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科技矿机是真的吗

Ⅰ 支秉渊的职业生涯

众所周知，中国民族机械工业的起点很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大量的机械设备从国外进入中国市场，使中国机械工业发展速度极慢，机械设备的产量提高不快。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掀起罢工浪潮，提倡国货之呼声日强。是年江浙一带连年苦旱，支秉渊等人创办的新中工程公司，开始仿制成离心式抽水机、双筒双行式抽水机、滤水缸等多种排灌设备，以减轻灾民燃眉之急。1926年，在上海南洋大学举办了一届工业展览会。该会第三会场，为德商天利洋行及丹商罗森德洋行陈列的柴油机、抽水机、电动机等。支秉渊敢于与此一决高低，在天利洋行陈列品之前，设下自制8寸口径离心抽水机，同时开车抽水，以资比较。结果，新中的产品轻巧坚实，价格特别低廉，较之舶来品有过之无不及。令国人非常振奋，觉得国货能与洋货分庭抗礼很是扬眉吐气。 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在洋商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倾轧排挤下处境艰难，支秉渊克服种种困难，以坚韧的毅力和不怕失败的精神，领导设计仿制的内燃机品种有：3马力煤油机、6马力、8马力（冲灯式单缸）、10马力（单缸船用）、15马力（单缸）、16马力（冲灯式双缸）、20马力（双缸）、30马力（双缸）、36马力（双缸）、45马力（双缸）、54马力（三缸），75，90，100马力柴油机作为发电厂的照明及小型动力之用，为安亭以及萧山的永安电灯公司，嵊县的开明电灯公司，嘉定的南翔电灯公司……提供的引擎装机容量达200千瓦以上，约占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售出用于电厂的引擎总装机容量的30%左右。
这时，支秉渊又敏锐看到：实用的狄塞尔（Diesel）柴油机是1897年制成的，这种柴油机的热效率高于其它内燃机。但最初它的体积大，用于固定作业。20世纪初狄塞尔柴油机的应用日益广泛，20年代中国市场上的狄塞尔柴油机都是外国产品。支秉渊不甘心受人摆布，有志于填补国内空白，于1929年，仿制成36马力双缸狄塞尔柴油机，开中国制造这种柴油机之先河。
在铁路桥梁工程中的创举和成就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国关内（东三省除外）长期没有兴建铁路。当时已在修筑的铁路亦都中途停顿，铁路建设队伍几须重新建立。1933年，浙江省主办的杭江铁路开工，支秉渊深感此举为民族振兴之大计。受这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以及新中公司发展的需要，他敢啃“硬骨头”——毅然承包了金华江和衢州东迹江两座大桥的钢梁工程，钢梁共计25孔，每孔长20米，尤其是金华江，12孔桥孔，有的在深水区，有的在浅水区，有的在滩上，架梁难度很大。支秉渊善于组织和发挥起重工人的经验，在缺乏实践技术和先进起重设备的情况下，经过多次周密勘察，突出一个巧字，研究出在20米长的承接梁上铺轨，用平车装载把整个钢梁送上桥墩。由于他在工作中善于探索，不断改进，最初安放一孔需10日，最后减至3日。冬季江中无水，支秉渊充分利用这一地利条件，打破常规，将13孔上承梁全部运至河中间滩地上拼装铆合，用独脚巴杆吊上桥墩，大获成功。初战告捷，使支秉渊信心大增，建桥的劲头更足了。
翌年，他率领一支精良的技工队伍开赴崇山峻岭安营扎寨，承包了浙赣铁路玉南段（自浙江江山通过江西玉山至南昌）信河、灵溪、沙溪三座桥梁的全部工程。信河桥的上部钢梁安装架设工程，是跨度20米的钢板梁．共10孔。支秉渊研究采用新的运载工具；全长40米的承载梁。承载梁系用型钢构成的方型钢轨，事先在桥头拼装成整体后推向桥台，因长度可跨2孔桥，所以能向前推进而不致落空。承载梁在两个桥台上坐落后于上面铺设钢轨，即可将桥梁推向安装方位。然后经起重工具将桥梁顶高，让装载桥梁的平车退出并拆去钢轨枕木，将承载梁推向前方，使桥梁徐徐落在桥台位子上。此法改变了在河床或船上搭枕木架，把桥梁升上桥台的传统工艺，使桥梁与江中水情脱离关系，不受天时影响，既省时，又节约，且安全，系国内首创，亦可视为后来发展形成的架桥机的雏型和原理。
