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提倡去中心化
Ⅰ 能源系统去中心化后，世界会是怎样的
嘿嘿。 能源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能源的出现和先进能源技术的使用。在当今世界，能源的发展，能源和环境，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能源”这一术语，过去人们谈论得很少，正是两次石油危机使它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能源是整个世界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驱动力，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自工业革命以来，能源安全问题就开始出现。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国际能源安全已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各国都制定了以能源供应安全为核心的能源政策。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在稳定能源供应的支持下，世界经济规模取得了较大增长。但是，人类在享受能源带来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利益的同时，也遇到一系列无法避免的能源安全挑战，能源短缺、资源争夺以及过度使用能源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那么，究竟什么是“能源”呢？关于能源的定义，目前约有20种。例如：《科学技术网络全书》说：“能源是可从其获得热、光和动力之类能量的资源”；《大英网络全书》说：“能源是一个包括着所有燃料、流水、阳光和风的术语，人类用适当的转换手段便可让它为自己提供所需的能量”；《日本大网络全书》说：“在各种生产活动中，我们利用热能、机械能、光能、电能等来作功，可利用来作为这些能量源泉的自然界中的各种载体，称为能源”；我国的《能源网络全书》说：“能源是可以直接或经转换提供人类所需的光、热、动力等任一形式能量的载能体资源。”可见，能源是一种呈多种形式的，且可以相互转换的能量的源泉。 确切而简单地说，能源是自然界中能为人类提供某种形式能量的物质资源。 通常凡是能被人类加以利用以获得有用能量的各种来源都可以称为能源。 能源亦称能量资源或能源资源。是指可产生各种能量（如热量、电能、光能和机械能等）或可作功的物质的统称。是指能够直接取得或者通过加工、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包括煤炭、原油、天然气、煤层气、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一次能源和电力、热力、成品油等二次能源，以及其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分类 能源种类繁多，而且经过人类不断的开发与研究，更多新型能源已经开始能够满足人类需求。根据不同的划分方式，能源也可分为不同的类型。 1、按来源分为3类：地球本身蕴藏的能量 通常指与地球内部的热能有关的能源和与原子核反应有关的能源。 ①来自地球外部天体的能源（主要是太阳能）。除直接辐射外，并为风能、水能、生物能和矿物能源等的产生提供基础。人类所需能量的绝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太阳。正是各种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变成化学能在植物体内贮存下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也是由古代埋在地下的动植物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形成的。它们实质上是由古代生物固定下来的太阳能。此外，水能、风能、波浪能、海流能等也都是由太阳能转换来的。 ②地球本身蕴藏的能量。如原子核能、地热能等。 ③地球和其他天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能量。如潮汐能。温泉和火山爆发喷出的岩浆就是地热的表现。地球可分为地壳、地幔和地核三层，它是一个大热库。地壳就是地球表面的一层，一般厚度为几公里至70公里不等。地壳下面是地幔，它大部分是熔融状的岩浆，厚度为2900公里。火山爆发一般是这部分岩浆喷出。地球内部为地核，地核中心温度为2000度。可见，地球上的地热资源贮量也很大。 2、按能源的基本形态分类，有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前者即天然能源，指在自然界现成存在的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等。后者指由一次能源加工转换而成的能源产品，如电力、煤气、蒸汽及各种石油制品等。一次能源又分为可再生能源（水能、风能及生物质能）和非再生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油页岩等）。根据产生的方式可分为一次能源（天然能源）和二次能源（人工能源）。一次能源是指自然界中以天然形式存在并没有经过加工或转换的能量资源，一次能源包括可再生的水力资源和不可再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其中包括水、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三种能源是一次能源的核心，它们成为全球能源的基础；除此以外，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能以及核能等可再生能源也被包括在一次能源的范围内；二次能源则是指由一次能源直接或间接转换成其他种类和形式的能量资源，例如：电力、煤气、汽油、柴油、焦炭、洁净煤、激光和沼气等能源都属于二次能源。 3、按能源性质分，有燃料型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泥炭、木材）和非燃料型能源（水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人类利用自己体力以外的能源是从用火开始的，最早的燃料是木材，以后用各种化石燃料，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泥炭等。现正研究利用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潮汐能等新能源。当前化石燃料消耗量很大，但地球上这些燃料的储量有限。未来铀和钍将提供世界所需的大部分能量。一旦控制核聚变的技术问题得到解决，人类实际上将获得无尽的能源。 4、根据能源消耗后是否造成环境污染可分为污染型能源和清洁型能源，污染型能源包括煤炭、石油等，清洁型能源包括水力、电力、太阳能、风能以及核能等。 5、根据能源使用的类型又可分为常规能源和新型能源。常规能源包括一次能源中的可再生的水力资源和不可再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新型能源是相对于常规能源而言的，包括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能以及用于核能发电的核燃料等能源。由于新能源的能量密度较小，或品位较低，或有间歇性，按已有的技术条件转换利用的经济性尚差，还处于研究、发展阶段,只能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但新能源大多数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分布广阔，是未来的主要能源之一。 6、人们通常按能源的形态特征或转换与应用的层次对它进行分类。世界能源委员会推荐的能源类型分为：固体燃料、液体燃料、气体燃料、水能、电能、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核能、海洋能和地热能。其中，前三个类型统称化石燃料或化石能源。已被人类认识的上述能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为人们所需的某种形式的能量。比如薪柴和煤炭，把它们加热到一定温度，它们能和空气中的氧气化合并放出大量的热能。我们可以用热来取暖、做饭或制冷，也可以用热来产生蒸汽，用蒸汽推动汽轮机，使热能变成机械能；也可以用汽轮机带动发电机，使机械能变成电能；如果把电送到工厂、企业、机关、农牧林区和住户，它又可以转换成机械能、光能或热能。 7、商品能源和非商品能源 凡进入能源市场作为商品销售的如煤、石油、天然气和电等均为商品能源。国际上的统计数字均限于商品能源。非商品能源主要指薪柴和农作物残余（秸秆等）。 