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和去中心化
❶ 文化帝国主义johntomlinson
与经济\军事等帝国主义相类似,就是通过文化的输出,使自己的文化在输入地占据主导地位,而当地的文化被迫逐渐消失.圣诞节的流行和春节的衰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❷ 有多少人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过定义
这个不好统计，估计也是国外的学者对它进行过定义，就象你说的Herbert
Schiller，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位而已，以下是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些分类介绍，也许对你有用
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在於将人们从其文化之根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
文化帝国主义强调分裂工人阶级：鼓励有固定职位的工人与临时工分离，临时工与失业人员分离，失业人员彼此在“地下经济”的层面上分离。文化帝国主义还鼓励工人将自己归属于一个阶层，这些阶层是以生活方式、种族和性别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别来划分以区别于比自己身份更低的人，而不考虑那些将他们和骑在他们头上的人分开的巨大的不平等。
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帝国主义的娱乐和广告以那些最容易受美国商业宣传的青年为猎获物。其讯号是简单而直接的：现代性[MODERNITY]是和消费美国宣传媒介产品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代表了美国文化出口主要市场。他们最容易接受消费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宣传。大众传媒以盗用左派的语言和将不满情形引向奢侈性消费来操纵青少年的反叛行为。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之所以将注意力集中在青年身上，不仅因为他们是一个市场，而且有政治上的原因。这就为了消除这样的一种政治威胁：即个人的反叛有可能变成反抗经济和文化形式的控制的政治革命。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进步运动遇到了一种反论：当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民承受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社会和个人的不安全感和不断减少的公共设施(另一方面是少数富人空前的富足)，对这种情况的主观反映却只是零散的反抗，持续但只是局部的行动，或者即使是大规模的却又是短暂的抗议，一句话，在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和社会、经济现状与微弱革命性的或寂静的主观反映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距。第三世界正在成熟的“客观条件”还没有足以转变国家和社会的主观力量来伴随。显然，在社会经济倒退和社会政治转变方面之间并无“自发”的关系。(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式的)文化干涉(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面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意识、社会行动)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些荒谬的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的文化层面的重要性。
文化控制和全球化剥削
不能仅仅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理解为一个进行控制和剥削的经济和军事系统，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控制是任何一个能延续的全球性剥削系统的不可分割的方面。
就第三世界而言，文化帝国主义可以这样定义：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统的渗透和控制。已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文化帝国主义既可以“传统”的形式，又可以现代形式出现。过去几个世纪中，教会、教育系统和公共当局在神或神权原则的名义下对原住民不断灌输顺从和效忠思想。当这些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手段仍然有效之际，新的现代化的，基于现代体制的工具对帝国主义控制而言日益重要起来。如今，大众媒介、曝光宣传、广告、世俗的表演家和知识分子起着主要作用。在今日的世界，好莱坞、有线新闻电视台和迪斯尼乐园要比梵蒂冈、圣经和政治人物的公众演讲要有影响的多。
文化渗透与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剥削紧密相连。美国用来支持中美洲种族灭绝政府以保证自己经济利益的军事干涉，往往是伴随有强烈的文化渗透。美国赞助基督教会侵入印第安人村庄，在印第安农民受害者中灌输归顺思想。赞助国际会议是为了让臣服了的知识分子们讨论“民主与市场”。逃避现实的电视节目播发“另一个世界”的幻想。文化渗透是镇压起义者的战争机器的非军事手段的外延。
文化殖民主义的新特征
现代文化殖民主义在以下几个意义上有别于以前的实践：
（一）它要捕获大众，而不是仅仅转换头面人物。
（二）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侵入各个家庭。它不仅从“里面”和“下面”起作用，而且从“外面”和“上面”起作用。
（三）现代文化殖民主义具有全球规模，它的冲击无所不在。以世界一家的欺骗来为神话帝国主义势力的象征、目的和利益服务。
（四）大众媒介作为今日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而言只是在形式的意义上属“民间”组织。失去与政府之间的正式关系恰好给民间媒介披上合法的外衣以便将帝国主义的利益作为“新闻”和“娱乐”来宣传。
（五）在现代帝国主义时代，政治利益是通过非帝国主义的主体来表达的。“新闻报道”集中于中美洲的雇佣农民士兵和在海湾战争中面带微笑的来自劳动阶级的美国黑人的个人传记。
由于在不受法律制约的资本的控制下实现和平和繁荣的诺言与日益增长的贫困和暴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大众传媒已经将其节目中从不同观点的讨论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减。与此全面配对的是，将现存资本主义的残酷性与自由市场的迷梦般的许诺完全分离。
为了搞垮有组织的反抗，文化殖民主义想要消灭民主认同，或将其实质性的社会经济内容掏空。为了破坏社区团结，文化帝国主义把对“现代性”的崇拜吹捧成是跟外来信条一致的。在“个性”的名义下，社会准则被攻击，人们的个性在媒介的信息控制下被重新塑造。正当帝国主义的武器肢解一个民间社会，其银行掠夺该国经济之时，帝国主义的媒介向个人提供了那些逃避现实的认同。
文化帝国主义一方面以毁灭性和罪恶的手段来丑化其革命的对手，另一方面又鼓励对亲西方政权的大规模暴行的集体性“记忆缺失”。西方传媒从来不告诉其听众反共亲美当局在危地马拉屠杀了十万印第安人，在萨尔瓦多屠杀了七万五千劳动人民，在尼加拉瓜杀了五万人。大众传媒掩盖由于引进市场经济，在东欧和前苏联，造成巨大灾难的事实，这些灾难使几亿人遭受贫困。
大众传媒：宣传和资本积累
随着美国通讯网络向全世界的扩展，大众传媒成为美国资本的主要财富和权利的来源之一。 越来越大的一个百分比的北美最富有的人从大众媒介获取财富。在最富有的四百个美国人中，从大众媒介赚钱的人从1982年的百分之九上升为1989年的百分之十八。如今，几乎五分之一的美国首富从大众媒介进财。在美国，文化资本主义已经替代制造业成为财富和影响力的来源。
大众媒体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成了一个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程度，不平等和贫穷的增长，西方控制的大众传媒开动机器将持批评态度的民众转化为消极的一伙。西方媒介的名人们和大众娱乐已经成为转移潜在政治动乱的主要因素。在里根的总统任期内，特别突出传媒通过有名气但在政治上反动的娱乐界人士来操纵大众的中心地位。这种现象已经扩展至拉丁美洲和亚洲。
在拉丁美洲，电视机数量的增长和收入的下降和人民斗争的减弱有直接的关系。在那里，从1980年到1990年间，电视机台数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平均实际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同时，有一大批新自由派政治候选人主要依靠电视形象当选总统。
大众传媒对穷人日益增大的渗透，美国公司在兜售文化商品中的投资和受益的增长，以及用给穷人提供眼福的个人消费和探险的讯息向广大听众进行饱和性宣传，这些既定义了文化殖民主义的现实挑战。
美国传媒的信息在双重意义上疏远第三世界人民。他们制造出“跨国”和“跨阶级”的联合的神话。通过电视，被媒介采访的成功者与住在西语区的穷困的旁观者之间建立起了虚假的亲密和幻想中的联系。这些联系提供了一条讨论私人问题的单独解决办法的渠道。信息是清晰的：受害者的贫困是咎由自取的。成功靠的是个人奋斗。主要的电视卫星网，那些美国和欧洲的大众传媒的批发点，避免对新文化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和后果做任何批评。而这个新文化帝国主义已经暂时误导和麻痹了数百上千万穷苦的拉美人民。
帝国主义与语言政治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已经发展了一个双重战略来反击左派和建立霸权。一方面，它设法污染左派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致力于降低公众对西方势力的罪恶的警惕性。
在八十年代，西方大众传媒有系统地接过左派的基本主张，把其原有的内容掏空，然后装入反动信息。例如：大众传媒把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增加不平等的政客描绘成“改革家”或“革命者”，而把反对他们的人贴上“保守派”的标签。文化帝国主义致力于以逆转政治语汇意思的手法，来制造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迷津。许多进步人士被这种意识形态操纵搞的晕头转向。其结果是，他们极容易受那些“右派”和“左派”这些术语没有任何意义，阶级也失掉了重要性，意识形态不再有意义等等的意识形态专家的欺骗。通过败坏左派语汇和歪曲左和右的含义，文化帝国主义企图暗地里破坏反帝运动的政治号召力和政治实际。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第二种战略是让人民民众麻痹。以使西方国家的大规模屠杀成为日常的和可以接受的行为。在伊拉克的大规模轰炸被表现成电子游戏。通过对反人类罪行的大事化小，民众丧失了传统的信念：即让人民受难是不对的。又通过强调对战争新技术的现代化程度，大众传媒对现存的精锐力量－西方的技术战争大加吹捧。今天的文化帝国主义包含这样一些“新闻”报道：它们将大规模的杀人武器说成是有人性似的，而把第三世界的受害者描述成是必须正视的“侵略者”和“恐怖主义分子”。
世界性的文化帝国主义用政治讹言来维生。在东欧，大肆掠夺土地、企业和财富投机者和黑社会分子被描述成“改革家”。走私分子被美化成“有创意的企业家”。在西方，任意解雇工人的权力的集中和劳动者越来越没有保障的情况被称之为“劳工灵活性”。在第三世界，将国有企业出卖给跨国垄断公司被称之为“打破垄断”。“恢复原状”其实是要倒退到十九世纪时劳工的社会福利被剥夺殆尽的状况的委婉说法而已。“重新组合”就是要倒退到专业生产原材料或将收入从生产转移到投机。“去除限制和各种规定”实质上是一种让国家福利性的国度的经济纳入国际银行业这样的多国势力巨头的轨道的权利转移。在拉美地区，“结构性调整”意味着将资源转让投资者和降低劳工的工资。左翼的一些概念如改革、土改、结构的改变原意是要进行收入的重新分配。这些概念被剽窃并被转用为将财富，收入和权力集中到西方寡头们那里去的象征。当然，所有帝国主义的文化机构全都放大和扩展这种奥维尔式的蒙骗。现代文化帝国主义挖去了解放语汇的基础，并将其转化成反动的信条。
文化恐怖主义：自由主义的暴政
正如西方国家恐怖主义力图破坏社会运动 ，革命政府 和肢解文明社会 ，经济上的恐怖主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私营银行财团的所作所为是要毁灭地方工业，侵蚀全民所有制和残害工薪家庭。文化恐怖主义则是抓住易受伤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理弱点和深深的焦虑，尤其是他们那种自己“落后”了，“传统”和受压迫的感觉，展示“机动性”和“自由表达”的新形象，来毁掉家庭和社区的纽带，同时又加固了和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市场紧密关联的任意的权威的新锁链。对传统约束和义务的攻击是资本主义市场和国家将自己变为绝对权力至高无上的中心的一个手段而已。
美国为首的文化帝国主义在“表现自我”的名义下，对那些害怕被标上“传统”印记的第三世界人民施虐，以不分阶级的“现代性”的假形象来诱惑和操纵他们。文化帝国主义对所有现存的阻挡那唯一神圣的现代神－市场的关系提出质疑。第三世界人民在娱乐中，或被迫使，或高高兴兴地“现代”起来，从而委身于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放弃舒适的、传统的、宽松的服装，代之以病态的、不合身的、紧绷绷的牛仔裤或奇装异服。
美国为首的文化帝国主义最好是通过那些殖民化了的中间人和文化同谋起作用。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同谋就是那些野心勃勃往上爬的第三世界的专业人员们。他们总是极力模仿其主子的一招一式。这些同谋对西方百般奉承而对自己的国家的人民则总是傲慢无理，具有典型的媚上欺下，（媚富欺贫）的品性。他们以银行和多国财团为后盾，他们通过国家和地方的大众媒体掌握了巨大的权力。模仿西方，他们坚定地遵从不平等竞争的规则，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开放他们的国家和人民去遭受残酷剥削。最突出的文化内奸，有那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以客观社会科学的行话来否定阶级统治和帝国主义阶级战争。他们把市场崇拜为一切是非的绝对主宰。在“区域合作”的幌子下走狗知识分子攻击劳动阶级和限制资本运动的国家和国家机构，并将其支持者孤立起来并贬低他们。今天，纵观整个第三世界，西方资助的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已全盘接受了阶级合作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被“互相依靠”的概念所偷换。并且，无节制的世界市场被表现为发展的唯一途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今天，“市场”对第三世界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不利，美国、欧洲和日本则是更加空前积极地剥削第三世界。学院派知识分子对真实世界的疏远乃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优势的一个副产品。对于那些拒绝赞美市场并因此被排斥在第三世界官方学术会议圈外的知识分子而言，对他们的挑战就是走回自己依附的阶级中去，投入反帝斗争。
北美化和国际文化的之神话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骗局之一是观念、市场、和运动的“国际化”概念。眼下时髦的事是引用“全球化”和“国际化”这样的术语来为对任何或所有形式的团结、社区、或社会价值的攻击正名。以“国际主义”为借口，欧洲和美国已成为用来使日常生活非政治化和琐碎化的最有效的文化形式的主要输出者。个人活动性和“自我中心生活”的强调（有美国大众媒介工业大量生产和分布）现在已经成为统治第三世界的主要工具。
新自由主义的持续性繁荣并不是因为它能解决问题，而是因为它是为有钱有势的人的利益服务并能在那些挤满第三世界国家街道的贫穷的小业主们中的部分人中引起共鸣。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北美化之所以发生，并得到这些国家统治者的祝福和支持是由于它能帮助巩固这些统治者的权力。新文化形式－私人凌驾公家之上，个人凌驾于社会之上，感官刺激和暴力凌驾于日常奋斗和社会现实之上，这一切都有助于灌输破坏集体行动的自我中心价值观。
