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以太坊

1. 姓氏起源是什么

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约五千年），就有了姓。据传说，姓的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由图腾演变为姓的传说很多。据考证，夜郎国的国君是竹王，他的臣民以竹为图腾，姓竹。又据史书记载，晋国有狐毛、蛇平，汉代有狗未央、狼莫、鹿旗，三国有豹皮公等人。透过这些古怪的姓名和骆、虎、蚁、牛、羊、鸟、龙、竹、梧、茶、菊等与动物、植物名称相同的姓氏，隐约可见图腾崇拜对姓氏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那时是母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赢等等。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在这种制度下，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在神话里流传着“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许多故事。许多古姓都从女旁，可见我们祖先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
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在古代氏族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氏”这个称号。传说，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国的名称为氏。以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至于贵族妇女，则无论怎么称呼都必须带上姓，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
“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 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这条遗传规律：近亲通婚对后代不利。姓的产生，从史书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周语》记载“我姬民出自天鼋”。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剧》）。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为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由此可见，姓的作用在古代主要就是“别种类”“别婚姻”。
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后期。秦朝时，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顾炎武《目知录》）此后，中国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
唐太宗（627年）的时候，有个吏部尚书高士廉，把民间的“姓”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氏族志》，颁布天下，作为当时推举贤能作官，或撮合婚姻的依据。中国旧时流行的《百家姓》是北宋（960年）的时候写的，里面一共收集了单姓408个，复姓30个，一共438个。发展到后来，据说有4000 到6000个，但是实际应用的，只有1000个左右。
世界各国都有“三大姓”的说法。
英国是：Smythe,Jones,Williams；
美国是：Smith,Johnson,Carson；
法国是：Martin,Bernard,Dupont；
德国是：Schultz,Mueller,Shmidt；
苏联是：Ivanov,Vasiliev,Deternov；
而中国：有张、王、李、赵，四个大姓，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都是皇帝赐姓。根据最新的统计，单是姓张的，就有一亿人，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姓了吧。
1977年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姓”的论文，文中指出：
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姓占华人人口40%，约四亿人。
第二大的十个姓是：徐、朱、林、孙、马、高、胡、郑、 郭、萧。占华人人口10%以上。
第三大的十个姓是：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占华人人口10%。
接下来的15个大姓是：方、崔、程 、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加起来也占总人口的10%。换名话说，在中国十亿人口中，有七亿人姓了这45个大姓。
另外的三亿多人的姓，都是比较少见的，象毛、江、白、文、关、廖、苗、池等等。
中国各地农村多聚族而居，往往一个村庄仅为一姓居民。各个族姓开拓一方，繁衍一方，独占一方。西晋、唐初、五代和宋元时期中原有过几次大的移民浪潮。先民各族人逐渐融入汉民族中。各地府、州、县志对这一历史现象记述甚详。如乾隆《福州府志》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清·乾隆《福州府志》卷75《外纪》）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也曾率戍闽部属58姓，定居福建。黄仲昭《八闽通志》引《建安志》载：“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
自民国以来，有关姓氏家族的调查材料十分丰富，各地也屡见姓氏溯源的考据。以福安县甘棠堡为例，当地数十姓居民分别来自中原20多个郡县，郑氏来自清河郡、荥阳郡；陈氏来自颖川郡、太邱郡；周氏来自汝南郡；徐氏来自东海郡；邱氏来自河南郡；丁氏来自博陵郡；王氏来自太原郡；范氏来自高平郡；缪氏来自东鲁郡；黄氏来自江夏郡；曾氏来自天水郡。其他如苏、兰、郭、杨、连、江、翁、谢、许、徐、詹、魏诸姓也都分别有自己的祖地郡望。他们自唐宋以来，“各衿门户，物业转属，而客姓不得杂居其乡。”（明·万历《福安县志》卷1《风俗》）各姓氏都按严格的地域范围，聚族而居。
华东、华南的客家人，从西晋到宋末由北方迁入，因语言、风俗的差异和利益矛盾，迁徙后常为争夺生存空间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这种“主客之争”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经常的矛盾和冲突，更造成客家人对血缘姓氏家族关系的依赖和重视，因此客家人的宗族观念和家族组织是最强的。客家土楼（无论是圆楼还是方楼）居住上百人，都是同一姓氏（宗族）的人，事无巨细均由同宗（同姓）相帮解决。
各家族对自己的姓氏源流和先祖荣耀均极重视。除族谱记载外，其外化形式即集中反映在家族门楼的门额横匾与宗祠长联上。一些世家望族，为显示其祖宗显贵，往往在门匾上刻写“尚书第”、“大夫第”、“进士第”以及“五代尚书”、“亚魁天下”等字样。一般家族的门匾则刻有“鲁国传芳”（颜姓）、“颖水世泽”（陈姓）、“江夏衍派”（黄姓）、“蚊筑传芳”（丁姓）等字样，以表明郡望，使人一望而知其姓氏渊源。镶刻于家祠门柱上的楹联，清楚地表述了各姓氏的家世。福安甘棠堡陈氏宗祠的楹联为：“数十世避乱侨居，凤粤发祥，羡者蕃，肯构肯堂，黎阁家声光自晋；三百年创业重统，莺迁衍庆，喜此日，美轮美奂，棠江庙貌著维新。”同安县五显乡后塘村“桃源”颜氏祠堂的楹联，叙述了该姓入闽的时间和路线：“自唐历宋历元历明历清，簪缨世代；入闽而德（化）而永（春）而金（门）而同（安），瓜瓞云礽”。
在全国各地，由一家一姓定居衍派而成单一村落者极为普遍。它体现了宗族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性，也给许多地名村名打上了姓氏宗族的烙印。如李坊、陈坊、蔡坊、潘屋、肖厝、许厝、王庄、伊家乡等，大抵原本皆是这样的村落。邵武的肖家坊，原名金泉里，因明代大批肖姓人迁入而更今名。谢坊原名绣溪，因宋代祖居此地的谢元明做官出名，成了望族，南宋时改为谢坊。即便是几姓杂处的村落，也大多以一姓一族为主。
由于历史的或家族的原因，单一姓氏或各姓氏间往往各有一些避讳和禁忌。如：旧时福建省长汀县高陂张姓不演《薛仁贵征东》剧目，因戏中有奸佞张士贵暗害忠良的情节，被认为有辱同宗。该县李姓元宵节不闹花灯，因为相传唐高宗有个皇太子元宵节观灯时被薛刚踢死，故李姓视闹元宵为不吉利。永定坎市卢姓称风炉为端灶，因“卢”与“炉”谐音。当地人称锅盖为“甑棚”，唯曾姓人独称锅盖，也是因“甑”与“曾”同音避讳。泥鳅别称黄鳅或湖鳅，永定湖坑乡奥杳等地的黄姓人则不称黄鳅而称湖鳅，中川等处的胡姓人却称之为黄鳅。蟑螂即蜚蠊，俗称黄贼，抚市一带的黄姓忌称黄贼，而称蜚蠊。长汀的林、翁两姓忌通婚，相传两姓后裔曾同时携带祖先骨灰还乡，在客栈相遇，双方的骨灰不慎混在一起，无法辨别分开，只得各取一半带回故土埋葬。从此，为避免同宗联姻之嫌，两姓遂互不通婚。古竹乡高东人也不与岩背村人通婚，因为高东人认为其上祖江东峰是被岩背人所杀，故有宿怨。这类禁忌，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如今多已破除。
【氏的产生】
原始社会的末期，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出现了氏。夏、商两代，也有少量的“氏”产生。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周武王、周公旦和成王，先后把土地分封给兄弟、亲戚及异姓功臣等，建立了71个封国，其中有武王的兄弟16人，同姓贵族40人。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据统计，由周王室同姓封国得氏的有48个，由异姓封国得氏的约有60个。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法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即大夫的后人即以所受封邑的名称为氏，如田、白、鲍、费、范、屈、钟离、邯郸等。经过层层分封，以封国、封邑名称为氏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说，周朝是我国氏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而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氏的繁衍滋生越来越多，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姓氏合流之后，从古到今，中国人使用的姓氏中十之八九可以说是由姓派生出来的氏演变来的。值得说明的是，远古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轩辕氏（黄帝）、金天氏（少昊）、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陶唐氏（尧，又称伊祁氏）、有虞氏（舜）、有夏氏（禹）等氏，是后世对想象与传说中的祖先的尊称，不同于“胙土为氏”。
【姓氏的形成】
对姓氏的研究已形成一门学科。它与人口普查、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人事现代化科学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姓氏学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
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
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秦国刻石《诅楚文》中，始见姓字为“女”字和“生”字的组合字，这一字形最终被汉代人许慎定形，成为会意字。氏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名著《说文通训定声》中，释“氏”字本意为木本，是植物之根，为象形字，后来被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
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起源较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国语·周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总之，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
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分野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田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
姓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若干民族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又独立存在，同时，各氏族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婚姻联系，姓就作为识别和区分氏族的特定标记符号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姓都带有“女”字，如姬、姜、妫、姒等，可以推断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姓已经形成，是由母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其作用就是便于通婚与鉴别子孙后代的归属。同姓内部禁止婚配，异姓氏族之间可以通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姓为姓。
氏最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形成。黄帝时已有“胙土命氏”。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国家制度的形成，出现了赏赐封赠土地以命氏的习惯。继而，氏之源起，形成滥觞，出现以各种形式得氏的现象。至此，姓和民本意的属性分野，实质上已不太明显。
姓氏的形成原由，主要有以下几类：
1．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命氏。如赵、西门、郑、苏等。
2．以古姓命氏、如任、风、子等。
3．以先人名或字命氏。加皇甫、高、刁、公、施等。
4．以兄弟行次顺序为氏。如伯、仲、叔、季等。
5．以职官名称命氏。如史、仓、库、司徒、司寇、太史等。
6．以职业技艺命氏。如巫、屠、优、卜等。
7．以祖上谥号为氏。如戴、召等。
8．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叱卢氏改为祝、关尔佳氏改为关、钮祜禄氏改为钮等。
9．因赐姓、避讳改姓氏。如手唐王胡赐给立有大功的大臣们以李姓、朱明王朝赐以朱姓；汉文帝名刘恒，凡恒性因避讳改为常氏。晋朝帝王祖上有司马师，天下师姓皆缺笔改为为帅氏。
10．因逃避仇杀改姓。如端木子贡后代避仇改沐姓，牛娃避仇改牢姓等。
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等等，情况十分复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出现新的姓氏。如给孩子取名时，取男女双方两个单音姓合成复姓，又为姓氏“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2. 唐朝大事记---格式如下。回答的详细追加奖励，如果能有著名诗人加入再额外追加。主要是780~~860年间的