1975年，世界上的非商品能源约为0.6太瓦年，相当于6亿吨标准煤。据估计，中国1979年的非商品能源约合2.9亿吨标准煤。 8、再生能源和非再生能源 人们对一次能源又进一步加以分类。凡是可以不断得到补充或能在较短周期内再产生的能源称为再生能源，反之称为非再生能源。风能、水能、海洋能、潮汐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是可再生能源；煤、石油和天然气等是非再生能源。地热能基本上是非再生能源，但从地球内部巨大的蕴藏量来看，又具有再生的性质。核能的新发展将使核燃料循环而具有增殖的性质。核聚变的能比核裂变的能可高出 5～10倍，核聚变最合适的燃料重氢（氘）又大量地存在于海水中，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核能是未来能源系统的支柱之一。 随着全球各国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的日益增加，现在许多发达国家都更加重视对可再生能源、环保能源以及新型能源的开发与研究；同时我们也相信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专家们会不断开发研究出更多新能源来替代现有能源，以满足全球经济发展与人类生存对能源的高度需求，而且我们能够预计地球上还有很多尚未被人类发现的新能源正等待我们去探寻与研究。 中国的能源 中国是一个能源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煤的探明储量达6000亿吨以上，居世界第三位；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为 6.8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石油和天然气的理论储量也很丰富。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平均每人每年的能源消费量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中国能源资源的特点和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等实际情况，中国已确定开发与节能并重，近期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的能源方针。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将优先开发煤和水电；大力勘探并积极开发石油和天然气；在严重缺能地区将有计划地建设核电站；广大农村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沼气和薪炭速生林，推广新型炉灶；积极开展新能源的科学试验和示范利用工作。 中国能源形势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能源生产量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基本能源消费占世界总消费量的l／10，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又是一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发展经济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比较突出。近年来能源安全问题也日益成为国家生活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日益成为中国战略安全的隐患和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带动了能源消费量的急剧上升。自1993 年起，中国由能源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煤炭、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在中国都存在缺口，其中，石油需求量的大增以及由其引起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常规能源和新能源其中，已被人类广泛利用并在人类生活和生产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能源，称为常规能源，通常是指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等四种。而新近才被人类开发利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发展的能量资源称为新能源，相对于常规能源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科技水平情况下，新能源有不同的内容。当今社会，新能源通常指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氢气等。 世界能源消费预测 据IEA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 2007》预测，全球2005年到2030年间的一次能源需求将增加55%，年均增长率为1.8%。能源需求将达到177亿吨油当量*，而2005年为 114亿吨油当量。化石燃料仍将是一次能源的主要来源，在2005年到2030年的能源需求增长总量中占到84%。石油仍是最重要的单种燃料，尽管它在全球需求中的比重从35%降到了32%。2030年的全球石油需求量将达到1.16亿桶/日，比2006年多出3200万桶/日（增长了37%）。从绝对数量上看，煤炭需求量增幅最大，与近年来的飞速增长保持一致。在2005年到2030年间煤炭需求量将上升73%，其在能源总需求中的比例也将从25%提高到28%。煤炭用量增长大多来源于中国和印度。天然气的比例适度的增加，从21%上升到22%。电力用量将翻一番，它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将从17%上升到22%。预计要满足全球对能源的需求，大概需要在能源供应基础设施方面投入22万亿美元的资金，筹措所有的投资资金将具有挑战性。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人口增长最快，在参考情景中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增长量的74%。仅中国和印度就占全球增长量的45%。OECD国家占五分之一，转型经济国家占其余的6%。总的来看，到了2015年,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在全球能源市场中占47%，在2030年占一半以上，而目前仅为41%。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所有一次能源（非水利可再生能源除外）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将增加。全球能源需求增长量约有一半用于发电，另外有五分之一用于满足交通运输需求，其中大部分是基于石油的燃料。 世界石油市场预测 1.世界石油价格 世界石油价格定义为石油精炼企业的年平均进口原油收购成本。本文描述了三种不同的油价。基准情景代表了当前对OPEC可能行为的判断，OPEC可以通过调整产量使世界石油价格维持在22－28美元/桶范围内。据估计，OPEC将是中期国际石油市场的主要供应者，因此它的产量决策将对世界油价有很大影响。世界低油价情景代表未来市场石油生产竞争激烈并且供应充足。高油价情景代表OPEC出于非经济原因，制定较低的石油产量目标，内部团结且能够形成市场垄断。 2.世界石油供应 据预测，2025年的世界石油供应将比2001年增加4400万桶/天。产量的增加不仅来自OPEC国家，也来自非OPEC产油国。然而，总增加量中可能只有40％来自非OPEC国家。在过去20年中，非OPEC产油国的石油产量增加导致OPEC的市场占有率远远低于其历史最高市场份额 1973年的52％。新的勘探和开采技术、工业成本降低、政府对厂商的财税优惠政策都有利于非OPEC产油国石油生产量的继续增加。未来20年中石油需求增加量中的60％将由OPEC成员国产量的增加来完成，而不是依靠非OPEC产油国。预计在2025年OPEC石油产量比其在2001年的产量高出 2500万桶/天。预计OPEC组织2010年的生产能力比前期预测的略少。一些分析家提出OPEC可能通过保留生产能力扩张的策略来追求价格继续攀升。 3.储量与资源量 石油资源基准可以分为三类：已探明储量（已探明但未开采的石油），储藏增长值（主要由于技术因素增加了油气的回收率，导致储量的增加），未发现储量（有待通过勘探发现的资源）。美国、前苏联、中南美洲以及非洲的储量增长较快，而前苏联和中南美洲的未发现储量较大。 4.