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的演讲稿范文

A. 关于央行数字货币，这是周小川迄今最深入的一次公开解读

数字人民币渐行渐近。继深圳红包之后，有消息称，近期数字人民币可能还会在其他城市进行公开测试。

但大多数人对于央行数字货币依旧陌生，各种误解、误读也不可避免。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澄清了人们对于数字人民币最大的一个误解，他表示：“ 微信、支付宝和数字人民币不是一个维度上的，微信和支付宝是金融基础设施、是钱包，而数字人民币是支付工具、是钱包的内容 ……同时，腾讯，蚂蚁的各自的商业银行也属于运营机构，所以和数字人民币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11月27日，在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举办的“数字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新格局”系列研讨会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活动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则进一步厘清了中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数字人民币（e-CNY）以及全球央行数字货币（CBDC）之间的关系。

周小川表示， DC/EP是一个双层的研发与试点项目计划，并非一个支付产品。DC/EP项目计划里可能包含着若干种可以尝试并推广的支付产品，这些产品最后被命名为e-CNY，即数字人民币 。

此外， DC/EP与CBDC的开发思路并不相同。比如，在CBDC的设想中，货币所有权和负债责任都归央行，而在DC/EP中，第二层商业机构实际上拥有e-CNY的所有权以及可支付的保证。

周小川还强调，在DC/EP的双层运营体系中，作为第一层架构主体的中央银行与第二层主体之间，并非人们所理解的简单的批发-零售关系。事实上， 第二层机构需要承担KYC、反洗钱以及用户数据隐私保护等一系列合规责任，而一般的CBDC往往认为这些责任都归属于央行。

周小川介绍， DC/EP是一个双层的研发与试点项目计划，并非一个支付产品。DC/EP项目计划里可能包含着若干种可以尝试并推广的支付产品，这些产品最后被命名为e-CNY，即数字人民币。

DC/EP双层运营体系指的是：第一层是中央银行，第二层为商业银行、电信运营商和第三方支付网络平台公司等 。目前来看，已经开始运行的工农中建四家银行以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蚂蚁、腾讯等都在第二层之列。

周小川认为， 第二层机构至少应该承担以下责任：第一 ，要有适当的资本以减少风险。 第二 ，了解客户，即KYC（Know your customer）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也要承担起反洗钱和数据隐私保护的责任。 第三 ，技术和设备方面的投入、设备的运行保养等责任。

作为第一层架构的主体，央行的责任则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是维护数字人民币的币值稳定。 央行可以通过对第二层机构做出资本金或发行准备金上的要求来维持币值稳定。

其次是建设可靠的结算与清算等基础设施 。周小川认为，理论上来说，央行内部也要从事研发，但央行自身的研发重点并非数字货币产品本身，而是应更加注重建设可靠的结算与清算等基础设施。

第三，央行有责任促进不同支付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 。当不同支付产品使用的标准或参数不一致时，央行可以在其中进行协调，从而提高产品的通用性，这对消费者将更加有利。

第四，央行要在动态演变系统中准备好应急和替代方案。 无论是系统故障还是升级换代，都需要有替代品或应急方案以保证支付功能不被中断，否则整个市场都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这一角度看，央行自身也应研究一种能够起到应急或替代作用的数字货币。

总体来说，周小川认为， 在DC/EP这个双层运营体系中，央行需要通过自身的角色设计充分调动各主体积极性，从而使得各主体的长处都能够充分发挥。

周小川表示， DC/EP的开发思路与国际上一直在提的CBDC并不完全一致，DC/EP并非CBDC体系中的一种想法 ，二者之间主要有以下区别：

首先，DC/EP中的第二层机构事实上拥有e-CNY的所有权和可支付的保证，同时也拥有相应的系统、技术和设备。

周小川透露，这一思路在一定程度上研究借鉴了香港三家发钞行（汇丰、渣打和中银香港）的情况。发钞行每发行7.8元港币，就要交给香港金管局1美元，同时金管局会发放一个100%备付证明书。从资产负债表来看，各银行发出的钞票是其负债，资产则是准备金，而中央银行的负债是其发出的备付证明。由此， 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这种发行模式和CBDC所设想的货币所有权和负债责任都归央行有所不同。

周小川也提出，为了维持币值稳定，央行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比如要求现钞100%的准备金，又比如采取类似于香港的做法提供证明书，也可以尝试安慰函的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方案之下，央行的支持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此外， 即使是100%的准备金，其针对的也只是现钞，在中国就是M0，其他的准现金类均不包含在内，更遑论M1和M2。

