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心化网络和国家政治
1. 互联网去中心化 现代网络结构如何体现去中心化
以环套环，环环相扣
2. 说说网络如何促进民主政治的进步
21世纪是个网络的世纪，网络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广泛性的大众交流和社会联系媒介。它对当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生活高速发展的同时，网络就像一把双刃剑，对政治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从民主政治这一方面来研究网络政治参与对当今政治发展的影响。网络使我们更快的接收一些信息，但也容易被一些错误的信息误导，我们应权衡利弊，使网络对政治发展发挥更好的促进作用。
关键字：网络政治参与民主政治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网络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购物娱乐都可以由网络实现，各种各样的事件也通过网络这一媒介被民众认知，小悦悦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甚至温州动车事件第一时间我是在网络上的帖子里得知的，这些事件都增强了网民的政治意识，使得网络空间中诞生了一种新的政治现象：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影响了当代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民主政治上有深刻的影响。
所谓网络政治参与，简单的可以理解为普通民众在网络环境中通过合法途径，影响政府决策或是公共管理的活动，实现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也呈现多样化姿态，如：网络选举、网络信访、网络听证、网络舆论、网络监督等。因为其具有易实现、成本小、影响大、互动性强的特点，目前网络政治参与也越来越受到上至领导人下至普通民众的关注和重视。如今，网络政治参与已成为当合政府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倾听民声、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也是普通民众进行社会监督、权益维护和意愿表达的有效途径。
但是网络政治参与在我国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在发展的过程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有些网民网上恶意发表煽动言论，使得民众恐慌，引发对政府的不满，而且网民在参与过程中的合法性、代表性、秩序性和理性各方面存在有明显的不足，从政府方面来说，政府的引导和使用过程中也存在有反应能力弱、引导不规范、体制不完善、平台技术滞后等方面的全都，所以要积极的研究网络对政治的影响，使得网络中的政治参与能够更加规范化发展。
皮尤研究中心“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组开展了此项调查，他们称：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我们首次发现半数以上的选民为了政治目的而上网。调查结果显示，55%的美国成年选民以及74%的网民称，他们上网获取选举新闻和信息，或者与其他人就总统选举进行交流。奥巴马的支持者中有20%在网上分享政治消息，还有18%登记接收竞选新闻的自动更新，而麦凯恩的支持者中这个比例分别为16%和9%。
二．网络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伴随着“网络政治”的演进和电子政府的全面推进，“网络民主”在未来会朝着厚实的方向发展，其作用的性质和范围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势必对民主政治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实质性影响。从影响效应来看，既有积极、正面方面的，也消极、负面方面的。总体上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实的有限性与发展空间的无限性
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网络民主”尚处在初级阶段甚至是萌芽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程度的有限性，表现为有限民主。从主体来看，尽管进入网络的人数越来越多，但从
总体上看，目前仍然占总人口的少数。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形式仍占据主导地位，在可预见未来仍会占主导地位。但是，社会的信息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其程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发展，伴随着“网络政治”的逐步完善和民主政治的健全发展，“网络民主”对民主政治的作用形式、范围、程度将越来越扩大。且网络强大的技术能力和网络覆盖面的持续扩大，在“网络社区”信息交流、意见表达、政治参与等方面将会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其未来发展具有很广阔的潜在空间，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作用方式的无形和作用效果愈益显著
“网络民主”的非正式性、渗透性特征决定了“网络民主”作用形式的隐形化。它只能是通过传播有关信息、政治意见、政治观点产生联系互动、聚焦公众的注意力、影响社会舆论形成、充当舆论监督中介等，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来影响和作用于政治参与中的人们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从而影响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与状况，但其作用是间接的、无形的、渗透的、有限的。但是，随着电子政府建设和电子政务的迅速推进并成为政府未来发展和建设的趋势和方向，“网络民主”不仅将对现实民主政治发挥重大影响作用，而且极有可能会朝着现实民主形式方向开始实质性突破。
（三）作用效应上鲜明的“双刃性”
“网络民主”可以充分实现人民参与政治过程的直接性、真实性、平等性。迅速、直接、真实地掌握、了解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真实情况，大大增强行政过程的透明性、互动性，从而增加行政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度，扩大了社会公众参与体制内民主的范围和形式。
但是，“网络民主”也有其相对性甚至是破坏性、欺骗性的一面。网络作为一个信息平台，在提供一些真实、有效信息的同时，还会掺杂有许多无效、虚假甚至恶意信息，信息失真可能会误导公众，公众为失真的信息所左右，政治判断和评价就会发生偏差。来自于信息形成者、传播者所带有的主观色彩，浸染着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和目的性特征无不影响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而且无论是一般公众还是政府都存在恶意误导的可能性，“网络民主”因此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假性、欺骗性。
另外，“网络社区”中经常蔓延的“情绪式民主”又使“网络民主”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由失真、过滥的信息煽动起来的公众情绪所制造的肤浅的、虚假的民主，可能让决策者在人声鼎沸的公众情绪面前无法保持理性，极大地影响社会公平和公正以及行政决策的效率。国家决策一旦为大众情绪左右，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从而损坏国家的整体利益。“刘涌案”、“沈阳宝马案”一方面表现了公众参与对司法过程的监督作用，但同时也说明了“情绪式民
主”对司法程序公正的干扰所表现出来的破坏性。
三．“网络民主”建设进程中的对策思考
（一）积极推行“电子政府”建设，主导“网络民主”发展方向与进程
从发展趋势和发展潜力来看，随着网络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网络民主”所标志的直接民主形式作用的范围必然会持续扩大，作用程度也会愈益提高，这符合民主发展的方向。而从“网络民主”的特性来看，其作用的性质和方向呈现一定程度的非正向性，因此必须加强对“网络民主”建设的引导，通过“电子政府”建设去整合、主导“网络民主”发展。首先，要加快“电子政府”的网络信息平台建设，为建立政府与公众制度化互动机制提供前提。正视并满足公众参与民主和行政过程的愿望和需求，为政务公开和依法执政创造条件。其次，实行政务公开，建立制度化信息交流机制，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依法执政。将公民参与纳入决策全过程，从决策目的、决策目标的设定、决策方案的选择到决策的执行过程、结果状况等都要广泛吸收公众参与，反映公众愿望和要求。同时为公众实现民主决策和当家作主提供途径。还可以主导舆论导向，有效消除公众非理性民主、情绪式民主带来的消极后果。