世界其他机构预测的价格 数家分析机构对石油价格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的差别较大。原油价格在未来的20年中，价格基本维持在20～25美元/桶的水平。 生物能源 生物能源（又名生物质能）是利用有机物质（例如植物等）作为燃料，通过气体收集、气化（化固体为气体）、燃烧和消化作用（只限湿润废物）等技术产生能源。只要适当地执行，生物质能也是一种宝贵的可再生能源，但要看生物质能燃料是如何产生出来。 目前全球范围正在炒做用玉米、小麦、食糖等粮食来制造汽油等能源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过高价格带来的过高成本。 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各种能力和动力的物质资源，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程度以及人均消费量是生产技术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 能量转化 各种能源形式可以互相转化，在一次能源中，风、水、洋流和波浪等是以机械能(动能和位能)的形式提供的，可以利用各种风力机械（如风力机）和水力机械（如水轮机）转换为动力或电力。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常规能源一般是通过燃烧将燃烧化学能转化为热能。热能可以直接利用，但大量的是将热能通过各种类型的热力机械（如内燃机、汽轮机和燃气轮机等）转换为动力，带动各类机械和交通运输工具工作；或是带动发电机送出电力，满足人们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发电和交通运输需要的能源占能量总消费量的很大比例。据预测，20世纪末仅发电一项的能源需要量将大于一次能源开发量的40％。一次能源中转化为电力部分的比例越大，表明电气化程度越高，生产力越先进，生活水平越高。 节能 节能的中心思想是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接受的措施，来更有效地利用能源资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从能源资源的开发到终端利用, 更好地进行科学管理和技术改造,以达到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和降低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费。由于常规能源资源有限，而世界能源的总消费量则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大，世界各国十分重视节能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节约常规能源中的煤、石油和天然气，因为这些还是宝贵的化工原料；尤其是石油，它的世界贮量相对很少），千方百计地寻求代用能源，开发利用新能源。 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寻找一些既能保证有长期足够的供应量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的能源。 而目前人类面临的问题正是：能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严重。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能源需求持续增长，能源供需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中国究竟该寻求一条怎样的能源可持续发展之路？业内官员和学者认为，为了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一方面必须“开源”，即开发核电、风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还要“节流”，即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实施节能减排。 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我国的能源供应结构里，煤炭、石油与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占绝大部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不足，这不仅造成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也严重制约能源发展，必须下大力气加快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增强能源供给能力，缓解压力。 我国的核电装机容量不到发电装机容量的2％，远低于世界17％的平均水平，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技术路线、投资体制、燃料保障等问题，使我国核电发展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同时，我国的风电资源量在10亿千瓦左右，目前仅开发几百万千瓦，应当对风电发展进行正确引导，促进用电健康可持续发展。 走能源可持续发展之路，从大的能源结构来讲，还是要加快发展核电。最近一两年，从中央到国务院，都坚定了加快发展核电的信心，今年以来核电的工作力度也在加大。在今后一个时期，在优化能源结构方面，核电的比重、速度要保持相对快速的增长，规模要在短期内有比较大的提升。不光是沿海，还要逐步向中部地区发展。 节能减排是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侯云春表示，我国能源需求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能源利用消耗高、浪费大、污染严重，缓解能源供需矛盾问题，从根本上就是大力节约和合理使用，提高其利用效率，严格控制钢铁、有色、化工、电力等高耗能产业发展，进一步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全面推进管理节能，大力推广节能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发展，广泛开展全民节能活动。 能源危机 能源是整个世界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驱动力，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自工业革命以来，能源安全问题就开始出现。1913年，英国海军开始用石油取代煤炭作为动力时，时任海军上将的邱吉尔就提出了“绝不能仅仅依赖一种石油、一种工艺、一个国家和一个油田”这一迄今仍未过时的能源多样化原则。伴随着人类社会对能源需求的增加，能源安全逐渐与政治、经济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两次世界大战中，能源跃升为影响战争结局、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法国总理克莱蒙梭曾说，“一滴石油相当于我们战士的一滴鲜血”。可见，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在那时便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使能源安全的内涵得到极大拓展，特别是1974年成立的国际能源署正式提出了以稳定石油供应和价格为中心的能源安全概念，西方国家也据此制定了以能源供应安全为核心的能源政策。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在稳定能源供应的支持下，世界经济规模取得了较大增长。但是，人类在享受能源带来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利益的同时，也遇到一系列无法避免的能源安全挑战，能源短缺、资源争夺以及过度使用能源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目前世界上常规能源的储量有的只能维持半个世纪（如石油），最多的也能维持一、二百年（如煤）人类生存的需求。 今天的世界人口已经突破60亿，比上个世纪末期增加了2倍多，而能源消费据统计却增加了16倍多。无论多少人谈论“节约”和“利用太阳能”或“打更多的油井或气井”或者“发现更多更大的煤田”，能源的供应却始终跟不上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当前世界能源消费以化石资源为主，其中中国等少数国家是以煤炭为主，其它国家大部分则是以石油与天然气为主。按目前的消耗量，专家预测石油、天然气最多只能维持不到半个世纪，煤炭也只能维持一二百年。