其次，DC/EP中双层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部分人认为的“央行搞批发、二层机构搞零售” 。正如前文所述，第二层机构需要履行包括KYC、反洗钱以及数据隐私保护等在内的一系列合规责任，而一般意义上的CBDC通常认为这些责任都归属于央行。周小川也同时指出，为了更好地保持系统稳定性，了解系统运行状况，央行应该掌握其所需的交易数据，但这只属于备份性质，央行本身不涉及直接的商业利益。

曾有人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解释央行和第二层主体之间的关系：商业银行发央行数字货币好比是发了一个信封，信封里的钞票是中央银行的钞票，但不同的银行设计的信封、防伪等都不一样，但本质上，信封里放的都是央行的货币。对此，周小川表示，“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但并不完全准确。”

他进一步解释称，信封里放的可以是央行的货币，也可以是央行发放的备付证明书或安慰函，甚至也可以放商业银行自己设计的东西。 但无论如何，最终都要保持其稳定性和有效性。从这个角度看，第一责任人是第二层机构，而非央行。

事实上，早在2015-2016年，人民银行就在国际上提出了双层体系的设想。 之所以考虑双层体系，主要是因为结合国情来看，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更适宜采用一种竞争性、多方案、动态演进的经营体系。

中央银行是否有能力判断并选择最优技术路线？对于这一问题，周小川给出的答案是“很难”。此外，从一种方案切换到另一种方案，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将耗费极长时间。从纸币换代经验来看，每代人民币切换都需要十年左右，而且还有很多遗留问题。但同时，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可以容纳或试行多种技术方案。因此，一个竞争性、多方案的央行数字货币体系更适合中国。

DC/EP还是一个动态演进体系。 金融 科技 的发展十分迅速，支付系统也必须适应这种发展速度，不断演进迭代。周小川提醒， 在这一过程中要重视反垄断，因为垄断可能会对新的技术路线形成阻碍。

周小川还谈到对于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DLT）的看法。就区块链和DLT的一些技术特性，如去中心化，周小川认为， 需要考虑去中心化是不是支付体系现代化所真正需要的特性 。

他的观点是，其实不见得，而且搞不好还可能带来不少弊端 。

再如不可篡改性，周小川指出，现有系统特别是账户系统，被篡改的概率极低。而且，也要考虑交易出错时如何主动修改的问题。“在支付领域中偶尔会发生错误，需要更改，但这种更改并不只是通过一笔负向交易做对冲，而是要同时彻底更改或抹除原本错误的交易记录，否则错误的交易信息可能会被误用，比如错误地进入征信系统。然而，目前区块链强调的不可篡改性恰恰和这种需要存在矛盾。”

周小川同时表示， 区块链和DLT一直是央行数字货币体系中的方案之一，但是其仍有技术问题待解决，尤其是支付处理能力亟需提高。从零售系统应用的角度来看，这一技术暂时无法占据主流，仍需进一步发展完善。

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数据隐私保护问题，周小川表示， 数字货币交易要求可控匿名，这意味着既要有匿名性，但又不能完全匿名，需要保证监管机构特别是反洗钱机构能够掌握这些数据，在此基础上，要最大限度保护客户隐私。

周小川主张，要充分研究和吸收欧洲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中的一些规则。

目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此前大数据交易盛行时，很多个人隐私数据已被泄露，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数据已被泄露或买卖。尽管可以删除一些信息或者更换密码和账户，但这类操作非常复杂耗时，且无法有效保证安全。周小川提出，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些风控手段来保障数据隐私安全，比如对账户进行分层次的限额管理等。

在谈到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问题时，周小川认为， 类似Libra的以跨境汇款为侧重点的应用存在一定问题，数字货币跨境支付还是应注重在零售系统中的应用，同时重点解决跨境 旅游 等经常项目的支付问题。

在以零售为基础的前提下，周小川强调，要尊重各国的政策和法律规定。一个国家如果十分强调其自身的货币主权、强调其自身的汇率制度和有关兑换和汇款的规定，那么数字货币在推行时也应对其给予充分尊重。有的国家会担心本国“美元化”或“人民币化”，对此，周小川认为， 央行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跨境支付合作的清算环节。

本文据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举办的“数字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新格局”系列研讨会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活动上的演讲写作而成，未经本人审核

B. 数字人民币来了，会给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数字人民币来了，会给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数字人民币具有着国家背书、由法定的偿还能力，同比特币等等加密货币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的法定货币，而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仅仅是一种虚拟资产，不享受由任何的信用担保且其价格随着市场的涨跌而有所波动。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人民币再去了双层的运营体 系，中国人民银行将不会对社会公众直接发行数字人民币，而是需要公众向指定的机构进行兑换才可以。