武德 618 高祖 李渊 (618) 53 9 70 父李柄，袭封唐国公，国号唐，改元武德
贞观 627 太宗 李世民 (626) 28 24 51 高祖次子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遂被立为太子，同年八月即皇帝位，尊高祖为太上皇
永徽 650 高宗 李治 (649) ，嗣位
嗣圣 684 中宗 李显 684
文明 684 睿宗 李旦 684
武周：则天顺圣皇后(武则天)
神龙 705 中宗 李显 (683)
(705) 28 2，6 55 高宗七子 以皇太子嗣位，则天皇后临朝称制。神另元年（705年）正月，张柬之乘武则天病危，拥中宗复位，复国号为唐
景龙 707
唐隆 710 少帝 李重茂 (710) 16 1个月 中宗幼子，
为后宫所生
，曾被封为温王 710年5月韦皇后毒杀中宗后，秘不发丧李重福兵败身死，殇帝不知所终。
景云 710 睿宗 李旦 (684)
(710) 23 7，3 55 高宗八子 684年，武后废中宗，立李旦为帝，武后称帝，降李旦为皇嗣。中宗复位后，封旦为相王。景龙四年（710年）韦后毒死中宗，临朝摄政，临淄王李隆基（李旦之子）诛韦后，拥李旦为帝。712年，旦让位于太子隆基，自称太上皇
太极 712
延和 712
先天 712 玄宗 李隆基 （712） 28 45 78 睿宗 三子 即位前封楚王，隆基被立为皇太子，712年，受禅即位
开元 713
天宝 742
至德 756 肃宗 李亨 (756) 46 7 52 李亨被立为皇太子，755年，安禄山叛乱，乾元 758
上元 760
宝应 762 代宗 李豫 (762) 37 18 54 肃宗 长子 初封广平郡王，后封楚王，蓰封成王，758年被立为皇太子，762年以太子嗣位
广德 763
永泰 765
大历 766
建中 780 德宗 李适 （779） 38 27 64 代宗 长子 初封奉节郡王，进封鲁王、雍王、764年被立为皇太子，代宗死，以太子即位
兴元 784
贞元 785
永贞 805 顺宗 李诵 （805） 45 46 德宗 长子 初封宣城郡王，进封宣王，德宗即位后立为皇太子，以太子即位，改元永贞，实行革新，同年八月，宦官俱文珍等逼帝退位，称太上皇，在位实八个月
元和 806 宪宗 李纯 （805） 28 16 43 顺宗 长子 初封广平郡王，顺宗时被立为皇太子，永贞元年（805年）八月，被官逼顺宗退位，拥立太子
长庆 821 穆宗 李恒 820年 26 5 30 宪宗第三子 初封建安郡王，进封遂王，元和七年被立为皇太子，宪宗死，以皇太子即位
宝历 825 敬宗 李湛 824年 16 3 18 穆宗长子 初封鄂王，长庆二年被立为太子，穆宗死，以太自嗣位，后被宦官刘克明杀死
宝历 826 文宗 李昂 （827） 19 14 32 穆宗第二子 即位前封江王，宦官刘克明等杀敬宗，拥其弟李昂既帝位
大和 827
开成 836
会昌 841 武宗 李炎 （840） 27 7 33 穆宗第五子 即位前封颖王，开成五年（840年）正月，文宗病重，宦官仇士良等拥立李炎为皇太弟，废太子成美为陈王，文宗死，炎以皇太弟嗣位，后以服用金丹病死
大中 847 宣宗 李忱 （846） 37 14 50 宪宗第十三子，穆宗弟 穆宗时封光王，武宗时立为皇太子叔，武宗死，由宦官拥立为帝，后服用长生药中毒而死
大中 859 懿宗 李凗 （859） 27 15 41 宣宗长子 武宗时封郓王、宣宗死，宦官王实等矫诏，立以为皇太子，旋即位
咸通 860
咸通 873 僖宗 李擐 （873） 12 16 37 懿宗第五子 即位前封晋王，懿宗病死，宦官刘行深等杀懿宗年长诸子，立擐为皇太子，懿宗死，擐嗣位
乾符 874
广明 880
中和 881
光启 885
文德 888
龙纪 889 昭宗 李晔 （888） 21 17 38 懿宗第七子 懿宗时封寿王，僖宗病死，宦官杨复恭立晔为皇太弟，僖宗死，晔即位，天复四年（904年）朱全盅、忠逼帝迁都洛阳，同年八月杀之
大顺 890
景福 892
乾宁 894
光化 898
天复 901
天佑 904
天佑