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常规能源结构，人类面临的能源危机都日趋严重。 当前世界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呈现出与历次石油危机明显不同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它不仅仅是能源供应安全问题，而是包括能源供应、能源需求、能源价格、能源运输、能源使用等安全问题在内的综合性风险与威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能源生产量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基本能源消费占世界总消费量的l／10，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又是一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发展经济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比较突出。近年来能源安全问题也日益成为国家生活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日益成为中国战略安全的隐患和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带动了能源消费量的急剧上升。自 1993年起，中国由能源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煤炭、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在中国都存在缺口，其中，石油需求量的大增以及由其引起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婕能公主参考资料：
Ⅱ 国家提倡远程治疗吗
国家提倡远程治疗。
而且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加快建立远程医疗服务体系”。
远程医疗适用于解决疑难杂症、慢病管理问题和开展多学科会诊。
Ⅲ 如何推进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内容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命题隐含着政治上的一元与多元、现代与后现代的内在张力。在我国现阶段，最需要关注的还是政治现代化的问题，包括政治的程序化和制度化、多元化和一体化、代议制和官僚制等。同时，还要关注发展时序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民生、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现代化与后现代等时序逻辑。当前中国面临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以及如何应对后现代性挑战的双重任务，平衡好这双重任务是对领导人的巨大考验。
关键词：治理 国家治理 政治现代性 后现代性 代议制 官僚制 发展时序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焦点和亮点。过去十几年里，国际社科文献中最为流行的术语之一便是“治理”。但是相关概念进入我们党的文件还是首次。其新意有二：一是首次把“国家治理”问题提上了国家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意义重大；二是进一步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大大丰富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本文拟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角度，针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进行若干探讨。
“治理”是20世纪末开始在国际上出现的一个政治与公共管理的新术语，是相对于“统治”而言的一种政治管理的新范式。在西方语境中，“治理”意味着“去国家化”、“去中心化”，以合作替代强制。从国际政治层面看，治理主要是颠覆以现代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强调无政府的治理，或者是后国家主义的世界秩序，淡化主权国家或者政府的作用，主张“全球治理”。从国内政治层面看，强调的是“多元共治”或“多中心治理”，国家或者政府只是“多中心”当中的一个中心，这对现代以来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战。在政治制度上，主张颠覆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提出所谓的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等后现代的民主理论。
“治理”彰显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冲突。它是西方后现代社会的概念，是试图超越西方以往的现代性。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政治现代化，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建立了民主政治中的代议制和公共行政中的官僚制。对西方而言，这些结构已经过于成熟了，需要稍微做一些“解构”。这种背景下，西方一些学者关注的问题是，作为代议制主体的选举竞争不足以充分表达民主政治的丰富内涵，人民要有更多的参与渠道；官僚制非民众所能控制，需要对此进行改造以期行政系统对人民更负责任。“治理”的概念便应运而生，其政治背景是多元共治，打破政府的垄断性。当然治理概念也用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组织针对第三世界提出的一些发展措施，这就和一般西方国家提的“治理”语境有所不同。
在“治理”的框架中，政府不过是多元政治构架中的一元，各个治理主体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民主、法治还是承认政府的绝对优势，只不过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而已，所以治理的概念比民主和法治要激进得多。一直以来，国家的事就是政府说了算，现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的广泛参与要形成一个多元共治的局面。但是这在西方也没有完全做到，政府在国家事务中依然占据绝对优势，而不仅仅是多元中的一元。比如遇到金融危机，主要还是政府在“救市”，虽然西方的确更为多元，社会自治更为强大。在中国目前的时空条件下，更不可能一下子走到这一步，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政府力量在整个治理结构中依然处在核心地位，这是中国与西方的“治理”在内涵上的不同之处。
在我国，“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重点应当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的、而我们还没完成的那些任务，包括民主法治，完善民主代议制，树立法治的权威，建立理性官僚制度，政府依法行政，这些方面中国的路还很长。所以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在中国首先还是解决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尤其是要建构现代国家，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国家以外。在国家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形成市场、社会和公民参与的多中心“治理”局面。所以，中国面临的是两重任务，首先是把国家建设好；其次在国家建设的同时，发挥国家以外的力量参与治理。“治理”本来是侧重于后者，但是我们有特殊的国情，国家自身的建设不能没有。因此，尽管学界对于“国家治理”这个概念有争议，因为“治理”本来应当是去国家化、去中心化的，但是在中国，要实现良好的治理或者说“善治”，首先还是要解决国家自身的治理问题和现代化问题，因此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还是很有意义的。