除此以外，数字人民币的兑换机构需要1：1向中国人民银行缴纳准备金，换句话说也就是兑换机构需要缴纳的准 备金率为100%。

数字人民币的特点
：

1、双离线支付：像纸钞一样实现满足飞机、邮轮、地下停车场等网络信号不佳场所的电子支付需求；

2、安全性更高：如果真的发生了盗用等行为，对于实名钱包，数字人民币可提供挂失功能；

3、多终端选择：不愿意用或者没有能力用智能手机的人群，可以选择IC卡、功能机或者其他的硬件；

4、多信息强度：根据掌握客户信息的强度不同，把数字人民币钱包分成几个等级。如大额支付或转帐，则必须通过信息强度高的实名钱包；

5、点对点交付：通过数字货币智能合约的方式，可以实现定点到人交付。民生资金，可以发放到群众的数字钱包上，从而杜绝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的可能性；

6、高可追溯性：在有权机关严格依照程序出具相应法律文书的情况下，进行相应的数据验证和交叉比对，为打击违法犯罪提供信息支持。即使腐败分子通过化整为零等手段，也难以逃避监管。

C. 链上叨 | 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新思考

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张涛

编者按：

近期，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新闻层出不穷，显示中国人民银行预期发行的DC/EP相关工作正在加速推进。

8月6日有媒体报道，国有大行多位人士表示，四大行正在深圳等地大规模测试数字钱包应用，为数字货币正式落地进行测试准备。目前，部分大行内部员工已经开始使用，用于转账、缴费等场景。

本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张涛2020年3月19日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的主题演讲及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6月刊的内容整理而来。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简称CBDC），是“可以广泛使用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国际清算银行对中央银行的最新调查显示，有80％的银行正在 探索 CBDC。

CBDC的有益之处

第一，更有效的支付系统。在某些国家/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管理现金的成本可能非常高，并且在那些没有银行服务地区的农村人口或贫困人口可能无法使用支付系统。CBDC可以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

第二，加强金融包容性。CBDC可以提供公共的数字付款方式，而无须个人持有银行账户。

第三，支付系统的稳定性更高，新公司进入门槛更低。在某些国家（如瑞典和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支付系统集中在一些非常大的公司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央银行将拥有自己的数字货币视为增强支付系统弹性和增强该行业竞争的一种手段。

第四，加强货币政策。一些学者认为，CBDC通过促进金融包容性也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此外，在现金使用成本高昂的程度上，CBDC可以用来收取负利率，从而有助于减轻“有效下限”对货币政策传导的限制。

第五，一种对抗新数字货币的手段。由受信任的政府支持的国内发行的数字货币以本国账户为单位，可能有助于限制私人发行的货币（如稳定币）的使用。这些稳定币可能难以监管，并可能对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传导造成风险。

CBDC的风险

尽管有潜在的好处，但来自CBDC的风险还是会出现，需要采取措施，通过正确设计CBDC来降低风险。

一是银行业部门间的去中介化风险。个人可以将钱从商业银行的存款转移到CBDC持有的账户内；反过来，银行可能会感到压力而增加存款利率或者获得更昂贵（且波动较大）的批发资金，这对银行的获利能力造成压力，并可能导致向实体经济提供更高成本或更少的信贷。可以通过不付息的CBDC（至少在正存款利率的环境中）以及对CBDC持有量的限制来缓解这种脱中介风险。

央行DECP模式下相关资产负债变化示意

二是所谓的“挤兑风险”。在危机时期，银行客户可能会从持有存款转而持有CBDC，这可能被视为更安全的方法，流动性更强。但是，可靠的存款保险可发挥继续阻止挤兑的作用。另外，如果发生挤兑，中央银行将更容易通过CBDC来应对银行的流动性需求。此外，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银行挤兑通常与货币挤兑一致。因此，与本地货币CBDC的存在无关，储户可能会寻求外币避难。

三是CBDC会对央行资产负债表和信贷分配有影响。如果对CBDC的需求很高，那么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大幅增长。另外，中央银行可能需要向经历快速大量资金流出的银行提供流动性。结果，中央银行将承担信用风险，并且必须决定如何在各银行之间分配资金，从而为政治干预打开了大门。