颂扬“暂时性”的媒介文化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无根基－－它雇佣和解雇及不顾社区需要地移动资本的权力。“搬迁自由”的神化正是在资本迅变的需求下人们无力去建立和巩固社区的根基之反映。北美文化赞美短促的，无人格的关系为“自由”，事实上，这些情况正好反映出一大群个人对垄断资本的权利的无定规的麻木的从属。北美化牵涉到一场以现代为名，向团结的传统发动的拍卖性攻击。以个人中心主义为名向阶级忠诚发动攻击，以及通过大众媒体对个人品性的专注来动摇民主的根基。
❸ 上海中医看胃胀哪里好
身体的健康就是很重要的，在生活中就要注意自己的健康生活措施，护理好自己的胃部。
造成胃胀气的原因，是因为胃、十二指肠发炎、逆流、肿瘤或胃液分泌发生改变时，会延缓胃的排空速度，累积在胃部的食物就会不断对于胃壁产生压力。同时，食物在胃内过分发后产生大量气体，使胃内压力增高，造成胃胀。
1、早餐补充膳食纤维。发生胃胀气的情况，您也不要着急，生活中做好及时的预防也是有希望缓解的。便秘是导致腹胀的罪魁祸首。早餐吃1碗保麸麦片可补充膳食纤维，促进胃肠蠕动。补充膳食纤维既要有不溶性膳食纤维(如麦麸等)，又要有可溶性膳食纤维(车前子粉等)。
2、蔬菜尽量熟吃。饮食的不当就是造成胃胀气的重要原因，在生活中您就要选择健康的饮食方式。蔬菜熟吃比生吃更容易消化。研究发现，从半份煮熟的胡萝卜中摄取的营养与从1份生胡萝卜中摄取的营养基本相当，但是熟吃胡萝卜在肠道中所占空间更小，不容易导致胀气。
3、多喝水。饮水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生活中就要自己的健康饮水习惯。很多人认为，多喝水会腹胀。事实上，多喝水有助于消除胀气。通常情况下，每天应喝8杯水。在开水中加几片生姜做成的姜水更有助于缓解肠道不适。
4、避免酸性饮料。饮料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但是，不合理的使用，也是会造成健康的隐患的。咖啡、果汁和含酒精饮料都属于刺激肠道的高酸性饮料。这些饮料喝多了容易引起胀气，尽量不喝。
❹ 金银岛小说分析
座落于古巴的一个美丽岛屿——青年岛，如今是古巴的特别行政区。过去叫金银岛。在西班牙漫长的四个世纪殖民统治岁月里，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加勒比海盗呼啸聚众的天堂，那些逃犯和海盗在海上到处流窜，追击西班牙运输金银财宝和商货的船只，把抢来的金银财宝和商货运到这座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藏于神秘的山洞里。金银岛因此得名。
孩童时代读过《金银岛》的人，比《鲁滨孙漂流记》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金银岛》是19世纪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的著名作家史蒂文森最畅销的小说之一。
吉姆·霍金斯是一个10岁大的小男孩，他们家在黑山海湾旁开了一家名叫“本卜舰队司令”的小旅馆，以此维持全家的生计。有一天，旅馆来了一个脸带着刀疤，身材高大、非常引人注目的客人，他让人叫他比尔船长。
船长常常会没完没了的唱一首古老的水手歌：
十五个人躺在死人箱上——
哟——嗬——嗬，来瓶朗姆酒！
酒和魔鬼让别人送了命——
哟——嗬——嗬，来瓶朗姆酒！
小吉姆非常喜欢听比尔船长讲故事。海盗被吊死、双手被绑蒙眼走跳板、海上风暴、遍地尸骸的西班牙海岛巢穴等等十分凶险的故事。每次都让小吉姆又爱又怕。这也为平静的乡村生活增添了新鲜刺激的话题。
没多久比尔船长因为饮酒过度，加上昔日的海盗同伙寻仇上门，受到惊吓突然身亡。小吉姆无意间发现了比尔身上带着一张藏宝图，那是海盗们千方百计寻找的，往日海盗普林特船长遗留的藏宝图。小吉姆把它交给了兼任地方法官的大夫。于是，金银岛寻宝夺宝的历险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据说，这部小说是史蒂文森得到过一张海图，引起了他的幻想，从而写成的故事。
比尔船长临死前告诫小吉姆，要随时警惕有个“独脚水手”。法官和村长买下了一艘漂亮的纵帆船，带着小吉姆一起出海寻宝。心怀不轨的海盗们乔装打扮，混在水手堆中上了寻宝船。他们的组织者正是阴险诡诈的独脚水手，此时，他的化名是高个子约翰·西尔弗。
在这次极其凶险的寻宝航程中，躲在大木桶中的小吉姆，及时发现了海盗们群体叛乱的阴谋。但是，由于海盗的比例占据了绝大多数，小吉姆和村长、法官一起，机智的同匪徒们周旋。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充满了艰辛和险恶。小英雄吉姆屡建奇功，终于化险为夷。小吉姆还分得了他应有的一部分财宝返回了家乡。
探险航程结束了，但是，给孩子们留下的梦想，却是絮绕不断，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人。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英国文坛“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出生在苏格兰一个工程师家庭，就学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当过律师，不久改行从事文学创作。他自幼体弱多病，多病的身体迫使他不断地选择气候适宜的居住地。他先是去了夏威夷，不久又南迁。狂风，暗礁，断裂的桅杆，满怀敌意的小岛，这都是他游历的组成部分。最后，他定居在索摩亚岛上，并与当地的土著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44岁时，一次意外的脑溢血熄灭了他天才的火花。当地人把他的墓地建在海边峭壁上，那是他最后安息的地方。墓碑上镌刻着史蒂文森自己创作的永恒诗句：
长眠在这里，
他的归隐地；
远航者的巢，
海上来休憩；
射猎人之家，
山林永安息。
史蒂文森在短暂多病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散文、小说、诗歌和游记，其中尤以惊险小说最为著名，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新天方夜谈》、《金银岛》（又译作“宝岛”）、《诱拐》、《化身博士》等。他善于描述新奇浪漫的冒险故事和历史故事，常常通过曲折的情节表现英勇、顽强、正直的好人如何战胜狡诈、贪婪、残忍的恶人。他的文笔优美简洁，具有高度的戏剧效果。他的书虽然不是专门为孩子而写的，但孩子们都非常着迷。
他还创作过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是维多利亚时代最经典的儿童诗集之一，诗歌中充满了童心童趣，映照了他童年时代的种种向往。
冒险 占有 欲望——浅析斯蒂文生《金银岛》中的帝国主义的气息
邓荣
内容提要 《金银岛》（1883，又译《宝岛》）不仅是斯蒂文生的成名作，也是他全部著作中流传最广的代表作。《金银岛》虽是斯蒂文生丰富想象的产物，但不少地方受到笛福、华盛顿·欧文、艾伦·坡、金斯莱等前辈英美作家的影响。无可否认惊险小说历来拥有大量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传诵和喜爱的作品并不是很多的，这不能不归功于作者在构思布局、渲染气氛、刻画性格方面的卓越技巧。与此同时，作品也体现了那个时代所固有的特征，即不仅反映了处于上升中的资本家的勤劳、艰苦、冒险的精神，还流露出浓重的帝国主义气息——霸权、殖民、掠夺等等。因此，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意义来讲，《金银岛》既是一部反映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开拓者的小说，也是一部透露出浓烈帝国主义气息的小说。
《金银岛》（1883，又译《宝岛》）不仅是斯蒂文生的成名作，也是他全部著作中流传最广的代表作。关于本书的成因，颇有戏剧性的因素。最初，三十一岁的斯蒂文生在陪他的继子（即本书题献中所说的那个“美国绅士”劳埃德·奥斯本）作水彩画时，花了一幅海岛的地图，由此引起种种联想，终于写成了这个脍炙人口的探险故事。小说的情节虽是作者丰富想象的产物，但不少地方受到笛福、华盛顿·欧文、艾伦·坡、金斯莱等前辈英美作家的影想。无可否认惊险小说历来拥有大量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传诵和喜爱的作品并不是很多的，这不能不归功于作者在构思布局、渲染气氛、刻画性格方面的卓越技巧。[1]在《金银岛》如此多的艺术效果的同时，也体现了其时代所固有的特征，即不仅反映了处于上升中的资本家的勤劳、艰苦、冒险的精神，还流露出浓重的帝国主义气息——霸权、殖民、掠夺等等。其中，作品中的帝国主义气息是本文所要讨论和探求的重点。当然，在具体分析和探求作品之前，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作者的生平及本部作品的大体内容作简单了解，因为这些对下文的进一步探讨无疑是有助益的。
斯蒂文生的于一八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2〕这一时期正是英国资产阶级的迅速壮大期和在全世界的疯狂掠夺的上升时段。斯蒂文生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土木工程师，在灯塔建筑方面成绩斐然，十分希望斯蒂文生长大后能继承自己的事业。一八六七年，斯蒂文生秉承父亲旨意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其实他从小就对文学情有独钟。斯蒂文生曾回忆道:“我整个儿童时代和青年时代一直在为一个目标忙着，那就是练习写作。我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两个本子，一本是阅读的书，一本是写作的本子。”因此入学不久，他便向父亲要求改学文学，结果未获批准。作为折衷，父亲让他改学法律。一八七五年，他通过毕业考试，成为了一名律师。但他对文学的热情没有丝毫减退，即使在受理诉讼案件时，仍抽空从事文学创作。一八七八年，斯蒂文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游记《内河航程》。一年后，又出版了《骑驴漫游记》和《人与书散论》。从此，他放弃律师业务，潜心写作，在短短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游记、随笔、小说和诗歌，其中有许多已成为英国文学宝库里的瑰宝。一八九四年，年仅四十四岁的斯蒂文生突患中风，病逝在太平洋南部的西萨摩亚的首都阿皮亚并葬在当地一座能俯瞰太平洋的高山上。他的墓碑上铭刻着他亲自撰写于多病之秋的一八七九年的一首著名《挽歌》。关于《金银岛》的情节内容——这部著名的小说，叙述了一个海岛寻宝的冒险故事。少年吉姆是本葆将军旅店的小主人，他心地善良、活泼机智，而且充满了好奇心。有一天，一个自称为船长的古怪客人光顾本葆将军旅店，从而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先是黑狗的神秘出现，接着是瞎子皮尤的不期而至和老船长中风而死，然后是一群海盗呼啸而来。在检查老船长遗物时，小吉姆无意中得到一张藏宝图，他飞快的跑到庄园，将此事告知李甫西医生和乡绅特利劳尼先生。医生性格沉稳、为人正值，乡绅慷慨豪爽，但容易马虎轻信，当他们看到藏宝图后，便决定带着吉姆出海寻宝。由于乡绅轻信的毛病，不小心将此行的秘密泄漏，结果招来一群海盗做船员，伊斯班袅拉号一起航，就意味着危险之旅开始了。“独脚厨师”西尔弗是这海盗的头，他为人体贴周到，态度和蔼友善，竟然把一向以胆大心细著称的李甫西医生都给蒙骗住了，以为他是好人。其实他却有时凶残，有时温和；有时充满暴戾之气，有时又颇具绅士风度；有时沉稳冷静，有时又贪生怕死，最后甚至抛弃属下人。人性的善良、邪恶与贪婪，在他身上显露无疑。在航行过程中，他明着做人给医生看，暗中却抓紧拉拢其他船员，偏巧，这事又被小吉姆无意中听到，立即报告给医生他们。一场殊死的搏斗就开始了！作品中有波涛光涌的大海、机智勇敢的少年、凶恶狡诈的海盗以及一份神秘的藏宝图。围绕着这份藏宝图，少年吉姆一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 故事情节惊险曲折，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这也是《金银岛》历经百余年后，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至今，它仍以其独特的风姿，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少年儿童。下面，本文将试从作品创作的因由及背景、人物的形象塑造以及作品的时代的思想倾向等三个方面来对这部小说中的帝国主义气息作初步解读。
一、作品创作的因由及背景——帝国主义的迅速发展对于金钱和财富渴求
从18世纪初的《鲁滨逊漂流记》开始，凡是英国作家写的涉及英国人在海外旅行、冒险、探险以及其他经历的文学作品都难免有文化帝国主义的印记，充满了欧洲文化至上和帝国有理的观念。英国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学传统中继承了帝国意识和殖民意识，在众多浸透着殖民主义话语的文本的建构下，形成了一种连作家本人也未意识到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建构了无数帝国神话和殖民地意象，虽然他们的作品也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反殖民主义的倾向，但他们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护着帝国的殖民统治。到了19世纪，英国资本帝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膨胀，以此相适应，帝国作为一种文化镜像在此期的文学中无处不在，而走向了文化帝国主义。几百年来，帝国话语在英国社会不断发展、流传、接受，逐渐在英国人意识深处构建了关于殖民地、关于东方、关于非西方民族的社会集体想象。欧洲中心、西方先进、白人优越等观点，是支撑这个社会集体想象的重要支柱。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欧洲新的资产阶级为了开辟产品市场，开始积极地向外拓展殖民地，一方面从殖民地掠夺原材料，另一方面倾销工业产品到殖民地，配合这种殖民化侵略的同时，是其文化思想、宗教等形式的不断向外扩张，以增加它的影响，扩充其势力范围。从现有的文学作品里，如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辛格顿船长》、巴兰坦的《珊瑚岛》及本文所探讨作品《金银岛》等，我们可以读出这种扩张轨迹17世纪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充分意识到敢于冒险和不断占有积累的重要性，它可以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开拓出一片新生活的天地。还有，这种欲望和冲动也触动了英国人挣脱外来势力的干预繁荣民族自立意识，即他们要与强权国家平起平坐的愿望。于是他们跨出国门，走向海洋，去争夺海外霸权，这是建立英帝国的第一步。民族国家的确立对英国人而言是合理的选择，但民族国家向外再跨出一步，就走出了帝国与殖民的不归路。除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外，传播上帝的福音，对金银财富的追逐，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新君主制的建立，也构成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动因。金钱和财富对帝国主义具有极大的诱惑.他们的足迹遍布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干着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的形象代言人大海盗英格兰船长“到过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印度的马拉巴尔，南美的苏里南，北美的普罗维登斯和苏格兰的波托贝洛。”他们每到一地，就将它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将英国国旗高高升起.在金钱面前，除了贪婪，人们忘掉了一切，连吉姆的母亲一位原本懦弱的妇女“也不愿放弃金钱”、“我们即使丢了性命也要把那箱子打开,我要那本该属干我们，属于吉姆的钱。”(《金银岛》27页)〔3〕只要占有了金钱，不论是何手段掠取的，在人们的眼中都成了英雄，甚至横行霸道的大海盗比尔，也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年轻人“对他作出毕恭毕敬的样子，称他为真正的老航海，了不起的老水手”。还说英国之所以能在海上称王称霸靠的就是他这种人。（《金银岛》7页)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一批富有冒险和占有欲望的资产阶级开拓者