（二）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和主流网络媒体培植，占领“网络舆论”阵地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在信息发布和传播中的地位愈发不可替代，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增强，而且由于网络边界的无限性、模糊性，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参杂在一起，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当然也包括一些敌意的、不健康的信息和宣传，直接威胁到我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面对这样一个趋势和状况，我们必须采取应急对策，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培养自己的主流媒体，改善宣传方式和手段，扩大宣传范围和影响，来主导“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为经济建设就政治文明建设创造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三）实行必要的网络管制，保证网络健康发展
由于“网络社区”的无边界性、渗透性、隐匿性、失控性，“电子人”屏蔽了其社会身份后其网络意识和行为发生了一定的变异，法律规制力和道德约束力大大弱化，网络信息发布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控制。因此一些恶意信息、虚假信息、垃圾信息在网络中肆意泛滥，网络上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屡屡发生，各种掩盖事实真相，丑化、诽谤、攻击政府的谣言也大行其道，必然损害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有必要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对网络进行适度规制。在形式、内容、观点等方面设置栅栏进行管制，管制发表言论的形式、发表言论的内容主题、发表言论的内容观点。以维护网络正常秩序和“网络民主”的健康运行。
3. 如何推进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内容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命题隐含着政治上的一元与多元、现代与后现代的内在张力。在我国现阶段，最需要关注的还是政治现代化的问题，包括政治的程序化和制度化、多元化和一体化、代议制和官僚制等。同时，还要关注发展时序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民生、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现代化与后现代等时序逻辑。当前中国面临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以及如何应对后现代性挑战的双重任务，平衡好这双重任务是对领导人的巨大考验。
关键词：治理 国家治理 政治现代性 后现代性 代议制 官僚制 发展时序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焦点和亮点。过去十几年里，国际社科文献中最为流行的术语之一便是“治理”。但是相关概念进入我们党的文件还是首次。其新意有二：一是首次把“国家治理”问题提上了国家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意义重大；二是进一步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大大丰富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本文拟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角度，针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进行若干探讨。
“治理”是20世纪末开始在国际上出现的一个政治与公共管理的新术语，是相对于“统治”而言的一种政治管理的新范式。在西方语境中，“治理”意味着“去国家化”、“去中心化”，以合作替代强制。从国际政治层面看，治理主要是颠覆以现代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强调无政府的治理，或者是后国家主义的世界秩序，淡化主权国家或者政府的作用，主张“全球治理”。从国内政治层面看，强调的是“多元共治”或“多中心治理”，国家或者政府只是“多中心”当中的一个中心，这对现代以来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战。在政治制度上，主张颠覆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提出所谓的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等后现代的民主理论。
“治理”彰显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冲突。它是西方后现代社会的概念，是试图超越西方以往的现代性。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政治现代化，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建立了民主政治中的代议制和公共行政中的官僚制。对西方而言，这些结构已经过于成熟了，需要稍微做一些“解构”。这种背景下，西方一些学者关注的问题是，作为代议制主体的选举竞争不足以充分表达民主政治的丰富内涵，人民要有更多的参与渠道；官僚制非民众所能控制，需要对此进行改造以期行政系统对人民更负责任。“治理”的概念便应运而生，其政治背景是多元共治，打破政府的垄断性。当然治理概念也用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组织针对第三世界提出的一些发展措施，这就和一般西方国家提的“治理”语境有所不同。
在“治理”的框架中，政府不过是多元政治构架中的一元，各个治理主体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民主、法治还是承认政府的绝对优势，只不过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而已，所以治理的概念比民主和法治要激进得多。一直以来，国家的事就是政府说了算，现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的广泛参与要形成一个多元共治的局面。但是这在西方也没有完全做到，政府在国家事务中依然占据绝对优势，而不仅仅是多元中的一元。比如遇到金融危机，主要还是政府在“救市”，虽然西方的确更为多元，社会自治更为强大。在中国目前的时空条件下，更不可能一下子走到这一步，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政府力量在整个治理结构中依然处在核心地位，这是中国与西方的“治理”在内涵上的不同之处。
在我国，“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重点应当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的、而我们还没完成的那些任务，包括民主法治，完善民主代议制，树立法治的权威，建立理性官僚制度，政府依法行政，这些方面中国的路还很长。所以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在中国首先还是解决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尤其是要建构现代国家，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国家以外。在国家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形成市场、社会和公民参与的多中心“治理”局面。所以，中国面临的是两重任务，首先是把国家建设好；其次在国家建设的同时，发挥国家以外的力量参与治理。“治理”本来是侧重于后者，但是我们有特殊的国情，国家自身的建设不能没有。因此，尽管学界对于“国家治理”这个概念有争议，因为“治理”本来应当是去国家化、去中心化的，但是在中国，要实现良好的治理或者说“善治”，首先还是要解决国家自身的治理问题和现代化问题，因此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还是很有意义的。
从这种语境出发，对于“国家治理”这一概念，可以分两个层次理解：一是对国家进行治理，国家是治理的对象，这里的“国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而“治理”则可以理解为多元共治，即国际上使用的governance；二是由国家进行治理，这里国家由治理的对象变成治理的主体，其含义是国家权力，与政府大体相同，而这里的“治理”则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与governance联系不大，基本上还是government的含义。因此，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兼具“统治和管理”与“多元共治”的双重含义，本质上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紧张关系。