904 哀帝 李柷 （904） 13 4 17 昭宗第九子 乾宁时封辉王，天复四年（904年）八月，朱全忠杀宣帝，立柷为皇帝，天佑四年（907年）帝僤位于朱全忠，唐亡，帝被封为济阴王，次年被鸩杀
唐代开创了中国政区史上道和府的建制。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分天下为10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贞观十四年（640年），全国共设360州（府），下辖1557县。开元年间又将山南、江南各分东西，并增置京畿、都畿、黔中道，形成十五道的格局。道下设州、府，州、府下再设县，开元末年，全国共有州、府三百二十八座，县一千五百七十三座。
关内道，治所凤翔府，今陕西凤翔。 下辖：
京师(长安)、京兆府、华州、同州、坊州、丹州、凤翔府、邪州、泾州
陇州、宁州、庆州、娜州、定州、绥州、银州、夏州、灵州、盐州
丰州、会州、宥州、胜州、麟州、安北大都护府
河南道，治所洛阳/汴州 今河南洛阳/开封。 下辖：
东都(洛阳)、河南府、孟州、陕州、虢州、汝州、许州、汴州、蔡州
陈州、亳州、宋州、濮州、郓州、泗州、海州、兖州、徐州、宿州
沂州、密州、齐州、青州、棣州、莱州、登州
河东道，治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 下辖：
河中府、绛州、晋州、隰州、汾州、慈州、潞州、泽州、沁州、辽州
太原府(北京)、蔚州、忻州、岚州、石州、朔州、云州、单于都护府
河北道，治所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南。下辖：
怀州、卫州、相州、魏州、澶州、博州、贝州、洛州、磁州、邢州
赵州、冀州、深州、沧州、景州、德州、定州、祁州、易州、瀛州
莫州、幽州、涿州、檀州、妫州、平州、顺州、归顺州、营州、燕州
威州、慎州、玄州、崇州、夷宾州、师州、鲜州、带州、黎州、沃州
昌州、归义州、瑞州、信州、青山州、凛州、安东都护府
山南道，治所襄阳，今湖北襄阳。下辖：
兴元府、兴州、凤州、利州、通州、洋州、泽州、合州、集州、巴州
蓬州、壁州、商州、金州、开州、渠州、渝州、邓州、唐州、均州
房州、隋州、郢州、襄州、复州、江陵府、硖州、归州、夔州、万州
忠州
淮南道，治所扬州，今扬州市。 下辖：
扬州、楚州、和州、濠州、寿州、光州、蕲州、申州、黄州、安州、舒州
江南道，治所苏州，今江苏苏州市。下辖：
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越州、明州、台州、婺州、衢州
信州、睦州、歙州、处州、温州、福州、泉州、建州、汀州、漳州
宣州、池州、洪州、虔州、抚州、吉州、江州、袁州、鄂州、岳州
潭州、衡州、澧州、朗州、永州、道州、郴州、邵州、连州、黔州
辰州、锦州、施州、巫州、夷州、播州、思州、费州、南州、溪州
溱州、珍州、珜州
陇右道，治所鄯州，今青海乐都。下辖：
秦州、成州、渭州、兰州、临州、河州、武州、洮州、廓州、叠州
宕州、凉州、甘州、瓜州、伊州、沙州、西州、安西大都护府
北庭都护府
剑南道，治所成都府，今四川成都。下辖：
成都府、汉州、彭州、蜀州、眉州、锦州、剑州、梓州、阆州、果州
遂州、普州、陵州、资州、荣州、简州、嘉州、邛州、雅州、黎州
泸州、茂州、翼州、涂州、炎州、彻州、向州、冉州、穹州、笮州
戎州、嵩州、松州、文州、扶州、龙州、当州、悉州、恭州、保州
真州、霸州、柘州
岭南道， 治所广州，今广东广州市。下辖：
广州、韶州、循州、贺州、端州、新州、康州、封州、泷州、恩州
春州、高州、藤州、义州、窦州、勤州、桂州、昭州、富州、梧州
蒙州、龚州、浔州、郁林州、平琴州、宾州、澄州、绣州、象州
柳州、融州、邕州、贵州、党州、横卅、田州、严州、山州、峦州
罗州、潘州、容州、辩州、白州、牢州、钦州、禺州、滚州、汤州
岩州、古州、安南都督府、武峨州、粤州、芝州、爱州、福禄州、长州
罐州、林州、景州、峰州、陆州、廉州、雷州、笼州、环州、德化州
郎茫州、崖州、儋州、琼州、振州、万安州、赤土国、丹丹国
官吏制度
中央官制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荣誉职务）；
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荣誉职务）；
三省：中书省(决策、秘书)、门下省（侍从、谏议）、尚书省(行政)；
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人事）、户部（户口、财政）、礼部（礼宾）、兵部（国防）、刑部（法院）、工部（工程、水利）；
一台：御史台（监察）；
五署：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循旧制，与六部分工）；
九寺：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与六部分工合作）；
散官：（荣誉职务）。
地方官制
虚设（道）置观察使
州（郡）：刺史（太守）；别驾、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事；
六曹：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
县：县令；县丞、主簿；县尉、录事、佐史。
乡：耆老；五里一乡
里：里正；五保一里
村：村正；一自然村为一村
保：保长；五邻一保
邻：邻长；四家一邻
坊：坊正。城市内无村设坊，坊正和村正同级
科技
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是不可多得的医书；868年，中国《金刚经》的印制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通过阿拉伯地区远传到西亚、欧洲。
军事
在军事上，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战绩很彪炳的朝代。军力强大是唐代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唐朝统一了隋朝末群雄割据的中国。唐太宗、高宗、武后在位时又远征东西两突厥，灭高昌、收其地为州县，灭高句丽和百济并在白村江战役打败日本援军，又与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民族征战。当时唐朝在亚洲军事制度，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都是这些战绩的基础。唐玄宗时唐朝的势力与来自现在阿拉伯、新兴和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势力在包含昭武九姓国、大小勃律、吐火罗在内的中亚诸国相遇，结果唐朝在怛罗斯战役战败，中国的势力从此退出中亚。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导致华北地区经济萧条和胡化。
唐朝的众多著名将领中，除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的将领、郭子仪、李晟及其子李愬、高骈等汉族统帅外﹐异族将领也占据了重要地位：比较重要的有杂种胡安禄山、史思明、百济人黑齿常之、高句丽人高仙芝、契丹人李光弼、靺鞨人李怀光、突厥突骑施部人哥舒翰、铁勒部的仆固怀恩、浑瑊和阿跌光进等。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导致府兵制改为征兵制和募兵制。安史之乱中，临时代府兵制而起的扩骑并不能抵御与节度使的兵力。自始唐朝在军事上失势：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回纥、吐蕃、南诏的入侵。例如唐朝需要借回纥兵来平定安史之乱，763年吐蕃军曾经占领长安达十五日，南诏军一度攻打成都并占领安南直至十国的南汉才收回。唐朝防备南昭之士兵不满又导致了庞勋之变。后来的黄巢的流寇叛乱导致朱全忠和沙陀人李克用的争战，直至唐朝灭亡后依然未平息。
经济
1.货币
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唐朝的GDP在当时的世界为348亿美元,占世界GDP比重：58%
2.户口
户口是封建王朝赋税基础。650年唐朝统计户380万。705年达到615万户，3714万余口。到了开元盛世740年，户841.2871万，口4814.3609万。安史之乱前一年的754年，户达906.9254万，口达5288.0488万。安史之乱时期760年户193.3174万，其中不课户117.4592万，口1699.0386万，其中不课口1461.9587万。唐朝后期户籍统计和管理混乱废弛，数据难以信任。基本上在三、四百万户。
3.赋税收入
唐朝中期780年实行两税法，当年税钱1089万八千余缗，谷215万七千余石。821-824年年均税收3515.1228万贯、石（一贯=一缗），唐后期853年税收下降到925万余缗，其中盐利达278万余。随着唐朝对盐商压迫加剧，直接引发了黄巢起义。
4.农业
唐朝农业生产工具又有新的进步。曲辕犁就出现在唐朝。还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唐朝前期，仅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达一百六十多项。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绛岩湖、镜湖等。天宝年间，唐朝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天宝八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唐朝后期，由于人口南移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5.手工业
唐朝手工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工部是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直接管理的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少府监主管精致手工艺品；将作监主管土木工程的兴建；军器监负责兵器的建造。监下设署、署下设作坊。此外还有铸钱监和冶监等。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不对外销售，只供皇室和衙门消费。工人则分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杂户等。私营手工业较官营手工业比不发达。唐朝前期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唐后期，南方手工业大幅进步，特别是丝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和制茶业。
文化艺术和宗教
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唐朝同阿拉伯地区的友好往来，使绿宝石、胡椒、伊斯兰教先后传入中国。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
唐朝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可算唐诗。自陈子昂和“初唐四杰”起，唐朝著名诗人层出不穷，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岑参、王维，中唐时期的李贺、韩愈、白居易，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杜牧是其中的几个代表。他们的诗作风格各异，既有对神话世界的丰富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写，既有激昂雄浑的边塞诗，亦有沉郁厚重的“诗史”，还有清新脱俗的田园诗。这些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成就的杰出代表。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律诗和古诗的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诗人，使得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
首都长安小雁塔近景唐朝的传奇小说继承六朝笔记小说的传统并有新的发展。从唐传奇起，小说真正开始有完整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关系，并开始反映社会现实。唐朝的传奇代表作有：《枕中记》《莺莺传》和《李娃传》等，这些作品为后世宋朝的话本和明清小说的发扬光大奠定了基础。
唐朝前期的宗教政策比较宽容，中国传统两大宗教——佛教和道教都有较大发展。唐朝初年，高僧玄奘远赴天竺（现在的印度）取经657部，唐朝特此兴建了大雁塔来保存这些佛经。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以及中国僧人自身思想体系的逐渐成熟使得中国佛教在此时期迎来空前的发展，中国佛教的各主要宗派大多在此时期形成或成熟。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和祆教也随着国际交流传入中国。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法，使得除禅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
外交