粤汉铁路株韶段樟河桥钢梁架设的施工方法，是支秉渊在桥梁工程史上的另一大创举。樟河桥位于湘粤边界，在湘东南宜章县境内。桥墩高40米，远望像一个烟囱，平时河床是干涸的，由于火车从半山腰通过，所以桥墩要高。支秉渊报价1万元，路局极为惊异，因为他们对该桥的预算是10万元。该局凌鸿勋局长特此询问支秉渊，支告以自已的施工方案，并称按此方法尚可盈利，结果使凌鸿勋大为赞赏。樟树桥共3孔，两头各有一孔20米的钢板梁，中间为一孔30米的桁梁。支秉渊定下办法，中间的方架梁在河中石滩下拼装，在桥墩上分左右安装两副双杆吊梁（A字把杆），把钢梁分二片从河底吊上桥墩。攀索栓在桥墩的顶帽上，准备将在粤汉路完成安装使命的40米装桥工具切断，安装在桥孔中间作为承载梁。照此计划，若不计装桥工具损失，安装费用不到5000元。
但本着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支秉渊和工程师钱义余根据以往用巴杆在桥头两端吊起钢梁的经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用钓鱼的方式将钢梁从空中引渡过去而下面不用承梁的想法。施工中，因为桥墩高，使用四档葫芦速度较慢，从钢梁离地到引上桥墩的整个起吊过程，需耗费13小时。于是，支秉渊决定实施新构想空渡计划，并作试验。将已运到桥头的40米装桥工具当作钢梁，从对面桥墩上扎上巴杆，模拟性地拖出桥头，引向对面桥墩。试验表明很平稳，复将它拖回原地，结果空渡获得成功。后来，粤汉铁路南萍段的钢板梁架设，基本都按此法进行，均进度超前，路局十分满意。钢梁凭空渡过桥墩的架桥新法，后在中国桥工界广为传播。
赣江大桥为支秉渊精心所造桥梁中的最大一项工程。其架梁施工工艺采用浮运法。浮运法安装桥梁，曾在1935年开工的钱塘江大桥工程中得到应用。此桥由茅以升设计，洋商承包建造。支秉渊建赣江大桥采用浮运法架梁，是在钱塘江大桥施工之后，加以发展而成。钱塘江的浮运工具为底平且面亦平的方船二艘，用四具千斤顶在钢梁四角同时举高的方法升上钢梁。支秉渊则采用二艘两头高起6米的平底船，因袭潜水艇的原理，将水注入舱内，利用排水船体升高的方法将钢梁举高，其效率及速度均超过钱塘江桥工程的浮运法。赣江桥钢梁的浮运，开始亦用二艘拖轮拖带方船，后因风大危险，改为在拖船上安装绞车，定位下锚后以钢丝绳连接方船，徐徐牵引到位。这是支秉渊一贯善于因地制宜，别出心裁的又一例证。
领导研制中国第一台柴油汽车发动机和煤气汽车发动机
1931年6月，沈阳民生工厂自制部分零部件，利用一些进口关键零部件，制成一辆卡车。此外，30年代初中国仅有利用进口发动机、底盘等组装汽车的尝试。发动机是汽车的关键部分，最初的汽车发动机多是汽油机，20年代后期出现了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转速超过每分钟1000转）。由于柴油较汽油价廉，用柴油汽车较汽油汽车经济。在制造柴油机过程中，支秉渊产生了试制柴油汽车发动机的想法，他曾多次在外国汽车面前驻足沉思，留连忘返。由于制造这种发动机难度大，成本高，技术上无把握，在一般人看来得不偿失。但支秉渊却决心在技术上创造佳绩，甚至在试制过程中连失败的念头都未曾有过，足见是如何自信了。大约在1935年，支秉渊买了辆英国Commer牌卡车，在自己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委托工程师陆景云主持仿制该车的Perkins牌发动机。Perkins牌发动机为狄塞尔高速柴油机，功率为35马力，额定转速达2200转/分。当时它的转速是非常高的了，国内未曾试制过。支秉渊、陆景云得到的有关资料仅有一份使用说明书，其上仅有若干外型照片及简单说明。在支秉渊和魏如的精心组织下，陆景云等人经过简单的试用观察之后，将发动机拆开、逐步分析，并由支少眉、闵根荣等测绘。根据发动机结构紧凑、复杂等特点，陆景云构思各种技术方案。在构造原理方面基本上按样机测绘；在材料方面只好自己选定材料种类；在加工工艺方面也必须自己重新设计。根据参考书，陆景云得知了世界上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的曲轴、连杆、活塞等零件的材料种类，以及缸体材料的要求。