可见，“国家治理”这个概念隐含着政治上的一元（国家中心） 与多元（多中心）、现代与后现代的内在张力。在我国现阶段，最需要关注的还是政治现代化的问题，是如何把国家（政府） 这个中心搞好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需要政府自身的现代化，实现政府转型。政府不转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就无法起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政府简政放权的程度有多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有多大。当然，政府改革不完全等于简政放权。有些权力要放掉，但有些职能还要加强。当前政府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政府不该管的管得太多，而该管的却没有管好。十几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就有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他说：中国的政府是究竟太大还是太小？答案是既太大又太小，在干预经济和控制投资方面太大；但是在提供法治、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又太小。十几年过去了，他对中国政府存在的病症，现在看来这个穴点得依然非常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现在政府依然面临大量的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状况。因此，现在政府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行合理的职能定位，把该管的管好，把不该管的坚决放掉。
然而，光有政府治理的改善，还不是国家治理。改进政府治理只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一个层面。从“统治”到“治理”的一字之差，最基本的差异在于，统治的主体一定是源于国家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即政府，也可以是市场、社会和公民。传统的“统治”是国家或政府一个中心发挥关键作用，而“治理”则是多中心的，国家或政府只是治理的一个中心，市场经济体系和公司企业是第二个中心，以非政府组织为主的社会组织是第三个中心，而公民及其直接参与则是第四个中心。这么多中心连接在一起就是一个理想的治理结构。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不仅要改革政府，而且要让市场、社会和公民发挥重要功能。
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国实际上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形成国家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民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尽管这些主体的作用不是等量齐观的，政府总体上起着更为主要的作用；第二，是改善政府治理，深化政府改革，前面主要讲的是这个问题，其“政府”的含义是狭义的；第三，从广义的“政府”含义上说，也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治理结构。从广义来说，政府治理不仅仅是行政机构，而是包括党、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在内的治理结构。除此之外，还要包括纪委、法院、检察院三套机构，严格说是七套机构。当然，主要是其中的四套班子应当形成一个好的治理体系。如何把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的统治结构，改变为党委执政、人大议政、政府行政、政协参政的治理结构，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为艰巨的任务。
毋庸置疑，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说明目前我国的治理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首先，现代化的政治是程序政治，而非人格化的政治，但在中国，人格化的政治结构起更大的作用，这是我国治理现代化所面对的最重要问题。现代政治更讲究程序，但是中国则更重实体。政治学和法学有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民主里有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中国人的政治习惯更偏重前者，我们做过很多民调，一般的老百姓对民主的定义是：“民主就是政府给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解决民生就是民主。民主更体现所谓的“为民”内容。林肯曾经把民主定义为“民有” （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 （for the people）。中国人侧重于民享，政府为老百姓做事就叫民主。这属于实体性的东西，是结果性的东西。简言之，更多人把“民主”定义为“民生”，政府为老百姓做主，核心的理念是“为民”。这其实是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上丰厚的“民本”思想。中国比较缺乏by the people的政治理念，by 就凸显了程序性，你要经过人民认可，通过一个程序执政。中国传统则是可以不经过人民，就像一个家长自然地就对孩子负责。其实在传统政治里，“家长制”不是坏概念。家长会很好地照顾孩子，一心一意地保护孩子。但是家长为孩子好，是不需要给孩子发言权的，不需要所谓的“程序”。我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让你喝什么你就喝什么。传统中国有一对很典型的政治概念，“父母官”和“子民”，这里其实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要求，当官的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爱老百姓。这是实体性的政治要求，老百姓并没有参与权。中国实际缺的就是老百姓的政治参与和程序正义、程序民主。我们传统政治缺这些，现在从政治文化角度讲这点还是比较弱。通过民调可以发现，人民还是着重要求政府为人民服务，对选举竞争、分权制衡等并不是很关心。党和政府也更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其实都反映了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但是怎么依靠人民、通过人民来执政，我们做的还是比较欠缺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就是程序政治的区别。专制不要太多的程序，因为几个人或者一个人说了算；民主则需要集众人之意志，众人之意志怎么能够形成？用卢梭的话来讲，“公意”怎么形成？或者“众意”怎么形成？如果没有一套制度和程序，那么到底听谁的呢？这就要有一套程序和规则，把众人的意志集中起来。不以一两个人的政治意志为主。如何聚合多数人的政治意志，就一定需要程序，所以民主政治一定是程序政治，专制政治则不需要太多的程序，或者可以简化程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建立程序和制度。
克服国家治理的碎片化状态
我国国家治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看起来国家权力很大，但实际上是碎片化状态，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所说，中国实际上就是“支离破碎的权威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该整合的没有整合，该制约的没有制约。这就形成了部门主义、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尾大不掉，以及“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现象。
这种政治权威碎片化的情况确实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公共服务领域，大家感受得非常强烈，都是地方和部门出政策，让人感到阻碍重重，非常不方便。有的舆论就指出，这种地域和部门的隔断，甚至让人们怀疑中国是否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所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令人吃惊地27次提到“统一”，这还没有把“统一战线”等“统一”的字眼算进去，仅仅意指中央统一管理、统一权威、统一市场等含义上的“统一”，超过了众人瞩目的“治理”一词所出现的24次。这就说明中央在关注国家治理的多元化的同时，也在关注一体化的问题，着力解决公共事务的碎片化。多元化和一体化并不矛盾，是国家治理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统一市场，统一政令，统一司法，只有这些方面统一了，我们才可能讲均等化。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是大国，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基本的国情。资源短缺，发展不平衡，因此要统一政令也很难。就拿公共服务均等化来说，一些发达城市曾经考虑过给外来流动人口均等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但还是担心出现“洼地效应”，最后难以承受。