唐朝政府对外推行的是比较友好的外交政策。641年，唐太宗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到吐蕃，与赞普松赞干布结婚。其后还有金城公主下嫁赞普赤德祖赞，并结成联盟，将唐朝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吐蕃。822年，唐蕃会盟，划定了疆界，互不侵犯，唐蕃会盟碑现在还保存在拉萨的大昭寺。794年，唐朝与南诏在点苍山会盟，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唐朝武将官衔
1 从一品 骠骑大将军
2 正二品 辅国大将军
3 从二品 镇军大将军
4 正三品上 冠军大将军、怀化大将军、千牛卫大将军
5 正三品下 怀化将军
6 从三品上 云麾将军、归德大将军
7 从三品下 归德将军
8 正四品上 忠武将军
9 正四品下 壮武将军、怀化中郎将
10 从四品上 宣威将军
11 从四品下 明威将军、归德中郎将
12 正五品上 定远将军
13 正五品下 宁远将军、怀化郎将
14 从五品上 游骑将军
15 从五品下 游击将军、归德郎将
16 正六品上 昭武校尉
17 正六品下 昭武副尉、怀化司阶
18 从六品上 振威校尉
19 从六品下 振威副尉、归德司阶
20 正七品上 致果校尉
21 正七品下 致果副尉、怀化中候
22 从七品上 翊麾校尉
23 从七品下 翊麾副尉、归德中候
24 正八品上 宣节校尉
25 正八品下 宣节副尉、怀化司戈
26 从八品上 御侮校尉
27 从八品下 御侮副尉、归德司戈
28 正九品上 仁勇校尉
29 正九品下 仁勇副尉、怀化执戟长上
30 从九品上 陪戎校尉
31 从九品下 陪戎副尉、归德执戟长上
唐朝大事年表
618年唐朝建立，隋朝灭亡
627年——649年贞观之治
7世纪前期松赞干布统一吐蕃
8世纪前期 粟末秣褐建立的政权，以渤海为号
同一时期南诏首领皮罗阁合并六诏为南诏
8世纪中期骨力裴罗统一回纥
713年——741年开元盛世
755年——763年安史之乱
780年实行两税法
875年——884年唐末农民战争
907年 梁王朱温篡位，唐朝灭亡