在缸体、缸盖等铸件方面，为了能在上海当时条件下获得最好金相组织，支秉渊通过代理商从国外进口了铁镍合金颗粒，使其熔入含矽含碳量较低的铁水中，容易促进珠光体的形成，改善铸铁的显微结构和性能，冶炼出了低镍合金铸铁，经检验分析认为金相组织（细密的珠光体）和强度符合要求，从而铸出了结构复杂，尺寸准确的气缸体、气缸盖。
除了铸件，发动机的多数零件是钢件。当时国内一般机器厂所用钢材绝大多数为普通碳钢，没有用合金钢的经验。按有关参考资料，根据零件的不同性能要求，支秉渊向洋行选购必要的合金钢。为了提高加工精度，支秉渊等人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图纸上加注尺寸配合公差；二是每个零件分别制订加工工艺，这种先进的做法在当时中国机器厂中是不多见的。
曲轴是发动机的重要零件，新中因无合用的锻压设备而不能锻造。支秉渊等人在无奈之下，动足脑筋，只好用尺寸较大的方型低镍合金钢锯成坯料，再用机床切削成形，方钢锯下的余料经切削制成连杆。他还在上海市场上购买了部分附件，如德国造的高压油泵的喷油嘴、英国造的凸轮轴传动链和张紧装置，以及活塞环，风扇皮带等等。到1936年大部分零件已完成，1937年春发动机装配完成，这是中国第一部自制的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被安装在那辆Commer牌卡车上，由支秉渊亲自驾驶着向市政府公用局报告试车成功。后来，新中内迁时在上海市内运输过程中，装着自制发动机的Commer牌卡车发挥了作用。
“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次日，陆景云决定向支秉渊请长假，从军抗口。支秉渊积极响应资源委员会等部门组织的内迁，率领新中员工历经艰辛，将上千吨器材迁往武汉。武汉告急以后，新中继迁长沙以及祁阳。长沙离武汉不足千里，且无险可守，若武汉失守，长沙即成为前线城市，从战争角度看在长沙设厂似无必要，甚至极不明智。而支秉渊在长沙设立分厂的根本目的，便是为了早日实现制造较大马力汽车发动机的夙愿。他对制造技术复杂的内燃机，可谓念念不忘。长沙黄土岭新建的新中公司制造分厂于1938年开工，支秉渊便复请陆景云回厂主持试制发动机。因战事紧张，杜聿明最初不准陆离职。后经支秉渊亲赴湘潭向杜聿明面陈理由，杜才批准陆回新中以支持支秉渊的爱国之举。
由于经济部官员出面，杜聿明的二百师将一辆已报废不能运行的德国卡车赠送给支秉渊。其发动机为M．A．N牌狄塞尔高速柴油机，功率为65马力，额定转速为1800转/分钟。支秉渊决定仿制这种发动机，在没有任何有关资料的情况下组织测绘。陆景云到厂后，支秉渊又将李培金、褚应鎏，喇华琨等技术人员集中到长沙，全面展开仿制。M．A．N发动机比Perkins发动机体积大，结构较简单，陆景云等人觉得试制更有把握。于是，支秉渊不顾敌机轰炸的严重威胁，决定建立批量生产线。
战时后方冶金工业仍落后，钢材供应远不及上海方便，条件非常艰苦。支秉渊四处奔波，多方打听供应渠道，终于想到向铁道部门购买被日本飞机炸坏的机车的废件作为原材料。当时估计机车主动轴是好钢材（可能是合金钢）制的，就用它来制曲轴，用轮箍制连杆，用钢轨制一般钢件。没有较大的锻压设备和合用的磨床，制曲轴时先将车轴锻偏，然后在机床上切削成型，最后再精车和研磨。在自炼铸铁过程中，找不到进口的铁镍合金颗粒，就以镍币为添加料，与铸铁、废钢同在化铁炉内熔炼，炼得低镍合金铸铁。由于支秉渊，陆景云等人有战前经验，新中顺利铸成气缸体、缸盖，用废飞机零件铸成了活塞。另外如油泵、喷嘴及飞轮锻坯，由支秉渊去香港购买。由于粤汉铁路运输已不正常，他就亲自押运，从香港用民船运到广西钦州、防城一带上岸，再用人力经数百里挑到南宁，再经公路长途运输到厂，长沙大火后，新中厂又迁到祁阳，其路线非常之曲折。1943年11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桂林召开学会期间，颇多会员远道到祁阳参观新中公司，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亦特地前来视察。看到新中公司与同业和中国银行合办民生炼铁厂、炼钢厂，因炼钢电炉需要炭棒又与广西化工厂合办中华炭精厂，又因需煤日增与联资公司合组七里桥煤矿公司，又向建湘面粉厂投资，新中所发电力，供应邻厂日新电池厂及建兴器材厂，使祁阳小邑俨然成为一个工业基地，是抗战时期自给自足的一个非常可贵的奇迹。翁感到非常高兴，对支秉渊的爱国之举、强烈的创业进取精神和出色才干倍加赞赏。
