凤四年、五年(17年、18年),一场酝酿已久的以绿林、赤眉军为代表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新王莽天凤四年(17年),临淮(今江苏盱眙县西北)瓜田仪、琅琊(今山东诸城市)女子吕母举兵反抗。吕母的起义军在山东滨海一带打击官军,队伍发展到万人以上。吕母是我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这一年,南方发生大饥荒,人民以野草根为食。荆州一带尤其严重。于是,有饥民数百人共推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人王匡、王凤为领袖发动起义。不久,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人马武、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王常、成丹等率领人马前来归附。数月之间,队伍发展到七八千人。起义军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被称为绿林军。地皇二年(21年),王莽强令荆州牧(州的军政长官)发兵两万前去镇压。绿林军王匡等率军在云杜(今湖北仙桃)、安陆(今湖北安陆)迎击,大破王莽军,缴获全部辎重,起义军声威大振。第二年,因发生瘟疫,绿林军决定两路撤出绿林山:一路向西到南郡,称下江兵;一路北行入南阳,称新市兵。
新市兵攻随(今湖北随县),陈牧等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组织了一支一千多人的队伍响应,称平林兵。
天凤五年(18年),琅琊人樊崇率领贫苦农民一百多人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起义。当时青徐(今山东东部和江苏北部)发生大灾荒,饥民纷纷投奔樊崇,队伍很快发展到几万人。在与王莽军队作战中,起义军为与敌人相区别,把眉毛染成红色,被称作赤眉军。对于这支骤然而起的农民军,王莽恨得咬牙切齿。地皇二年(21年),他派太师景尚率军镇压。但在第二年的一次交战中,王莽军被打得溃不成军,景尚被起义军击杀。王莽闻讯,更加恐惧,立即又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军进攻赤眉军。王莽在送他们出发时,假惺惺地表示要开仓赈济百姓,想以此瓦解起义军。实际上,王莽连他的军队也不愿发够粮饷。
所以,十多万官军在王匡、廉丹的骄纵下,沿路像饿狼一样,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整个山东地区遭到一场浩劫,到处流传这样的民谣:“宁逢赤眉,勿逢太师(王匡);太师尚可,更始(廉丹)杀我。”可见官军作恶危害之大。王匡、廉丹镇压了一些地方的起义军之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最后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县)与赤眉军相遇,十万大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王匡狼狈逃窜,廉丹妄图顽抗,被起义军杀死。成昌一战,王莽在东方的军事力量从此一蹶不振。赤眉军迅速壮大,队伍增加到数十万,势力扩展到黄河南北。
在农民起义遍及全国、王莽政权四面楚歌的形势下,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人(多数是西汉刘氏的宗室)乘机打出反对王莽的旗号。22年,南阳著名豪强地主刘、刘秀兄弟,在舂陵(今湖北枣阳市东)组织七八千人起事,号称舂陵兵。刘自称柱天都部,部属各封将军名号,攻城略地,所到之处,发布檄文,宣布王莽罪状。不久,刘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先后将新市、平林兵、下江兵联合起来,大军北进,所向披靡。王莽感到走投无路,穷于应付,决定派遣风俗大夫分头到全国各地,宣布他上台以来的改革一律作废。但已经无济于事。且不说起义军已紧逼新朝统治中心,风俗大夫们根本无法到全国巡行,农民起义军和各种反莽力量,也绝不会在王莽一纸许诺面前停止进击。地皇四年(23年),在新市、平林兵的支持下,西汉宗室贵族刘玄被推出来当了皇帝,建元“更始”。
王莽闻讯,大为惊恐。为了掩饰内心的惊恐不安,他故作镇定,根据“黄帝娶有一百二十个嫔妃而变为神仙”的符命,在妻子死了两年之后,以六十八岁老龄,王莽把须发染成黑色,用巨金聘娶了杜陵史家的女儿为皇后。在举行婚礼大典这天,他亲自到前殿迎候皇后,以显示自己富于春秋、精力充沛;他的爪牙又实实足足为他选取了一百二十个美人充嫔御,供他垂死前的淫乐。同时,孤注一掷、穷凶极恶地派遣他的得力干将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纠集郡兵四十万,号称“虎牙王威兵”,扑向绿林军。结果在昆阳(今河南叶县)摆开了王莽军和绿林起义军的生死大决战的战场。王莽军主力最后被击溃,敲响了王莽新朝的丧钟。
农民起义如燎原烈火,越烧越旺。王莽统治集团内部迅速分崩离析。地皇四年(23年)十月一日,起义军攻入长安宣平门。十月三日,王莽被起义军杀死。王莽上台及其全面改制,用谎言欺骗愚弄了人民,愚弄了历史。他终于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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