四是CBDC也暗示了中央银行的成本和风险。中央银行提供CBDC的成本可能很高，并且可能对其声誉造成风险。要提供完全的CBDC，要求中央银行在支付价值链的多个步骤中保持活跃，这可能包括与客户进行交互、构建前端钱包、选择和维护技术、监控交易以及应对反洗钱（Anti-Money Laundering，简称AML）和反恐融资（Counter Financing of Terrorism，简称CFT）问题。由于技术故障、网络攻击或仅仅是人为错误而无法满足这些功能中的任何一项，可能会损害中央银行的声誉。

一种综合版本的CBDC

考虑到各国自身的情况，世界各地的决策者都在积极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在所有选择中，中央银行在提供安全替代现金的同时减轻某些成本和风险的一种潜在方法是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以提供综合版本的CBDC（或Synthetic Version of CBDC，简称sCBDC）。私人部门将在中央银行的监督下发行完全由中央银行储备金支持的数字货币。

相对于完全的CBDC而言，sCBDC的优势包括保留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比较优势，私营部门可以进行创新并与客户互动，公共部门可以进行监管并提供结算服务和信任。这将是一个两层系统，与当前的安排不同，即银行向客户提供支付服务，但以中央银行的货币结算。

此外，sCBDC对于中央银行而言可能成本更低、风险更低。考虑到中央银行不必进行客户尽职调查，也不必直接负责AML / CFT合规性。而且，中央银行将不负责技术故障、设计用户界面或回答客户问题的服务。

但是，sCBDC将需要中央银行方面的额外监督，并建立明确的标准以获得sCBDC许可证并访问中央银行的储备金。

相对于私人发行的稳定币（包括全球稳定币），sCBDC也具有优势。稳定币寻求通过以资产（包括全球使用的法定货币）作为储备支持，或通过使用算法管理其在市场上的供应来使价格波动最小化。全球稳定币是那些可以通过利用现有的客户网络来提供其他服务或商品而迅速扩展的币种。受到中央银行的储备支持并由中央银行直接监督，sCBDC可能比稳定币更安全。

CBDC及国际影响

以上都与CBDC 的国内影响有关，但也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此也非常感兴趣。一方面，将CBDC用作国际交换手段可以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而跨境支付目前是昂贵、缓慢且不透明的。另一方面，跨境的CBDC可能会在通货膨胀率高和汇率波动大的国家/地区提高货币替代（美元化）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中央银行实施独立货币政策的能力。此外，跨境使用的CBDC也可能对资本流动和管理措施的有效性以及国际货币体系产生影响。

CBDC的 探索

纵观各国在 探索 数字货币的程度及发行此类货币的距离上有很大不同。

一些国家最近启动了试验，以 探索 CBDC的经验。一些国家已经运行或正在准备试点项目，以探讨CBDC的可行性和影响。为此，它们增加了在中央银行分配给CBDC和金融 科技 研究的资源，有时与私营部门顾问合作。还有几个国家正在审查和修订立法，为发布CBDC提供支持。它们正在积极研究竞争性CBDC设计的潜在影响。一些主管部门也在与公众及其立法机关合作，讨论发行CBDC的可能性。最后，还有部分国家没有立即发布CBDC的需要。相反，它们专注于改善现有的支付设计和加强监管。一些人正在 探索 合成的CBDC，而另一些人则在考虑完全不发行CBDC的其他方式来改善支付系统（例如快速支付）。

小结

CBDC已经形成趋势，由中美为代表的国家正在积极推进CBDC的落地， 探索 其可能对未来全球金融系统造成的影响。与此同时，国内部分私营企业、组织也正在积极参与央行数字货币落地相关试点工作。杭州近期发布“六新”发展十大示范场景，鼓励杭州企业积极争取和率先开展央行数字货币的结算试点，这对于在杭区块链企业未来参与央行数字货币相关的衍生场景提供了支持。

关于复杂美

复杂美成立于2008年，拥有撮合交易系统低延时、高并发的核心技术。2013 年启动区块链、智能合约的研发与创新，2014 年申请第一个区块链发明专利：钱包找回功能，并在2017 年 12 月获得授权。5年来，复杂美始终重视技术的自我研发与创新，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显示，复杂美目前已累计申请了400多项区块链技术的发明专利，13项已经获得授权，另据国际权威知识产权机构——德温特专利家族数统计，复杂美与阿里巴巴、IBM同列全球前五。