从这种语境出发，对于“国家治理”这一概念，可以分两个层次理解：一是对国家进行治理，国家是治理的对象，这里的“国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而“治理”则可以理解为多元共治，即国际上使用的governance；二是由国家进行治理，这里国家由治理的对象变成治理的主体，其含义是国家权力，与政府大体相同，而这里的“治理”则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与governance联系不大，基本上还是government的含义。因此，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兼具“统治和管理”与“多元共治”的双重含义，本质上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紧张关系。
可见，“国家治理”这个概念隐含着政治上的一元（国家中心） 与多元（多中心）、现代与后现代的内在张力。在我国现阶段，最需要关注的还是政治现代化的问题，是如何把国家（政府） 这个中心搞好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需要政府自身的现代化，实现政府转型。政府不转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就无法起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政府简政放权的程度有多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有多大。当然，政府改革不完全等于简政放权。有些权力要放掉，但有些职能还要加强。当前政府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政府不该管的管得太多，而该管的却没有管好。十几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就有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他说：中国的政府是究竟太大还是太小？答案是既太大又太小，在干预经济和控制投资方面太大；但是在提供法治、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又太小。十几年过去了，他对中国政府存在的病症，现在看来这个穴点得依然非常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现在政府依然面临大量的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状况。因此，现在政府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行合理的职能定位，把该管的管好，把不该管的坚决放掉。
然而，光有政府治理的改善，还不是国家治理。改进政府治理只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一个层面。从“统治”到“治理”的一字之差，最基本的差异在于，统治的主体一定是源于国家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即政府，也可以是市场、社会和公民。传统的“统治”是国家或政府一个中心发挥关键作用，而“治理”则是多中心的，国家或政府只是治理的一个中心，市场经济体系和公司企业是第二个中心，以非政府组织为主的社会组织是第三个中心，而公民及其直接参与则是第四个中心。这么多中心连接在一起就是一个理想的治理结构。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不仅要改革政府，而且要让市场、社会和公民发挥重要功能。
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国实际上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形成国家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民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尽管这些主体的作用不是等量齐观的，政府总体上起着更为主要的作用；第二，是改善政府治理，深化政府改革，前面主要讲的是这个问题，其“政府”的含义是狭义的；第三，从广义的“政府”含义上说，也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治理结构。从广义来说，政府治理不仅仅是行政机构，而是包括党、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在内的治理结构。除此之外，还要包括纪委、法院、检察院三套机构，严格说是七套机构。当然，主要是其中的四套班子应当形成一个好的治理体系。如何把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的统治结构，改变为党委执政、人大议政、政府行政、政协参政的治理结构，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为艰巨的任务。
毋庸置疑，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说明目前我国的治理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首先，现代化的政治是程序政治，而非人格化的政治，但在中国，人格化的政治结构起更大的作用，这是我国治理现代化所面对的最重要问题。现代政治更讲究程序，但是中国则更重实体。政治学和法学有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民主里有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中国人的政治习惯更偏重前者，我们做过很多民调，一般的老百姓对民主的定义是：“民主就是政府给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解决民生就是民主。民主更体现所谓的“为民”内容。林肯曾经把民主定义为“民有” （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 （for the people）。中国人侧重于民享，政府为老百姓做事就叫民主。这属于实体性的东西，是结果性的东西。简言之，更多人把“民主”定义为“民生”，政府为老百姓做主，核心的理念是“为民”。这其实是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上丰厚的“民本”思想。中国比较缺乏by the people的政治理念，by 就凸显了程序性，你要经过人民认可，通过一个程序执政。中国传统则是可以不经过人民，就像一个家长自然地就对孩子负责。其实在传统政治里，“家长制”不是坏概念。家长会很好地照顾孩子，一心一意地保护孩子。但是家长为孩子好，是不需要给孩子发言权的，不需要所谓的“程序”。我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让你喝什么你就喝什么。传统中国有一对很典型的政治概念，“父母官”和“子民”，这里其实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要求，当官的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爱老百姓。这是实体性的政治要求，老百姓并没有参与权。中国实际缺的就是老百姓的政治参与和程序正义、程序民主。我们传统政治缺这些，现在从政治文化角度讲这点还是比较弱。通过民调可以发现，人民还是着重要求政府为人民服务，对选举竞争、分权制衡等并不是很关心。党和政府也更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其实都反映了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但是怎么依靠人民、通过人民来执政，我们做的还是比较欠缺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就是程序政治的区别。专制不要太多的程序，因为几个人或者一个人说了算；民主则需要集众人之意志，众人之意志怎么能够形成？用卢梭的话来讲，“公意”怎么形成？或者“众意”怎么形成？如果没有一套制度和程序，那么到底听谁的呢？这就要有一套程序和规则，把众人的意志集中起来。不以一两个人的政治意志为主。如何聚合多数人的政治意志，就一定需要程序，所以民主政治一定是程序政治，专制政治则不需要太多的程序，或者可以简化程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建立程序和制度。
克服国家治理的碎片化状态
