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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集

⑸ 谁知道哀宗的故事

您说的是不是唐哀宗李祝
昭宗第九子
昭宗第九子，景福元年（892）九月三日生于大内。初名李祚，乾宁四年（897）封辉王，天复三年（903）二月拜开府仪同三司、充诸道兵马元帅。天佑元年（904）八月，昭宗被杀以后，蒋玄晖假传遗诏拥立。
哀帝当国政事都由朱全忠决策
哀帝当国，一切政事都由朱全忠决策。他即位以后甚至都没有改元，一直在使用“天佑”年号。然而，不幸的是，天不佑唐，大唐帝国近300年的基业注定要在他手里倒塌了。 哀帝在位期间，其实没有下达过任何实际的政令。那些以他的名义下达的制敕，其实都是按照朱全忠的意思办理，所谓“时政出贼臣，哀帝不能制”。他名义上的上朝，也会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停罢。哀帝能够做的，就是顺乎朱全忠的意思，把朱的政治地位和威望一步步提升和加固。天佑二年（905）十月，敕成德军改为武顺军，下辖的藁城县改为藁平，信都为尧都，栾城为栾氏，阜城为汉阜，临城为房子，这是为了避全忠祖父朱信、父亲朱诚的名讳。朱全忠父、祖的名字要避讳，说明朱全忠已开始超越了臣下的身份。
对哀帝有利的事情有两件但都没成
对哀帝有利的事情有这么两件，估计是出于他的本意或者是亲信的主张，但是都没有成功。一件事是天佑二年（905）九月以宫内出旨的名义加封他的乳母为昭仪和郡夫人。其中乳母杨氏赐号昭仪，乳母王氏封郡夫人，另外一个也姓王的乳母在昭宗时已封郡夫人，也打算准杨氏例改封为昭仪。此举被宰相提出异议，他们认为：“乳母自古无封夫人赐内职的先例。后来因循此例，实在是有乖典制。当年汉顺帝封乳母宋氏为山阳君、安帝乳母王氏为野王君时，朝廷上就议论纷纷。臣等商量，当今局势下礼宜求旧，望赐杨氏为安圣君，王氏为福圣君，第二王氏为康圣君。”哀帝也只好依从。另外一件是天佑二年（905）十一月，哀帝准备在十九日亲祠圜丘（祭天）的事。当时各衙门已经做好了举行礼仪的各项准备，宰相也已下南郊坛熟悉有关仪式。可是，朱全忠听到后很不高兴，认为举行郊天之礼是有意延长大唐国祚。有关主持的官员很恐惧，就借口改期使此事不了了之。
将已为梁王的朱全忠加授相国
然而，紧接着，哀帝就将已为梁王的朱全忠加授相国，总百揆，又进封魏王，所担任的诸道兵马元帅、太尉、中书令、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的职务照旧，“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兼备九锡之命”，基本上超过了汉初相国萧何和汉末丞相曹操。朱全忠的身份是自两汉以来权臣篡位的重现，其地位距离九五之尊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朱全忠制造了惊人的“白马之变”
天佑二年（905）六月，朱全忠在亲信李振和朝廷宰相柳璨的鼓动下，将裴枢、独孤损、崔远等朝廷衣冠之流三十多人集中到黄河边的白马驿全部杀死，投尸于河，制造了惊人的“白马之变”。 天佑二年（905）十二月，朱全忠借故处死了枢密使蒋玄晖，又借口“玄晖私侍积善宫皇太后何氏，又与柳璨、张廷范为盟誓，求兴唐祚”，将哀帝母后何氏杀死，并废黜为庶人。不久，宰相柳璨被贬赐死，其弟兄也被全部处死。太常卿张廷范被五马分尸，其同伙被除名赐死者若干。朱全忠已是生杀予夺，大权在握了。
朱全忠接受了哀帝的“禅位”建国梁
天佑四年（907）三月，经过一番假意的推辞，时为天下兵马元帅、梁王的朱全忠接受了哀帝的“禅位”。建国号梁，改元开平，以开封为国都，史称后梁。
鸩酒毒死
哀帝先被降为济阴王，迁于开封以北的曹州（今山东菏泽），安置在朱全忠亲信氏叔琮的宅第。由于太原李克用、凤翔李茂贞、西川王建等仍然奉天佑正朔，不承认他的梁朝，朱全忠担心各地军阀的拥立会使废帝成为身边的定时炸弹，就一不做，二不休，于天佑五年（开平二年，908）二月二十一日将年仅17岁的哀帝鸩杀。朱全忠为加谥曰“哀皇帝”，以王礼葬于济阴县定陶乡（今山东定陶县）。 然而，这些不过是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玩弄的政治把戏。所有的努力不能改变的事实是：哀帝作为亡国之君永远无法起死回生，大唐帝国一去不复返了。只有哀帝那孤寂的坟茔，似乎还在诉说着那个曾经繁荣昌盛的帝国的毁灭，竟是那样的轻而易举，又是这样的叫人无奈。
编辑本段纪年
未改元904～907
编辑本段史书记载
《旧唐书 哀帝》 哀皇帝讳柷，昭宗第九子，母曰积善太后何氏。景福元年九月三日，生于大内。乾宁四年二月，封辉王，名祚。天复三年二月，拜开府仪同三司，充诸道兵马元帅。天祐元年八月十二日，昭宗遇弑。翌日，蒋玄晖矫宣遗诏，曰：“我国家化隋为唐，奄有天下，三百年之睹兵戈之屡起，赖勋贤协力，宗社再安。岂意宫闱之间，祸乱忽作，昭仪李渐荣、河东夫人裴贞一潜怀逆节，辄肆狂谋，伤疻既深，已及危革。万机不可以久旷，四海不可以乏君，神鼎所归，须有缵继。辉王祚幼彰岐嶷，长实端良，裒然不群，予所钟爱，必能克奉丕训，以安兆人。宜立为皇太子，仍改名柷，监军国事。于戏！孝爱可以承九庙，恭俭可以安万邦，无乐逸游，志康寰宇。百辟卿士，佑兹冲人，载扬我高祖、太宗之休烈。”是日迁神柩于西宫，文武百僚班慰于延和门外。其日午时，又矫宣皇太后令曰：“予遭家不造，急变爰臻，祸生女职之徒，事起宫奚之辈。皇帝自罹锋刃，已至弥留，不及顾遗，号恸徒切。定大计者安社稷，纂丕图者择贤明，议属未亡人，须示建长策。承高祖之宝运，医元勋之忠规，伏示股肱，以匡冲昧。皇太子柷宜于柩前即皇帝位，其哀制并依祖宗故事，中书门下准前处分。于戏！送往事居，古人令范，行今报旧，前哲格言。抆泪敷宣，言不能喻。”帝时年十三，乞且监国，柩前即位，宜差太常卿王溥充礼仪使，又令太子家令李能告哀于十六宅。丙午，大行皇帝大殓，皇太子柩前即皇帝位。己酉，矫制曰：“昭仪李渐荣、河东夫人裴贞一，今月十一日夜持刃谋逆，惧罪投井而死，宜追削为悖逆庶人。”蒋玄晖夜既弑逆，诘旦宣言于外曰：“夜来帝与昭仪博戏，帝醉，为昭仪所害。”归罪宫人，以掩弑逆之迹。然龙武军官健备传二夫人之言于市人。寻用史太为棣州刺史，以酬弑逆之功。 ? 庚戌，群臣上表请听政。甲寅，中书奏：“皇帝九月三日降诞，请以其日为乾和节。”从之。乙丑，百僚赴西宫，殓讫，释服。皇帝见群臣于崇勋殿西廊下。中书帖：今月二十四日释服后，三日一度进名起居。