3. 苏试《表忠观记》译文

表忠观记
（元丰元年（1078年）八月甲寅代赵抃作）
苏轼

熙宁十年（1077年）十月戊子，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府军州事臣赵抃言：故吴越国王钱氏坟庙，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孙之坟，在钱塘者二十有六，在临安者有一，皆芜废不治。父老过之，有流涕者。谨按：故武肃王镠，故以乡兵破走黄巢，名闻江淮，复以八都兵讨刘汉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文穆王元瓘。至其孙忠献王弘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弘佐之弟忠懿王弘俶，又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师。其后，卒以国入觐，三世四王与五代相终始。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字者，不可胜数。既覆其族延及于无辜之民，罔有子遗。而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民，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乱，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负其险远。兵至城下，力屈势穷，然后束手。而河东刘氏、百战死守，以抗王师，积骸为城，酾血为池，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独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视去其国如去传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窦融以河西归汉光武，诏右扶风修理其祖父坟茔，祠以太牢。今钱氏功德，殆过于融而未及百年，坟庙不治，行道伤嗟，甚非所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之义也。臣愿以龙山废佛祠曰“妙音院”者为观，使钱氏之孙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坟庙之在钱塘者，以付自然。其在临安者以付其县之净土寺僧曰“道微”。岁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人，以时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县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几永终不坠，以称朝廷待钱氏之意。臣抃昧死以闻。制曰“可”。其“妙音院”改赐各曰“表忠观”。铭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龙飞凤舞，萃于临安。笃生异人，绝类离群。奋梃大呼，从者如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为东。杀宏诛昌，奄有吴越。金卷玉册，虎符龙节。大城其居，包络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岛蛮。岁时归休，以燕父老。晔如神人，玉带球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贝南金。五朝昏乱，罔堪托国。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获所归，勿谋勿咨。先王之志，我维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孙千亿。帝谓守臣，治其祠坟。毋俾樵牧，愧其后昆。龙山之阳，岿焉新宫。匪私于钱，惟以劝忠。非忠无君，非孝无亲。凡百有位，视此刻文。
苏东坡撰书《表忠观碑记》，是因为北宋时，杭州知州赵抃有感于吴越王钱缪有功于后世，报请朝廷批准以玉皇山一佛寺废址改建表忠观，供奉钱氏三世五代国王，即武肃王钱镠、文穆王元瓘、忠献王弘佐，忠逊王弘倧、忠懿王弘俶。神宗元丰元年落成，苏东坡对钱镠倍加赞扬：“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字者，不可胜数。既覆其族，延及于无辜之民，罔有孓遗。而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明嘉靖年间，浙江督抚胡宗宪，将在柳浪闻莺的钱王故苑旧址建造的灵芝寺改建为表忠观，塑三世五王像，祠前表以石楔，上题“功德坊”三个大字。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圣祖御书“保障江山”一额。清雍正五年（1727），清世宗敕封钱镠为“诚应武肃王”。乾隆皇帝六次游江南，每对钱氏铁券及表忠观（嗣改为钱武肃王祠）均有题咏：其中一首云：“三世五王爵，同堂秩有伦，对朝旅故里，白水识其人，子孙仪刑永，春秋俎豆新，苏碑余腕力，亦敌弩千钧”，并御书“忠顺遗庥”扁额。钱王祠的诸多楹联记述了历代的祭祀盛事：“功勋合五百臣之多，一代规模创吴越；德化被十四州而远，千秋坊表永湖山”，“钱王祠 有兴王定霸之才，追溯生平，开门节度，独能缮牧圉，修塘场，大利说农桑，综十四州齐萌，至今受赐； 抱保境安民之志，流传佳话，衣锦故乡，允宜崇庙堂，明飨祀，威灵弥海宇，诵千余年往史，私淑在兹。”

4. 唐末社会风俗谁能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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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婚姻
在唐代百姓通婚中，等级观念有所表现，其一便是唐代百姓较少与贱民通婚。唐代的法律明确规定良贱不婚，现实中的百姓也确实较少与贱民通婚，个别与贱民通婚的百姓，也是身份较低的商人。《太平广记》中就载有一位商人与乐工之女联姻的事情：

衡山隐者，不知姓名，数因卖药，往来岳寺寄宿。……会乐人将女诣寺，其女有色，众欲取之，父母求五百千，莫不引退。隐者闻女嫁，邀僧往看，喜欲取之，乃将黄金两挺，正二百两，谓女父曰：“此金直七百贯，今亦不论，付金毕将去。”乐师时充官，便仓卒使别[1]（卷四五）。

但是，即使是商人与贱民之间的联姻，在唐代也是比较少见的，良贱不婚原则在唐代百姓通婚中有所反映。

等级观念在唐代百姓通婚中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官民不婚。唐代的百姓非常愿意与官员之家联姻，但能够联姻官员之家的却很少。

在唐代，官员既是身份的象征，又是特权的拥有者。这些特点对百姓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百姓很愿意嫁女到官员之家，敦煌文书对此就有所反映。P3354《天宝六载（747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载有一夫多妻的家庭共6户、8家，他们是：

户主程思楚，47岁，卫士武骑尉，有妻三：妻马，36岁；妻常，32岁；妻郑，41岁。

其弟思忠，39岁，卫士，有妻二：妻郑，27岁；妻郑，22岁。

其弟思太，35岁，白丁，有妻二：妻李，19岁；妻白，28岁。

户主程什住，78岁，老男翊卫，有妻二：妻茹，62岁；妻王，47岁。

户主程仁贞，77岁，老男翊卫，有妻二：妻宋，69岁；妻安，61岁。

户主程大忠，51岁，上柱国，有妻二：妻张，53岁；妻宋，22岁。

户主程大庆，47岁，武骑尉，有妻二：妻画，45岁；妻卑，36岁。

户主程智意，49岁，卫士飞骑尉，有妻二：妻郑，45岁；妻薛，36岁。

上述6户一夫多妻家庭最突出的特点是户主都为勋官或取得武选资格之人。勋官最高者为正二品上柱国，最低为从七品武骑尉。虽然程思楚户（共3家）中有1家是卫士，1家是白丁，但他们兄弟并没有分家，家长仍是勋官武骑尉程思楚。这样一些勋官之家或取得武选资格之人就是敦煌农村乡里的特权阶层。这种特权首先表现在他们的经济状况较好，在彩礼非常重的敦煌地区（注：敦煌文书S4609《邓家财礼目》记载了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归义军衙府一位都头的婚礼单。此件文书所出时间较晚，但可作为一种参考。此外，由于敦煌地区结婚时财礼繁多，普通百姓无力承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敦煌地区便出现了结社互助的办法，在结社章程中明文规定：“若有……男女婚姻，人事小（少）多，亦乃莫绝”(S3730)、“各各一心，阙者帖助”(S6537)，遇到婚嫁之事，社员们相互帮助。这表明结婚的费用已超出一般百姓所能承担的范围。），承娶多位妻子本身就已经显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在这些一夫多妻的家庭中，许多夫妻年龄相差很多，像程思忠年长其妻郑氏17岁，程大忠与其妻宋氏相差29岁，程思楚与其妻常氏、程思太与其妻郑氏也都相差15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敦煌百姓的通婚取向，似乎只要能够与勋官之家联姻，男方家庭的多妻和年龄相差过大都对百姓嫁女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在这里，百姓攀附官员之家的心理表现很明显。