人物形象的塑造的优劣是一部小说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当然，本部作品《金银岛》来说，它的人物形象不仅个性鲜明、思想丰富，而且在他们身上还反映出具有帝国主义气息的资产阶级开拓者的冒险和占有意识。一个文本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不只是由它产生时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是随着新的批评话语的产生不断地得到解释。在早期的文学批评中，人们常常从美学、冒险精神、浪漫主义等角度出发去欣赏小说《金银岛》。然而帝国主义理论批评的兴起则使批评家们更多地把目光转向了欧洲经典文学文本中复杂的阶级和种族压迫问题，他们开始意识到英帝国主义时期的文本带有明显的种族偏见。因此，当我们用帝国主义的理论来重读经典小说《金银岛》时，就能更好地了解这一文学经典所折射出的社会和历史意义，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其中的内涵。过去读斯蒂文生的《金银岛》以及巴兰坦的《珊瑚岛》时，看到的是少年儿童在荒蛮的岛上的冒险故事。如今不同了，我们看到这帮十几岁的白人孩子，也学着他们的父辈，以优越人种的姿态，在殖民地干出种种的“英勇”的冒险，探险的事迹，并把当地土著人或者水手、船员、农夫等看成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这些小说中所倡导的冒险精神正是殖民主义者所提倡的。小说的主人公吉姆·霍金斯还是个孩子，但很小时就协助父母在海边经营一家小客栈。某一天，客栈里住进了一位粗壮的疤脸男人—海盗比尔，他脾气暴躁，行为诡秘，不久就因为酗酒而中风死去，身后留下一张海盗佛林特埋藏财宝的地形图。一些海盗全副武装闻风而至，不想，藏宝图却被吉姆抢先拿到，交给了颇具声望的医生，也是当地的治安官利维西和乡绅特里劳尼。为挖掘宝藏，特里劳尼在布里斯托尔定做了一条大的帆船，招募了船长，水手和厨子等人，与利维西医生和吉姆一起动身出海，向荒岛进发。腿厨子希尔弗及一大批水手是蒙混上船来的海盗，他唯利是图，奸诈狡猾。为了讨得吉姆的信任和医生、乡绅等人的好感，总是装出一副温良谦恭的样子。一次，他跟几个海盗水手在船舱里密谋杀害医生等人，独霸宝藏，不料被躲在苹果桶里的吉姆听到，告诉了医生等人，于是，船上暗自形成了代表“恶”的希尔弗派和代表“善”的医生一派医生利维西足针多谋吉姆机智勇敢。和以希尔弗为头领的海盗水手在帆船及荒岛上展开了一系列的较量，最终医生一派在经过一番苦战、牺牲数人之后战胜了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希尔弗一伙，载宝而归。这当中具有丰富形象的人物有聪明伶俐、机智勇敢的小吉姆；有为人两面三刀、心狠手辣，却又善于用脑、随机应变的“独脚海上漂”——约翰·西尔弗；有沉着冷静、经验丰富的斯摩列特船长；还有乐于助人、小心谨慎的李甫西大夫等，他们虽在作品中分属“善”与“恶”的两方，但是他们身上却具有本质的共同点：冒险和占有的热望。他们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三、时代的思想倾向——对帝国主义殖民和扩张的崇尚与期许
纵观世界近代史，它就是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战争史、侵略史，是对第三世界人民的剥削、抢劫史。这在《金银岛》中体现很多。斯蒂文生生活在19世纪，而此时正值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时的趋势而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而蔚蓝成风，并且愈演愈烈。它们已不满足于原先的拓垦精神，转而进行殖民掠夺，他们开始发动战争，对殖民地人民大肆烧杀抢掠。斯蒂文生通过少年吉姆的话语将史买在这里清晰地再现二他写道:“这堆财宝在积聚的过程中流过多少血和泪，有多少坚固的船只沉人了海底，有多少英雄好汉被蒙着眼睛勒令走板子，有多少炮弹从空中呼啸而过，还有多少凌辱、欺咋、残忍和暴虐。金钱和财富对帝国主义具有极大的诱惑。他们的足迹遍布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干着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在《金银岛》中对普通船员、黑人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有关西方强权的话语，这也就折射出爱德华·赛义德在其《东方主义》对殖民主义的解构和批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批评这一文学理论的确立和被人们的广泛接受始于《东方主义》这部著作，它着意解构欧洲自15世纪以来在长期的殖民主义历史中形成的“西方中心” 模式以及这一模式所建构的关于东方的知识话语在赛义德看来，“东方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一种殖民逻辑的产物，这里的“东方”不是地理方位上的东方，而是西方人在想象中一厢情愿的构造。西方人认定每一种文化在价值上有高低之分，而价值高的强势文化必将合理合法地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一进化的链条上击败低价值的弱势文化，并取而代之二西方文化就是他们想象的“中心文化”，其它文化则处于“边缘”。赛义德指出，西方的关于东方的知识话语充满了作为“他者”的东方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是一种扭曲了的想象，离东方本土的真实性相去甚远。这种被构造出来的东方作为西方主体的神秘他者，充满了化外色彩:原始、愚昧、落后、野蛮、肮脏，集一切反面因素之大成。他认为，西方主流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小说总是一与帝国主义统治有关，而东方主义的形成过程和知识本身无不散发出一种帝国霸权主义的气息。〔4〕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完全可以将《金银岛》归属于帝国主义小说类。〔5〕《金银岛》虽然在体裁上是一本探险小说，然而生活在大英帝国维多利亚王朝盛世的斯蒂文生所想象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带有英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勃勃雄心和作为强大的宗主国臣民在身份和道德等方面的优越感。本来在16世纪末之前，西班牙、葡萄牙已垄断了世界上大部分殖民地。1494年西班牙、葡萄牙订立协定将整个世界殖民地加以划分，英国的海上贸易只能依靠走私和海盗行为。1588年英国在海战中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才为英国的殖民扩张开辟了进一步发展的道路。此后，英国为了更多地抢夺海上霸权和进行殖民扩张又先后在17世纪和18世纪击败了荷兰和法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1840的工业革命为英国人创造了很多发财致富的机会，技术发明接连不断，新兴行业如雨后春笋，对外贸易财源滚滚，海外扩张伸展到全球。另外，斯蒂文生在小说中赋予了少年吉姆资产阶级开拓者的形象，他灵活机智、果断勇敢、思维敏捷，深受周围人及读者的喜爱。而这样描述，斯蒂文生是在将自己关于欧洲人也即白人的形象强加于读者的脑海中，从而落人了殖民主义小说题材的固定模式，即白人种族优秀论，欧洲人是理性的明智的，而东方人则是感情用事的和敏感的。关于此，在作品中也有印证。与迪福在《鲁宾逊漂流记》中塑造了“礼拜五”一样，斯蒂文生也塑造了一个他者的形象，这就是本·葛，本·葛恩给吉姆第一印象是能在树丛中跳跃，是“黑乎乎、毛茸茸的一团，是熊?是人?还是只猴子?”姆说不清楚:或许是个“野人、食人族”:他“能从一棵树后蹿到另一棵树后，像鹿一样敏捷;他还像人一样用双腿奔跑，但和正常人又不太一样”(《金银岛》100页)很显然，斯蒂文生是将本·葛恩置于他者的位置上了。本·葛恩原本是一名水手，三年前被人放到荒滩，抛丢在这荒芜人烟的小岛上。当他见到吉姆时跪倒在地，双手合十作哀求状，似乎在恳求吉姆将文明的阳光撒在他的身上，去拯救他的灵魂。他渴望一顿真正的饭菜，渴望西方的文明。这里，本·葛恩已经将吉姆当成了主人，当成了救星。为了主人，他愿意献出他找到的宝藏，甚至愿意为他去杀人，而且他也真地去做了。和星期五命运不同的是:他没有被主人当作奴隶卖掉，而是随着主人一道回到了家乡。然而他者就是他者，“本·葛恩在分到一千英镑后，不到三个星期一一刁涌切地说，是19天，因为到了第20天，他就已经成了乞丐，钱不知道是花光了还是丢了”，最后也只能做一份看门的工作二(《金银岛》233页)
当然，殖民扩张者在烧杀抢掠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恐惧，甚至在梦里也不断遭受折磨:“在狂风肆虐的夜晚，屋子的每个角落都被刮得不停摇晃，海湾里的浪涛拍打着悬崖，发出阵阵轰鸣声，这时，我就会看到那人变换成千百种形态，有千百种狰狞的表情，他的大腿时而在膝盖处被截断，时而被截断在大腿根，过一会儿他又变成了一个异形，要么完全没有腿，要么从身躯中长出一条长腿。我做过的最可怕的恶梦，就是看到他连跳带跑地穿过树篱和水沟一路向我追来。这些恶梦不断循环往复。”(《金银岛》5页)
四、结语
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意义来讲，《金银岛》既是一部反映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开拓者的小说，也是一部透露出浓烈帝国主义气息的小说。在2l世纪的今天，世界已经进人多元的政治和文化格局。发展、平等、互敬、对话而不是对抗，是当今的时代特点,昔日的中心正在被边缘化，昔日的边缘正被中心化，昔日的一元正被多元化。我们在欣赏《金银岛》的时候，也要用多元视角去看待它。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情境下，中国人应该关注一下文化殖民主义的问题，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西方文化的冲击过程中，正在一败涂地——尤其要警惕西方文化的代言人们所作的一切。每一种文化的持有者同样不会在文化殖民主义面前低头认输，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核心标志和价值，当然是一个民族最为珍贵的和内在的本质的东西，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冲击不可能不引起冲突——并且这种冲突同样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军事的手段联系在一起，正如文化殖民的过程也需要与政治经济手段联系在一起才能起作用。对西方世界在中国当前和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殖民主义给予清理和批判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对于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弘扬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也是本文所期待的对这部小说作出正确解读的题中之意和认识基点。
❺ 关于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在於将人们从其文化之根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
文化帝国主义强调分裂工人阶级：鼓励有固定职位的工人与临时工分离，临时工与失业人员分离，失业人员彼此在“地下经济”的层面上分离。文化帝国主义还鼓励工人将自己归属于一个阶层，这些阶层是以生活方式、种族和性别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别来划分以区别于比自己身份更低的人，而不考虑那些将他们和骑在他们头上的人分开的巨大的不平等。
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帝国主义的娱乐和广告以那些最容易受美国商业宣传的青年为猎获物。其讯号是简单而直接的：现代性[MODERNITY]是和消费美国宣传媒介产品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代表了美国文化出口主要市场。他们最容易接受消费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宣传。大众传媒以盗用左派的语言和将不满情形引向奢侈性消费来操纵青少年的反叛行为。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之所以将注意力集中在青年身上，不仅因为他们是一个市场，而且有政治上的原因。这就为了消除这样的一种政治威胁：即个人的反叛有可能变成反抗经济和文化形式的控制的政治革命。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进步运动遇到了一种反论：当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民承受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社会和个人的不安全感和不断减少的公共设施(另一方面是少数富人空前的富足)，对这种情况的主观反映却只是零散的反抗，持续但只是局部的行动，或者即使是大规模的却又是短暂的抗议，一句话，在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和社会、经济现状与微弱革命性的或寂静的主观反映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距。第三世界正在成熟的“客观条件”还没有足以转变国家和社会的主观力量来伴随。显然，在社会经济倒退和社会政治转变方面之间并无“自发”的关系。(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式的)文化干涉(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面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意识、社会行动)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些荒谬的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的文化层面的重要性。
文化控制和全球化剥削
不能仅仅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理解为一个进行控制和剥削的经济和军事系统，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控制是任何一个能延续的全球性剥削系统的不可分割的方面。
就第三世界而言，文化帝国主义可以这样定义：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统的渗透和控制。已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文化帝国主义既可以“传统”的形式，又可以现代形式出现。过去几个世纪中，教会、教育系统和公共当局在神或神权原则的名义下对原住民不断灌输顺从和效忠思想。当这些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手段仍然有效之际，新的现代化的，基于现代体制的工具对帝国主义控制而言日益重要起来。如今，大众媒介、曝光宣传、广告、世俗的表演家和知识分子起着主要作用。在今日的世界，好莱坞、有线新闻电视台和迪斯尼乐园要比梵蒂冈、圣经和政治人物的公众演讲要有影响的多。
文化渗透与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剥削紧密相连。美国用来支持中美洲种族灭绝政府以保证自己经济利益的军事干涉，往往是伴随有强烈的文化渗透。美国赞助基督教会侵入印第安人村庄，在印第安农民受害者中灌输归顺思想。赞助国际会议是为了让臣服了的知识分子们讨论“民主与市场”。逃避现实的电视节目播发“另一个世界”的幻想。文化渗透是镇压起义者的战争机器的非军事手段的外延。
文化殖民主义的新特征
现代文化殖民主义在以下几个意义上有别于以前的实践：
（一）它要捕获大众，而不是仅仅转换头面人物。
（二）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侵入各个家庭。它不仅从“里面”和“下面”起作用，而且从“外面”和“上面”起作用。
（三）现代文化殖民主义具有全球规模，它的冲击无所不在。以世界一家的欺骗来为神话帝国主义势力的象征、目的和利益服务。
（四）大众媒介作为今日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而言只是在形式的意义上属“民间”组织。失去与政府之间的正式关系恰好给民间媒介披上合法的外衣以便将帝国主义的利益作为“新闻”和“娱乐”来宣传。
（五）在现代帝国主义时代，政治利益是通过非帝国主义的主体来表达的。“新闻报道”集中于中美洲的雇佣农民士兵和在海湾战争中面带微笑的来自劳动阶级的美国黑人的个人传记。
由于在不受法律制约的资本的控制下实现和平和繁荣的诺言与日益增长的贫困和暴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大众传媒已经将其节目中从不同观点的讨论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减。与此全面配对的是，将现存资本主义的残酷性与自由市场的迷梦般的许诺完全分离。
为了搞垮有组织的反抗，文化殖民主义想要消灭民主认同，或将其实质性的社会经济内容掏空。为了破坏社区团结，文化帝国主义把对“现代性”的崇拜吹捧成是跟外来信条一致的。在“个性”的名义下，社会准则被攻击，人们的个性在媒介的信息控制下被重新塑造。正当帝国主义的武器肢解一个民间社会，其银行掠夺该国经济之时，帝国主义的媒介向个人提供了那些逃避现实的认同。
文化帝国主义一方面以毁灭性和罪恶的手段来丑化其革命的对手，另一方面又鼓励对亲西方政权的大规模暴行的集体性“记忆缺失”。西方传媒从来不告诉其听众反共亲美当局在危地马拉屠杀了十万印第安人，在萨尔瓦多屠杀了七万五千劳动人民，在尼加拉瓜杀了五万人。大众传媒掩盖由于引进市场经济，在东欧和前苏联，造成巨大灾难的事实，这些灾难使几亿人遭受贫困。