我国国家治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看起来国家权力很大，但实际上是碎片化状态，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所说，中国实际上就是“支离破碎的权威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该整合的没有整合，该制约的没有制约。这就形成了部门主义、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尾大不掉，以及“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现象。
这种政治权威碎片化的情况确实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公共服务领域，大家感受得非常强烈，都是地方和部门出政策，让人感到阻碍重重，非常不方便。有的舆论就指出，这种地域和部门的隔断，甚至让人们怀疑中国是否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所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令人吃惊地27次提到“统一”，这还没有把“统一战线”等“统一”的字眼算进去，仅仅意指中央统一管理、统一权威、统一市场等含义上的“统一”，超过了众人瞩目的“治理”一词所出现的24次。这就说明中央在关注国家治理的多元化的同时，也在关注一体化的问题，着力解决公共事务的碎片化。多元化和一体化并不矛盾，是国家治理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统一市场，统一政令，统一司法，只有这些方面统一了，我们才可能讲均等化。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是大国，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基本的国情。资源短缺，发展不平衡，因此要统一政令也很难。就拿公共服务均等化来说，一些发达城市曾经考虑过给外来流动人口均等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但还是担心出现“洼地效应”，最后难以承受。所以这个现实压力———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对于决策者而言是个现实难题。事实上，现阶段中国也很难完全做到各方面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在于，现实做不到，但是口号喊得却很响亮，把人的胃口吊得很高。这就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挫折感。邓小平搞改革比较聪明的地方，就是先给出明确的心理预期，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经济发展水平上去了，国力提高了，再带动大家一起富起来。这个心理预期，大家都清楚。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说的太多，实际做的又太少，成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不仅是公共服务，而且民主政治也是这样，比如我们经常讲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即“四个民主”，这比发达国家还要高得多。西方国家实际上只做到了“一个半”：民主选举算是基本做到了，民主监督做到了半个，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则基本没有做到也无法做到，所以他们把民主的底线定义为选举竞争，非常贴近现实。包括“协商民主”，虽然也是少数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但在发达国家主要还是停留在概念和小范围试验阶段，主流民主理论和实践依然是以选举竞争为主的代议民主，“协商民主”是西方也不敢轻易做的。我们的民主概念已经进入后现代了，但实际政治程序还没解决现代性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梳理民主与民生的时序逻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理清发展时序，加强顶层设计，拿出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一步一步加以实现，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把容易做的先做，最难的放在最后。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理性的设计，这样下去很危险。
一个大的战略性问题，是我们现在十分关注民生问题，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民主。那么，民生和民主，首先要解决哪一个？理论上我们先不说，先从经验上看，有没有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就能先解决好民生的？政治学总结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概括为“三步走”。第一步是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打破封建诸侯割据，将权力集中到国王手中，建立专制主义国家，形成所谓的国家主权。我们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完成第一步。目前实际上还没有彻底解决碎片化问题，该统一的还没有统一。碎片化不意味着民主。民主意味着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意味着能建立强政府，令不行禁不止不是民主，无政府主义也不是民主。我们过去有误解，认为民主会削弱国家能力，其实恰恰相反，民主意味着国家能力的增强，成功的民主国家必然是有着强大的国家能力，整合性非常强。西方首先通过王权专制， 亦即专制主义（absolutism），把国家权力统一起来，英国是都铎王朝，法国则是波旁王朝完成这个过程。统一的权力形成之后，就面临着如何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以及集中的权力要得到更广泛认可的问题和新兴资产阶级参政的问题，这就是民主化问题。这就是1640年英国革命开始，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要解决的问题，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仍然是西方各国政治发展首要的问题。到了二战之后，民生的问题成为了主要问题。民主政治确立之后，照样有贫富差距拉大，人民教育医疗乃至吃饭问题，这会反过来造成民主政治的不稳定。所以二战后福利国家兴起了，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成为核心问题。
所以，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把顺序搞清楚，先把原因层面的问题解决掉，然后再处理后果的问题。先有因再有果。我们往往是原因还没有解决，却集中精力去谋求相应的结果。所以，现实是因果关系和逻辑顺序颠倒了，缺少一个政治框架设计。
从西方议会产生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观察集权与民主、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与关系。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召开全国性的会议，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从英国议会、美国国会，到中国的人代会、党代会，都是如此。什么时候台湾当局派代表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我们国家就完全统一了。能召开全国性的会议是中央有权威的标志。著名的法国三级会议是腓力四世在1302年首次召开的，其目的是解决由于向教会增税而与教皇的冲突，这次会议使得腓力四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结果是王权的加强和教会实力的削弱。而且西方最早的议会都是旨在商讨税收问题，可见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密切。政治问题不解决，合理的经济分配也很难解决。议会虽然是国王集权的产物，但对国王也起到制约的作用。统一的王权一旦巩固，议会对国王来说就没有必要而且成为累赘，因此从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的专制主义时期，三级会议从1614到1789年中断了175年。到1789年路易十六为解决财政困难不得不重开三级会议时，就点燃了火药桶，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英国，专制君主查理一世先是停掉议会十多年，到1640年查理一世为了解决税收纠纷和财政困难迫不得已又重开议会时，即触发了革命。所以国王开会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同时也把现代民主带了进来。议会体现了王权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博弈，内含着政治和经济的复杂关系，英法革命都肇始于国王重开议会解决财政危机，集权和民主都与议会有关。