丙辰，敕：“朕奉太后慈旨，以两司纲运未来，百官事力多阙，旦夕霜冷，深轸所怀。令于内库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见任文武常参官救接，委御史台依品秩分表。”是日，皇帝听政。丁巳，敕：乾和节方在哀疚，其内道场宜停。戊午，遣刑部尚书张祎告哀于河中，全忠号哭尽哀。庚申，敕：“乾和节文武百僚诸军诸使诸道进奏官准故事于寺观设斋，不得宰杀，只许酒果脯醢。”辛酉，敕：“三月二十三日嘉会节。伏以大行皇帝仙驾上升，灵山将卜，神既游于天际，节宜辍于人间。准故事，嘉会节宜停。” 九月壬戌朔，百官素服赴西内临，进名奉慰。戊辰，大行皇帝大祥，百官素服赴西内临。己巳，敕右仆射、门下侍郎、礼部尚书、平章事裴枢宜充大行皇帝山陵礼仪使，门下侍郎、平章事独孤损宜充大行皇帝山陵使，兵部侍郎李燕充卤簿使，权知河南尹韦震充桥道使，宗正卿李克勤充按行使。庚午，皇帝释服从吉。中书门下奏：“伏以陛下光继宝图，纂承丕绪，教道克申于先训，保任实自于慈颜。今则正位宸居，未崇徽号。伏以大行皇帝皇后母临四海，德冠六宫，推尊宜正于鸿名，敬上式光于睿孝，望上尊号曰皇太后。”奉敕宜依。又敕辉王府官属宜停。辛巳，山陵桥道使改差权河南尹张廷范，其顿递陵下应接等使，并令廷范兼之。庚寅，中书奏：太常寺止鼓两字“敔”上字犯御名，请改曰“肇”。从之。 十月辛卯朔，日有蚀之，在心初度。壬辰，全忠自河中来朝，赴西内临祭讫，对于崇勋殿。甲午，敕检校太保、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可复本姓名李彦威，贬崖州司户同正。检校司徒、右龙武统军氏叔琮可贬贝州司户同正。又敕：“彦威等主典禁兵，妄为扇动，既有彰于物论，兼亦系于军情。谪掾遐方，安能塞责？宜配充本州长流百姓，仍令所在赐自尽。”河南尹张廷范收彦威等杀之。临刑，大呼曰：“卖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谤，其如神理何！操心若此，欲望子孙长世，可乎？”呼廷范，谓曰：“公行当及此，勉自图之。”是日，全忠归大梁。丙申，制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师、中书令，兼郓州刺史、上柱国、东平王、食邑七千户张全义本官兼河南尹、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判六军诸卫事。皇帝即位行事官、左丞杨涉进封开国伯，加食邑四百户。吏部侍郎赵光逢进开国公，加食邑三百户。右散骑常侍窦回、给事中孙续、户部郎中知制诰封舜卿等加勋阶。礼仪使、太常卿王溥与一子八品正员官。书宝册官吏部尚书陆扆、刑部尚书张祎，扆与一子八品正员官，祎加阶。太子太保卢绍卒。魏博罗绍威进救接百官绢千匹、绵三千两。 十一月辛酉朔。癸酉午时，日有黄白晕，旁有青赤纫。杨行密攻光州，又急攻鄂州，杜洪遣使求援，全忠率师五万自颍州渡淮，至霍丘大掠以纾之，行密分兵来拒。乙酉，敕：“据太常礼院奏，于十二月内择日册太后者。朕近奉慈旨，以山陵未毕，哀感方缠。凡百有司，且虔充奉，吉凶之礼，难以并施。太后册礼，宜俟山陵毕日，庶得桥山攀慕，彰尽节于群臣；兰殿承荣，展盛仪于朕志。情既获遂，礼实宜之。付所司。”己丑，岭南东道辨州宜改为勋州。十二月辛卯朔。癸卯，权知河南府尹、和王傅张廷范宜复本官。光禄大夫、检校司徒河东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充山陵副使、权知河南尹、天平军节度副使韦震权知郓州军州事。 二年春正月庚申朔，杨行密陷鄂州，执节度使杜洪，斩于扬州市。鄂、岳、蕲、黄等州入行密。全忠自霍丘还大梁。甲子，太常卿王溥上大行皇帝谥号、庙号，乃敕右仆射、平章事裴枢撰谥册，中书侍郎柳璨撰哀册。辛未，敕：“朕祗荷丕图，仰惟元训，方迫遗弓之痛，俯临同轨之期。将展孝思，亲扶护卫。皇太后义深鸣凤，痛切攀龙，亦欲专奉灵舆，躬及园寝，兼尽追摧之道，用终克敬之仪。其大行皇帝山陵发引日，朕随太后亲至陵所，付中书门下，宜体至怀。”群臣三表论谏，乃止。 二月二月庚寅朔。壬辰，制以前知鄜州军州事、检校尚书左仆射刘鄩为右金吾卫大将军，充右街使。检校左仆射朱汉宾为右羽林统军。丙申，群臣告谥于西宫。己亥，敕：“今月十一日，大行皇帝启攒宫。准故事，坊市禁音乐，至二十日掩玄宫毕，如旧。”庚子，启攒宫，文武百僚夕临于西宫。丁未，灵驾发引，濮王已下从，皇帝、太后长乐门外祭毕归大内。己酉，葬昭宗皇帝于和陵。庚戌，制以太常卿王溥为工部尚书。壬子，制以汝州刺史裴迪为刑部尚书。泰宁军节度、检校司空、兖州刺史、御史大夫葛从周检校司徒、兼右金吾上将军致仕，从周病风，不任朝谒故也。以左金吾上将军卢彦威为左威卫上将军。是月社日，枢密使蒋玄晖宴德王裕已下九王于九曲池，既醉，皆绞杀之，竟不知其瘗所。丙辰，左仆射裴贽等议迁庙，合迁顺宗一室，从之。己未，昭宗皇帝神主祔太庙，礼院奏昭宗庙乐，曰《咸宁之舞》。 三月庚申朔。壬戌，制以前平卢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兼青州刺史、上柱国、琅邪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王师范为孟州刺史、河阳三城怀孟节度观察等使，从全忠奏也。甲子，制以特进、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判度支、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裴枢可守尚书左仆射。光禄大夫、门下侍郎、户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河南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独孤损可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护，充静海军节度、安南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以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博陵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崔远可守尚书右仆射。