大众传媒：宣传和资本积累
随着美国通讯网络向全世界的扩展，大众传媒成为美国资本的主要财富和权利的来源之一。 越来越大的一个百分比的北美最富有的人从大众媒介获取财富。在最富有的四百个美国人中，从大众媒介赚钱的人从1982年的百分之九上升为1989年的百分之十八。如今，几乎五分之一的美国首富从大众媒介进财。在美国，文化资本主义已经替代制造业成为财富和影响力的来源。
大众媒体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成了一个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程度，不平等和贫穷的增长，西方控制的大众传媒开动机器将持批评态度的民众转化为消极的一伙。西方媒介的名人们和大众娱乐已经成为转移潜在政治动乱的主要因素。在里根的总统任期内，特别突出传媒通过有名气但在政治上反动的娱乐界人士来操纵大众的中心地位。这种现象已经扩展至拉丁美洲和亚洲。
在拉丁美洲，电视机数量的增长和收入的下降和人民斗争的减弱有直接的关系。在那里，从1980年到1990年间，电视机台数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平均实际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同时，有一大批新自由派政治候选人主要依靠电视形象当选总统。
大众传媒对穷人日益增大的渗透，美国公司在兜售文化商品中的投资和受益的增长，以及用给穷人提供眼福的个人消费和探险的讯息向广大听众进行饱和性宣传，这些既定义了文化殖民主义的现实挑战。
美国传媒的信息在双重意义上疏远第三世界人民。他们制造出“跨国”和“跨阶级”的联合的神话。通过电视，被媒介采访的成功者与住在西语区的穷困的旁观者之间建立起了虚假的亲密和幻想中的联系。这些联系提供了一条讨论私人问题的单独解决办法的渠道。信息是清晰的：受害者的贫困是咎由自取的。成功靠的是个人奋斗。主要的电视卫星网，那些美国和欧洲的大众传媒的批发点，避免对新文化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和后果做任何批评。而这个新文化帝国主义已经暂时误导和麻痹了数百上千万穷苦的拉美人民。
帝国主义与语言政治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已经发展了一个双重战略来反击左派和建立霸权。一方面，它设法污染左派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致力于降低公众对西方势力的罪恶的警惕性。
在八十年代，西方大众传媒有系统地接过左派的基本主张，把其原有的内容掏空，然后装入反动信息。例如：大众传媒把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增加不平等的政客描绘成“改革家”或“革命者”，而把反对他们的人贴上“保守派”的标签。文化帝国主义致力于以逆转政治语汇意思的手法，来制造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迷津。许多进步人士被这种意识形态操纵搞的晕头转向。其结果是，他们极容易受那些“右派”和“左派”这些术语没有任何意义，阶级也失掉了重要性，意识形态不再有意义等等的意识形态专家的欺骗。通过败坏左派语汇和歪曲左和右的含义，文化帝国主义企图暗地里破坏反帝运动的政治号召力和政治实际。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第二种战略是让人民民众麻痹。以使西方国家的大规模屠杀成为日常的和可以接受的行为。在伊拉克的大规模轰炸被表现成电子游戏。通过对反人类罪行的大事化小，民众丧失了传统的信念：即让人民受难是不对的。又通过强调对战争新技术的现代化程度，大众传媒对现存的精锐力量－西方的技术战争大加吹捧。今天的文化帝国主义包含这样一些“新闻”报道：它们将大规模的杀人武器说成是有人性似的，而把第三世界的受害者描述成是必须正视的“侵略者”和“恐怖主义分子”。
世界性的文化帝国主义用政治讹言来维生。在东欧，大肆掠夺土地、企业和财富投机者和黑社会分子被描述成“改革家”。走私分子被美化成“有创意的企业家”。在西方，任意解雇工人的权力的集中和劳动者越来越没有保障的情况被称之为“劳工灵活性”。在第三世界，将国有企业出卖给跨国垄断公司被称之为“打破垄断”。“恢复原状”其实是要倒退到十九世纪时劳工的社会福利被剥夺殆尽的状况的委婉说法而已。“重新组合”就是要倒退到专业生产原材料或将收入从生产转移到投机。“去除限制和各种规定”实质上是一种让国家福利性的国度的经济纳入国际银行业这样的多国势力巨头的轨道的权利转移。在拉美地区，“结构性调整”意味着将资源转让投资者和降低劳工的工资。左翼的一些概念如改革、土改、结构的改变原意是要进行收入的重新分配。这些概念被剽窃并被转用为将财富，收入和权力集中到西方寡头们那里去的象征。当然，所有帝国主义的文化机构全都放大和扩展这种奥维尔式的蒙骗。现代文化帝国主义挖去了解放语汇的基础，并将其转化成反动的信条。
文化恐怖主义：自由主义的暴政
正如西方国家恐怖主义力图破坏社会运动 ，革命政府 和肢解文明社会 ，经济上的恐怖主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私营银行财团的所作所为是要毁灭地方工业，侵蚀全民所有制和残害工薪家庭。文化恐怖主义则是抓住易受伤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理弱点和深深的焦虑，尤其是他们那种自己“落后”了，“传统”和受压迫的感觉，展示“机动性”和“自由表达”的新形象，来毁掉家庭和社区的纽带，同时又加固了和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市场紧密关联的任意的权威的新锁链。对传统约束和义务的攻击是资本主义市场和国家将自己变为绝对权力至高无上的中心的一个手段而已。
美国为首的文化帝国主义在“表现自我”的名义下，对那些害怕被标上“传统”印记的第三世界人民施虐，以不分阶级的“现代性”的假形象来诱惑和操纵他们。文化帝国主义对所有现存的阻挡那唯一神圣的现代神－市场的关系提出质疑。第三世界人民在娱乐中，或被迫使，或高高兴兴地“现代”起来，从而委身于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放弃舒适的、传统的、宽松的服装，代之以病态的、不合身的、紧绷绷的牛仔裤或奇装异服。
美国为首的文化帝国主义最好是通过那些殖民化了的中间人和文化同谋起作用。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同谋就是那些野心勃勃往上爬的第三世界的专业人员们。他们总是极力模仿其主子的一招一式。这些同谋对西方百般奉承而对自己的国家的人民则总是傲慢无理，具有典型的媚上欺下，（媚富欺贫）的品性。他们以银行和多国财团为后盾，他们通过国家和地方的大众媒体掌握了巨大的权力。模仿西方，他们坚定地遵从不平等竞争的规则，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开放他们的国家和人民去遭受残酷剥削。最突出的文化内奸，有那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以客观社会科学的行话来否定阶级统治和帝国主义阶级战争。他们把市场崇拜为一切是非的绝对主宰。在“区域合作”的幌子下走狗知识分子攻击劳动阶级和限制资本运动的国家和国家机构，并将其支持者孤立起来并贬低他们。今天，纵观整个第三世界，西方资助的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已全盘接受了阶级合作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被“互相依靠”的概念所偷换。并且，无节制的世界市场被表现为发展的唯一途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今天，“市场”对第三世界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不利，美国、欧洲和日本则是更加空前积极地剥削第三世界。学院派知识分子对真实世界的疏远乃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优势的一个副产品。对于那些拒绝赞美市场并因此被排斥在第三世界官方学术会议圈外的知识分子而言，对他们的挑战就是走回自己依附的阶级中去，投入反帝斗争。
北美化和国际文化的之神话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骗局之一是观念、市场、和运动的“国际化”概念。眼下时髦的事是引用“全球化”和“国际化”这样的术语来为对任何或所有形式的团结、社区、或社会价值的攻击正名。以“国际主义”为借口，欧洲和美国已成为用来使日常生活非政治化和琐碎化的最有效的文化形式的主要输出者。个人活动性和“自我中心生活”的强调（有美国大众媒介工业大量生产和分布）现在已经成为统治第三世界的主要工具。
新自由主义的持续性繁荣并不是因为它能解决问题，而是因为它是为有钱有势的人的利益服务并能在那些挤满第三世界国家街道的贫穷的小业主们中的部分人中引起共鸣。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北美化之所以发生，并得到这些国家统治者的祝福和支持是由于它能帮助巩固这些统治者的权力。新文化形式－私人凌驾公家之上，个人凌驾于社会之上，感官刺激和暴力凌驾于日常奋斗和社会现实之上，这一切都有助于灌输破坏集体行动的自我中心价值观。
颂扬“暂时性”的媒介文化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无根基－－它雇佣和解雇及不顾社区需要地移动资本的权力。“搬迁自由”的神化正是在资本迅变的需求下人们无力去建立和巩固社区的根基之反映。北美文化赞美短促的，无人格的关系为“自由”，事实上，这些情况正好反映出一大群个人对垄断资本的权利的无定规的麻木的从属。北美化牵涉到一场以现代为名，向团结的传统发动的拍卖性攻击。以个人中心主义为名向阶级忠诚发动攻击，以及通过大众媒体对个人品性的专注来动摇民主的根基。
新的文化专制扎根于无所不在的、不断重复的、有关市场的同质化了的消费文化，以及无根基的选举系统的奇谈怪论。新媒介专制正是站在触角遍及上至国际银行作决定的会议室，下至安第斯山脉小村庄的等级国家和经济机构这一边。北美文化能成功地渗透第三世界之秘密在于它的由经济和军事主导产生的，以制造幻想来让人们逃避穷困现实的能力。新文化帝国主义最基本的要素是重商主义－性－保守主义的融合。其中每一样都被展示为私人需要，个人自我实现的理想化的表达。对某些沉浸在无望的工作，为生存而挣扎于肮脏和堕落之中的第三世界的人们，北美媒介制作的幻想就像福音传教士一样，描述“好一点的故事”，一个将来好一点的希望，或至少得到一些观望别人享受好生活的替代性欢乐。
文化帝国主义的冲击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尽管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却没有革命的变革，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由国家暴力、政治恐怖以及由帝国主义国家宣传的，被受压迫人民接受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价值的深深的渗透所造成的深刻的心理冲击。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国家暴力造成了长期的、大范围的心理损坏－害怕激进的首创，不相信集体行动，在现存的权力面前即使痛恨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恐怖使人们内向于私人的小圈子。
结果，作为一种形式的经济恐怖主义的新自由政策导致了工厂倒闭，取消对劳工的法律保护，临时性工作的增长以及低工资的个体企业的成倍增加。这些政策进一步地分化了劳动阶层和城市的社区。在分化，不信任和私有化的前提下，帝国主义的文化信息找到了沃土来剥夺易受其伤害的人们的警惕性，以鼓励和加深人和人之间的隔阂，自我中心的追求和对很少的资源的个人竞争。
文化帝国主义及它所鼓吹的价值观在防止被剥夺人民对他们日益恶化的处境进行集体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第三世界广泛传播的信条、形象和意识形态是集体行动的基础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不仅是在物质利益方面，而且在于它直接地通过大众媒体，间接地通过俘获被压迫民族知识分子和政治阶级（或他们的投降）来征服被压迫者的意识的内部空间。要使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重新产生成为可能，就必须对不仅是剥削条件，而且是对主宰受害者的文化进行公开的战争作为开端。
文化帝国主义的有限性
与文化殖民主义相抗衡的是现实原理：对西方多国银行所造成的穷困的亲身经历，以及由美国武装起来的警察和军队的压迫，这些日常现实是逃避现实的媒介永远无法改变的。第三世界人民的下意识中，总是存在着（由大众传媒培植的）个人逃避的恶魔和集体行动反抗是唯一切合实际的反抗的直觉知识之间的斗争。在社会运动高涨之际，团结的德行可以取胜，而在挫折和低潮时，个人贪婪的恶魔就会大行其道。
文化帝国主义迷惑人民的能力有绝对的限度。在该限度以外，群众性的反抗就会来临。电视上的“丰盛的餐桌”与现实生活中空空如也的厨房形成对照，媒介宣传的人物多情的越轨行为与满屋子爬着、哭着的饥饿的孩子相抵触。在街头冲突中，可口可乐成了燃烧瓶。致富的许诺成为永远被拒之于致富大门之外的人的侮辱。长久的贫困化和广泛蔓延的衰败腐蚀掉了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控制下大众传媒的幻想的光彩和魅力。
文化帝国主义的假许诺成为挖苦性玩笑的材料而被贬黜至另一个时间和地点。
文化帝国主义的号召力受到持久团结关系的限制－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区域性的关系－这些地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那些阶级的、种族的、性别的和民族的关系持久和集体行动有很强的实践的地方，文化帝国主义控制的大众传媒的影响就有限或被拒之门外。
只有先前存在的文化和传统能继续存在，他们能形成一个组合向内和向下而非向外和向上看的社会和文化实践的“闭路”。
在许多社区，存在着一个对与市场霸权联系的“现代派”的发展－个人中心的论调的清楚的拒绝。在团结的民族和职业社区里可以找到持久团结和反帝运动的历史根源。如在矿山小镇，渔业和深林村庄，大城市的工业中心等。哪里工作、社区和阶级与集体文化传统相符合，文化帝国主义就会在哪里溃退。
文化帝国主义的有效性不仅仅是依靠其进行操纵的技术手段，而且取决于国家对百姓们施暴和分化以剥夺其对平等社会的希望和集体信仰的能力。
文化解放不仅需要给与个人和阶级以力量，而且取决于能否发展一支能抗衡作为文化征服先导的国家恐怖主义势力的社会政治力量，而社会力量被统治阶级视为对国家的威胁。正如文化斗争要扎根于为创造社会转变的自觉性所需的自治、社区、和团结的价值观，政治和军事力量是维持阶级文化基础和民族特征所必需的。
最重要的是，左派必须重新塑造对一个新社会的信仰和景象，该社会是建立在不仅是精神的，而且是物质价值观上的：美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工作的价值。团结与宽宏大量和尊严相连。在那里，生产方式从属于加强和深化永远的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和友谊。
社会主义必须承认对不受干涉和隐私的渴望，也承认对社会和集体的向往。总之，新的景象一定要激励人民，因为它与他们的愿望产生共鸣：不仅仅不再受支配，而且有创造有意义的人生的自由。这种人生滋育于重情意的、非工具化的超越日常工作的关系，即使在它鼓舞人民继续斗争之时。文化帝国主义的繁荣主要基于新奇、短暂的关系和对人的摆布，而从不提供建立在个人诚实、性别平等和社会团结基础上的真正的，亲密联系的景象。
❻ 为什么说互联网思维就是女性思维
这是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老师在2012年就提出的观点，到现在仍很超前，尤其在移动互联到来时，品牌营销界的“女性思维”更为明显。举个栗子，品牌很重要的功能已变为满足人的情感需求，尤其是在物质富足的今天，怎么让人们摆脱孤独感是大家研究的问题；再比如说，体验时代的到来，无论在产品还是做活动，体验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据说互联网时代，女性独有的情感特征会在这个时代如鱼得水，各位女神好好把握机遇吧。
我们可以重新温习一下这个观点，看看那些以往只被认为是女性特征的东西，如何借助互联网，成为全人类的思想特质。
1） 当代思想的体验化
随着互联网发展，体验经济正在兴起。女性可能更适合体验经济。因为相较男性更擅长理性思维，女性更加感性，更长于体验。当男性也加入体验经济时，人类的思想特质，就从理性化，转向了感性化。
读图时代到来，是互联网体现女性主义特征的一个显著标志。米歇尔在《图像理论》中分析道，按工业化理论（他称之为“一个古代传统”），“语言是人的本质属性”；而“形象是亚人类的媒介”，这些亚人类“包括野人、‘不会说话的’动物、儿童、妇女和大众”。但互联网的多媒体技术，解放了形象，也使女性从“亚人类”变为了主流人类。
但是，这不仅意味着女权兴起。读图时代把男性、女性一起卷入进来。读图最夸张的是，在日本，官方每年的白皮书一般都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文字版，一个是漫画版。漫画版的政府白皮书当然不光是给女性看的，日本的男性现在可以在最严肃而理性的政府报告上面，用女性主义的思想特质来进行本质直观了。用不识字的六祖的话说，叫顿悟。就是不经过概念化（男性化）的左脑，用形象思维（女性化）的右脑，直接把握事物。