D. 代币和数字货币什么区别

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数字代币和数字货币有什么区别，其实它们都是通过区块链技术开发出来的虚拟货币，但是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下面小编带你了解一下虚拟代币和数字货币的区别，希望小编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9月15日报道，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李礼辉在今日上海举行的峰会上发表了有关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的演讲。
他指出，数字货币必须具备法定地位，国家主权背书，明确发行责任主体。而这区别于以比特币、以太币为代表的数字代币，没有国别、主权背书、合格的发行主体、国家信用支撑，不是法定货币，也谈不上数字货币。但在受认可的社区内，已经作为支付工具、记账单位，具有金融工具属性，可以定义为虚拟货币。
“我们需要分清法定数字货币和数字代币。由于可匿名等特性，容易藏匿较大的风险，金融诈骗时有发生。各国的态度不完全一致，总体上说比较谨慎，一般将代币定义为虚拟商品或资产。”
各国对于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的研发还在进行中。“数字货币代表货币的未来。”
相较传统货币而言，数字货币优势体现在三点：
1、减少交易、货币流通成本，提高周转速度和效率
2、央行拥有权威完整数据，有利于货币供应总量调控
3、能够实现高效资金流追踪，反腐败反逃税等
以支付宝、微信为代表的电子支付手段对于人们的生活影响深远。数字货币能否取代传统货币和电子货币取决于四个因素，分别是效率、安全、交易成本、法律地位。
谈到日前国内监管对于ICO及代币政策，李礼辉说，“在我看来，监管的目的是维稳，保护投资者权益，这是非常必要的活动。”
对于未来监管，他表示，监管会研究常态化的金融制度，另一方面，还需要国际监管协调，一致行动，禁止数字代币匿名交易、禁止跨国违法活动。
虚拟代币和数字货币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小编认为它们的本质还是差不多的。希望小编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如果还有其他问题，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E. IMF：央行须变得更像苹果以保证央行数字货币处在技术前沿

疫情之下，全球数字货币的研发突飞猛进。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统计，目前数字货币推进至实证阶段的央行占比已超过60%，同比增长20%；中国也已在多地进行数字人民币的试点；与此同时，比特币总市值突破万亿美元大关。

2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题为《数字时代公共货币和私人货币可共存》（Public and Private Money Can Coexist in the Digital Age）的文章。该文章的作者是IMF金融顾问兼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Tobias Adrian和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的副处长Tommaso Mancini-Griffoli。

文章称，纵观 历史 ，私人发行的货币和公共发行的货币一直是共存的。当今世界也以双重货币体系为特征，在中央银行发行公共货币的基础上，各种类型的银行、电信公司或专门的支付服务提供商也发行私人货币。一方面私人部门提供创新和多元化，另一方面公共部门确保稳定性和效率，其中一方面增强的同时，另一方面往往减弱，由各国尤其是各国央行处理其中的权衡取舍关系。

文章提出，央行不应仅做出二选一的抉择：要么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要么鼓励私人部门提供自己的数字货币。这两者可以共存和互补，例如，可以通过央行在设计上做出某些选择以及调整其监管框架来实现。

文章坦言，央行必须变得更像苹果或微软公司一样，以保证央行数字货币处在技术前沿，成为用户钱包中主要和首选的数字货币形式。

文章认为，与私人部门建立合作关系依然可能，央行无需孤军奋战。

首先，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可以鼓励私人部门在其基础上开展创新，就像应用程序设计人员给手机及其操作系统开发出有吸引力的功能。通过访问一组开放的指令（“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可以扩展央行数字货币的可用性，而非仅仅提供普通的电子钱包服务。

第二，一些央行可以允许其他形式的数字货币同时存在（类似于平行操作系统），同时利用央行数字货币的结算功能和稳定性，这将为更快的创新和产品选择打开大门。这种形式的数字货币（过去称为合成货币）完全可以与央行数字货币共存。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卡斯滕斯（Agustín Carstens）在最近的讲话中亦强调，央行数字货币（CBDC）可以也必须被设计成公私合作关系来维护双层金融体系，不应只考虑中央银行直接提供零售服务的模式，不能排除私营部门可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曾在公开演讲中指出，数字人民币（DC/EP）是一个双层的研发与试点项目计划。在DC/EP这个双层系统里，人民银行在第一层，第二层有商业银行、电信营运商，还有互联网支付平台，他们之间可以合作或联合，这取决于他们对支付产品和技术框架的了解。

附：数字时代公共货币和私人货币可共存

我们重视创新和多元化——包括在货币领域。一天中，我们既可以通过刷卡、手机、上网等各种方式来支付，也可以用钞票和硬币支付——尽管在许多国家，现金的使用越来越少。

当今世界以双重货币体系为特征，在中央银行发行公共货币的基础上，各种类型的银行、电信公司或专门的支付服务提供商也发行私人货币。这一体系虽然并不完美，但也有着显著的优势，包括主要由私人部门提供的创新和产品多元化，以及由公共部门确保的稳定性和效率。