以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户部事、上柱国、河东县男、食邑三百户柳璨为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以正议大夫、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文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判度支。以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左丞、上柱国、弘农县伯、食邑七百户杨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庚午，敕：“朕以宰臣学士，文武百僚，常拘官局，空逐游从。今膏泽不愆，丰年有望，当兹韶景，宜示优恩。自今月十二日后至十六日，各令取便选胜追游。付所司。”壬申，以检校司徒、和王傅张廷范为太常卿。丁亥，敕：“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杨注是宰臣杨涉亲弟，兄既秉于枢衡，弟故难居宥密，可守本官，罢内职。”四月己丑朔。壬辰，敕河南府缑氏县令宜兼充和陵台令，仍升为赤县。癸巳，敕曰：“文武二柄，国家大纲，东西两班，官职同体。咸匡圣运，共列明廷，品秩相对于高卑，禄俸皆均于厚薄。不论前代，祗考本朝。太宗皇帝以中外臣僚，文武参用，或自军卫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节旄，足明于武列文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以是显扬荣辱，分别重轻，遽失人心，尽隳朝体。致其今日，实此之由，须议改更，渐期通济。文武百官，自一品以下，逐月所给料钱并须均匀，数目多少，一般支给。兼差使诸道，亦依轮次，既就公平，必期开泰。凡百臣庶，宜体朕怀。”和王傅张廷范者，全忠将吏也，以善音律，求为太常卿，全忠荐用之。宰相裴枢以廷范非乐卿之才，全忠怒，罢枢相位。柳璨希旨，又降此诏斥枢辈，故有白马之祸。丙午，前棣州刺史刘仁遇检校司空，兼兖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泰宁军节度使。乙未，制左仆射裴枢、新除清海军节度使独孤损、河南尹张全义、工部尚书王溥、司空致仕裴贽、刑部尚书张祎，并赐一子八品正员官，以奉山陵之劳也。敕曰：“朕以宿麦未登，时阳久亢，虑阙粢盛之备，轸予宵旰之怀。所宜避正位于宸居，减珍羞于常膳，谅惟眇质，深合罪躬。自今月八日已后，不御正殿，减常膳。付所司。”辛丑，侍御史李光庭郗殷象、殿中丞张升崔昭矩、起居舍人卢仁烱卢鼎苏楷、吏部员外郎崔协、左补阙崔咸休、右补阙杜承昭罗兖、右拾遗韦彖路德延，并宜赐绯鱼袋；兵部郎中韦乾美、比部郎中杨焕，皆赐紫金鱼袋：并以奉山陵之劳也。壬寅，敕：“朕获荷丕图，仰遵慈训，爰崇徽号，已定礼仪，冀申为子之心，以展奉亲之敬。昨所司定今月二十五日行皇太后册礼。再奉慈旨，以宫殿未停工作，蒸暑不欲劳人，宜改吉辰，固难违命。册礼俟修大内毕功日，所司以闻。”癸卯，太清宫使柳璨奏修上清宫毕，请改为太清宫，从之。甲辰夜，彗起北河，贯文昌，其长三丈，在西北方。丁未，敕：“设官分职，各有司存，铨衡既任于吏曹，除授宁烦于宰职。但所司注拟申到，中书过验酌量，苟或差舛，难可尽定。近年除授，其徒实繁，占选部之阙员，择公当之优便，遂致三铨注拟之时，皆旷职务。且以宰相之任，提举百司，唯务公平无私，方致渐臻有道。应天下州府令录，并委吏部三铨注拟。自天祐二年四月十一日已后，中书并不除授，或诸荐奏量留，即度可否施行。庶各司其局，免致紊隳，宰相提纲，永存事体。付所司。”辛亥，以彗孛谪见，德音放京畿军镇诸司禁囚，常赦不原外，罪无轻重，递减一等，限三日内疏理闻奏。壬子，敕：“朕以冲幼，克嗣丕基，业业兢兢，勤恭夕惕。彗星谪见，罪在朕躬。虽已降赦文，特行恩宥，起今月二十四日后，避正殿，减常膳，以明思过。付所司。”丙辰，敕：“准向来事例，每贯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为贯，每陌八十五文。如闻坊市之中，多以八十为陌，更有除折，顿爽旧规。付河南府，市肆交易，并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戊午，敕：“东上阁门，西上阁门，比常出入，以东上为先。大忌进名，即西上阁门为便。比因阉官擅权，乃以阴阳取位，不思南面，但启西门。迩来相承，未议更改，详其称谓，似爽旧规。自今年五月一日后，常朝出入，取东上阁门，或遇奉慰，即开西上阁门，永为定制。付所司。”又敕：“朕以上天谪见，避殿责躬，不宜朔会朝正殿。其五月一日朝会，宜权停。”五月己未朔，以星变不视朝。敕曰：“天文变见，合事祈禳，宜于太清宫置黄箓道场，三司支给斋料。”壬戌，敕：“法驾迁都之日，洛京再建之初，虑怀土有类于新丰，权更名以变于旧制。妖星既出于雍分，高闳难效于秦余，宜改旧门之名，以壮卜年之永。延喜门改为宣仁门，重明门改为兴教门，长乐门改为光政门，光范门曰应天门，乾化门曰乾元门，宣政门曰敷政门，宣政殿曰贞观殿，日华门曰左延福门，月华门曰右延福门，万寿门曰万春门，积庆门曰兴善门，含章门曰膺福门，含清门曰延义门，金銮门曰千秋门，延和门曰章善门，保宁殿曰文思殿。其见在门名，有与西京门同名者，并宜复洛京旧门名。付所司。”乙酉夜，西北彗星长六七十丈，自轩辕大角及天市西垣，光辉猛怒，其长竟天。丙寅，有司修皇太后宫毕。中书奏：“皇太后慈惠临人，宽仁驭物，早叶伣天之兆，克彰诞圣之符。今轮奂新宫，规摹旧典，崇训既征于信史，积善宜显于昌期。太后宫请以积善为名。”从之。又以将卜郊禋，预调雅乐，宜以太常卿张廷范充修乐悬使。丁卯，荆襄节度使赵匡凝奏为故使成汭立祠宇，从之。己巳，太清宫使柳璨奏：“近敕改易宫殿门名，窃以玄元皇帝庙，西京曰太清宫，东京曰太微宫，其太清宫请复为太微宫，臣便给入官阶。”从之。庚午，敕：“所司定今年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其修制礼衣祭服宜令宰臣柳璨判，祭器宜令张文蔚、杨涉分判，仪仗车辂宜令太常卿张廷范判。”壬申，制新除静海军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护、河南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独孤损可责授朝散大夫、棣州刺史，仍令御史台发遣出京讫闻奏。敕曰：“朕谬将眇质，叨荷丕图，常怀驭朽之心，每轸泣辜之念。