所以这个现实压力———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对于决策者而言是个现实难题。事实上，现阶段中国也很难完全做到各方面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在于，现实做不到，但是口号喊得却很响亮，把人的胃口吊得很高。这就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挫折感。邓小平搞改革比较聪明的地方，就是先给出明确的心理预期，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经济发展水平上去了，国力提高了，再带动大家一起富起来。这个心理预期，大家都清楚。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说的太多，实际做的又太少，成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不仅是公共服务，而且民主政治也是这样，比如我们经常讲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即“四个民主”，这比发达国家还要高得多。西方国家实际上只做到了“一个半”：民主选举算是基本做到了，民主监督做到了半个，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则基本没有做到也无法做到，所以他们把民主的底线定义为选举竞争，非常贴近现实。包括“协商民主”，虽然也是少数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但在发达国家主要还是停留在概念和小范围试验阶段，主流民主理论和实践依然是以选举竞争为主的代议民主，“协商民主”是西方也不敢轻易做的。我们的民主概念已经进入后现代了，但实际政治程序还没解决现代性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梳理民主与民生的时序逻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理清发展时序，加强顶层设计，拿出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一步一步加以实现，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把容易做的先做，最难的放在最后。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理性的设计，这样下去很危险。
一个大的战略性问题，是我们现在十分关注民生问题，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民主。那么，民生和民主，首先要解决哪一个？理论上我们先不说，先从经验上看，有没有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就能先解决好民生的？政治学总结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概括为“三步走”。第一步是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打破封建诸侯割据，将权力集中到国王手中，建立专制主义国家，形成所谓的国家主权。我们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完成第一步。目前实际上还没有彻底解决碎片化问题，该统一的还没有统一。碎片化不意味着民主。民主意味着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意味着能建立强政府，令不行禁不止不是民主，无政府主义也不是民主。我们过去有误解，认为民主会削弱国家能力，其实恰恰相反，民主意味着国家能力的增强，成功的民主国家必然是有着强大的国家能力，整合性非常强。西方首先通过王权专制， 亦即专制主义（absolutism），把国家权力统一起来，英国是都铎王朝，法国则是波旁王朝完成这个过程。统一的权力形成之后，就面临着如何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以及集中的权力要得到更广泛认可的问题和新兴资产阶级参政的问题，这就是民主化问题。这就是1640年英国革命开始，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要解决的问题，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仍然是西方各国政治发展首要的问题。到了二战之后，民生的问题成为了主要问题。民主政治确立之后，照样有贫富差距拉大，人民教育医疗乃至吃饭问题，这会反过来造成民主政治的不稳定。所以二战后福利国家兴起了，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成为核心问题。
所以，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把顺序搞清楚，先把原因层面的问题解决掉，然后再处理后果的问题。先有因再有果。我们往往是原因还没有解决，却集中精力去谋求相应的结果。所以，现实是因果关系和逻辑顺序颠倒了，缺少一个政治框架设计。
从西方议会产生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观察集权与民主、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与关系。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召开全国性的会议，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从英国议会、美国国会，到中国的人代会、党代会，都是如此。什么时候台湾当局派代表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我们国家就完全统一了。能召开全国性的会议是中央有权威的标志。著名的法国三级会议是腓力四世在1302年首次召开的，其目的是解决由于向教会增税而与教皇的冲突，这次会议使得腓力四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结果是王权的加强和教会实力的削弱。而且西方最早的议会都是旨在商讨税收问题，可见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密切。政治问题不解决，合理的经济分配也很难解决。议会虽然是国王集权的产物，但对国王也起到制约的作用。统一的王权一旦巩固，议会对国王来说就没有必要而且成为累赘，因此从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的专制主义时期，三级会议从1614到1789年中断了175年。到1789年路易十六为解决财政困难不得不重开三级会议时，就点燃了火药桶，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英国，专制君主查理一世先是停掉议会十多年，到1640年查理一世为了解决税收纠纷和财政困难迫不得已又重开议会时，即触发了革命。所以国王开会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同时也把现代民主带了进来。议会体现了王权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博弈，内含着政治和经济的复杂关系，英法革命都肇始于国王重开议会解决财政危机，集权和民主都与议会有关。
除了代议制以外，还有理性的官僚制，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政治治理的基本工具。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无法做到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加以区分，首先是因为中国没有politician 和bureaucrat两个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政客”与“官僚”的分别，其实这两个词汇都是中性词，但翻译成汉语颇有贬义。西方的政务官是选举产生，有任期的。事务官是考试录用，终身任职，通过功绩和年资晋升。我们国家干部的身份都是一样的，选举与非选举官员之间没有清晰界限，终身制与任期制之间的界限也不清晰，更没有政治中立不中立之说。我们和西方政治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所有的官员都被认为是“官僚”，而西方仅指那些通过考试录用、终身任职的文官。
近些年来在中国政治研究和讨论中，借用后现代的视角批评现代政治治理颇为流行，与之相仿的是，对传统政治价值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热捧又很多。对此要有所警惕。如果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反、合的框架来分析，前现代传统社会如果是“正”，现代就是“反”，后现代就是“合”，确实有些方面看似回归了传统，但不是简单回到过去。这个回归是在“反”的基础上回归，而不是抛开“反”的回归。我们现在没有经过“反”，而希望走向“合”，这事实上只能往回走。