一方面是创新和多元化，另一方面是稳定性和效率，这两方面的目标是相互关联的。其中一方面增强的同时，另一方面往往减弱。这是各国尤其是各国央行必须处理的权衡取舍关系。央行应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私人部门，在多大程度上依靠自身的创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偏好、现有技术和监管效率。

所以，当一项新技术出现时，我们很自然地会问，当今的双重货币体系将如何演变。如果数字现金（称为央行数字货币）真的出现，它是否会取代私人机构发行的货币，还是会让私人货币繁荣发展？第一种情况总是可能的——通过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我们认为，如果将当前双重货币体系的逻辑扩展开来，第二种情况仍是可能的。重要的是， 央行不应只能在以下二者中选择其一：要么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要么鼓励私人部门提供自己的数字货币。这两者可以共存和互补，例如，可以通过央行在设计上做出某些选择以及调整其监管框架来实现 。

公共货币与私人货币共存

纵观 历史 ，私人发行的货币和公共发行的货币一直是共存的，这可能令人困惑。私人货币创新性更强、更加方便、对用户更友好、适应性更强，它们为什么没有完全占据支配地位呢？

答案在于一种基本的共生关系：私人货币可以被兑换成完全安全且流动性好的公共货币，无论是钞票和硬币，还是部分银行持有的央行储备。

能够按固定面值兑换成央行货币的私人货币就成为一种稳定的价值储存手段。银行账户中的10美元可以换成一张10美元的钞票，作为法定货币偿付债务。这个例子看似简单，但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支撑基础：完善的监管，政府的支持（如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职能），以及央行储备的部分或全部支持。

此外，私人发行的货币只有在能够兑换成央行货币的情况下，才成为一种高效的支付手段。安妮在银行A的10美元能够转到鲍勃在银行B的账户，因为这笔钱在这一过程之中兑换成了央行货币——一种两家银行都信任、持有且能够交换的资产。结果是，这种私人发行的货币变得具有互操作性。因此也产生了竞争，因为安妮和鲍勃可以把钱存在不同的银行，而且还可以互相支付；同时，在货币的实际形式方面，也带来了创新，实现了多元化。

简言之，对于私人机构发行的货币，无论是银行账户还是其他形式，能够兑换成央行货币这一性质对于其稳定、互操作性、创新和多元化都非常重要。 一个仅有私人货币的体系风险太高。而一个仅有央行货币的体系则可能错过重要的创新机会 。这两种形式的货币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了当前的双重货币体系——这种平衡关系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数字时代的央行货币将面临挑战

今后，当我们步入数字时代之际，这一体系会怎样演变？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会不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以至于抑制私人货币的发展？或者说在央行货币存在的同时，私人部门还能否继续创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中央银行持续推进重大创新的能力和意愿。紧跟技术革新、用户需求的快速变化以及私人部门创新的步伐并非易事。

央行数字货币类似于智能手机及其操作系统。在基本层面上，它们是一种结算技术，实现货币的储存和转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手机处理器、内存和相机之间的信息转移。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们是货币的一种形式，具有特定的功能和外观，很像一个操作系统。

因此，央行必须变得更像苹果或微软公司一样，以保证央行数字货币处在技术前沿，成为用户钱包中主要和首选的数字货币形式。

比起更新纸钞上的防伪特征，数字时代的创新要复杂、迅速得多。例如， 央行数字货币最初可能通过一个中央数据库管理，但随着技术趋于成熟，可能转向分布式账本（在一个网络内自动保存和更新的同步登记账户），并且在取得重大技术进步之后，一个账本可能很快被另一个账本取代 。手机和操作系统至少每年也有重大更新。

此外，在数字时代，用户需求和预期很可能变化更快、更难以预测。信息和资产可能转到分布式账本，要求同一网络上的资金实现货币化。货币可能以全新的方式转移，包括通过嵌入日常产品的芯片自动转移。这些需求可能要求货币具有新的特征，因此需要频繁地重新设计架构，也需要实现多元化。今天甚至明天的货币都很难满足后天的需要。

压力也将来自供给一方。私人部门将继续创新。新的电子币和稳定币方案将会出现。随着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监管机构将努力控制风险。一个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些形式的货币将如何与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相互作用？它们是否会单独存在，或者其中一些会整合到双重货币体系，在该体系中，私人货币和央行货币相互促进？