M．A．N发动机试制工作从1938年夏季在长沙开始，秋季转到祁阳。到1939年存，零件加工陆续完成，开始装配。同年6月，65马力柴油汽车发动机在新中祁阳制造厂制成，装在原来的已修复的旧汽车上，试用成功。
1939年夏，去香港购买附件更加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德国附件和原料供应中断，新中无法批量生产柴油机。另外，战时柴油成了十分紧张的战略物资，柴油发动机因缺油而几乎停用。支秉渊审时度势，考虑到后方生产煤炭，在M．A．N发动机仿制成功之前就着手把它改型为煤气机。这主要是把油泵换成高压线圈和分电盘，加装冷型火花塞（进口的）、煤气进气管、煤气控制阀，配制煤气发生炉，史改缸径、缸套’缸盖、气门、压缩比、活塞等。材料也有某些变更，如活塞由铝合金改成了低镍合金铸铁，飞轮由锻件变成铸件。为了以后容易造柴油机，煤气机与M．A．N型柴油机大部分零件可以通用。1939年6月以后新中开始试制煤气机，翌年初试车成功。该煤气机功率为45马力，额定转速1500转/分钟，可与发电机匹配。支秉渊以月产30部煤气机为目标，最初月产3部，后来达到月产6部。这种发动机在后方很受欢迎，被用于发电或驱动小型船舶。支秉渊下令将它和煤气发生炉装在一辆卡车上。1942年他和司机驾驶这辆汽车从祁阳出发，经湖南、广西、贵州的崎岖山路，成功地驶抵重庆，开创了国产煤气发动机驱动汽车的历史，成为中国近代机械史上的一件要事。当时重庆《大公报》发表文章将支秉渊喻为“中国的福特”。1943年支秉渊自行设计并试制成功一辆国产汽车曾行驶于湖南黎家坪至祁阳之间，后因日军侵占祁阳而受破坏，现只保留下照片。
1943年冬，中国工程师学会为表彰支秉渊领导制造内燃机的开创性成就，在桂林决定授与他金质奖章荣誉。他成为继侯德榜、凌鸿勋、茅以升、孙越崎之后第五个获得这项中国工程技术界最高荣誊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科技成就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业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支秉渊从美国考察回来后，出任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基于强烈的振兴民族工业的愿望，并根据联合国救济委员会的构想，他制订了一个在中国各大省市建立18家分厂，在各县设立3000所铁工铺的宏大计划。但后来终因不合美国顾问的意图而愤然辞去总经理之职，改任中农公司下属的吴淞制造厂（现上海柴油机厂）厂长，此计划也付之东流了。虽遭此重大挫折，支秉渊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仍矢志不变。在他的领导设计下，该厂于1948年3月试造出第一批汽油机，原设计5马力，实际达到5．5匹马力，因此称5匹半汽油机，当年就生产了50台，用它同二次世界大战“救济物资”中，美国制造的水泵配套，作为农业排灌机械的动力。同年该厂还基本完成了年产3000台5匹半汽油机所需的工艺装备。 人民政府信任支秉渊，调他到华东工业部任机械处处长，领导整理各种机器工厂的资产，重新分配任务，恢复生产。1950年5月，中央决定投资3．75亿公斤小米（折合人民币6075万元）兴建新中国第一座重型机器厂，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设计。这是中国工业史上的一大创举，曾轰动上海知识界并引起国际上的注目。支秉渊立即响应，以他在上海知识界的威望，不辞辛苦地走门串户，满腔热情地宣传动员。在他的慷慨陈词和细致入微的说服下，一些专家名流很快消除了对共产党尚持的视望态度，有的嫌太原风沙大，生活条件差，还有的对能否建成这么大的重机厂信心不足等种种顾虑，纷纷投入到设计队伍中来，还聘到56名技职人员和30多名技术工人。