以“民主”来论，古代的民主确实是直接民主，但出现了多数人的暴政和效率低下等问题，产生了很多弊端。所以现代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代议政治的精英民主。西方进入后现代社会，一些人觉得代议民主还不过瘾，人民的参与还不够，又开始向“人民的统治”或某种程度的直接民主形式回归，但是这种回归是在代议制基础上的回归。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我们姑且翻译为“协商民主”，主流理论最多认为这是在“代议制”基础上的“协商”，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采用协商民主的方式，绝大部分问题还是要通过代议政治的过程来解决。协商民主充其量是对代议民主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再讲“法治”，有人批评西方的法治有些走过头了，既没有人情味，也把官员都给捆死了，一点灵活性都没有。在西方国家，确实也有人主张“松绑”，因为法治太严苛了，把政府“五花大绑”起来，国家缺乏能动性，政治领袖行动的空间很小，经常被批评无能。所以有人主张给政府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这对于中国则不行，我们的问题是掌权者有太大的灵活性，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这一关还没有过去，必须要通过法治来限制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我们依旧处于“反”的过程，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远没有完成，还谈不上对传统的回归问题。
代议制和官僚制的一个很重要的后果是建立了责任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要对人民负责，仅仅是被选举出来的政务官对人民负责。谁授权，对谁负责，这是政治运作的基本原理。你是民选官员，你就要对人民负责，然后你任命的官员，就对你负责。官僚系统对政务官负责，内阁对行政首长负责，行政首长对人民负责或者通过议会间接对人民负责。我们经常强调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从严格的政治学理论的角度说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如果每个公务员都对人民负责，那么谁对行政首长负责？谁还能对下发号施令呢？我们的责任体系不清楚，从上到下都要求每个公务员对人民负责，最后到底谁负责反而成了问题。实际的情况则基本上是都对上负责，因为你的权力是上级给的，谁授权向谁负责，这是基本的政治规律。为什么干部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根本就在于权力不是人民给的，同时也要明确不是所有官员的权力都应该是人民给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蕴含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巨大张力。中国社会目前的情况很复杂，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特征。虽然总体上是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但也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强大挑战。在政治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对政治的现代性又提出了质疑，作为政治现代性最重要标志的代议制和官僚制也受到批评。因此，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全球化的冲击，在现代性建构还没完成的时候，过早卷入后现代的潮流。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潮和现实运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存在直接民主压过代议民主的倾向，公民直接介入政策制定成为潮流。其中典型案例之一就是PX项目中的“邻避主义”现象。现在各地只要是建PX项目基本上都建不成，而日本和韩国趁着中国上不了这类项目大量地上PX项目。这里面一个很大的悖论就是，我们被西方说成是“独裁国家”，一个“独裁国家”上不了PX项目，而那些民主国家可以上PX项目，这不是怪事吗？说到底，是民主的制度不同，我们在代议民主还没有健全的时候，过多地卷入了非制度化的参与民主。
第二，具有共识主义代替多数主义的趋势，使决策陷入低效和困境。表面看，“共识决”优于“多数决”，因为它体现全体成员的意志，似乎更“民主”。问题是，“共识决”代价很高，难以操作，不大可行，这是现代民主制度一般不采取“共识决”的主要原因。协商民主就是主张用共识主义代替多数主义，这在西方是左翼，而在中国却是主流。而且，“共识决”表面上很民主，实际上否定了多数人的权利，因为极少数人的否决就可以导致政策流产。中国目前已经逐步陷入到因少数人反对而政策无法实施的困境。
第三，网络参与、网络民主风起云涌。西方的网络主要用于娱乐，而中国过多用于参政。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对于网络对民主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不少人为网络民主欢欣鼓舞时，他却指出：新媒体有可能造成一个分裂的传播世界，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也更容易发生，危及西方社会的民主体制。尤其在我国当下，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使少数派貌似享有普遍的“民意”，进而转化为“多数人的暴政”，使网络民粹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相互助长。相形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对网络民主更为谨慎，而中国更为乐观；国内学术界更为谨慎，而政府和社会公众更为乐观。这种反差本身，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第四，NGO、NPO声名鹊起。应该说，相比于上述几方面，NGO、NPO的兴起更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们怎样嵌入现行体制却悬而未决。在西方，历史上就有公民社会的存在，可以说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但大量的NGO、NPO出现并成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是后现代现象，而且NGO、NPO这一概念本身是后现代才出现的。西方大量的NGO、NPO是嵌入其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构不成反体制力量。中国则不然，其现实政治冲击不容小视。第五，政治传播特别是互联网传播主导民意，“信息轰炸”和“信息欺骗”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甚至操纵民意。现代平面媒体的作用在中国比在西方下降得更快。
总之，中国现在面临双重任务。第一重任务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即建构政治的现代性，实现政治现代化，包括建立现代的代议制和官僚制，其核心是实现现代的民主与法治。第二重任务是如何应对后现代性的挑战，怎么引导和释放互联网冲击的压力、公民直接参政的压力、NGO和NPO大量涌现的压力、社会多元共治的压力等等。应该说上述第一重任务还是主要的，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第二重任务也无法回避，虽然它过早地到来了。如何平衡这双重任务，对于中国领导人是巨大的考验。
4. 网络传播和国家治理的理念决定了什么对一个社会的发展
网络传播和国家治理的理念决定了价值观对一个社会的发展。落实到网络行为准则构建上。网民是网络空间的建设者，也是网络治理的参与者。树立秩序、协同与平衡理念，不仅是对立法者、执法者而言的，也是对网络用户而言的。
每个人的网络行为在互联网上都会留下记录，影响网络生态。遵守法律法规的网络行为有利于维护网络空间的良好秩序，尊重他人权利的网络行为有利于形成平等共享的网络氛围。
为此，有必要将秩序、协同与平衡理念具体化到网络平台手册、网络用户协议、网络社区规则等网络行为准则中，纳入“中国好网民”创建活动中，引导网民依法上网、文明上网。
协同和平衡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层级化管理与扁平化管理的协同和平衡。互联网信息传播速度快、网络平台众多，如果信息反馈链条过长，就会降低反应速度与执行效率，这就需要协同和平衡好层级化管理与扁平化管理，提升执行效率。
二是注重中心化管理与网络平台自我管理的协同和平衡。网络平台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中心化管理需要借助网络平台具体实施。因此，在网络治理中让网络平台参与协同管理变得必要且可行。在这个过程中，网络主管部门要督促网络平台合法合规管理，避免其滥用技术优势、数据优势。
三是注重管得住与用得好的协同与平衡。对互联网而言，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用好互联网、治好互联网，要求治理主体主动适应社会信息化趋势，强化互联网思维，提升网络素养，掌握好、运用好各种网络治理手段。
5. 党和政府重视网络民意发挥网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何意义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网络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中，重视网络民意有利于拓宽人民参与政治的渠道，有利于使政府的决策充分反映民意，体现决策的民主性。有利于广泛集中民智，体现决策的科学性。有利于人民了解决策，推动决策的实施。有利于公民更好的监督政府权力的行使，提高效率
6.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将对互联网有何影响
