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讲数字货币

① 中国的经济学家有几个能说真话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它的特点就是，过度的投机造成的社会泡沫经济。在看似经济繁荣的背后，是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物价迅速地上涨，人民的购买力开始畏缩，使得工厂生产过剩，工人失业，最后工厂破产的恶性循环……。 马克思说，用资源来进行投资，用投资来支撑的经济增长，这种生产方式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说，“中国的经济还在增长，所以，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工厂破产，工人失业的状况”。国家鼓励企业产品出口创汇，用我们的廉价劳动，让外国人享受便宜的商品，我们用了哪么高的成本，到了外国却赚不到钱。而且，因为我们大量结累美元的结果，使美国人也承受不了，它只好来个美元贬值，让我们老百姓的辛苦钱全化为己有了。 国民党统治时期，也经历过了通货膨胀，物价天天上涨，人民的购买力日渐畏缩，造成了工厂，银行纷纷的破产，工人大量失业……，问题就在于经济过度的投机上。比如，“炒房”，“炒金”，“炒粮食”，“炒燃油”……，使得商品的价格背离了起价值的几百倍，几千倍，这样能不产生泡沫经济吗？可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就是不提这个问题，反而绕着圈子说什么，我们的内需不足，消费的水平太低，把老百姓都说成了傻子。 人们想发财的心理是没有好下场的。历史早就告诉大家，能发财的只是少数人，可是，那么些股民总不相信，把自己一点血汗钱都送给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的腰包里去了。后来呢，银行推出了“新产品”，取名为“家庭理财业务”，说是，现在物价涨的那么快，还是银行的基金可以帮助你“保值”，其实还是在“骗钱”。哪里知道钱一进了银行，就被“套住了”，不割肉是出不来了。那么些“财迷”还天天看电视里的专家说教呢！如果那个专家真能赚钱，他还能这么在电视上告诉你吗？还有就是散户们就不知道那个大户与证券交易所的关系，证券交易所提供给大户室和免费的午餐，不是白给的。大户必需想出办法来骗散户们进行交易，来保证证券交易所的成交率，收取到一定数额的交易费，才能坐在大户室里赚钱呢。 美国经历过几次经济危机了，亚洲的四小龙又经过几次经济危机啊！那为什么还要给那些食利者进行“过度投机”呢？为什么不去限制这批人“炒房”，“炒金”，“炒期货”呢？这不是有意要产生“通货膨胀”吗？中国的经济专家们说，物价上涨是因为“资金流通过剩”，老百姓手里都没有钱了，怎么流通的起来呢？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要说清楚，物价不是老百姓买贵的，而是被食利者“炒”贵的，只有“炒”，才会是商品的价格脱离其价值，产生泡沫经济，出现通货膨胀，危及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企业出口的商品多了，我国的经济看似“增长”了，可是也因为我们的老百姓买不起自己的产品了，我们显得却越来越穷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是满足我们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首先要给自己的老百姓消费，然后，才是支援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不吃不用，勒紧了裤腰。要那么多的美元储备干什么呢？现在美元要贬值了，我们的血汗还能值几个钱了呢？我不知道这些中国的经济学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东西？到底知不知道历史的经验，是不是说的真话?

② 虚拟数字货币是骗局吗

人类选择行为说。
1932年，罗宾斯总结许多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概念的共同实质，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中，提出了一个经典性的经济学定义：“经济学是 门研究目的与具有可供选择的用途的稀少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科学”。这就说明了，经济学的产生就在于人类无尽的欲望与物品稀少性的矛盾。
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中，也更为明确地显示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选择的科学。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也写道，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作出最终抉择的科学。

③ 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叫什么名字

历史上中国在西方经济学领域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寅初。1914年马寅初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在美国引起轰动，并被选为经济学新生的必读教材。在1919年回国后，在北大任教。他是当时中国第一个接受正统经济学教育并有所成就的人。回国后，马寅初发表了许多经济学方面的演说和文章，尤其对中国的货币体制改革进行了研究。1928年，在大量研究中国金融体系现状后，他认为当时要采取金本位已经不可能，而且西方国家也有许多已经放弃了金本位，而虚金本位又由于没有具备绝对实力的中央银行而为时尚早。所以，马寅初，作为民国议员，提出了“废两改元”的议案。马寅初的“废两改元”实际上是走向虚金本位的第一步。
最终在1933年，在孔祥熙任财政部长时实施了“废两改元”，对同一中国货币，抵制外国货币(“鹰洋”)，发展中国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紧接着1934年美国的《白银条例》对中国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随后在1935年发行了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纸币，法币。如果马寅初的议案能够早些通过，并在统一货币后，平稳过渡到以白银为本位的法定货币体系，后来的中国经济就不会那么被动。看看马寅初全集中的文章就可以看到当初马老的经济学水平是与世界经济学发展水平接近的。