谅于黜责，岂易施行。左仆射裴枢、右仆射崔远，虽罢机衡，尚居揆路，既处优崇之任，未伤进退之规。不能秉志安家，但恣流言谤国，颇兴物论，难抑朝章。须离八座之荣，尚付六条之政，勉思咎己，无至尤人。枢可责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远可责授朝散大夫、莱州刺史，便发遣出京。”兵部郎中韦乾美贬沂州司户。甲戌，敕中书舍人封渭贬齐州司户，右补阙郑辇密州莒县尉，兵部员外卢协祁州司户，并员外置。乙亥，敕吏部尚书陆扆贬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溥淄州司户。司天奏：“旬朔已前，星文变见，仰观垂象，特轸圣慈。自今月八日夜已后，连遇阴雨，测候不得。至十三日夜一更三点，天色暂晴，景纬分明，妖星不见于碧虚，灾沴潜消于天汉者。”敕曰：“上天谪见，下土震惊，致夙夜之沈忧，恐生灵之多难。不居正殿，尽辍常羞，益务斋虔，以申禳祷。果致玄穹覆祐，孛彗消除，岂罪己之感通，免贻人于灾沴。式观陈奏，深慰诚怀。”丙子，敕户部郎中李仁俭贬和王府咨议，起居舍人卢仁烱安州司户，寿安尉、直弘文馆卢晏沧州东光尉。丁丑，陈许节度使张全义奏：“得许州留后状申，自多事以来，许州权为列郡，今特创鼓角楼讫，请复为军额。”敕旨依旧置忠武军牌额。戊寅，宴群臣于崇勋殿，全忠与王镕、罗绍威置宴也。庚辰，敕特进、检校司徒、守太保致仕赵崇可曹州司户，银青光禄大夫、兵部侍郎王赞可濮州司户。辛巳，敕责授登州刺史裴枢可陇州司户，责授棣州刺史独孤损可琼州司户，责授莱州刺史崔远可白州司户。壬午，敕司勋员外韦甄责授和王友，洛阳县令李光序责授左春坊典设郎。甲申，秘书监崔仁鲁可密州司户，国子祭酒崔澄陈州司户，太府少卿裴钅咸徐州司户，卫尉少卿裴纾曹州南华尉，左补阙崔咸休宁陵尉，司封员外薛氵高辉州司户，前盐铁推官独孤宪临沂尉，秘书少监裴鉥郓州司户，长安尉、直史馆裴格符离尉，兵部郎中李象郑州司户，刑部员外卢荐范县尉。丙戌，颍州汝阴县人彭文妻产三男。丁亥，敕以翰林学士、尚书职方郎中张策兼充史馆修撰，修国史。 六月戊子朔，敕：“责授陇州司户裴枢、琼州司户独孤损、白州司户崔远、濮州司户陆扆、淄州司户王溥、曹州司户赵崇，濮州司户王赞等，皆受国恩，咸当重任。罔思罄谒，唯贮奸邪，虽已谪于遐方，尚难宽于国典。委御史台差人所在州县各赐自尽。”时枢等七人已至滑州，皆并命于白马驿，全忠令投尸于河。己丑，敕：“君臣之间，进退以礼，矧于求旧，欲保初终，苟自掇于悔尤，亦须行于黜责。特进、守司空致仕、上柱国、河东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裴贽早以公望，常践台司，靡闻竭力以匡时，每务养恬而避事。洎从请老，不谓无恩，合慎枢机，动循规矩。虽云勇退，乃有后言，自为簿从之酋，颇失人臣之礼。谪居郡掾，用正朝纲，可责授青州司户。刑部郎中李煦可莱州司户。”辛卯，太微宫使柳璨奏：“前使裴枢充宫使日，权奏请玄元观为太清宫，又别奏在京弘道观为太清宫，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亲事南禋，先谒圣祖庙，弘道观既未修葺，玄元观又在北山，若车驾出城，礼非便稳。今欲只留北邙山上老君庙一所，其玄元观请拆入都城，于清化坊内建置太微宫，以备车驾行事。”从之。壬辰，敕：“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刺史等，部内有新除朝官、前资朝官，敕到后三日内发遣赴阙，仍差人监送。所在州县不得停住，苟或稽违，必议贬黜。付所司。”癸巳，敕：“卫尉少卿敬沼是裴贽之甥。常累于舅，或以明经挠文柄，或以私事窃化权。贽已左迁，尔又何追！可贬徐州萧县尉。”丙申，敕：“福建每年进橄榄子，比因阉竖出自闽中，牵于嗜好之间，遂成贡奉之典。虽嘉忠荩，伏恐烦劳。今后只供进蜡面茶，其进橄榄子宜停。”戊戌，敕：“密县令裴练贬登州牟平尉，长水令崔仁略淄州高苑尉，福昌主簿陆珣沂州新泰尉，泥水令独孤韬范县尉，并员外置，皆裴枢、崔远、陆扆宗党也。壬寅，湖南马殷奏，岳州洞庭、青草之侧，有古祠四所，先以荒圮，臣复修庙了毕，乞赐名额者。敕旨黄陵二妃祠曰懿节，洞庭君祠曰利涉侯，青草祠曰安流侯；三闾大夫祠，先以澧朗观察使雷满奏，已封昭灵侯，宜依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处分。丙午，全忠奏：“得宰相柳璨记事，欲拆北邙山下玄元观移入都内，于清化坊取旧昭明寺基，建置太微宫，准备十月九日南郊行事。缘延资库盐铁并无物力，令臣商量者。臣已牒判六军诸卫张全义指挥工作讫。”优诏嘉之。丁未，敕：“太子宾客柳逊尝为张浚租庸判官，又王溥监修日奏充判官，授工部侍郎，又与赵崇、裴贽为刎颈之交。昨裴枢等得罪之时，合当连坐，尚矜暮齿，且俾悬车，可本官致仕。”戊申，敕前司勋员外郎、赐绯鱼袋李延古责授卫尉寺主簿。七月戊午朔。辛酉，赐全忠《迎銮记功碑文》，立于都内。全忠进助郊礼钱三万贯。癸亥，再贬柳逊曹州司马。辛巳，敕全忠请铸河中、晋、绛诸县印，县名内有“城”字并落下，如密郑、绛、蒲例，单名为文。壬午，宰臣柳璨、礼部尚书苏循充皇太后册礼使。是日，于积善宫行礼毕，帝乘辇赴太后宫称贺。丙戌，太常礼院奏：“每月朔望，皇帝赴积善宫起居，文武百官于宫门进名起居。”从之。 八月丁亥朔。戊子，制中书舍人姚洎可尚书户部侍郎，充元帅府判官，从全忠奏也。洛苑使奏谷水屯地内嘉禾合颖。乙未，敕：“伪称官阶人泉州晋江县应乡贡明经陈文巨招伏罪款，付河南府决杀。庚子，敕：“汉代元勋，邓禹冠诸侯之上；晋朝重位，王导居百辟之先。皆道著匡扶，功宣寰宇，其于崇宠，迥异等伦。朕获以眇躬，重兴丕运，凡关制度，必法旧章，实仗勋贤，永安宗社。副元帅梁王正守太尉、中书令，忠武军节度使、河南尹张全义亦正守中书令，俱深倚注，咸正台衡。其朝廷册礼、告祀天地宗庙，其司空则差官摄行，太尉、侍中、中书令即宰臣摄行。今太尉副元帅任冠籓垣，每遇行礼之时，或不在京国，即事须差摄太尉行事。全义见居阙下，任正中枢，不可更差别官又摄中书令事。其太尉官，如梁王朝觐在京，便委行事，如却赴镇，即依前摄行。所合差中书令，便委全义以本官行礼。其侍中、司空、司徒即临时差官。付所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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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足以称得上历史上经历最为丰富的九五之尊是谁