与私人部门建立合作关系依然可能

跟上技术变革、用户需求和私人部门竞争的步伐对各国央行来说具有挑战性。然而，央行无需孤军奋战。

首先，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可以鼓励私人部门在其基础上开展创新，就像应用程序设计人员给手机及其操作系统开发出有吸引力的功能。通过访问一组开放的指令（“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一个充满活力的开发者社群可以扩展央行数字货币的可用性，而不仅仅是提供普通的电子钱包服务。例如，他们可以使自动支付变得更加容易，货物即收即付；或者，可以建立一个查找功能，这样仅根据朋友的电话号码就可以把一笔钱转给她。关键是审查这些附加服务，保证其充分安全。

第二，一些央行甚至可以允许其他形式的数字货币同时存在（很类似于平行操作系统），同时利用央行数字货币的结算功能和稳定性。这将为更快的创新和产品选择打开大门。例如，一种数字货币可以在结算速度上做一些妥协，让用户对支付自动化有更大的控制权。

这种新形式的数字货币会是一种稳定的价值储存手段吗？是的，如果它能以固定面值兑换成央行货币（数字或非数字货币）的话。在得到央行货币充分支持的情况下，这将是可能的。

这种形式的数字货币会是一种高效的支付手段吗？回答也是肯定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数字货币网络中，结算都是即时的，就像在同一家银行不同账户之间的结算。并且，这些网络具有互操作性，只要安妮的数字货币提供商向鲍勃的数字货币提供商进行的支付是通过央行数字货币的相应转移来结算的，正如当前双重体系的情况。

这种形式的数字货币（过去称为合成货币）完全可以与央行数字货币共存。这需要一个发照安排和一套监管规定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包括运营韧性、消费者保护、市场行为和竞争性、数据隐私，甚至还包括审慎稳定要求。与此同时，可以通过数字身份和辅助数据政策来确保金融诚信。与央行合作要求充分遵守监管规定。

经久不衰的体系

各国在推行央行数字货币时，应考虑如何利用私人部门。当前的双重货币体系可以扩展到数字时代。央行货币加上有效的监管，将继续对确保支付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发挥关键作用。私人发行的货币可以通过创新和多元化巩固这一基础——也许比当前发挥的作用更大。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将各自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货币发行？在种种可能的选项中，各国央行将作出不同选择，而这将最终取决于它们的偏好、技术和监管效率。

校对：张亮亮

F. 求一篇关于货币的小演讲稿~~~3到5分钟的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暴发的经济危机,被称为是日本“失去的十年”。此次危机以1991年初四大证券公司舞弊丑闻被曝光为暴发点,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从泡沫景气转为衰退和萧条。与以往经济危机相比,其发生和发展有许多不同点。
(一)经济增长持续低靡
日本经济自1992年以来持续低靡,平均增长率仅为0.9%,有7年时间经济增长率低于1%。在1995和1996年虽然有短暂的恢复(实际GDP增速分别达2.5%和3.4%),但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在1997年GDP增速又跌落到0.2%,1998年跌落为-0.6%。1999年和2000年虽又有所回升,但GDP的增速也仅为1.4%和0.9%。

(二)企业大量倒闭,负债规模空前,失业率攀升

从1991年开始,资产负债额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倒闭企业每年都达1万家以上。1995年达到1.51万家,1996年虽有所减少,也为1.48万家,但到1997年又比1996年增高12.5%,达到1.64万家。1998年再创新的记录,又有1.92万家企业破产,比上一年高出17.1%。与此同时,倒闭企业的负债规模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从战后到1990年的45年间,倒闭企业负债规模超过4万亿日元的仅有一次,即1985年的4.2万亿日元。然而,在1991～1996年的6年间,年倒闭企业的负债规模少则5.6万亿日元,多则9.2万亿日元,到1998年则进一步达到14.38万亿日元。企业大量倒闭,加之企业实行重建所采取的裁员措施,使日本的失业人员大幅度增加,在2000年为4.9%,2001年9月为5.3%。

(三)金融机构相继倒闭,不良债权规模急剧增加,金融系统信用等级评估普遍下降

金融机构的破产和倒闭是以往经济危机没有的,在政府的全面干预和保护下,战后日本的金融机构超乎寻常地稳定,以致形成了日本金融机构不会破产的神话。然而在这次经济危机的冲击下,1994年12月,东京协和和安全两家信用社首先倒闭,到1997年金融机构倒闭达到了高峰,就连山一证券和北海道拓殖银行也难逃破产的厄运。这样,日本金融机构不会倒闭的神话破灭了,不良债权增加了,信用等级评估下降了,严重地危及着企业的生存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