中国后来的经济学界，在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中没有独立性，98年以前都处于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和市场经济的探索，后来到现在的学者们大都从美国回来，受美国影响很大，但有独立见解的几乎没有。

④ 经济学家说书是什么

经济学主要是讲供求关系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而经济学书就是把这一系列的影响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

⑤ 有什么语言通俗的经济学家讲座节目或者经济类财经节目吗适合小白看的

广东卫视，王牧笛主持的财经郎眼还不错，中央二台财经频道可以多看看

⑥ 比特币会面临毁灭吗经济学家们是这样看的

不光是比特币经济本身存在泡沫，而且就连有关比特币的文章也同样如此。在几个星期以前，我也曾写过一些有关自己对比特币认识的短文；但我的感觉是，我无法确切说出比特币在未来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比特币的未来将是怎样的很可能是人们对这种现象感兴趣的理由之一。因此，我没有尝试在我不熟悉的这个领域中妄下判断，而是与多名涉足该领域的经济学家取得了联系，由他们对比特币的未来进行了简单的阐述。需要指出的是，我只是通过非正式途径来寻求这些经济学家的意见的，因此他们对比特币未来所作出的阐述很可能并非那么严肃认真。有趣的是，很多教授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比特币这种东西，因此没有对其作出论述。到今年晚些时候，我很可能会再度征询他们的意见。幸运的是，我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些愿意而且能够参与到这个话题中来的经济学家，而以下就是他们有关比特币未来的看法。哈佛大学公共政策与经济发展教授克里斯·罗伯特（Chris Robert）：如果很多聪明人都选择更加相信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匿名的电脑黑客建立起来并进行管理的货币系统，而不是更加相信由真人组建的政府建立起来并进行管理的货币系统，那么就只能说真的存在某种问题了。幸运的是，我们所面临的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就目前而言，比特币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仍旧是媒体猜测的问题，这种猜测来自于持续不断的金融混乱形势以及全球金融体系中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感。但是，这种媒体猜测很可能会导致金融投机活动维持的时间段延长，而在这一时间段中，越来越多的金融专家会去寻找一个新的泡沫，并利用这个泡沫从中获利。与公司证券、期货、甚至是衍生品相比，比特币的基本价值感都更加有限。只要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供应的增长速度，那么泡沫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当然，其他的一些前提则是网络本身没有崩溃，新的漏洞不会导致所有一切都分崩离析，所有人都并不在意比特币缺少匿名性的本质，丢失私人密钥并因此而可能损害小部分财富的人不会过多地抱怨，以及“挖矿”木马的改进不会令比特币的供应量遭到突然冲击等。从任何类型的泡沫中获利都可能会是一项具有风险性的业务，但全球经济从来都不缺少愿意放手一搏的人。因此，作为金融投机活动的一种令人激动的新工具，比特币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继续存在下去。前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现任投资公司投资组合管理主管兼量化研究总监HNC Advisors罗伯特·麦克米伦（Robert McMillan）：比特币注定将会覆灭，这是不可改变的命运。比特币拥有重大的价值，例如易于储备、难以被盗和交易媒介难以伪造等，尤其是不会导致物种灭绝（如白贝齿或象牙) 等），也不会对环境造成直接的破坏；但不幸的是，熟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有关“流动性陷阱”的说法的人都知道，比特币已知的、有限的供应量意味着，它注定无法成为行之有效的替代性货币。另外，比特币并不具备显而易见的使用价值（这跟铂有所不同），因此这种货币将会彻底覆灭。但是比特币的缺陷是在这种货币的执行过程中产生的，而并非其本身的想法存在问题。我认为，比特币很快就会在这一领域中面临着来自于“货币3.0”新进者的竞争，这些新进者会修复比特币的缺陷，因而更有可能实现货币承兑的金本位，也就是在外汇远期交易的流动性市场上引入另一种重要的货币。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留意这些新进的货币，它们的“挖矿”成本可能较高，供应量则是无限的，甚至拥有使用价值（例如密码）。也就是说，真正改变市场的货币可能即将现身。