在唐朝历史上，李隆基是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在执政初期，锐意进取，以民为本，勤于政务，遂使政治、经济日趋繁盛，乃至达到中国封建王朝的鼎盛。但是到了晚年，他却愈发昏庸起来，不仅荒废朝政、追求奢华，还眷恋美色，宠信奸佞最终引发“安史之乱”，于是唐朝就此衰落下去。

少年时的李隆基，便显露出个性刚毅、足智多谋的一面。而他从临淄郡王到平王再到太子，最后成为君临天下的帝王，只用了短短两三年的时间，更是令人为之惊叹。显然这一切均与他的才能、实力与魄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大唐经历了武氏易国，韦后乱唐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足以令其安定的人。

李隆基与姑母太平公主等人秘密筹划，决定兴兵靖逆，先发制人。很多人都认为韦后大权在握，京城各门都有重兵把守，羽林军也在韦氏的掌握之中，万一机事不密，计划不周，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但李隆基坚定，感动了许多追随者。

一切准备妥当后，在中宗死后的第十八个晚上，李隆基与刘幽求等人穿着便装，来到禁苑中找钟绍京商议。但是钟绍京临时反悔，拒绝接待李隆基等人。眼看离约定的时间还差两个时辰，李隆基心知这要是走漏了风声，大事就完了，他们那么多人的性命也就要结束了。于是，他派刘幽求带重金从后门进去，煽动钟妻许氏。许氏果然一口应承，钟绍京被说动了，同意帮助李隆基。

⑺ 1、利用tcpmp 抓包时命令如下：tcpmp src 10.95.153.138 -i eth5 -s 0 -w eth5data.p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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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唐末社会风俗谁能告诉我

万恶的字数！！！！1发了无数结果被告诉 不能贴上来！！！对不住了，只能发上来一部分。要其余的话发信给我吧
1婚姻
在唐代百姓通婚中，等级观念有所表现，其一便是唐代百姓较少与贱民通婚。唐代的法律明确规定良贱不婚，现实中的百姓也确实较少与贱民通婚，个别与贱民通婚的百姓，也是身份较低的商人。《太平广记》中就载有一位商人与乐工之女联姻的事情：

衡山隐者，不知姓名，数因卖药，往来岳寺寄宿。……会乐人将女诣寺，其女有色，众欲取之，父母求五百千，莫不引退。隐者闻女嫁，邀僧往看，喜欲取之，乃将黄金两挺，正二百两，谓女父曰：“此金直七百贯，今亦不论，付金毕将去。”乐师时充官，便仓卒使别[1]（卷四五）。

但是，即使是商人与贱民之间的联姻，在唐代也是比较少见的，良贱不婚原则在唐代百姓通婚中有所反映。

等级观念在唐代百姓通婚中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官民不婚。唐代的百姓非常愿意与官员之家联姻，但能够联姻官员之家的却很少。

在唐代，官员既是身份的象征，又是特权的拥有者。这些特点对百姓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百姓很愿意嫁女到官员之家，敦煌文书对此就有所反映。P3354《天宝六载（747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载有一夫多妻的家庭共6户、8家，他们是：

户主程思楚，47岁，卫士武骑尉，有妻三：妻马，36岁；妻常，32岁；妻郑，41岁。

其弟思忠，39岁，卫士，有妻二：妻郑，27岁；妻郑，22岁。

其弟思太，35岁，白丁，有妻二：妻李，19岁；妻白，28岁。

户主程什住，78岁，老男翊卫，有妻二：妻茹，62岁；妻王，47岁。

户主程仁贞，77岁，老男翊卫，有妻二：妻宋，69岁；妻安，61岁。

户主程大忠，51岁，上柱国，有妻二：妻张，53岁；妻宋，22岁。

户主程大庆，47岁，武骑尉，有妻二：妻画，45岁；妻卑，36岁。

户主程智意，49岁，卫士飞骑尉，有妻二：妻郑，45岁；妻薛，36岁。

上述6户一夫多妻家庭最突出的特点是户主都为勋官或取得武选资格之人。勋官最高者为正二品上柱国，最低为从七品武骑尉。虽然程思楚户（共3家）中有1家是卫士，1家是白丁，但他们兄弟并没有分家，家长仍是勋官武骑尉程思楚。这样一些勋官之家或取得武选资格之人就是敦煌农村乡里的特权阶层。这种特权首先表现在他们的经济状况较好，在彩礼非常重的敦煌地区（注：敦煌文书S4609《邓家财礼目》记载了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归义军衙府一位都头的婚礼单。此件文书所出时间较晚，但可作为一种参考。此外，由于敦煌地区结婚时财礼繁多，普通百姓无力承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敦煌地区便出现了结社互助的办法，在结社章程中明文规定：“若有……男女婚姻，人事小（少）多，亦乃莫绝”(S3730)、“各各一心，阙者帖助”(S6537)，遇到婚嫁之事，社员们相互帮助。这表明结婚的费用已超出一般百姓所能承担的范围。），承娶多位妻子本身就已经显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在这些一夫多妻的家庭中，许多夫妻年龄相差很多，像程思忠年长其妻郑氏17岁，程大忠与其妻宋氏相差29岁，程思楚与其妻常氏、程思太与其妻郑氏也都相差15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敦煌百姓的通婚取向，似乎只要能够与勋官之家联姻，男方家庭的多妻和年龄相差过大都对百姓嫁女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在这里，百姓攀附官员之家的心理表现很明显。

进入官场的百姓则一般都与官员之女联姻，魏邈就是这样。据墓志载，邈“祖宾、父朝隐，皆敦儒术，谅识宏深，高乐园林，自求野逸”，“顷因入仕，多为台鼎、廉察之知，累以德艺精粹，闻地天庭，始奏授怀州参军”[2]（《唐故宣州参军钜鹿魏君夫人赵氏墓志铭并序》）。魏邈出自父祖无官的百姓之家，在他走入仕途后，便与官员之女结成了姻缘，“夫人天水赵氏，考皇任壁州长史升之仲女也”[2]（《唐故宣州参军钜鹿魏君夫人赵氏墓志铭并序》）。薛仁贵的发家及其后人通婚的变化也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史载，薛仁贵“少贫贱，以田为业”，后以从军达到了“图功名以自显”[3]（《薛仁贵传》）的目的。他的后人不但从身份上脱离了百姓，跻入上层，通婚上也显示出了明显的变化。薛仁贵重孙女所嫁不但为官员之家，而且还是山东旧士族高门出身的官员之家（博陵崔澹）[3]（《唐故殿中侍御史淄州长史知军州事崔府君墓志铭并序》）。