进入官场的百姓则一般都与官员之女联姻，魏邈就是这样。据墓志载，邈“祖宾、父朝隐，皆敦儒术，谅识宏深，高乐园林，自求野逸”，“顷因入仕，多为台鼎、廉察之知，累以德艺精粹，闻地天庭，始奏授怀州参军”[2]（《唐故宣州参军钜鹿魏君夫人赵氏墓志铭并序》）。魏邈出自父祖无官的百姓之家，在他走入仕途后，便与官员之女结成了姻缘，“夫人天水赵氏，考皇任壁州长史升之仲女也”[2]（《唐故宣州参军钜鹿魏君夫人赵氏墓志铭并序》）。薛仁贵的发家及其后人通婚的变化也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史载，薛仁贵“少贫贱，以田为业”，后以从军达到了“图功名以自显”[3]（《薛仁贵传》）的目的。他的后人不但从身份上脱离了百姓，跻入上层，通婚上也显示出了明显的变化。薛仁贵重孙女所嫁不但为官员之家，而且还是山东旧士族高门出身的官员之家（博陵崔澹）[3]（《唐故殿中侍御史淄州长史知军州事崔府君墓志铭并序》）。

普通百姓与官员之家联姻，能够获得生活上的好处；而进入官场的百姓与官员之家联姻，则可以获得政治上的好处。所以，为了达到联姻官员之家的目的，个别百姓或百姓出身的官员甚至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方式。一个已经做官的农家子为了联姻“豪族”，竟图谋害妻。史载：“鄂州小将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结豪族，而谋其故妻。因相与归宁，杀之于路，弃尸江侧。”[1]（卷一三○）文宗时，另一位农民为了获取好处，更假冒国舅。穆宗萧后“因乱去乡里，自入王邸，不通家问，别时父母已丧，有母弟一人。文宗以母族鲜亲，惟舅独存，诏闽、越连率于故里求访。有户部茶纲役人萧洪，自言有姊流落”[4]（《后妃传》下）。由于假充皇帝姻亲，萧洪一步登天，受拜金吾将军、检校户部尚书、河阳怀节度使，后再迁检校左仆射、鄜坊节度使。

虽然唐代百姓很愿意与官员之家联姻，但这种联姻又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在唐人思想中，等级观念仍然很强。唐承南北朝而来，虽然门阀制度已经瓦解，但等级观念的影响继续存在，许多唐人在通婚时仍然强调门第的相当、官位的般配。在这种情况下，地位不同的百姓与官员联姻就非常困难。笔者曾经作过一个统计，共统计了217位官员的出身和联姻情况（联姻对象为219人，2位官员再娶）。在217位官员中，父或祖一人不仕的有13人，父祖两世不仕的只有1人。这首先表明，百姓进入官场的人数非常少。其次，在与217位官员联姻的219位女性中，父或祖一人不仕的也只有4人，这又表明百姓之女联姻官员的也很少。

在唐代，等级观念已经深入到了百姓和官员的思想中，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认为官民通婚是不正常的。首先，官员对于官女嫁为民妻就不能接受。《新唐书·李白传》载：“元和末，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祭其冢，禁樵采。访后裔，惟二孙女嫁为民妻，进止仍有风范……（传正）告二女，将改妻士族，辞以孤穷失身，命也，不愿更嫁。”在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的眼中，李白孙女嫁为民妻就是不正常的，所以他要将其改嫁“士族”（官员出身之人）。魏博大将聂锋对于女嫁磨镜少年也颇感无奈，史载：“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外室而居。”[1]（卷一九四）

其次，官员对于以民女为妻也是不能接受的。《太平广记》卷一六○所载一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顷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于婚娶。经数十处，托媒氏求间，竟未谐偶，乃诣善易者以决之。卜人曰：“……君之室始生二岁矣……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现灌园为业。”其秀才自以门第才望，方求华族，闻卜人之言，怀抱郁怏，然未甚信也。遂诣滑质其事。至则于滑郭之南寻访，果有一蔬圃，问老圃姓氏，与卜人同。……一日，伺其女婴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诱引女婴使前，即以细针内于颅中而去。……（女婴）生五六岁，父母俱丧，本乡县以孤女无主，申报廉使，廉使即养育之，一二年间，廉使怜其黠慧，育为己女，恩爱备至。廉使移镇他州，女亦长成，其问卜秀才，已登科第，兼历簿官，与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经由，投刺谒廉使，一见慕其风采，甚加礼遇。问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为人，乃以幼女妻之，潜令道达其意，秀才欣然许之。未几成婚，廉使资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过所望。

这一故事中的秀才起初自以“门第才望”，绝不愿与菜农之女联姻；为了避免与菜农之女联姻，甚至对其进行谋害；后来，由于菜农之女“很幸运”地被廉使收养，身份发生变化，秀才不但愿意与之联姻，而且还因此女的嫁妆丰厚，且女有容色而“深过所望”。从这个故事中的秀才身上，我们能很形象看到唐代官员思想中的等级观念。

再次，无论是出身于官员之家还是百姓之家的女性，都认为官、民相婚是不正常的。李白孙女对于嫁为民妻的解释是：因为“孤穷”而造成的“失身”。另外，崔慎思娶妇一事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史载，崔慎思入京应进士举，偶遇一位颇有姿色的少妇，崔思慎欲娶其为妻，而此妇云：“我非仕人，与君不敌，不可为他时恨也，求以为妾。”[1]（卷一九四）在“非仕人”出身的少妇心中，做“仕人”之妻就是“不敌”，就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而只能成为“仕人”的“妾”。

翻检史料，我们发现，由于等级观念的影响，在唐代，即使是富民与官员之间的联姻也很少。这点与宋代有所不同，许多富有资财的宋代百姓是能够与官员结为姻亲的。我们知道，经过唐末农民战争和五代时期的军阀混战，南北朝以来的等级观念受到荡涤，五代以降便是“婚姻不问阀阅”[5]（《氏族略》一），宋人更是“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6]（蔡襄《福州五戒》）。对于唐宋时期的这种变化，宋人曾经总结道：“唐人推崔、卢等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闾阎富室，便可以婚侯门、婿甲科。”[7]（卷三）由于宋人通婚重财，所以宋代时许多富民便可以凭借自己的财富而与官员联姻，像阳翟豪民盖渐便因家赀巨万，而“有朝士之无耻者，利其财，纳其仲（女）为子妇。”[8]（《刑法》三之四五），显然，由于旧式门第观念的减弱，富有的宋代百姓已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了与朝官联姻的机会。较之唐代，宋代官民不婚的界限有所缩小，宋代百姓的地位有所提高。

通过唐代百姓的通婚我们看到，在唐代社会中，实际存在着两个非常明显的等级差别，即良贱之别和官民之别。官民之别虽然没有法律规定，但在事实中已牢固形成，它与良贱不婚一起，构成了唐代最基本的社会等级差别。

二、 唐代百姓通婚的价值取向

除了注重与官员之家联姻外，唐代百姓在择婿和选妇时，还各有一些标准。择婿一般关注未来发展和经济状况；而选妇则主要强调妇德和资财。

有些百姓择婿时非常强调男方未来的发展，信都民苏氏就是这样。史载：“信都民苏氏有二女，择良婿，张文成往相。苏曰：‘子虽有财，不能富贵，得五品官即死。’时魏知古方及第，苏曰：‘此虽黑小，后必贵。’乃以长女妻之。”[9]（《前集》卷之一二）苏氏为女择婿首先是看男方未来在仕途上的发展如何。