《经济学人》美国资深编辑马修·毕夏普（Matthew Bishop）：正如我在最近出版的有关货币未来的电子书《我们是否应该相信黄金》（In Gold We Trust?）中所指出的那样，黄金的复兴和比特币的出现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在“量化宽松”的时代里，市场对于政府支持下的“法定”货币的健康性丧失了信任感，而这两者都是市场对这种信任感的缺失所作出的回应。我认为，比特币以及在硅谷中发展形成的其他数字货币用来控制供应量的算法将有助于创造一种储存价值的良好方法。对于这些数字货币来说，最大的风险在于政府有可能会采取行动，摧毁法定货币以外的替代性货币。但是，如果一个主权国家也发行一种基于算法的货币，那么情况又会如何呢？是否会推动法定货币退出市场呢？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布莱特·戈登（Brett Gordon）：在比特币未来将会如何的问题上，人们讨论的范畴主要有两个。第一种讨论范畴是以短期未来为着眼点的，焦点在于如果比特币是一种泡沫，那么这个泡沫将于何时破裂？众所周知，想要预测一种投机性泡沫会在何时终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有人能足够幸运的准确预测到泡沫破裂的时间，那么就能凭借这种预测赚到很多钱；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想要做到这一点是不现实的。比特币的价格走势图让我想起了1995年到2000年初之间的纳斯达克市场。很明显，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但我认为，这一时间段中纳斯达克市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代表许多尚未破裂的价格泡沫。从Google Trends走势图来看，比特币也呈现出类似的形态，表明当有关数字货币的媒体狂热渐渐退去时，投资者对这种货币的兴趣可能也会随之消退。第二种讨论范畴则以比特币的长期未来为着眼点，其焦点问题是：在未来五到十年时间里，比特币市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与预测泡沫将在何时破裂相比，想要预测比特币市场的长期未来是更加困难的事情。我认为，比特币市场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于分散化的秘密货币来说，这个市场能作为一种“概念验证”。比特币拥有两个好处，其一是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货币具有通缩性质；其二则是，使用比特币进行的交易是匿名的。鉴于最近以来的一系列财政危机以及有关在线隐私权的日益增长的担忧情绪，这两种好处对于比特币来说是有利的，对于任何将在未来崛起的秘密货币来说也是如此。弗吉尼亚大学达登商学院教授皮特·罗德里格斯（Peter Rodriguez）：乍看起来比特币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实际上，几乎所有东西都能被用作“伪货币”。而且，有关法定货币的深层担忧情绪和为了避免依赖于央行的风险而采取各种措施也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在后金本位时代中，法定（纸质）货币的流行程度令人感到吃惊。不过，当市场对于法定货币的信心逐步减弱时，人们会求助于可以识别的、可靠的价值存储方式，这在当前世界中并非难以想象的事情。在柏林墙倒塌以后，俄罗斯以及前苏联分裂出来的其他国家都使用了具有高度功能性的、“三位一体”的货币替代品，也就是用香烟来进行小型物品的交换交易，用伏特加酒进行中等物品的交换交易，以及用法国白兰地来进行高价物品的交换交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特币只不过是一包虚拟香烟罢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虚拟货币却是具有革命性的。香烟拥有与生俱来的价值，而且跟棉花一样可以被用于多种用途，甚至跟黄金也有点相似；与此相比，比特币的定价则是自主自发的，其作为替代性货币的适用性还不如纸质货币或棒球卡。因此，如果比特币能够建立自己的价值，并在足够长的时间里让投资者对其抱有信心，那么最终能将这种货币从一时流行的价值储存手段变成真正货币的机制可能才会开始形成发展；然后，比特币可能会变成一种可靠的交易媒介和指数值，在整个世界的货币体系中拥有自己的位置。即使比特币只是用来衡量最终以“真实”货币进行交易的商品的价值，这种货币也将变成一种全新的东西，那就是真实的、不分国别的虚拟货币，扎根于市场对围绕着这种货币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规则的信心。当然，比特币有可能会“内爆”，这并非极不可能的事情；不过，无论哪种货币都总是会接受考验，所有货币都曾经历过生存危机。

⑦ 经济学家：不能把太多精力放在数字货币上，你怎么看待数字货币

货币数字化早就实现了(否则不能用电脑交易)。所谓数字货币就是现金数字化，只能用于M0。因为大额资金可以方便的携带，不需要存入银行，银行资金的大规模流出很容易实现。