普通百姓与官员之家联姻，能够获得生活上的好处；而进入官场的百姓与官员之家联姻，则可以获得政治上的好处。所以，为了达到联姻官员之家的目的，个别百姓或百姓出身的官员甚至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方式。一个已经做官的农家子为了联姻“豪族”，竟图谋害妻。史载：“鄂州小将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结豪族，而谋其故妻。因相与归宁，杀之于路，弃尸江侧。”[1]（卷一三○）文宗时，另一位农民为了获取好处，更假冒国舅。穆宗萧后“因乱去乡里，自入王邸，不通家问，别时父母已丧，有母弟一人。文宗以母族鲜亲，惟舅独存，诏闽、越连率于故里求访。有户部茶纲役人萧洪，自言有姊流落”[4]（《后妃传》下）。由于假充皇帝姻亲，萧洪一步登天，受拜金吾将军、检校户部尚书、河阳怀节度使，后再迁检校左仆射、鄜坊节度使。

虽然唐代百姓很愿意与官员之家联姻，但这种联姻又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在唐人思想中，等级观念仍然很强。唐承南北朝而来，虽然门阀制度已经瓦解，但等级观念的影响继续存在，许多唐人在通婚时仍然强调门第的相当、官位的般配。在这种情况下，地位不同的百姓与官员联姻就非常困难。笔者曾经作过一个统计，共统计了217位官员的出身和联姻情况（联姻对象为219人，2位官员再娶）。在217位官员中，父或祖一人不仕的有13人，父祖两世不仕的只有1人。这首先表明，百姓进入官场的人数非常少。其次，在与217位官员联姻的219位女性中，父或祖一人不仕的也只有4人，这又表明百姓之女联姻官员的也很少。

在唐代，等级观念已经深入到了百姓和官员的思想中，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认为官民通婚是不正常的。首先，官员对于官女嫁为民妻就不能接受。《新唐书·李白传》载：“元和末，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祭其冢，禁樵采。访后裔，惟二孙女嫁为民妻，进止仍有风范……（传正）告二女，将改妻士族，辞以孤穷失身，命也，不愿更嫁。”在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的眼中，李白孙女嫁为民妻就是不正常的，所以他要将其改嫁“士族”（官员出身之人）。魏博大将聂锋对于女嫁磨镜少年也颇感无奈，史载：“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外室而居。”[1]（卷一九四）

其次，官员对于以民女为妻也是不能接受的。《太平广记》卷一六○所载一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顷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于婚娶。经数十处，托媒氏求间，竟未谐偶，乃诣善易者以决之。卜人曰：“……君之室始生二岁矣……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现灌园为业。”其秀才自以门第才望，方求华族，闻卜人之言，怀抱郁怏，然未甚信也。遂诣滑质其事。至则于滑郭之南寻访，果有一蔬圃，问老圃姓氏，与卜人同。……一日，伺其女婴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诱引女婴使前，即以细针内于颅中而去。……（女婴）生五六岁，父母俱丧，本乡县以孤女无主，申报廉使，廉使即养育之，一二年间，廉使怜其黠慧，育为己女，恩爱备至。廉使移镇他州，女亦长成，其问卜秀才，已登科第，兼历簿官，与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经由，投刺谒廉使，一见慕其风采，甚加礼遇。问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为人，乃以幼女妻之，潜令道达其意，秀才欣然许之。未几成婚，廉使资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过所望。

这一故事中的秀才起初自以“门第才望”，绝不愿与菜农之女联姻；为了避免与菜农之女联姻，甚至对其进行谋害；后来，由于菜农之女“很幸运”地被廉使收养，身份发生变化，秀才不但愿意与之联姻，而且还因此女的嫁妆丰厚，且女有容色而“深过所望”。从这个故事中的秀才身上，我们能很形象看到唐代官员思想中的等级观念。

再次，无论是出身于官员之家还是百姓之家的女性，都认为官、民相婚是不正常的。李白孙女对于嫁为民妻的解释是：因为“孤穷”而造成的“失身”。另外，崔慎思娶妇一事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史载，崔慎思入京应进士举，偶遇一位颇有姿色的少妇，崔思慎欲娶其为妻，而此妇云：“我非仕人，与君不敌，不可为他时恨也，求以为妾。”[1]（卷一九四）在“非仕人”出身的少妇心中，做“仕人”之妻就是“不敌”，就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而只能成为“仕人”的“妾”。

翻检史料，我们发现，由于等级观念的影响，在唐代，即使是富民与官员之间的联姻也很少。这点与宋代有所不同，许多富有资财的宋代百姓是能够与官员结为姻亲的。我们知道，经过唐末农民战争和五代时期的军阀混战，南北朝以来的等级观念受到荡涤，五代以降便是“婚姻不问阀阅”[5]（《氏族略》一），宋人更是“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6]（蔡襄《福州五戒》）。对于唐宋时期的这种变化，宋人曾经总结道：“唐人推崔、卢等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闾阎富室，便可以婚侯门、婿甲科。”[7]（卷三）由于宋人通婚重财，所以宋代时许多富民便可以凭借自己的财富而与官员联姻，像阳翟豪民盖渐便因家赀巨万，而“有朝士之无耻者，利其财，纳其仲（女）为子妇。”[8]（《刑法》三之四五），显然，由于旧式门第观念的减弱，富有的宋代百姓已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了与朝官联姻的机会。较之唐代，宋代官民不婚的界限有所缩小，宋代百姓的地位有所提高。

通过唐代百姓的通婚我们看到，在唐代社会中，实际存在着两个非常明显的等级差别，即良贱之别和官民之别。官民之别虽然没有法律规定，但在事实中已牢固形成，它与良贱不婚一起，构成了唐代最基本的社会等级差别。

二、 唐代百姓通婚的价值取向

除了注重与官员之家联姻外，唐代百姓在择婿和选妇时，还各有一些标准。择婿一般关注未来发展和经济状况；而选妇则主要强调妇德和资财。

有些百姓择婿时非常强调男方未来的发展，信都民苏氏就是这样。史载：“信都民苏氏有二女，择良婿，张文成往相。苏曰：‘子虽有财，不能富贵，得五品官即死。’时魏知古方及第，苏曰：‘此虽黑小，后必贵。’乃以长女妻之。”[9]（《前集》卷之一二）苏氏为女择婿首先是看男方未来在仕途上的发展如何。

还有一些百姓择婿时非常重财。元稹诗《代九九》就描述了这样一个事例，诗云：“阿母怜金重，亲兄要马骑，把将娇小女，嫁与冶游儿。”在这里，贪财的兄长竟指望以小妹换马骑。在唐代，一些贫穷的夫婿是会招致“遗弃”的。抚州杨志坚的妻子就因夫婿“资给不充”，“诣州公牒，以求别适”。对此，时任地方官的颜真卿进行了严惩，史称“自是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1]（卷四九五）。由此看，此前类似杨志坚妻嫌贫索离的情况在抚州并不鲜见。