谈论区块链，就像90年代的人们谈论互联网。谁也不知道互联网会带来如此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就如同现在，没有人能够说明区块链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一切都方兴未艾。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去了解它，不断去思考，不断去尝试。
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也许在那时发挥真正的价值，对人类社会共同的互联网巨头进行监控和监督，也就是说在需要对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等巨头的重大事项进行投票决定时，区块链技术是最佳的选择。因为这是防止投票被大规模控制的唯一方式。
对这种中心化的一个反应是对大型互联网公司施加政府监管。这种应对措施的前提是假定互联网与过去的通讯网络如电话、广播和电视网络相似。但过去基于硬件的网络却与基于软件的互联网不同，一旦建立了基于硬件的网络，它们几乎不可能重新改写，但基于软件的网络却可以通过企业创新和市场力量进行重新改写。
去中心化是一个通常被误解的概念。例如，有时候有人认为加密网络提倡和赞扬去中心化的原因是为了抵制政府审查制度，或者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但是这并不是去中心化的主要价值。
让我们来看看中心化平台存在的问题。中心化平台遵循着一个可预测的生命周期。当它们开始运行时，它们会尽一切努力来招募用户和第三方人员，如开发者、企业和媒体组织。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的服务更有价值，因为平台(根据定义)是具有多方面网络效应的系统。随着平台采用呈现 S 曲线增长，他们对用户和第三方的影响也在稳定上升。
当他们到达s-曲线的顶端时，他们与网络参与者的关系降低到接近于零。而中心化平台想要继续增长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从用户中提取数据，并在受众和利润方面与对手竞争。
这方面的历史例子有：微软对网景、谷歌对 Yelp、脸书对 Zynga， 推特对第三方客户端。操作系统如 iOS 和安卓表现得更好，尽管仍需缴纳30%税款，但出于看似任意性的原因拒绝应用程序，并随意纳入第三方应用的功能到自身平台。
对第三方来说，从合作到竞争的转变就像是一种诱饵。随着时间的推移，最优秀的企业家、开发商和投资者都开始对在中心化平台上进行创建变得谨慎起来。我们现在有几十年的证据表明，这样做最终会令人失望。此外，用户只能任由平台来收集自己的数据，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保护自己的隐私，而中心化平台又经常发生因为安全漏洞而遭到攻击的事件。中心化平台存在的这些问题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
互联网是完全基于软件的网络，由一个相对简单的核心层组成，连接数十亿个完全可编程的计算机。软件只是人类思维的编码，因此具有几乎无限的设计空间。连接到互联网的计算机大体上可以自由运行其所有者选择的任何软件。无论你想到的是什么，只要有合适的激励措施，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可以说，互联网架构是技术创新和激励设计相交融合的平台。
现在互联网仍处于发展初期，在首次引入比特币以及以太坊时提出，底层的互联网协议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通过加密算法重新改写。分布式网络融合了前两个互联网时代的最佳特征，通过社区式管理和去中心化的网络，其功能最终将超过最先进的集中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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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互联网中的去中心化是什么意思
最近“区块链”的热度，一直高涨，可能大家都认为比特币的疯狂，会落到区块链，有点像VR元年的时候，创业者都蜂拥而至，某种程度上，可能和那本书的名言有关：站在风口上 猪也能飞起来！但小米这“猪”，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产品。
本文主要解读一个创业者过渡解读和放大的词“去中心化”。
往往创业者或者某些执迷于创业的人，在公开场合中，说产品的时候会说，我们的产品是“去中心化”的。
对于事情，对于所谓的不明觉厉，人们是盲目的，那么“去中心化”到底是什么？要想了解“去中心”化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中心化”。
1、互联网是信息传递的新的形式，中心化就是信息集中发布，参与者往往没有话语权，这里的话语权就是引导舆论导向级别的话语权；
2、去中心化就是参与者可以有话语权，并且可以发声，可以自由传播信息；
中心化是如何形成的？
因为信息资源的匮乏导致中心化，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的用户群也是中心化形成的原因；
去中心化是如何形成的？
因为信息资源的规范导致中心化，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用户群的上升，具备了构建去中心化的条件，同时用户对于信息需求扩大。
8. 互联网与国家、国际政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想互联网的出现为民主的前进提供了一种技术的手段，或者叫技术的支持是很有意义的。但我认为也不能够过分地夸大互联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互联网的出现恐怕不会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文明形式的出现，但是它的确会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积极而有益的作用。
——房宁
【丁一】：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研究员探讨互联网和政治文明的关系.欢迎大家参与。
【房宁】：各位网友大家好，很荣幸在岁末的时候再次来到强国论坛，在网上和网友们相会。过去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各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一年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去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把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道列为了我们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房宁】：最近，中国共产党向人大常委会提交的修改宪法的建议当中，又再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我想这对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神舟9号]：请问嘉宾，什么叫政治文明？
【房宁】：我国政治学界对于政治文明的近年来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我觉得有两个概括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个，是比较学术化的概括，认为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当中成果的总成，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行为等等。再有一个，就是比较具体的，政治文明或者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可以高度互换的两个概念。
[神舟9号]：网络是一种媒体，是否可以扩展，媒体与政治文明？嘉宾意见如何？
【房宁】：互联网的出现应该说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主是人们的共识，也是社会的普遍的诉求，也就是说要不要实行民主不是问题，而问题是如何实行民主。任何一个社会民主的实施都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是有很大的限制性的，这种限制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公众的信息获取来源有限，即所谓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政治生活有所了解，所以信息的获取是十分重要的。第二，公众的参与政治生活要有一个表达的渠道。第三，获取信息和表达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应该说普通公众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的成本都是很高的，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具有话语权的人不多，互联网的出现在这三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所改善。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获取信息的很好的平台，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在强国论坛上有很多网友通过上网了解信息、参与讨论，变成了非常有水平的网上学者，强国论坛上有很多有深度的视野宽阔，甚至是非常精彩的政治评论。同时，互联网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渠道。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互联网为获取信息和表达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进入渠道，使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在以往用其他的手段所难以做到的。也就是说互联网有很大的平民性，具有一种民主的天然的禀赋。