除了代议制以外，还有理性的官僚制，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政治治理的基本工具。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无法做到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加以区分，首先是因为中国没有politician 和bureaucrat两个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政客”与“官僚”的分别，其实这两个词汇都是中性词，但翻译成汉语颇有贬义。西方的政务官是选举产生，有任期的。事务官是考试录用，终身任职，通过功绩和年资晋升。我们国家干部的身份都是一样的，选举与非选举官员之间没有清晰界限，终身制与任期制之间的界限也不清晰，更没有政治中立不中立之说。我们和西方政治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所有的官员都被认为是“官僚”，而西方仅指那些通过考试录用、终身任职的文官。
近些年来在中国政治研究和讨论中，借用后现代的视角批评现代政治治理颇为流行，与之相仿的是，对传统政治价值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热捧又很多。对此要有所警惕。如果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反、合的框架来分析，前现代传统社会如果是“正”，现代就是“反”，后现代就是“合”，确实有些方面看似回归了传统，但不是简单回到过去。这个回归是在“反”的基础上回归，而不是抛开“反”的回归。我们现在没有经过“反”，而希望走向“合”，这事实上只能往回走。
以“民主”来论，古代的民主确实是直接民主，但出现了多数人的暴政和效率低下等问题，产生了很多弊端。所以现代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代议政治的精英民主。西方进入后现代社会，一些人觉得代议民主还不过瘾，人民的参与还不够，又开始向“人民的统治”或某种程度的直接民主形式回归，但是这种回归是在代议制基础上的回归。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我们姑且翻译为“协商民主”，主流理论最多认为这是在“代议制”基础上的“协商”，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采用协商民主的方式，绝大部分问题还是要通过代议政治的过程来解决。协商民主充其量是对代议民主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再讲“法治”，有人批评西方的法治有些走过头了，既没有人情味，也把官员都给捆死了，一点灵活性都没有。在西方国家，确实也有人主张“松绑”，因为法治太严苛了，把政府“五花大绑”起来，国家缺乏能动性，政治领袖行动的空间很小，经常被批评无能。所以有人主张给政府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这对于中国则不行，我们的问题是掌权者有太大的灵活性，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这一关还没有过去，必须要通过法治来限制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我们依旧处于“反”的过程，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远没有完成，还谈不上对传统的回归问题。
代议制和官僚制的一个很重要的后果是建立了责任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要对人民负责，仅仅是被选举出来的政务官对人民负责。谁授权，对谁负责，这是政治运作的基本原理。你是民选官员，你就要对人民负责，然后你任命的官员，就对你负责。官僚系统对政务官负责，内阁对行政首长负责，行政首长对人民负责或者通过议会间接对人民负责。我们经常强调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从严格的政治学理论的角度说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如果每个公务员都对人民负责，那么谁对行政首长负责？谁还能对下发号施令呢？我们的责任体系不清楚，从上到下都要求每个公务员对人民负责，最后到底谁负责反而成了问题。实际的情况则基本上是都对上负责，因为你的权力是上级给的，谁授权向谁负责，这是基本的政治规律。为什么干部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根本就在于权力不是人民给的，同时也要明确不是所有官员的权力都应该是人民给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蕴含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巨大张力。中国社会目前的情况很复杂，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特征。虽然总体上是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但也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强大挑战。在政治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对政治的现代性又提出了质疑，作为政治现代性最重要标志的代议制和官僚制也受到批评。因此，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全球化的冲击，在现代性建构还没完成的时候，过早卷入后现代的潮流。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潮和现实运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存在直接民主压过代议民主的倾向，公民直接介入政策制定成为潮流。其中典型案例之一就是PX项目中的“邻避主义”现象。现在各地只要是建PX项目基本上都建不成，而日本和韩国趁着中国上不了这类项目大量地上PX项目。这里面一个很大的悖论就是，我们被西方说成是“独裁国家”，一个“独裁国家”上不了PX项目，而那些民主国家可以上PX项目，这不是怪事吗？说到底，是民主的制度不同，我们在代议民主还没有健全的时候，过多地卷入了非制度化的参与民主。
第二，具有共识主义代替多数主义的趋势，使决策陷入低效和困境。表面看，“共识决”优于“多数决”，因为它体现全体成员的意志，似乎更“民主”。问题是，“共识决”代价很高，难以操作，不大可行，这是现代民主制度一般不采取“共识决”的主要原因。协商民主就是主张用共识主义代替多数主义，这在西方是左翼，而在中国却是主流。而且，“共识决”表面上很民主，实际上否定了多数人的权利，因为极少数人的否决就可以导致政策流产。中国目前已经逐步陷入到因少数人反对而政策无法实施的困境。