男性不要因为直觉是以往女性的专长而难为情，事实上，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利用直觉洞察进行快速决策，是像拿破仑这样的卓越统帅才具有的思想特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即拿破仑战争艺术总结报告）讲的就是用体验这种女性主义思想特质来指挥战争的艺术。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克里斯蒂娃发明用“思想特质”这个词来概括女性主义，比那些女权主义者的高明之处：思想特质也适用于男性。
2） 互联网的情感化思维
情感化，又是女性公认的思想特质。在工业革命时代，人们陷入奥斯汀《理智与情感》那样的矛盾，玛丽安是理智不足而情感有余；约翰·达什伍德夫妇则是理智有余而情感不足。在生意场上，只有象葛朗台那样的冷血动物才能笑到最后。互联网又一次改变了人类的思想特质，女性主义的情感化思想特质，成为时代新女性和新男性的共同优点。
如今在互联网上，情感不再是传说。FACEBOOK就是以爱这种情感作为纽带，而不是以自私这种理智作为纽带，把大家联系在一起的。FACEBOOK和MYSPACE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区别无非一个是熟人网络，一个是生人网络，而生熟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情感浓度的不同上。而在高情感浓度的地方，女性总是占上风。Aileen Lee在《为什么妇女统治互联网》中道出其中的数据：女性成为社交网站的主要用户，她们比男性在上面多花了30%的时间，而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者55%是女性。女性占领了互联网上最主要的生意场。
这同工业时代形成对照。在巴尔扎克笔下，几乎所有女性都是失意者，因为多愁善感的她们，总是处于生意场的边缘，并因此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生意场上的规则，是以自利为中心，排斥利他的规则。生意场是干的世界，而非湿的世界。如今，互联网的未来是湿的。技术上的互联，激活了情感上的互联。女性通过社交，把市场变成了情场。当以爱的力量赚钱，比靠自私赚的钱还多时，任铁打的男人，最冷血的动物，心肠也会变软，也要改变自己的思想特质，主动去寻找智商与情商的平衡。
FACEBOOK的扎克伯格就是向女性主义的思想特质靠拢的男性，他的商业灵感不是来自巴尔扎克笔下的父系社会，而是来自印第安人的母系社会。他说：“你知道馈赠型经济吗？在一些不太发达的地区，相较于市场经济，这是种非常有趣的非主流经济形式，我拿出一些成果分享给大家，出于感激和表达慷慨之情，人们会回馈给我一些东西。整个文化就建立在这种彼此的馈赠框架下。”他说的就是莫斯发现的母系社会的礼品经济。而礼品经济的要诀，就是中国人都知道，而经济学中从来不讲的一条：礼轻情意重。
3） 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思维
中心化思维，是男性思想特质的主要特征之一。大到帝国主义的“中心-外围”结构，小到家庭中的一家之主，传统社会凡事都讲围着组织的中心转。女性主义者依利加雷把这一倾向命名为“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它是指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心控制倾向。而女性和互联网一样，都具有天然的“分布式”特征。依利加雷甚至用女性的性感觉是四周分布而非象男人那样集中于一点这一事实，来说明女性特质中的非中心性、多元性、流动性、开放性、关联性等。
如果我们不象依利加雷那样女权主义的话，就会发现事实的真相在于：中心化是一切机械系统的特征，而去中心化是一切生命系统的特征。女性与去中心化的真正联系，在于她们长期被排斥在男性主导的机械系统活动之外，而与生儿育女等生命系统活动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反过来说，互联网的女性主义特征，在去中心化这一方面，更内在的联系在于，互联网正向社会生态系统的方向发展，因此产生出更多的节点之间自组织、自协调的特性。
阿里巴巴的组织，不再象卓别林《摩登时代》中那种中央控制的机械系统，而更象女性主义倡导的自组织、自协调、去中心、流动而开放的生态系统，尽管马云个人仍然是那样男子汉气概十足。
看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去中心化这一女性主义特质，并不是通过女性的身体，传导到互联网上，并对互联网加以影响的。因此按女权主义逻辑阐释的女性对互联网的影响，并没有说到点子上。相反，拉康和克里斯蒂娃的逻辑，更顺理成章一些。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由真实、想象和象征三种结构组成。真实代表物理方面，想象代表心理方面，而象征代表符号方面。去中心化对人们（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的思想特质的影响在于，透过想象与真实的心物二元，人们到底把什么样的自我，投射到符号构成的人生大屏幕上。他们正确地解读出，笛卡尔时代那个因为物化而中心化的主体，正被互联网时代因为生态化而去中心化的活的自我所取代。
女性在互联网中一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活动方式，可能出于身体、心理的适应性，而比男人先一步如鱼得男性也可能顺应潮流，从船坚炮利的幻觉中醒悟过来，改变自己以往固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特质。水，但这不等于说只有她们才能觉醒。女性通过自己本能的互联网实践推动了这一过程的出现，不是比仅仅改变自己，更大地改变了世界吗？
女性只是改变自己，世界并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女性对互联网的实质性影响在于，通过推动互联网的女性主义特征的形成，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
❼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对资本的再认识” 急需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2000字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20世纪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全球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作为全球社会的重要部分，当然也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
首光，以高新科技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随着相对沦、量子力学等问世，原子能、电子技术，特别是20出纪中叶诞生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起来，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把l9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时代推进到了20世纪至今的信息时代。
在高新科技的推动下，发生了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革命。随之，人类的全球性交往活动发展起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席卷各国，彻底冲破了传统民族国家
之间的森严壁垒，把全球生产力和经济结构连为一体。
由于高新科技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知识特别是高新科技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显著。美国近几年来的所谓“新经济”就是以高新科技和由此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目前还主要是IT产业即信息产业)为基础的。
其次，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由新的社会生产力推动的全球社会产业结构变化迅速，传统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和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降低，而信息产业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也在发生重大变化。由于跨国公司的日益增多，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多种经济结构开始向一体化的全球社会经济结构转变。
资本流动结构和资本积累方式有了新的变化。传统商业资本在流通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已经让位于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推行，金融资本又逐渐独占鳌头。与此相应，资本积累方式和财富占有方式也由传统的积累物质财富逐渐转变为积累金融货币财富。
全球社会的经济结构在加速一体化的同时，中心化与边缘化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严重。传统的东西差距仍在扩大，新的南北差距发展更快。
第三，资本主义的政治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20世纪上叶，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重重，加之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资本主义摇摇欲坠。为了缓和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程度地采纳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最典型的是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即经济运行上实行国家干预;在社会价值目标上建立社会福利体系，对工人阶级让步;在政治关系方面实行政党政治等。这些“社会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发展。
但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行市场自由化，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管
制，工人阶级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各种矛盾又加剧起来。
为了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多的利益，同时转嫁国内矛盾，近些年来资本主义积极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政治组织。应当说，这些年来，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不少国际组织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也有不少组织是直接为资本主义的强权政治服务的。
第四，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也在变化。正如恩格斯晚年曾经说过的，“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8页)的确，由于市场竞争、
工人阶级斗争和各种社会运动的压力，资本主义不得不修正一些社会价值目标，人们的民主意识、公正意识、道德意识、文明水平等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资本主义给人们造成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甚至各种颓废主义还普遍存在，渗透在社会文化和人们思想的各个方面，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步。
二、要辩证地看待当代资本主义
尽管当今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150多年前马克思就曾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今天仍然存在，这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仍然存在，只是改变了形式而已。
今天，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生产社会化的极端形式，即生产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金融流动的全球化等;而亿万富翁、金融寡头的增多则是各种资本更
加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标志。从客观上讲，生产、贸易、金融流通的全球化需要人类共同努力来加以控制，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加之近些年来以私有化为主流的新自由主义
在全球范围的泛滥，使得全球社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金融流通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的无政府状态，少数亿万富翁、金融寡头正是利用了这种无政府状态大力操纵国际金融市场，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国际金融危机，而他们从中大发横财，全球社会广大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则成为国际资产阶级牟利的对象和牺牲品。
进一步说，高新科技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人民群众本来应当从中得到益处，但事实相反。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高新科技成了摧毁传统产业、迫使工人失业的最强大力量;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一步把全球社会的劳动力市场潜力挖掘出来，使得国际资产阶级能够利用更加廉价的劳动力，这更使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雪上加霜
在这里，国际资产阶级真是一举多得，既扩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又嫁祸于人，挑起了国际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还通过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联系起来例如，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大国的工人甚至劳工组织竭力反对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其原因就在这里。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总的来说比以前有所改善，但相对贫困化问题日益严重，绝对贫困化也还存在。
正如法国著名学者弗朗索瓦·沙奈最近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所说，尽管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他们有比较稳定的收人，工资也有所增加，甚至有少量股票，但总的来说，他们所受的剥削比30年代要严重，他们的收人相对少了，有的比自己以前的收人还要少;而另外一部分工人特别是传统产业工人落入社会最底层，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他还告诉我们，有人以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不存在了;人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收人的不等，只要通过努力，每个人都可以从较低的阶层上升到较高的阶层;一些中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消失了、看不见了。但实际上，阶级结构仍然存在;中小生产者还存在，只不过是他们被边缘化了，他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更恶化了。