现在的数字货币，如比特币、Litecoin、PPCoin等，都是通过校验和密码术的方式创造、发行、流通的电子货币。其特点是利用P2P对等网络技术来发行、管理和流通货币，理论上避免了官僚主义的审批，赋予了每个人发行货币的权利。数字黄金货币是以黄金重量命名的一种电子货币形式。这种货币的典型计量单位是金衡克或金衡盎司，尽管有时黄金和第纳尔也被用作单位。数字黄金货币的资金来源是无额度或分配额度的黄金存储。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团队应建立更有效的组织保障机制，进一步明确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战略目标，做好技术攻关，研究数字货币的多场景应用，争取尽快推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⑧ 数字货币的经济学原理

数字货币是货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数字货币的发行主要是为了使交通更加便利，也有利于对经济的监管。

⑨ 请介绍几个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

一)经济学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 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 ·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二)管理学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
对于企业来说，“核心竞争力”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因为核心竞争力具有稀缺难以模仿这些的资源特征，对核心竞争力的重视和研究，实际上是将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问题转化为维系竞争优势的问题，进而赋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认清、维护和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是“性命攸关”的。
过去，多元化经营的大公司可以简单地指示下属的各业务单元进入某个特定的终端产品市场，并要求这些业务单元能成为世界领先者。但是，随着市场边界迅速变化，目标市场往往变得飘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这一简单做法，则难以创造新市场，也难以快速进入新兴市场或在成熟市场戏剧性地改变客户选择的模式。
竞争优势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层整合整个公司的技术及生产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这些能力使得各项经营业务能够迅速捕获不断变化的机会。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颗大树，树干和主要枝杈是核心产品，较小的枝杈是些业务单元，树叶、花朵和果实是终端产品，而提供滋润、营养和稳定的根系则是核心竞争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缩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竞争力。
我们可以把核心竞争力视为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核心竞争力不仅涉及技术体系的协调一致，还与工作的组织、价值观的传递有关。核心竞争力还是沟通、参与，以及对跨组织边界工作的深刻认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竞争力并不意味着比竞争对手更多的研发投资，也不意味着垂直整合。
核心竞争力的独特之处在于，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强。核心竞争力不仅是把已有的业务抱成一团的粘结剂，而且还是新业务开发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产品背后是几个共享的核心竞争力。各种各样的业务从表面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处的核心竞争力看，不同的业务恰恰是脉络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学、成像技术和微处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使它得以在复印机、激光打印机、相机和扫描仪这些看起来不同的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罗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内西（William J. Abernathy）：关注企业长远发展
过去20年间，因美国的经济层越来越依赖一些几近教条的管理原则。这些管理教条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华而不实的方法，轻视基于经验的洞察力，因而无法把握战略决策的微妙性和复杂性。结果，追求短期经济回报的最大化成为许多公司压倒一切的准则。
当今世界，大多数行业的成功都要求企业重视长远发展，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美国管理者却沉迷于那些看似实用的“管理教条”：鼓励管理者重分析，轻洞察；鼓励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减，放弃长远的企业发展。事实上，恰恰是这些被管理者视为福音的管理教条在美国经济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些风靡全美的管理教条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财务控制管理。随着企业的组织结构日益分散化，企业倾向于把利润中心作为衡量管理者成败的基本标准。这必然导致企业更依赖于投资回报率这样的短期财务指标，并以此来评估管理者的业绩。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敢于尝试创新，因为没有人可以承受失败带来的后果。
企业组合管理。企业组合管理是“投资组合管理”概念在企业中的运用，即多元化经营。但是，假如运用这一理论的管理团队缺乏实际经验，只关注财务和控制，那就会把管理者推向一个极端：在安排资源时畏首畏尾，不敢承担责任，不愿冒风险。
市场驱动管理。1960年以来，美国公司把一个它们原本忽视的原则用得过于到家了：经营以客户为导向。问题在于，运用市场驱动企业发展的战略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客户往往只看得到现有的产品，企业仅仅关注当前的客户满意度有可能会错过未来的卓越产品。
事实上，企业得以生存和经久不衰的命门历来如此：投资、创新、领先、创造从未有过的价值。只有如此，而不仅仅是充当控制者、市场分析家、企业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场先驱。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条：经济下滑之罪魁》
亚伯拉罕·扎莱兹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领导者
管理者和领导者是非常不同的两类人。在动机、成长历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动方面，两者都截然不同。
什么是培养领导者的最佳方法？各个社会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养管理者就是培养领导者。但是这种机制虽然能够保证控制得法、各方权力平衡和管理者胜任其职，却不能保证组织富有想像力、创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离正轨。而且，管理者倾向于集体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