支秉渊被任命为中央重工业部重型机器厂筹备处副主任（后为太原重型机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兼太原工程处处长、上海事务所主任。在他的主持下，有支少炎、杨廷宝、罗士瑜等40多位上海各企业的知名工程师、大学教授，怀着对发展祖国工业建设的高度责任感，利用岗位工作之外的时间，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了许多困难，只用了40天时间就完成了规划文件。支秉渊意气风发地打着上海事务所赠送的“唯我先锋”锦旗，率领一个考察小组，来到山西的太原、榆次、太谷等地进行地势考察，选定厂址。1950年10月4日，建国二周年的礼炮余音里，又响起了太原重型机器厂正式破上动工兴建的喜庆鞭炮声。它的高速建成和投产，凝聚着支秉渊等专家的高度智慧和辛勤洒下的汗水，为中国独立自主建设大型企业闯出了一条新路。 1954年，支秉渊被调往沈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这个“大人物”是这样平易近人——他平时吃住在厂里，经常在空余时间下车间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对于矿山机械，他一往情深，深谋远虑地构划出一副沈矿厂发展前景蓝图。消化、转化了一批苏联技术，增加了工厂主要产品品种。其中有许多技术要求较高的新产品，如鼓型过滤器、除尘搅拌机，螺旋分级机和板状给矿机等，在支秉渊的领导设计下相继问世。还有许多产品创造了中国首占产品记录，如φ2800×60000圆筒混合机，带宽650毫米电动卸料机，带宽650毫米电动漏砂机，CKP11型链式刮板运输机，直径2000毫米圆盘给矿机，FW——24型浮游选矿机，BK振动筛和Bro振动筛。BGN——15．BGN——24型周边传动式浓缩机，无活塞鲍姆式洗煤机等。其中带宽1000毫米的带式磁选机的试制成功，为中国金属选矿提供了新的先进技术装备。还有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桅杆起重机，1955年被选送到莱比锡工业展览会展出，赢得了国际上的好评。这众多新产品，和支秉渊培养锻炼出来的一支设计、开发选矿设备的工程技术队伍一起锦上添花，使沈矿厂充满了勃勃生机，为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应有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中国机械行业开始搞标准化，支秉渊马上在沈矿厂成立了标准化科，并多次阐述它的重要性，使一些同志积极投入到此项工作中去。在他的领导下仅用了4年时间就搞了七百多个标准，在中国机械行业中最早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他还是沈阳机械学会的成立发起人之一。
支秉渊65岁时调到北京，任原第一机械工业部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为了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提高搬运作业机械化水平，他认真研究分析国外科技发展动态，不辞劳苦地登山下矿，考察工厂、车站、港口、码头，同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呈起讨论问题，研究方案，解决技术难题，为发展中国起重运输机械新技术、新产品作出了贡献。另外，他对科研工作不重视经济效益，很早就表现出忧虑，倡议实行研究课题有偿合同制。
1966年支秉渊患心脏病、胆结石等多种疾病，经两次大手术，身带残疾。“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陷害，1971年8月25日病逝于河南省信阳市，终年74岁。1979年2月，原一机部为支秉渊平反，移灵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遵照支秉渊的遗愿，夫人黄景卿及子女，将其薪金积蓄5万元，赠给中国机械工程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