[oldyangge]：请问，您从宝马和刘涌案中分析一下，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网民的参与是不是应该更加开放一些？谢谢！
【房宁】：我的一位从事法律研究的朋友说这件事情是媒体和舆论，具体说主要是互联网上的舆论对于司法的判例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一个事件。我想广大网友肯定会同意这样一个判断，可以说互联网对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乃至司法实践是有影响的，最高法院对刘涌案件的提审就说明了这一事实。当然，我想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司法活动毕竟有一定的独立性，一般来说它也应该避免舆论对它直接的影响。民意对于社会公众的规定性是通过既定的法律程序来实现的，而不应直接地影响法院的审判。也许从刘涌案件以后对这方面也要给予一定的关注。
[德国之声]：丁一，你好。你喜欢开宝马撞人吗，便宜！2万块1条人命
【丁一】：一定要依法办事，但一定要弄清事实。
[严肃活泼]：房宁教授，你是不是感到，互联网上的讨论有可能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文明形式吗？
【房宁】：刚才我曾很简要地谈到互联网对民主的影响，我想互联网的出现为民主的前进提供了一种技术的手段，或者叫技术的支持是很有意义的。但我认为也不能够过分地夸大互联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互联网的出现恐怕不会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文明形式的出现，但是它的确会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积极而有益的作用。
[语溪晴]：您认为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能不能跟中世纪时火药对促使欧洲城堡时代的终结作用相提并论？
【房宁】：我想任何一种比喻都有所局限。互联网对于民主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能反过来说有了互联网才能有民主政治的发展，所以我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民主政治发展的促进力量，但未必是决定性的力量。
[我是一块石头]：互联网，就像技术和工程过程中的缝纫机之于衣服、电力之于明亮的夜晚等等，对人类社会结构的平民化有非常大的促进。 互联网和信息化使得企业和政府结构的扁平化，互联网和信息化使得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信息，随着“信息不对称”的消失或减弱，将会影响政府如何管理国家、媒体如何影响和引领大众、国家的结构一定会发生很大变化。现在的技术门槛会越来越低，技术本身也会越来越平民化。
【房宁】：这位网友评论很到位，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心太乱]：给嘉宾提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过滤词与互联网和政治文明的关系。
【房宁】：这位心太乱网友的问题很尖锐，显然网友们都不大喜欢过滤词，但是我想在目前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下，在所有的传播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管理。显然过滤词就是对网络传播进行管理的一种手段，我想进行管理是勿庸置疑的，只要是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管理存在，这也是一种现实。我想关键是管理的尺度掌握的要恰到好处，所谓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当然，再进一步谈我就没有发言权了，我想到达芬奇说的一句话，大意是：限制产生力量，自由导致死亡。我想正是由于有管理的存在，有过滤词的存在，才使网友能够更巧妙的、更高水平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也促进自己的思考。如果“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就是说顺口溜，我想水平也不会提的太高。
[落花流水2000]：中国社会科学院设几个研究所，政治研究所一般的研究方法、方式，及课题是如何确定的？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共有30多个研究所和院级的研究中心，政治学研究所是其中的一个。政治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我们还是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作用，同时也非常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实行院级的重大研究课题制度，由研究人员进行申报，分层进行审批。
[林峰]：网络会促进政治文明吗？政治文明，会不会遭遇网络刁民？
【房宁】：任何事情都是有两方面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没有紧急启动盘]：如果技术不具有对政治文明的决定性影响，那么什么东西有呢？
【房宁】：对政治文明决定性的影响当然还是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也包括政治制度本身的探索和设计、发展和完善，我想这些对于政治文明来说是更重要的内容。
[中华是我亲爱的家]：尊敬的房宁先生，我们尽管通过网络批评当前一些时政问题，但我们深爱自己的祖国与人民，这点你相信吗？
【房宁】：对网友们的爱国之心，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经常也会发表一些批评性的言论，有的也被转帖到强国论坛上面，我想我和广大网友是一样的，都是抱着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我甚至有时候这样想，对中国青年一代的信心，也许是我内心世界的支柱。
[火戎]：房先生，现在互联网最关心的就是宝马贵妇杀人一事，您难道没有勇气谈吗？
【房宁】：刚才已经有网友提过这个问题，实在抱歉，我确实不太知道这个事情。
【丁一】：能不能简单地说一下互联网和政治文明的关系？
【房宁】：互联网是促进政治文明及民主政治发展重要的技术手段，它开阔了信息来源，提供了新的表达的渠道，降低了获取信息及表达的成本。
[读书狼]：嘉宾你好，是不是能先讲讲你对“政治文明”概念内涵外延的理解呢？
【房宁】：政治文明的内涵根据我的理解主要是指在社会政治实践中成果的总和，包括制度、思想理论、政治行为方式等等。政治文明的外延主要表现在政治民主实践的方方面面。
[严肃活泼]：房宁嘉宾，您是不是愿意谈一谈互联网对政治文明的负面影响呢？或者说破坏作用？
【房宁】：还是那句话，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互联网上有的时候也会形成一些舆论，这种舆论也许可以称之为一种“民主”，或者说“民意”，但是民主不等于科学，有的时候多数人也不见得就掌握了真理，有时在强大的舆论之下，社会未必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
[任我赢]：因为特殊的条件和环境，互联网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商业，还有政治，，全新的政治，全新的开始，并且政治影响作用远大于互联网带给中国的商业影响。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文化，世界上其他国家极为少见。孙志刚案，让互联网走上历史舞台，终结了一部恶法，并带动国家清理不合理 的法案，开始以民为主的思想成为主导。 刘涌案，直接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封锁限制，使互联网的巨大进步，它标志着互联网政治进入历史新台阶，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浪潮。苏女士韩后台案，互联网直接成为主导作用，向政治最深层悍然挺进，直接动摇传统媒体地位，将直接导致中国官制整风运动开始。2003，是中国人民年，是中国互联网政治始发年。2003，是中国政治走向明朗话的纪元年，是一个新的开始！
【房宁】：对其他国家互联网及其互联网文化发展的情况，我不了解。但在中国的确互联网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互联网最大的价值在于真实，它是一个相对自由表达的天地。