唐代百姓在选妇时则首先强调妇德，像蜀路石妇那样恪守贞操、孝顺公婆的妇女就是被推崇的对象。白居易在《蜀路石妇》中刻画了一位贞、孝两全的下层妇女：“道旁一石妇，无记复无铭，传是此乡女，为妇孝且贞。十五嫁邑人，十六夫征行，夫行二十载，妇独守孤茕。其夫有父母，老病不安宁，其妇执妇道，一一如礼经。晨昏问起居，恭顺发心诚，药饵自调节，膳羞必甘馨。夫行竟不归，妇德转光明，后人高其节，刻石像妇形。”从此诗看，妇女的“孝”是指对公婆的孝敬、柔顺恭敬、晨昏定省、伺候赡养；“贞”则是指对丈夫的绝对忠诚，从一而终是“贞”的最高境界。蜀路石妇就是婚后第二年丈夫即离她而去，至其终而未归，但她坚守其节，从一而终，孝顺公婆。蜀路石妇集中了唐代下层妇女全部的优点，自然成为下层妇女的楷模。而不顾他人、光顾自己、好吃懒做、搬弄是非的女子则要受到抨击。唐诗云：“思量小家妇，贫奇恶形迹。酒肉独自抽，糟糠遣他吃。生活九牛挽，唱叫百夫敌。自著紫臭翁，余人赤羖。索得屈乌爵，家风不禁答”[10]（卷三）；“家中渐渐贫，良由慵懒妇，长头爱床坐，饱吃没娑肚。频年勤生儿，不肯收家具。饮酒五夫敌，不解缝衫裤。事当好衣裳，得便走出去。不要男为伴，心里恒攀慕。东家能捏舌，西家好合斗”[10]（卷二）。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直强调娶妇重德不重貌，所谓“乐得淑女，不淫其色”[11]（卷一）。受此思想影响，唐代百姓择妇也是将貌放于德之后。对于德和貌的轻重，唐诗这样说：“有儿欲娶妇，须择大家儿。纵使无姿首，终成有礼仪。”[10]（卷四）“艳女皆妒色，静女独检踪，任礼耻任妆，嫁德不嫁容。”[12]（孟郊《静女吟》）

唐代后期时，选妇重财的特点非常突出，此时出现了许多咏叹贫女难嫁的诗句。白居易的《贫家女》云：“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张碧的《贫女》也云：“岂是昧容华，岂不知机织。自是生寒门，良媒不相识。”此外，秦韬玉的《贫女》、李山甫的《贫女》、邵谒的《寒女行》及于濆的《越溪女》，也都描绘了贫女难嫁的情况。如上几位咏叹贫女难嫁的诗人大都生活在德宗之后：白居易为贞元时进士，卒于大中年间；秦韬玉“中和二年，得准敕及第。僖宗幸蜀，以工部侍郎为田令孜神策判官”[12]（卷六七○）；李山甫则是“咸通中累举不第”[12]（卷六四三）；张碧为“贞元时人”[12]（卷四六九）；于濆为“咸通进士”[12]（卷一九九）；邵谒生平不详。由此推知，德宗以后，贫女难嫁已是相当突出的社会问题了。

除了诗歌，笔记小说对于唐后期的贫女难嫁也有反映。《北梦琐言》就载有这样一事：昭宗光化年间，文士刘道济曾“止于天台山国清寺”，频频梦到一女子与其结为伉俪，最后才得知此女“有美才，贫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13]（卷七）。

唐后期出现的贫女难嫁，应是受了唐前期上层嫁女索财的影响。我们知道，在唐代以前，虽然百姓通婚中也有重财现象，但贫女难嫁与穷汉难娶同时存在，贫女难嫁并不较穷汉难娶更突出。汉代嫁女和择婿就都看重钱财，“习俗婚嫁，既以财为重，故富室多不愿以女嫁贫人，而常人亦不屑娶贫家女”[14]（卷三）；南北朝也是男婚女嫁都重财，周武帝为此还特别颁发过诏令：“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15]（《武帝纪》上）到唐前期，受门阀制度消亡的影响，山东旧族高门嫁女开始索要陪门财。所谓“陪门财者，女家门望未高，而议姻之家非耦，令其纳财以陪门望”[16]（“唐高宗显庆四年冬十月”胡注）。山东旧族高门恃其门第，在“新官之辈、丰财之家”[17]（《嫁娶》）欲与其联姻时，便多索钱财。对此，太宗曾于贞观十六年（642年）明令“禁卖婚”[17]（《嫁娶》）；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再次申令：“自今已后，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赀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17]（《嫁娶》）中宗时，再一次“申明旧诏”[18]（《唐赠太子少师崔公神道碑》）。唐前期时，山东旧族高门的索财也影响到了一些官员，礼部尚书许敬宗就“以女嫁蛮酋冯盎子，多私所聘”[3]（《许敬宗传》）。到唐后期，上层中出现的嫁女重财风气渐染民间，百姓娶妇也开始重财，贫女出嫁发生了困难。

唐后期出现的贫女难嫁，主要是受了山东旧族高门嫁女、娶妇索财的影响；反过来，贫女难嫁又成为山东旧族高门加速走向灭亡的催化剂。众所周知，唐前期，山东旧族高门主要以索要陪门财来强调自己的身份，也就是以加重聘财的形式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而至唐后期，包括下层妇女出嫁都必须拥有丰厚的嫁妆，那么山东旧族高门再以聘财形式突出自己身份的目的就很难实现了。这样，唐后期时娶妇重财观念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旧士族高门融入社会的步伐。

唐后期出现的贫女难嫁之风还对宋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有学者总结道：“宋代厚嫁风气非常严重、普遍，相比之下，嫁女费用要多于娶妇。”“由于宋代厚嫁成风，贫困家庭女子出嫁比之男子娶妇更加困难。”[19]宋代在更大范围内出现了贫女难嫁。在宋代，即使是高官，也会因为资财有限而嫁女困难，“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7]（卷三）。

三、馀论

有学者曾经这样说道：“谈到某个群体的社会地位，或许应该考虑到其中蕴涵的两层意义：一是他们在当时被承认的社会位置，二是他们对于社会历史所起的实际作用。”[20]循着这样一个思路，我们来看唐代百姓的社会地位。

在中国中世纪，婚姻是衡量一个阶层社会地位最有效的坐标之一。从唐代百姓的通婚看，他们身处社会中间。在法律上，唐代百姓是良人，他们恪守着“良贱不婚”的原则，较少与工乐等贱民联姻；同时，虽然他们身为良人，但与官员联姻又非常困难，与官员联姻的机会很少。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虽然历代百姓的社会地位都不高，但与宋代相比，唐代百姓的地位更低，宋代富裕的百姓与官员联姻的机会更多。