西方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大肆宣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也持有股份，所以己经不存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界限了，甚至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是“人民资本主义”。对
此，沙奈告诉我们，尽管各个国家、公司的情况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工人的持股量是微不足道的。拿美国来说，它的退休、养老金制度非常完善，工人对股份的占有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最高，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也是最高的。即使如此，美国10%的富人占有90%的金融财产，而90%的工人只占有10%。可见，股份占有很集中。况且让工人持股的制度本身也是为了稳定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为了让工人有更多的金融财产。
沙奈进一步说，工人持股的情况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调整有关。在产业结构词整中，对于没有受影响的企业的工人，银行要求他们投资持股，他们可以得到利息和红利，但这
些工人的利息和红利收人也很少。在法国每人每年大约有2000一3000法郎，一般不会超过5000法郎。所以，工人的股份收人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只有意识形态的意义，即资本主义由此可以鼓吹能够给工人解决问题，鼓吹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势。
另一位法国学者苏珊娜·德布吕诺夫也说，关工人持股问题，除了沙奈讲的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国家大量推行私有化时，把一部分股份分给工人，使工人成为持股者，但这只是在企业很困难的情况下，在不能增加工人工资时所采取的办法。给工人的股份是替代工资，增加的是所谓的未来收入，实际上是虚假收入。的确有少数工人买股票，但更多的是工人负债;美国更严重，低收人工人债台高筑，特别是在住房方面。法国这种情况过去不严重，现在也很严重。
他们还告诉我们，目前西方资产阶级公然提出要改变劳动法。欧洲委员会原来对劳动法管得很紧，但现在也放松了。例如，原来女工不上夜班，而现在要上;原来不允许使用童工，而美国现在允许使用童工;在欧洲，原来只允许使用16岁以上的劳动力，现在讨论要使用14岁的童工。欧洲的雇主协会还提出，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条件要更加严格，要对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工人作严格审查。再则，原来劳动法是必须执行的，而现在企业可以改变，即通过劳资谈判就可以改变。
以上是就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情况而言的。
就全球社会来看，尽管近些年来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给各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它同时带来的问题也很多，甚至是灾难性的。最主要的问题，除了全球
化的非规则进行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不公平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已经指出，全世界人口的l/5生活在富国，占有全球86%
的国内生产总值、82%的出口市场份额、68%的外国直接投资和74%的电话线路;l/5的人口生活在最贫穷国家，在上述各项中只占1%。上述两类人口的收人差距由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所以，报告以全球化为主题，呼吁重新制定全球化规则，逐步缩小世界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旧的“东西差别”依然存在，新的“南北差别”更加严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有增无减。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在扩大。例如，美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利用自己的美元在国际金融领域所占据的主导地位，控制国际金融市场和投资流向，干预其他国家的经
济发展，并从中受益，这引起其他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有的学者甚至提出要创造新的世界货币来制约美国的势力。
又如美国在推行其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推行着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它不仅对落后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也对加拿大、法国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1997年就有资料显示，美国对加拿大的文化渗透相当严重，占领其电影市场的95%、电视剧的93%、英语节目的75%、书刊市场的80%。为此，加拿大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呼叮采取保护本国文化的措施。法国的情况也很相似。所以，就连西方学者也认为，这种文化的“全球化”和“西方化”，实际上是“美国化”，并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近年来，后殖民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与此直接相关。萨伊德是这方面的著名表代表。1991年，英国学者汤林森也写出专著《文化帝国主义》，对这种文化帝国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
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还给人类造成了许多灾难。如生态环境问题，资本主义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造成了大量的生态环境破坏，但当它们发展起来之后，却要遏制落后国家发展经济，把生态环境的恶化归罪于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种种不合理要求，把有害于环境的生产线甚至垃圾转嫁到这些国家。
至于有些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给全球社会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更是无以复加，不言而喻。
总而言之，尽管当今资本主义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变化，但决不是阳光一片，它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还很多，有的甚至很严重。它不可能也不情愿解决自身矛盾。但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全球社会人民的斗争以及各种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它必须不断改变自己的恶性本质，不论是渐变还是突变，也不论是经过几十年还是几百年，它都必然要被更高级更合理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认识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而直接目的是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因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的国际环境是全球社会中汪洋大海般的资本主义，所以，要改革开放，最根本的就是要与资本主义打交道，处理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有很多经验教训，但重要的一条就是长期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前苏联东欧是这样，我国也不例外。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
实际上，正如社会主义在变化一样，资本主义也在发生变化。尽管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化，但它的许多具体运行机制都在不断变化。今天的资本主义决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也
不同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及其影响等，资本主义也在发展，不仅其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力仍
在发展，其社会经济关系的一些方面，诸如社会管理、保障体系等也在改善，其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也在改善。特别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现代化程度很高，在今天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发展中国家所追赶的目标。
要处理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首先就要以科学的态度，认真研究资本主义，真正弄清楚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特别要弄清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现代优秀文明成果是什么，有哪些可以直接拿来为我所用，有哪些通过改造可以为我所用。然后老老实实地学习这些优秀成果，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不仅要坚持鲁迅所倡导的“拿来主义”，也可以实行“请来主义”，请国外的专家来传经送宝，请国外的高新科技企业来我国安家落户，还应当实行“参与主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参与日益增多的国际经济政治活动，在全球社会中发展自己，同时在人类的发展中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20多年来，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其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解放思想，敢于碰“资”，在国内允许民营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允许国外资本进人国内;在国际上，积极参与，争取主动，既发展了自己，又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了贡献。
在21世纪，我们的改革开放方针决不能动摇，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遇到了新问题、新困难，或是受到了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挑战和威胁就悲观失望，就重犯“恐资病”，就重新回到闭关自守状态。只有在改革开放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答案，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才有希望。
21世纪，通过我们的努力，我国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刚刚进入新的世纪的时候，让我们团结起来，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文章引用自：
❽ 急需几个社会热点，用马克思哲学观点解释的
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当代传媒问题
在"公共性"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的今天，在思想界文化界的当代转型中，全球化消费主义日益与当代文化中世俗化的东西互渗而成为特有的文化景观。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了生产拜物教和消费拜物教，那么，后现代社会却出现了"传媒拜物教"。当代传媒以跨国资本的方式形成全球性的消费意识，其文化霸权话语渐渐进入国家民族的神经之中。于是，在倡导多元价值、多元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大众在多元主体之间，将个体感性差异性推到极端，甚至以个人的绝对差异性为由，割裂个人与他人的同一性， 在广告传媒和文化经纪人的操纵下日益以产品的市场需求取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对这种世界性的世俗化消费时尚，本世纪的思想家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值得关注。1
一、现代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
20世纪思想史上的思想家，大都注重对现代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内在关系加以研究，因为这有可能深入到对大众媒体所产生的心理文化根源的分析。如何综合性反思身/心关系、个人/社会关系、文化/自然的关系，如何通过对"身体"视域的分析展示身体资本与当代传媒的关系，如何从身体性入手审视"自我"问题，成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切入角度。但是仅仅研究"自我"还不行，因为"自我"和"他者"之间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只有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弄清"自我"和"他者"不仅有古典哲学的自我和他者，而且有心理科学的自我和他者（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还有解构的自我和他者（德里达、福柯、巴特等），甚至还有社会理论的自我和他者（布迪厄、吉登斯等），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1.身体感与现代城市处境
在对"价值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中，"生命"变成了一个感性本体论的范畴。从世纪之初的尼采、狄尔泰、西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福柯和拉康哲学，大都将生命作为理性化本质飘散以后的意义空白的填充物，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的重大母题。
在西美尔（Georg Simmel）看来，现代人深深陷入一个飞速发展而不可知的世界中，处在多种文化元素交错的语境中。文化元素挤压着人，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清理和吸收文化，同时人又不可能完全对抗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类发展所无法摆脱的境遇，也是人自己处身的周遭环境。在文化的现代性中，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人体中的面部是内部统一最表面的尺度，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获得整体美的关键。从面部最丰富的精神性表现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变化。人的形象是心灵和生理冲动合力所造成，那种忽略面部的精神性而只是注重肉体的表现性，将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衰退。面部很容易表现出柔情、胆怯、微笑、憎恨诸感情谱系，它是"观察内心世界的几何图"，是心性所能臻达的最高表现域。而身体相对于面部，尤其相对于眼睛而言，则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因而面部与躯体就犹如心灵和现象、隐秘和暴露那样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但是，今天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 っ鳎