[论坛见习生]：房大教授，您居然不知道宝马贵妇事件，这真是互联网的悲哀之处！
【房宁】：十分惭愧，时近年底，手头的俗务甚多，这几天真是没看电视，也没上网，对于这个事情还真是不知道。刚才问了一下主持人大概的情况，如果此事是真的，那真是一个悲哀。
[偃月]：房先生，请您阐述一下你对“知情权”的理解。
【房宁】：知情权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公众对于社会的公共事务有权进行了解。但是知情权并不会导致信息的完全对称，信息完全对称在理论和实践当中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公众有知情权，政府以及有关的权威部门也有是否发布有关事实及资讯的权力，两者的交集之处在于公众利益的最大化。
[求是楼]：互联网只代表了一部分人，范围很有限。农民、下岗工人谁能在这发言？谁能常来？
【房宁】：我不知道是否有学术机构对于网友的成份进行过研究，当然网友只是一部分人，不是全部。而且我猜想网友这个群体会有一些共性，所以这个问题提的很好。农民和下岗职工恐怕能够上网或喜欢上网的人不多。但是我想互联网也并不乏他们的声音，因为我注意到有很多网友是他们的代言人，希望网友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社会当中普通劳动人民的境遇，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希望和要求。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来了，在这新的一年里，我有一个很大的任务，要完成一个课题，这就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政治生活的影响”，这个研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去了解广大普通劳动群众的生活状态、社会地位、精神状态，以及他们的政治要求。当然也包括了我们国家当中新的企业家，即资本阶层的相应的状况。希望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能就这些相关问题和网友作进一步的深入交流。
[语溪晴]：房嘉宾，我认为一个国家有没有政治文明，关键要看政治的目的是不是以保障人权为目的。我们总说西方是用人权的普遍性来掩盖人权的阶级性，我们是用人权的阶级性来追求人权的普遍性。我却这么看——西方用人权普遍性来掩盖人权的阶级性，说明人权的普遍性确实存在，并且成为主要部分（否则如何掩盖“阶级性”）；……最近，我们的修宪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实在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您对此有何高见？
【房宁】：语溪晴网友的问题很专业。人权有普遍性，也有阶级性，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西方讲人权的普遍性，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力取消人权的阶级性，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中人权的意义、权利的标准在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是不同的。比如说洛克，这位西方人权观念的最早的权威的阐述者，就说过财产权是首要的人权。有无财产、财产多少显然是人权的“含金量”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希望能够从阶级性过渡到普遍性，从理论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在现实中，在一定时期内也许连人权的阶级性的实现也遭到了扭曲，这是不幸的。但是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是一种含有普遍人权的制度设计，我们应当共同地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人权的实现去发挥自己的聪明和才智，让社会主义成为人权和人性的最高的表现。
[呆企鹅]：政治公共领域要体现民主、平等参与、自由讨论发表意见。互联网是政治公共领域吗？
【房宁】：我觉得，互联网未必是公共领域，像强国论坛这样的以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政治性很强的论坛应该是一个政治的公共领域。
[读书狼]：请问嘉宾熟悉哪几大论坛——互联网与政治文明，这个题目不是在书本里说的，要熟悉几大论坛才行啊。
【房宁】：强国论坛。我经常上强国论坛，也还有华岳论坛、天涯社区、世纪中国、士柏论坛等。
[语溪晴]：房嘉宾，本人有一个不情之请——俺愿拜你为师，不知您老意下如何？我有此福分吗？
【房宁】：我能被称之为“老”吗，真是这样，叫不知老之将至。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大学校，大家可以相互学习，在网上，你也许是我的老师，我也许是你的老师，我们不仅有福份，还有缘份。
[不说难受]：我对互联网上政治文明的简单看法，一个前提是遵守国家法律和有关管理规定。一个原则是平等的原则。
【房宁】：同意，我补充一点，注意语言的平和。
[zcyx2004]：群众利益无小事！您理解的民主是否狭隘？请看内容的回复！……如果二位终日忙到无法知道宝马和苏秀文，那么你们二位恐怕有脱离实际群众的嫌疑。
【房宁】：看来一天不上网问题多，两天不上网走下坡，三天不上网脱离群众，没资格。
[读书狼]：刘涌案的改判应该知道吧，那是不是互联网对政治文明的贡献呢？
【房宁】：从客观上来讲，互联网内网外的舆论对刘涌案件的提审及其最终的判决具有重要的影响，这是事实。但对这个问题据我所知也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是舆论不应该干预司法，但在我们国家这还是一个新鲜的事情，这也是我国法制建设中遇到的新问题，我相信在这之后这个问题会引起司法界的注意。
[高能冰块]：房研究员，请你认真回答这个问题，来这儿的嘉宾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贪污受贿？
【房宁】：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对于我来说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偃月]：那您所说的“交集、公众利益最大化”的判定依据，实施程序和监控机制现况如何？
【房宁】：在目前，我们国家主要还是由党和政府对此进行判断和把握，当然客观效果是检验的依据。比如说今年“非典”期间，开始既有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也有披露不当的问题，都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所以，知情权不是绝对的，知情权和披露权的统一，能够掌握的好就是利益的最大化。掌握不好，则宽严皆误。
[火戎]：政治文明的表现之一就是我可以每天都贴宝马贵妇杀人案。
【房宁】：那也太消极了吧，如果天天都是这样的消息，那应该叫做政治不文明。
[老灰猫]：请问嘉宾，一些问题在某些论坛上允许谈论，而在另一些论坛上就不允许谈论。政治文明中的平等原则如何体现？
【房宁】：每个论坛有它的版主进行管理和操作，他们掌握谈论问题的范围和程度，如果是版主的操作所导致的这样的现象，那应当是论坛的定位和取向问题。提个建议：如果想更广泛地、充分地谈论问题，那不妨经常上上“一些问题”允许谈的那些论坛。
[梅渊]：以后国家领导人直接和网友沟通是否会变的频繁？是否会形成制度化？
【房宁】：请网友直接把这些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
[青余山]：互联网虽然是一个虚拟文明之地，但它可以推动现实文明进步。是吗？
【房宁】：答案有目共睹，希望网友们在虚拟空间中为现实的政治文明建设继续努力。
【房宁】：时间过的很快，这次在网上和网友交流的时间已经到了。再过几天就是2004年的新年了，在辞旧迎新之际，向网友朋友们问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在强国这个网上社区里的生活过的更加美好愉快。网上的生活是令人愉悦的，过去的一年是值得留恋的，是这样吗？
【丁一】：谢谢房宁研究员，谢谢各位网友，这个问题的探讨只是刚刚开始，相关的实践也只是刚刚开始。互联网还是一个稚儿，但她如此美丽，充满活力和魅力。她是一个我们永会陪伴，她也愿永远陪伴我们的存在。政治文明是一条长河，渊源流长，常旧常新，终是百川汇流，直奔大海。祝大家圣诞新年快乐！
9. 计算机网络对当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
经济影响：网络以其丰富的消费资源助长了消费文化、享乐主义的流行，对精英文化、政治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
政治、文化影响：一、网络世界的快节奏、差异性和虚拟性加剧了人们的信仰危机，增加了人们政治文化建设的复杂性；二、网络的不平衡性扩大世界格局中的事实差异，改变着中外政治文化的背景形势；三、网络以极强的解构性冲击着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并体现着国际社会中制度文明和民主观念的矛盾与斗争。
10. 什么是“去中心化时代”
布众节点系统每节点都具高度自治特征节点间彼自由连接形新连接单元任何节点都能阶段性具备强制性控制功能节点与节点间影响通中国络形非线性关系种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系统现象或结构我称化[贰] 随着主体客体相互作用深入认知机能断平衡、认知结构断完善体能自我状态解除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