(四)设备投资乏力,工业生产下降

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设备投资特别是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在经济增长中一直起着“引擎”的作用。然而,泡沫经济期间形成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过剩,以及泡沫经济崩溃后出现的需求不足,使企业原有的设备开工率大幅度下降,以致工业生产也呈下降的趋势。

(五)居民消费水平下降

日本官方的有关统计数字表明,泡沫经济崩溃后,工薪阶层的实际月收入逐年下降,1998年比1997年下降了1.8%。居民收入的减少势必对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60%的个人消费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消费不足又影响了生产的扩大和经济的复苏,这也是日本迟迟未能摆脱此次经济萧条的重要原因。

(六)经济形势恶化导致政局不稳

在经济形势恶化的同时,日本政局也进入了战后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在1993年以后短短的几年里,日本内阁六易其主,各届内阁对国内经济的改革措施或是偏离实际,或是不能持续,致使日本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二、日本经济危机暴发的原因
(一)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
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是日本此次经济危机暴发的直接原因,也是促使日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
冷战格局下,为了共同对抗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成为西方国家的军事同盟,美国对日本采取了特殊的扶植政策,日本充分利用美国在资金、技术、资源、市场乃至安全保障等方面对其的援助潜心发展经济。冷战结束后,这些有利条件不仅逐渐消失,而且在多极格局的趋势下,美日两国在科技领域,特别是高新技术和双边贸易领域已成为竞争的对手,甚至在地区经济的主导权上也存在着相互争夺的状况,使日本的贸易体制、生产体制、金融体制以及流通体制等方面都面临着改革的压力。改革现行经济体制,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强竞争力,已成为日本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局限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局限,是造成此次经济危机的诱因。
日本1996年出版的《任务白皮书》中指出:“日本式经济模式曾在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相当有效的作用,但在近期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中,……这一体制却正在总体上丧失其有效功能。”因此,旧的模式急需进行改革。
1.改革现行的金融体制。现行的日本金融体制是在战后初期资金短缺的情况下,着眼于向产业界稳定地提供低息贷款,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而设计的。其基本特征是: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以阻止资金流向海外;实行人为的低利率政策,以鼓励企业贷款。其实行的是资金吸收和分配的一元化金融管理体制,即具有日本特色的“官银一体化”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淡化,使其自有资金比率不清,经营能力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力。由于日本金融监管机构权力过度集中,使官商勾结,产生了一系列腐败问题。因此,取消或改革有关规则,加速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已成为日本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2.政府行政的质量和效率有待改进和提高。日本金权政治和腐败问题是影响日本政府行政质量和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经济改革的失误也是造成政府行政质量和效率下降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日本企业管理与经营模式的落后导致了此次经济危机

日本企业管理与经营模式的主要内容包括:经营者主导型企业制度、发展目标优先、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制。日本这种传统的企业制度正在失去其往日的功效。随着企业竞争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日本企业制度将在保留其一部分有价值特色的同时,逐渐向市场导向型的模式转变,企业间的人员流动将增加,“能力主义”在工资制度和晋升制度中所占的比例将逐渐增大,企业间相互持股关系逐渐削弱,证券市场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企业间的关系将日趋松散,企业活动范围也将扩大,走向跨国经营等。但其经营模式没能随企业变化的形势而及时进行调整,这也是造成此次经济危机的机制性原因。

(四)主导产业选择失误是导致此次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日本的主导产业选择失误,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及相关产业,不但产生了泡沫经济,而且影响了产业升级,使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同美国的竞争步步失利,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调整。日本原有的主导产业出现衰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饱和需求下降,如家电行业和汽车行业;二是产业竞争力相对变弱。此次调整必须重新寻找新的主导产业,并通过新的主导产业来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合理组合,使其重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未来日本的经济发展趋势

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困难,出现挫折,经历萧条,这是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日本也不例外。对日本的经济改革,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去预见:一是短期内摆脱经济衰退,实现经济复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影响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深层次的结构和体制问题,这是多年累积起来的,解决这些问题绝非一日之功,这些问题也会制约日本在国际经济中的发展;二是战后日本发展经济的许多有利因素仍然存在。当今,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科技强国,战后日本依靠先进技术和技术创新积累起来的技术力量依然雄厚。高素质的劳动力、大量的储蓄和充裕的资金等,这些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的基础要素依然蕴藏于日本社会中。因此,国际社会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景仍应持乐观态度。

综上所述,造成日本这次经济危机暴发的深层次原因是体制问题。战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半个多世纪以来基本没变,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新形势。日本今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内容,就是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我们与日本经济改革的实质及其面临的问题是相近和相似的。我国应从日本的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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