❾ 关于西方艺术流派的传承关系 比如一个派别对另外一个派别有什么影响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理论
塞德曼/瓦格纳
本文论述了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家及其批评者之间的种种观点。他们的争论，是西方社会对当今科学的意义及社会作用的更广泛的讨论的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说，这是关于科学的意义及作为学者的志业的论辩。
后现代的挑战
社会科学家对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从未拥有安定的奢侈感。因为他们原先所接受的社会科学的意涵受到了质疑。有关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地位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社会科学究竟是否是科学？抑或它们只是人文学科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在概念的形成和解释上，是否有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否必然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或者它的道德、政治特性仅仅意味着它乳臭未干？这些问题引起人们对社会科学的知识合法性和体制合法性的认真关注。
60～70年代是社会科学意涵之争的重要时期。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遭到人们的纷纷批评。一系列的哲学运动，最突出的是诠释学、日常语言哲学、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和后结构主义，一齐对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正统思想进行了抨击。赞成这些主张的批评者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涉及对经验实在的解释和整理；哲学的、审美的和道德的思考在所有经验探究中都起着作用；而且在抵御经验论证时，科学与文学的解释是相像的。尽管这些批评者在某些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但在其他一些同样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却不尽相同。例如，具有诠释学倾向的社会科学家对后经验主义者的概括性分析说明，采取了一种更偏重语境和描述的研究路径。
从实证主义及其批评者这些能言善辩者中间，产生了一种论争焦点的移转。一方面，当前的争论集中于社会科学中诠释学的、后经验主义的和批判－规范的诸范式之相对的优劣短长。换言之，虽然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模式在这些理论争论中遭到了拒斥，但科学的认识论特权仍然未受到挑战。因而，社会科学家提出以诠释学、后实证主义、或者批判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替代基础。另一方面，针对实证主义的种种批评，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等的批评，向实证主义及其批评者的科学主义提出了挑战。不少人开始强调任何一项研究的社会、历史嵌入性，它的基本的道德和政治性质，以及试图提供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范式之种种努力的必遭失败，而且也的确不合人意。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划分：一方面是坚持获得可靠的分析基础之可能性和合意性的社会科学家，即“现代主义者”，另一方面是这种构想的批评者。在社会科学中，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试图为社会科学奠定基础，并使其一体化的做法展开了批评。在其对现代主义社会科学的批评中，后现代主义者重新思考了科学知识、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批评和叙事之间的关系。
启蒙思想家和现代主义者对科学知识与社会进步的追求尽管启蒙思想家对形而上学和宗教作了批判，但他们从未放弃如下的观念：即真正的知识必然是普遍的，以某种元话语为基础。由此，作为真理之中介的科学取代了神学教义。最初在研究自然的脉络中发展起来的科学范式，扩展到了人文和社会领域。至18世纪末，建立一门社会科学的提议如雨后春笋般激增。
从社会科学的创立期直到古典期，现代主义设计的大旗一直未倒。古典大师——孔德、马克思、迪尔凯姆、斯宾塞、韦伯、帕雷托、斯莫尔，或者沃德——认可并实际上传播了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特权地位，科学在发现普遍原理基础上对知识统一性的追求，以及科学的实际效用。例如，虽然孔德与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和解释原理是相左的，但他们都将自己力求科学的做法与前辈以及同代对手的前科学的、或者纯粹是“意识形态”的立场作了区别。而且，这两位古典大师都认为，科学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孔德期望，他的“实证哲学”和“实证政治”会成为法国大革命后社会重建的指南。马克思则认为，通过将工人阶级转变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动因，从而成为一种物质力量，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有助于人类的解放。
然而，在某一方面，古典大师偏离了其先驱。前者将社会科学置于哲学元话语的基础上，后者则日益指望社会理论能够提供革命的依据。我们可以发现在19世纪作为一种基础话语的社会理论概念已初露端倪。它的目标是确立社会科学的基本前提、概念和问题；提供裁决经验和理论之争的标准；以及阐明一种统括性的概念框架，以便把各种研究统一起来。
在20世纪，社会科学经历了一个体制化和文化合法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塑造了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化意味着其科学要求的提升。在其努力取得体制合法性和物质资源中，当代的社会科学家常常被迫压制科学的实践－道德作用，或者政治作用。逻辑实证主义为此提供了最初的基本知识原理。在社会科学寻求体制上自主性的同时，它们发展起了自己的分析和研究议程。知识上的争论往往被当作纯粹与学科有关的分析或方法论问题来处理。因此，社会理论作为一种元话语——其目的是裁定学科争论——的作用得到的扩展。当今的理论，特别是社会学理论，通常被界定为一个独特的“专业”或专门知识领域，它关注的是其自身“独立自存的”认识论的、分析的和方法论的问题。作为一种基础话语，社会理论逐渐变成了一种元理论。
后现代批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科学在体制上的这种成功，反过来却促成了对现代主义设计的批评。例如，社会科学对私人和公共资助机构——它们必然会影响社会科学——逐渐增长的依赖性，引起人们对其所声称的价值中立的怀疑。斯蒂芬·特纳的论文证明了20世纪的社会学家所实施的各种基础构想中的缺陷和矛盾。然而，他主为，尽管这些构想常常会引发富有成效的研究课题，但它们也产生了元理论的论述，其唯一的参照点有时看来只是其他的文本，或对其他文本的论述。加之，将社会研究重构为一种纯分析模式，而剔除其实践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意图，强化了公众对社会科学的晦涩含混的感觉。当社会理论想方设法为社会研究奠定基础，从而陷入元理论的混乱之网时，情况更是如此。后现代主义部分地看来是对上述状况，以及对要么将社会科学拖向无目的的唯经验主义，要么将社会科学拖向同样无目的的唯理论主义之矛盾冲突的一种回应。在某种层次上，后现代主义可以被刻画为一个使知识重获活力的运动。
当然，后现代主义并非第一个尝试通过批判和重构使知识界重获新生。社会科学的历史读起来几如一场不断获得新生的戏剧。从孔德对启蒙思想家的批判，或者马克思对孔德的批判，到迪尔凯姆和韦伯对马克思的批判，及至帕森斯试图综合古典传统，以及新马克思主义、交换理论和结构社会学欲取结构功能主义而代之的种种努力，由此通过批判和重构使社会分析重获活力的愿望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母题。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对所有竞相对抗的学派或范式实际上所共享的社会科学构想发起了挑战。后现代主义批评了现代主义如下的观念，即科学本身——而不是这种或那种理论和范式——是一种特许的理智形式或真理媒介。它驳斥了科学所自称的只有科学知识才具有确实可靠基础的说法。它对统一的、以共识为基础的科学议程提出了异议。它质疑现代主义的下述观念，即社会科学的主要作用就是为社会研究提供坚实的概念基础。后现代主义批评了现代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是，或应当是价值中立的看法；后现代主义强调了科学的现实意义和道德意义。
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主题是批判如下的主张：科学知识是普遍的，并且可以用一种与语境无涉的方式加以证实。后现代主义者声言，真理的标准是随语境而定的。欧洲和英美的社会科学知识标准不可避免地与西方现代性的特定文化预设联系在一起。如认知真理与道德和审美知识的分离，赋予认知真理以事实上的优先权，对命题知识的强调，以及对什么可被算作证据或事实所设立的种种基本原理，都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取得其一致性的。此外，在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内部，就什么可以被算作有效的研究或理论存在着相互冲突的评价标准。对一些社会科学家来说，可预测性、概念的系统简约性、或者可量化性是主要的标准；而另一些社会科学家则强调解释的全面性、描述的丰富性、推论的中肯性，或者强调道德、政治和美学的标准。这些不同的价值标准看来可以避免达成理智的共识。
后现代的批评超越了科学的一般历史语境。塞德曼(S.Seidman)赞同对科学所作的激进的去中心化(decentering)。他提出，社会科学知识不仅带有广义的文明，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民族文化的印记，而且带有其生产者身上更为具体的阶级、种族、性别或性取向的印记。因此，建立一种一般理论主张的任何企图都得到了解构，或者通过其基本的概念和解释被显露，以揭示作者特定的社会立场和旨趣。
一种去中心化的社会科学观，强调了社会科学的实践－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勒默(C.Lemert)指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不可避免地与认识论纠缠在一起。他辩称，社会科学的范畴和解释，必然会通过强调某些社会过程和赋予特定的群体和社会议程以特权之方式，来建构社会现实。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将社会科学知识视为隐含于现实设计中的。它不是一个科学提供具有实际功用之知识的问题。相反，社会科学知识被视为一种策略，借此个人和群体可以促进其利益，寻求一种社会议程，或者争夺权力。科学与权力之间的关联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学。因而，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一种主要的权力。从后现代的视角来看，科学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与经济、国家、家庭或者教会是比肩而立的。
后现代主义者倾向于赞同如下的社会研究形式，它们融合了明确的现实意图和道德意图，它们是随境而变的，并且受其关注焦点（当地题材优先于一般题材）的制约，它们是由叙事构成的，而不是表达了一般理论。
因而，塞德曼赞成将一般理论转换为融合实用道德利益的社会叙事。勒默则推介一种解构主义的社会探究模式。这种模式将显露虚假的概念封闭性，从而使我们集中关注话语的社会建构层面。然而，尼科尔森则对包容跨文化的、概括性的概念策略的后现代理论化作了辩护。后现代主义并不一定拒绝方法精致，分析详尽的社会分析，而是想挑起对下述声音的怀疑，即社会探究可以建立在某种方法基础上，而这种方法赋予了它一种特许的认识论地位。同样，后现代主义并不一定拒斥概括性的分析步骤，而是反对现代主义者那种总体化的、概括性的理论，或者寻求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范式的做法。后现代主义想以一种解构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论化，以系谱学的分析取代理论建构的种种努力，从而重新引入道德和政治关注，以作为中心论题。
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维护科学理论对诸学科的后现代挑战引发了对其自身的批评。许多现代主义者并不承认不可能确立社会科学的基础。由此，产生了种种重新将理论建构为一种基础话语的努力，这在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的著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他人则对后现代批评的后果提出了实践上和道德上的怀疑。后现代主义是否会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告终？
其激进的去中心是否会怀疑任何理性的话语标准？拒斥一般理论设计是否意味着放弃一种明晰的分析和批评理论化程序，人们对此提出了质疑。后现代主义之激进的解构主义是否意味着所有普遍范畴都是成问题的，或者是不合法的？其激进的历史批判是否会导向一种缺乏深层的分析理论化之批判冲动的描述主义。
一些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未能把社会学理论化必须借助的构架上的相对主义与应用这些构架所产生的知识相区别。为了研究社会现象而选择某个框架，本质上被视为一种排他性的选择，因而很容易直接遭到后现代主义所怂恿的解构。然而，如果假定采纳某种参考构架，那么对社会现象的真正研究就不必取一种排他主义的态度。批评者认为，在这一层面上，解构会直接导向唯我论。
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太轻易地忽视了社会学中科学理论化的可能性。对后现代主义的大多数社会学批评认为，某种类型的一般（或概括性）理论既是可能达成的，也是值得追求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有关基本社会过程的累积性知识在许多领域业已产生。
柯林斯(R.Collins)显然持有上述观点。他认为，我们应当在抽象的层次上，集中研究基本的社会过程。他声称，有关这类过程的大量知识已累积了起来，但这种成功因实用的和意识形态的（即评价的）构架与科学的构架之间的混淆而被埋没了。实用的构架只能应用于封闭的物理系统中。意识形态的构架（当我们以一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之）让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相比之下，科学的构架一方面能包容和连接其它的构架；另一方面，则能超越它们，以产生普遍性的知识。因而，尽管遭到后现代的批评，柯林斯在社会学的理论化中乐观地找到了基础。
另一些人也作了类似的论证，尽管他们对有关设计的性质的构想迥然不同。达米科(D'amico)简略地分析了卡尔纳普的“框架相对主义”概念，随后又扩展至波普尔对世界1（自然物体及状态的世界），世界2（精神状态和行为倾向的世界）和世界3（客观思想内容的世界）的划分。他认为，通过这些概念，一种概括性的社会科学可以吸收种种后现代的批评，而不必向特殊主义让步。
瓦格纳(D.Wagner)则试图理解这些框架的性质，及其在社会学理论化中的作用。通过吸取以前许多人（特别是罗伯特·默顿及理论建构的拥护者）意欲打通社会学中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隔阂而未获成功之经验，瓦格纳从这些尝试中确定了几项教育。例如，可以不必结合一般框架或理论而推进理论的发展。然而，一般理论的确起着一种整合性的和指导性的目的，我们对此必须详加琢磨。
特纳(J.Turner)所阐明的立场可能比其他任何批评家更接近于现代主义者，尽管他对这种立场作了重要的修正。在《实证主义的前景》一文中，特纳对演绎的严格性、可预测性，以及作为评价理论之标准的可证实性的重要性作了辩护。然而，他对这些标准的应用有所放宽：演绎理论化不一定依照公理；精确的预测很难奏效；最终的检验亦不可能。而且，他断然拒绝将理论作为一种归纳中立观察的过程。特纳与科林斯一起质疑了由现象学的唯我论和历史特殊论所引发的对这种形式的实证主义所提出的许多批评。他指出，这些批评依据的是一种天真的科学本质观，因而丝毫不能阻碍实证社会理论。