还有一些百姓择婿时非常重财。元稹诗《代九九》就描述了这样一个事例，诗云：“阿母怜金重，亲兄要马骑，把将娇小女，嫁与冶游儿。”在这里，贪财的兄长竟指望以小妹换马骑。在唐代，一些贫穷的夫婿是会招致“遗弃”的。抚州杨志坚的妻子就因夫婿“资给不充”，“诣州公牒，以求别适”。对此，时任地方官的颜真卿进行了严惩，史称“自是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1]（卷四九五）。由此看，此前类似杨志坚妻嫌贫索离的情况在抚州并不鲜见。

唐代百姓在选妇时则首先强调妇德，像蜀路石妇那样恪守贞操、孝顺公婆的妇女就是被推崇的对象。白居易在《蜀路石妇》中刻画了一位贞、孝两全的下层妇女：“道旁一石妇，无记复无铭，传是此乡女，为妇孝且贞。十五嫁邑人，十六夫征行，夫行二十载，妇独守孤茕。其夫有父母，老病不安宁，其妇执妇道，一一如礼经。晨昏问起居，恭顺发心诚，药饵自调节，膳羞必甘馨。夫行竟不归，妇德转光明，后人高其节，刻石像妇形。”从此诗看，妇女的“孝”是指对公婆的孝敬、柔顺恭敬、晨昏定省、伺候赡养；“贞”则是指对丈夫的绝对忠诚，从一而终是“贞”的最高境界。蜀路石妇就是婚后第二年丈夫即离她而去，至其终而未归，但她坚守其节，从一而终，孝顺公婆。蜀路石妇集中了唐代下层妇女全部的优点，自然成为下层妇女的楷模。而不顾他人、光顾自己、好吃懒做、搬弄是非的女子则要受到抨击。唐诗云：“思量小家妇，贫奇恶形迹。酒肉独自抽，糟糠遣他吃。生活九牛挽，唱叫百夫敌。自著紫臭翁，余人赤羖。索得屈乌爵，家风不禁答”[10]（卷三）；“家中渐渐贫，良由慵懒妇，长头爱床坐，饱吃没娑肚。频年勤生儿，不肯收家具。饮酒五夫敌，不解缝衫裤。事当好衣裳，得便走出去。不要男为伴，心里恒攀慕。东家能捏舌，西家好合斗”[10]（卷二）。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直强调娶妇重德不重貌，所谓“乐得淑女，不淫其色”[11]（卷一）。受此思想影响，唐代百姓择妇也是将貌放于德之后。对于德和貌的轻重，唐诗这样说：“有儿欲娶妇，须择大家儿。纵使无姿首，终成有礼仪。”[10]（卷四）“艳女皆妒色，静女独检踪，任礼耻任妆，嫁德不嫁容。”[12]（孟郊《静女吟》）

唐代后期时，选妇重财的特点非常突出，此时出现了许多咏叹贫女难嫁的诗句。白居易的《贫家女》云：“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张碧的《贫女》也云：“岂是昧容华，岂不知机织。自是生寒门，良媒不相识。”此外，秦韬玉的《贫女》、李山甫的《贫女》、邵谒的《寒女行》及于濆的《越溪女》，也都描绘了贫女难嫁的情况。如上几位咏叹贫女难嫁的诗人大都生活在德宗之后：白居易为贞元时进士，卒于大中年间；秦韬玉“中和二年，得准敕及第。僖宗幸蜀，以工部侍郎为田令孜神策判官”[12]（卷六七○）；李山甫则是“咸通中累举不第”[12]（卷六四三）；张碧为“贞元时人”[12]（卷四六九）；于濆为“咸通进士”[12]（卷一九九）；邵谒生平不详。由此推知，德宗以后，贫女难嫁已是相当突出的社会问题了。

除了诗歌，笔记小说对于唐后期的贫女难嫁也有反映。《北梦琐言》就载有这样一事：昭宗光化年间，文士刘道济曾“止于天台山国清寺”，频频梦到一女子与其结为伉俪，最后才得知此女“有美才，贫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13]（卷七）。

唐后期出现的贫女难嫁，应是受了唐前期上层嫁女索财的影响。我们知道，在唐代以前，虽然百姓通婚中也有重财现象，但贫女难嫁与穷汉难娶同时存在，贫女难嫁并不较穷汉难娶更突出。汉代嫁女和择婿就都看重钱财，“习俗婚嫁，既以财为重，故富室多不愿以女嫁贫人，而常人亦不屑娶贫家女”[14]（卷三）；南北朝也是男婚女嫁都重财，周武帝为此还特别颁发过诏令：“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15]（《武帝纪》上）到唐前期，受门阀制度消亡的影响，山东旧族高门嫁女开始索要陪门财。所谓“陪门财者，女家门望未高，而议姻之家非耦，令其纳财以陪门望”[16]（“唐高宗显庆四年冬十月”胡注）。山东旧族高门恃其门第，在“新官之辈、丰财之家”[17]（《嫁娶》）欲与其联姻时，便多索钱财。对此，太宗曾于贞观十六年（642年）明令“禁卖婚”[17]（《嫁娶》）；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再次申令：“自今已后，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赀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17]（《嫁娶》）中宗时，再一次“申明旧诏”[18]（《唐赠太子少师崔公神道碑》）。唐前期时，山东旧族高门的索财也影响到了一些官员，礼部尚书许敬宗就“以女嫁蛮酋冯盎子，多私所聘”[3]（《许敬宗传》）。到唐后期，上层中出现的嫁女重财风气渐染民间，百姓娶妇也开始重财，贫女出嫁发生了困难。

唐后期出现的贫女难嫁，主要是受了山东旧族高门嫁女、娶妇索财的影响；反过来，贫女难嫁又成为山东旧族高门加速走向灭亡的催化剂。众所周知，唐前期，山东旧族高门主要以索要陪门财来强调自己的身份，也就是以加重聘财的形式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而至唐后期，包括下层妇女出嫁都必须拥有丰厚的嫁妆，那么山东旧族高门再以聘财形式突出自己身份的目的就很难实现了。这样，唐后期时娶妇重财观念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旧士族高门融入社会的步伐。

唐后期出现的贫女难嫁之风还对宋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有学者总结道：“宋代厚嫁风气非常严重、普遍，相比之下，嫁女费用要多于娶妇。”“由于宋代厚嫁成风，贫困家庭女子出嫁比之男子娶妇更加困难。”[19]宋代在更大范围内出现了贫女难嫁。在宋代，即使是高官，也会因为资财有限而嫁女困难，“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7]（卷三）。

三、馀论

有学者曾经这样说道：“谈到某个群体的社会地位，或许应该考虑到其中蕴涵的两层意义：一是他们在当时被承认的社会位置，二是他们对于社会历史所起的实际作用。”[20]循着这样一个思路，我们来看唐代百姓的社会地位。