可以这样认为，在唐代社会中，实际存在着三个主要阶层，即贱民阶层、百姓阶层和官员阶层。在通婚上，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三个阶层的差别。三个阶层基本都以阶层内婚为主，良贱不婚是法律规定的，而官民不婚则是现实形成的。

唐代百姓的通婚也对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唐代后期的贫女难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山东旧族高门的身份特征，起到了加快旧士族消亡的作用；其次，贫女难嫁的观念还对宋代产生了直接影响，贫女难嫁也成为宋代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陈寅恪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21]（《论韩愈》）贫女难嫁的问题再次证明了陈寅恪所说。

虽然在通婚上，唐代百姓是受官员歧视的一个群体，但他们的通婚对当时和未来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这种作用又使得他们不应受到忽视。

【参考文献】

[1]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周绍良等．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郑樵．通志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吕祖谦．宋文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2．

[7]赵彦卫．云麓漫钞[M]．北京：中华书局，1996．

[8]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9]段成式．酉阳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毛诗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3]孙光宪．北梦琐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4]陈鹏．中国婚姻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5]令狐德棻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1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7]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9]方建新．宋代婚姻论财[M]．历史研究，1986,(3)．

[20]邓小南．宋代苏州士人家族中的妇女[J]．北京大学妇女问题第三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M]．

[2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资料来源：《河北学刊》2001年第4期）

2汉唐节日饮食礼俗
汉代，但对元宵节的起源，自古以来就有几种说法，其中一个主要的说法是，汉武帝时，采纳方士谬忌的奏请，从正月十五开始，通宵达旦祭祀“太一”天神，从此形成了这天夜里张灯结彩的习俗。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中聚集观灯的习俗又与之结合起来。这样，正月十五灯光辉煌的活动，既有祭太一神的旧俗，又有燃灯礼佛的虔诚，成了一个独具风采的传统节日。

汉唐时，元宵节并不是吃汤元，汤元始于宋代。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这一天主要是喝豆粥，《荆楚岁时记》说：“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正月半宜作白粥泛糕”。

唐代时，人们在晚上观灯之时，喜食一种粉果和焦＠②，焦＠②是一种油炸的带馅圆面点， 《太平广记》卷234《尚食令》条记了一条尚食局造＠②子手做焦＠②子的故事，这位＠②子手为了报冯给事的恩，想为冯家做一次＠②子，冯给事问：“要何物？曰：要大台盘一只、木楔子三五十枚，及油铛炭火，好麻油一二斗，南枣面少许。”第二天，＠②子手来了，“取油铛烂面等调停，袜肚中取出银盒一枚，银篦子、银笊篱各一。候油煎熟，于盒中取＠②子馅，以手于烂面中团之。五指间各有面透出，以篦子刮却，便置＠②子于铛中。候熟，以笊篱沥出，以新汲水中良久，却投油铛中，三五沸取出。抛台盘上，旋转不定，以太圆故也。其味甚美，不可名状。”焦＠②与汤圆的外形和内馅完全一样，所以有人认为，焦＠②实为炸元宵（注：参见王仁兴《中国年节食俗》，北京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不过它是用面制作的。

上述汉唐时的元宵节食俗，主要为一些小点心之列，宋代以后，元宵节的饮食就日益丰富起来。

三、 寒食节饮食礼俗

寒食节在清明之前一二日，从先秦以迄隋唐，寒食节均为一个大节日。

寒食的形成有两个源头，周代仲春之末的禁火习俗是它的源头之一，《周礼·秋官·司xuǎn＠③氏》云：“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郑玄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所谓季春出火，是与先秦时的星象迷信有关。古分周天恒星为二十八宿。东方青龙宫的角、亢二宿被称作“龙星”，龙星在五行中居木之位，春季见于东方，将引起人间突发大火，因此，在龙星初见的时候要禁火。禁火的这一段时间不能举炊，须得预先准备好食物，在禁火期间吃这种冷食物，也就很自然地被称为“寒食”。

寒食节的另一个源头，是春秋时晋国故地山西一带祭奠介子推的习俗，在寒食节的形成及传承过程中，后一源头的影响越来越大。曹操《明罚令》和晋人陆huì＠④《邺中记》皆云寒食断火起因于祭介子推。祭介子推的礼仪，以晋国故地今山西一带最为隆重。该地区人民在战国至三国这一段时期内，寒食禁火时间竟长达一个月之久，“老小不堪，岁多死者”（注：《后汉书·周举传》。）。因此，曹操下令革除寒食禁火一月的旧俗，此后寒食三日才相沿成习。

汉唐时寒食节的传统食品有以下几种：

饧大麦粥，《荆楚岁时记》云：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从其制法来看，并非只是将大麦熬粥加糖，而是先将大麦熬成麦浆，煮熟，再将捣碎的杏仁拌入，冷凝后切成块状，食时浇上糖稀，正如《玉烛宝典》云：“今人寒食悉为大麦粥，研杏仁为酪，引饧以沃之。”后世又将此食品称为麦糕，其中的原料大麦也可以粳米代替。

此外，还有一种名叫干粥的食品，亦称作糗，即炒熟的麦、粟、米粉。食用时，加水调成糊状，也可直接食用。

但是，这些制作简单的寒食节令食品并不合吃惯了珍肴的贵族口味，于是，一种耐贮存，适于冷食，又酥香脆美的“寒具”便在魏晋时出现了，成为上层社会寒食节的节日美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对其制法作了介绍，其中说：“环饼一名‘寒具’……以蜜调水溲（和）面”，然后油炸，是极为酥脆精美的食品。《齐民要术》称它“入口即碎，脆如凌雪”。所以有人将它取名为“馓子”，宋人庄季裕在《鸡肋编》云：“馓子，又名环饼，即古之寒具。”唐人制作寒具时还喜欢粘上一些黑芝麻，使之更香，并取名为“巨胜奴”，“巨胜”即黑芝麻。

汉唐时期寒食节的节令食品还有煮鸡蛋、盐醋拌生菜之类。如唐代寒食节吃煮鸡蛋就是必不可少的主食之一，更有好事者，在鸡蛋上雕刻各种花纹图案，并染上色彩，增加鸡蛋的外观美感，久之，形成了一种传统习俗，这就是唐人所说的镂鸡子，然后，人们又把镂刻成形的鸡蛋拿出来相互比试，即斗鸡卵之俗，意在体现食品雕刻的技能。

唐代以后，寒食的地位日趋式微，寒食节禁火风俗也逐渐消失。但是与这个节日有关的节令食品，却仍为人们喜食，如馓子，千百年来，传承不绝，并发展为款式繁多、风味各殊的特点。

四、 端午节饮食礼俗

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仅次于元旦的第二大节日。早在先秦时，人们就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恶月，重五之日更是恶日，如《风俗通义》佚文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注：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二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又云：“五月盖屋，令人头秃”（注：引自《史记·孟尝君列传》司马贞《索隐》。）。所以后世端午节要进行一系列的辟邪、祛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