连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迈向一种脉络化的社会理论尽管后现代主义与一般科学理论化可能并非两极对立，但它们的确引人注目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化的特性和目标的形象，尤其当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时更是如此。一些研究者试图探寻这两种对立形象间的中间立场。一般而言，这些研究者将某部分的后现代主义步骤视为是既定的，但他们亦试图超越那种批评，以恢复某种更为一般的社会理论化概念。
介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这些中间立场，取决于接受后现代主义哪些不同的层面，因而具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性质。例如，在《社会科学与作为话语的社会：迈向一种公民资格的社会学》中，理查·哈维·布朗赞成一种多元性的一般理论（尽管他是从一种截然不同于瓦格那的角度谈论这个问题的）。布朗认为，社会科学的话语揭示了一般理论的多元性：每种理论都是内在一致的、都拥有不同的基本隐喻、及不同的意识形态旨趣。因而，实证主义的一般理论使用的是有机体和机械的隐喻，它的意识形态的旨趣集中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维系。但这样一种理论并不足以处理个体社会世界的反省特性。
为了处理这一特性，布朗提出了另一种一般理论，它认为社会是由交往行动构成的。社会结构被视为由言语活动创造的一系列语言结构。例如，在经济分析中，货币建构（即意指）了价值，它并不代表（即传递）其他任何东西的价值。对布朗来说，这种研究取向有几种优点：它包含了微观、中观和宏观分析；它敢于自我反省，承认自己的道德政治功能；它有助于打破武断的政治界限。
阿罗诺维茨(S.Aronowitz)则提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一般理论替代物。他辩称，法兰克福学派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批判社会理论。它的关注焦点从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了对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及消费主义的批判。批判理论提供了实证主义的替代物，而后者被视为是有助于社会支配的。
在《一般理论的张力：否定辩证法是万灵药吗？》一文中，阿罗诺维茨认为，批判理论如今需要进行重建。因为它的社会分析实质上使社会变迁变得不可能了。其观点成了一种单向度的、纯粹否定的和带修辞色彩的东西。阿罗诺维茨呼吁对批判理论进行重建，以形成既能阐明社会冲突，又能对其持一种批判姿态的一般范畴。
在选择建立一种更为灵活的一般理论概念的材料中，其他的中间立场多少有点折衷。卡尔霍恩(C.Calhoun)将一般理论看作一种传统的反省，它既关注应用的广度（普适性），又关注可用公式表达的定律般的陈述。在《文化、历史与社会科学中的特殊性问题》一文中，克莱格指出，有一种东西可作为这种传统关注的替代物。
他赞同一种具有文化敏感性（无论对价值观的差异，还是对差异的价值观都十分敏感）和历史特殊性的一般理论。在他看来，理论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只能产生与特定时期相吻合的范畴和作为话语领域中的替代物的理论。然而，这样的工作，通过持久的跨文化和历史描述的努力，可以建立更普遍的理论基础。
依卡尔霍恩的理解，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现代性的内在产物。它对这种更一般的研究取向的挑战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其一，它不能为后现代批判所作的规范判断提供依据。其二，它将差异提升到了一种绝对的高度，反而践踏了互为主体性的概念。因此，尽管后现代批判贡献很多，但究极而言只是社会学认识的贡献者之一。
此外，也许是重要的是，寻求共识的行为是中心目标。亚历山大认为，甚至解释哲学也是以如下的观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是非人格的、它采取了一种普遍共识的形式。因而，探寻基础，即试图创造共享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学研究活动的规范，对于这项理论事业是至关重要的。亚历山大的结论是：如果社会理论化具有坚实的基础，它们可能被置之脑后而不被理会。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它缺乏真正的基础，才需要我们积极地去探寻。
继续对话
后现代社会理论与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是西方社会对今日科学的意义及社会作用的更广泛的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启蒙思想家及其后裔的乐观主义（科学将会产生促进良好社会的真理）受到了某种抨击。科学与幸福和纳粹主义的关联，公众对医学科学和精神病学的不满，黑人、妇女和同性恋运动对科学的攻击，使众口一声、明明白白的启蒙运动的信念成了一种十足的天真。然而，科学依然拥有神圣的光环，是企业家、政治家和学者所常常求助的一种文化通货。毫无疑问，正是科学这种先是为左派，近来又为右派所指出的与社会的牵连及政治化倾向，推进了对科学的意义和社会作用的当代论辩。
在学科之内，这种讨论通常采用一种认识论质疑的形式。如科学是否是一种独特的、享有特权的知识类型？何种知识类型是科学？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科学的运作方式具有社会性？学科内部对科学的询问因如下的发展而加剧了。科学在体制上的完善细化，以及它与诸社会制度和国家日益明显的关联使它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换一个视角来看，随着大学对迄今一直被排斥的人群——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男／女同性恋、能力不等者和老年人——的开放，有关科学的社会作用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科学的排他性对某些人来说，意味着学科与社会事务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相信，科学与社会相互牵连的意义—即科学怎么可能既是一种自称是客观知识的话语，又是一种型塑社会认同和规范性、制度性秩序的社会力量——存在于后现代主义者与其批评者的论辩的根基中。归根结底，它们是关于科学的意义，及作为学者的志业（韦伯语）的论辩。
摘自楼上
❿ 文化帝国主义是科学的概念吗
是的，从理论到实践，都可以总结出规律的东西就是科学的概念。
文化帝国主义
凭借文化优势，大力拓展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国民教育使文化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大力开拓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企图将这种一国的文化优势变成世界性的文化优势就是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在于将人们从其文化之根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
文化帝国主义强调分裂工人阶级：鼓励有固定职位的工人与临时工分离，临时工与失业人员分离，失业人员彼此在“地下经济”的层面上分离。文化帝国主义还鼓励工人将自己归属于一个阶层，这些阶层是以生活方式、种族和性别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别来划分以区别于比自己身份更低的人，而不考虑那些将他们和骑在他们头上的人分开的巨大的不平等。
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帝国主义的娱乐和广告以那些最容易受美国商业宣传的青年为猎获物。其讯号是简单而直接的：现代性【MODERNITY】是和消费美国宣传媒介产品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代表了美国文化出口主要市场。他们最容易接受消费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宣传。大众传媒以盗用左派的语言和将不满情形引向奢侈性消费来操纵青少年的反叛行为。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之所以将注意力集中在青年身上，不仅因为他们是一个市场，而且有政治上的原因。这就为了消除这样的一种政治威胁：即个人的反叛有可能变成反抗经济和文化形式的控制的政治革命。
在二十世纪末到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二十年间，进步运动遇到了一种反论：当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民承受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社会和个人的不安全感和不断减少的公共设施(另一方面是少数富人空前的富足)，对这种情况的主观反映却只是零散的反抗，持续但只是局部的行动，或者即使是大规模的却又是短暂的抗议，一句话，在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和社会、经济现状与微弱革命性的或寂静的主观反映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距。第三世界正在成熟的“客观条件”还没有足以转变国家和社会的主观力量来伴随。显然，在社会经济倒退和社会政治转变方面之间并无“自发”的关系。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些荒谬的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的文化层面的重要性。
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践特征
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侵略、剥削和征服别人，老牌帝国主义用炮舰或金融的手段，而新帝国主义除了这些手段外，还利用了文化思想手段。
1.文化帝国主义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进行扩张。[2]
2.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而实现全球化的文化支配。
3.文化帝国主义通过信息产品的传播来实现文化扩张。
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特征
1.理论的多元性
既有东方主义，又有文化帝国主义，还有民族扩张主义
2.理论内容的杂多性
关于文化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底蕴，文化底蕴的存在也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形式，中华文明自传说中的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历经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等时代的酝酿，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发达受到了当时当地的情况制约，可能现在看来很多文明的成分都已不足取，但至少这些文明历经岁月的洗刷和磨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中国的应对
以中国的影视行业为例子
加入WTO，中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影视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一机遇与挑战中，中国面临着的决不只是影视工业经济形态的巨大冲击，在文化领域，也将面临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巨大冲击。这一问题，不论从经济形态，还是从文化形态，都需要我们极其关注。
加入WTO，中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影视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从中美签署的WTO双边协议的内容来看，在文化领域电影业是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
一、加入WTO，中国影视面临“帝国文化”传播扩张的严峻态势[4]
中国加入WTO，发达国家影视业，主要是美国的影视业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构筑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优势。
首先，他们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机会进入中国影视市场。国际影视文化传播历来是不平衡的。在欧美国家中，美国是第一影视大国。他们一是实施影视产品的单向流通，由几个大国，特别是美国向中国流通；二是进入流通的影视产品绝大多数是娱乐性的。他们凭借规模化经营、雄厚的财力和制作水平，借我国开放市场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
其次，他们利用资本优势占领中国影视市场。国际各大传媒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纷纷采用多层次发展战略，加速资本的积聚与集中，迅速扩大资产规模，凭借发达的资本市场与高新技术产业融合，使得竞争力飞快提高。
第三，他们利用高科技手段垄断市场。国际传媒产业的竞争演变过程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全球化的趋势而日新月异的。
第四，利用国外大企业的优势与我国竞争。
第五，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容易使我被动。知识产权保护类似一把双刃剑，它既保护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也会为后进国家带来发展困境。
二、加入WTO，中国影视文化发展的战略性思考
中国入世的本身，就是一个“与狼共舞”的“二律背反”哲学命题，这一命题注定了我们的影视也要在巨大的悖论中生存和发展。
面对着帝国文化的强大冲击， 面对着美国影视全球性扩张潮流， 世界上一些有着丰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 特别是在影视文化上曾经创造过璀璨历史的法国、意大利、 德国、英国……都正在觉醒中寻求着联合。在法国的倡导下，许多国家在纷纷制定本国文化策略的同时，寻求各种方式进行文化反击。 除去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如予以特殊的补贴等措施外，甚至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联手行动。
首先，在影视文化观念形态上，我们既要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也要充分认识21世纪信息社会“世界文明”地图显示出来的文化沟通大趋势。
其次，在影视文化传播机制运作层面上，要尽快建立与世界影视工业接轨的市场运行体制。
第三，在影视的具体操作层面上，一定要在市场研究、影片创作、影片制作、影片发行的所有营运环节中，体现出浓郁的国际化特点。
在影视的发行中，要全面建立并运用先进、科学的营销体系。在影视的市场运作中，如何运用市场营销策略决定着影视的成败。
抗御“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就是造就世界影视文化的多样性。这一意义并不仅仅是简单地让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影视简单共存，而是要在世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中，用影视来促进人类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充分调动人类的总体智慧资源、艺术资源来应对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我们坚持影视文化的多样性，就是承认每一种影视文化都具有自己特殊的魅力、独到的文化形态，只有这样，世界文化才丰富多彩，世界才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