在中国中世纪，婚姻是衡量一个阶层社会地位最有效的坐标之一。从唐代百姓的通婚看，他们身处社会中间。在法律上，唐代百姓是良人，他们恪守着“良贱不婚”的原则，较少与工乐等贱民联姻；同时，虽然他们身为良人，但与官员联姻又非常困难，与官员联姻的机会很少。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虽然历代百姓的社会地位都不高，但与宋代相比，唐代百姓的地位更低，宋代富裕的百姓与官员联姻的机会更多。

可以这样认为，在唐代社会中，实际存在着三个主要阶层，即贱民阶层、百姓阶层和官员阶层。在通婚上，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三个阶层的差别。三个阶层基本都以阶层内婚为主，良贱不婚是法律规定的，而官民不婚则是现实形成的。

唐代百姓的通婚也对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唐代后期的贫女难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山东旧族高门的身份特征，起到了加快旧士族消亡的作用；其次，贫女难嫁的观念还对宋代产生了直接影响，贫女难嫁也成为宋代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陈寅恪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21]（《论韩愈》）贫女难嫁的问题再次证明了陈寅恪所说。

虽然在通婚上，唐代百姓是受官员歧视的一个群体，但他们的通婚对当时和未来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这种作用又使得他们不应受到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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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资料来源：《河北学刊》2001年第4期）

2汉唐节日饮食礼俗
汉代，但对元宵节的起源，自古以来就有几种说法，其中一个主要的说法是，汉武帝时，采纳方士谬忌的奏请，从正月十五开始，通宵达旦祭祀“太一”天神，从此形成了这天夜里张灯结彩的习俗。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中聚集观灯的习俗又与之结合起来。这样，正月十五灯光辉煌的活动，既有祭太一神的旧俗，又有燃灯礼佛的虔诚，成了一个独具风采的传统节日。

汉唐时，元宵节并不是吃汤元，汤元始于宋代。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这一天主要是喝豆粥，《荆楚岁时记》说：“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正月半宜作白粥泛糕”。

唐代时，人们在晚上观灯之时，喜食一种粉果和焦＠②，焦＠②是一种油炸的带馅圆面点， 《太平广记》卷234《尚食令》条记了一条尚食局造＠②子手做焦＠②子的故事，这位＠②子手为了报冯给事的恩，想为冯家做一次＠②子，冯给事问：“要何物？曰：要大台盘一只、木楔子三五十枚，及油铛炭火，好麻油一二斗，南枣面少许。”第二天，＠②子手来了，“取油铛烂面等调停，袜肚中取出银盒一枚，银篦子、银笊篱各一。候油煎熟，于盒中取＠②子馅，以手于烂面中团之。五指间各有面透出，以篦子刮却，便置＠②子于铛中。候熟，以笊篱沥出，以新汲水中良久，却投油铛中，三五沸取出。抛台盘上，旋转不定，以太圆故也。其味甚美，不可名状。”焦＠②与汤圆的外形和内馅完全一样，所以有人认为，焦＠②实为炸元宵（注：参见王仁兴《中国年节食俗》，北京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不过它是用面制作的。

上述汉唐时的元宵节食俗，主要为一些小点心之列，宋代以后，元宵节的饮食就日益丰富起来。

三、 寒食节饮食礼俗

寒食节在清明之前一二日，从先秦以迄隋唐，寒食节均为一个大节日。

寒食的形成有两个源头，周代仲春之末的禁火习俗是它的源头之一，《周礼·秋官·司xuǎn＠③氏》云：“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郑玄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所谓季春出火，是与先秦时的星象迷信有关。古分周天恒星为二十八宿。东方青龙宫的角、亢二宿被称作“龙星”，龙星在五行中居木之位，春季见于东方，将引起人间突发大火，因此，在龙星初见的时候要禁火。禁火的这一段时间不能举炊，须得预先准备好食物，在禁火期间吃这种冷食物，也就很自然地被称为“寒食”。

寒食节的另一个源头，是春秋时晋国故地山西一带祭奠介子推的习俗，在寒食节的形成及传承过程中，后一源头的影响越来越大。曹操《明罚令》和晋人陆huì＠④《邺中记》皆云寒食断火起因于祭介子推。祭介子推的礼仪，以晋国故地今山西一带最为隆重。该地区人民在战国至三国这一段时期内，寒食禁火时间竟长达一个月之久，“老小不堪，岁多死者”（注：《后汉书·周举传》。）。因此，曹操下令革除寒食禁火一月的旧俗，此后寒食三日才相沿成习。

汉唐时寒食节的传统食品有以下几种：

饧大麦粥，《荆楚岁时记》云：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从其制法来看，并非只是将大麦熬粥加糖，而是先将大麦熬成麦浆，煮熟，再将捣碎的杏仁拌入，冷凝后切成块状，食时浇上糖稀，正如《玉烛宝典》云：“今人寒食悉为大麦粥，研杏仁为酪，引饧以沃之。”后世又将此食品称为麦糕，其中的原料大麦也可以粳米代替。

此外，还有一种名叫干粥的食品，亦称作糗，即炒熟的麦、粟、米粉。食用时，加水调成糊状，也可直接食用。

但是，这些制作简单的寒食节令食品并不合吃惯了珍肴的贵族口味，于是，一种耐贮存，适于冷食，又酥香脆美的“寒具”便在魏晋时出现了，成为上层社会寒食节的节日美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对其制法作了介绍，其中说：“环饼一名‘寒具’……以蜜调水溲（和）面”，然后油炸，是极为酥脆精美的食品。《齐民要术》称它“入口即碎，脆如凌雪”。所以有人将它取名为“馓子”，宋人庄季裕在《鸡肋编》云：“馓子，又名环饼，即古之寒具。”唐人制作寒具时还喜欢粘上一些黑芝麻，使之更香，并取名为“巨胜奴”，“巨胜”即黑芝麻。

汉唐时期寒食节的节令食品还有煮鸡蛋、盐醋拌生菜之类。如唐代寒食节吃煮鸡蛋就是必不可少的主食之一，更有好事者，在鸡蛋上雕刻各种花纹图案，并染上色彩，增加鸡蛋的外观美感，久之，形成了一种传统习俗，这就是唐人所说的镂鸡子，然后，人们又把镂刻成形的鸡蛋拿出来相互比试，即斗鸡卵之俗，意在体现食品雕刻的技能。

唐代以后，寒食的地位日趋式微，寒食节禁火风俗也逐渐消失。但是与这个节日有关的节令食品，却仍为人们喜食，如馓子，千百年来，传承不绝，并发展为款式繁多、风味各殊的特点。

四、 端午节饮食礼俗

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仅次于元旦的第二大节日。早在先秦时，人们就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恶月，重五之日更是恶日，如《风俗通义》佚文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注：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二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又云：“五月盖屋，令人头秃”（注：引自《史记·孟尝君列传》司马贞《索隐》。）。所以后世端午节要进行一系列的辟邪、祛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