第三，网络参与、网络民主风起云涌。西方的网络主要用于娱乐，而中国过多用于参政。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对于网络对民主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不少人为网络民主欢欣鼓舞时，他却指出：新媒体有可能造成一个分裂的传播世界，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也更容易发生，危及西方社会的民主体制。尤其在我国当下，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使少数派貌似享有普遍的“民意”，进而转化为“多数人的暴政”，使网络民粹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相互助长。相形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对网络民主更为谨慎，而中国更为乐观；国内学术界更为谨慎，而政府和社会公众更为乐观。这种反差本身，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第四，NGO、NPO声名鹊起。应该说，相比于上述几方面，NGO、NPO的兴起更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们怎样嵌入现行体制却悬而未决。在西方，历史上就有公民社会的存在，可以说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但大量的NGO、NPO出现并成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是后现代现象，而且NGO、NPO这一概念本身是后现代才出现的。西方大量的NGO、NPO是嵌入其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构不成反体制力量。中国则不然，其现实政治冲击不容小视。第五，政治传播特别是互联网传播主导民意，“信息轰炸”和“信息欺骗”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甚至操纵民意。现代平面媒体的作用在中国比在西方下降得更快。
总之，中国现在面临双重任务。第一重任务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即建构政治的现代性，实现政治现代化，包括建立现代的代议制和官僚制，其核心是实现现代的民主与法治。第二重任务是如何应对后现代性的挑战，怎么引导和释放互联网冲击的压力、公民直接参政的压力、NGO和NPO大量涌现的压力、社会多元共治的压力等等。应该说上述第一重任务还是主要的，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第二重任务也无法回避，虽然它过早地到来了。如何平衡这双重任务，对于中国领导人是巨大的考验。
Ⅳ 你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去中心化
可以以周边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要以中心意见为要求。不断做出改变，实现更长远的目标。
Ⅳ 所有人都在说“去中心化”，但你真的懂吗
在科技领域的文本词库里，“去中心化”是个高频词汇，大佬喜欢说，媒体喜欢用，似乎多少有些老生常谈，也难窥其深层奥义。前段时间，去参加一场发布会，突然看到罗辑思维CEO脱不花PPT上的一句话，觉得这也许是在互联网这个维度下对“去中心化”的最佳诠释，那就是：“每一个人的宫廷正在拔地而起。”
事实上，“宫廷”这个词无疑抓到了某种本质，今天来谈谈“去中心化”，以及在更为宏观的维度上，它究竟是个啥。
直观上看，互联网诞生至今就是一个不断将权力沉淀至个人的过程，一切只为“我”服务，移动时代更是如此，将每一个人搁置在世界中心，其最佳视觉案例无疑是手机地图，就像作家尼克·比尔顿在《翻转世界》中所言，“你朝街上任何一个方向前进，无论哪个方向，整个画面都会随你位置移动，这是个重大转变，在纸张世界，地图和位置是以地方或地标为根据，而不是你的所在地。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起点，数字世界跟着你走，而不是你跟在它后面。”
这种反转岂止于此，如你所知，资本与技术的福祉正在惠及每一个人，用脱不花的话说：“当人成为世界中心，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位‘君王’。我们这代创业者就是要为君王打造一座宏伟的宫廷。”当一个生活在大城市的普通人可以随时调遣上百名司机，厨师，甚至说书人，委实用极低成本搭建了私人的马厩，御膳房和翰林院——甚至有时连窘境都与君王颇为相似，譬如在资讯获取上，当大数据编纂的私人阅读代替了传统编辑认为“合适的内容”，每个人都会多少掉入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所言的信息茧房之中，从而少了几分“逆耳”之言。
嗯，不难理解的是“所有行业都是服务业”，真正令人惊喜的是，资源配置和聚合方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权威，国家意志，乃至资本等确定性方式上转向每个具体的人。忘了谁说过，19世纪属于帝国，20世纪属于大公司，那么21世纪无疑属于个人——就像手机地图上那个随你而动的小蓝点，你不必再以某个特定地标为中心，无论是被服务的诸位“君王”，还是气宇轩扬的创业者，只需站在原地，喊一声“我要”，若有人响应，那么必将迎来资源的围拢。
事实上，资源的反转是人与人之间充分合作的一个必然结果。常识是，现代社会经济繁荣和人类不断推动协作细化息息相关，细化的结果自然是编织出一张日趋互为依存的网络，而这张网络也注定在演化过程中不断放大单点价值，从而诞生脱不花所言的“君王”。
于是“去中心化”的意涵也就浮现开来：由于“中心”的分散化（最近一个好例子就是比特币的回归），任何领域都可以自下而上编织起一张巨网，其最终目的是——由近及远地还原全貌。
就像比特币将对权力的信任转化成数学问题；在我看来，从任意节点的视角出发，以它为中心，由近及远地拼接和还原成一个网状世界，这是个迷人的结构，因为它发生在任何领域。看过TED上一个演讲，大意是，很长一段时间，人类习惯以自上而下的树状结构描述不同认知系统：物种图谱，知识体系，法律体系，组织结构等，作为一种强调对称的视觉象征，也许是自然地位所致，树状图非常直观地显露出人类对秩序和可归纳性的迷恋。当然，这是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幻觉，不同中心还原成一张网状结构也许更接近真相。
TED上这位讲者就举了几个不同领域的例子：譬如，物种之间的密集细菌网络将看似无关的物种连接起来，交织成一张生物网络；现代神经学认为，大脑内部没有那么严格的分区，不过是一张互相关联的神经网络；互联网时代企业转型也正在向恐怖组织学习，权力分散，个体独立，编织成一张价值之网。
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例子是宇宙。
尽管宇宙有太多未解之谜，但通常认为，宇宙没有空间上的中心概念（五道口除外），星球之间通过引力等作用互相连接成一张网络，任何一点都可宣告自己是宇宙中心（从这个角度，所谓“地心说”和“日心说”更多是数学问题），就像《大爆炸：宇宙通史》中所言：“大爆炸发生在每一个地方，这里没有‘爆心’……每一个星系群看起来都在远离我们而去。如果有一个观测者在这些遥远的星星上回望我们，他也会看到同样景象，也可能同样地以为自己位于扩张的中心。”
嗯，无论微观尺度上每一个“正在拔地而起的宫廷”，还是宏观尺度上每一个星球，所谓“去中心化”也许只是一种可被嵌套的模型，也许真有可能是万物规律，谁知道呢，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将认知升级到这一层，才能对“去中心化”有更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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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货币去中心化有什么问题吗
在Token经济学里面，去中心化货币并不是唯一的价值流通和度量的客体，所以，一个固定总量的去中心化货币并不一定会导致被市场拒绝。
去中心化货币中的去中心化包含多层含义：货币发行去中心化、货币流通去中心化、货币回笼去中心化……
就我们现行的经济系统而言，货币的发行是由央行或者其他类似机构进行的，由国家信用进行背书。因此，货币的发行显然是一种中心化的，被政府或机构控制的一种货币发行方式。然而在现有的经济系统中，货币的流通是去中心化的。
虽然在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中，绝大部分货币都已经通过银行在进行流通，然而这种流通方式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货币所有者自行控制的，也就是说货币的流通并不受中心化机构的控制。除了因为金融中某些特定的要求，对某些流通进行了监管;或者由司法机关介入，强行对货币的流通进行管理。这些的中心化的操作从比例上来看，是极少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现有的经济系统中，货币的流通是去中心化的。
事实上，央行等金融管理机构，正是利用货币发行的权力，艰难的对整个市场进行调节，维护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货币的稳定性。
我们在经济学中曾经学习过，货币的流通总量是要和当前贸易情况匹配的，换句话说，货币的流通总量，是和经济情况紧密相连的。货币的流通需要通过调控，来影响市场;而市场也通过各种反馈，迫使管理机构对货币进行调控，以维持货币的稳定性。
Ⅶ 为什么各国政府能允许去中心化的比特币存在
“去中心化”的设计决定了“中心化”的政府无法触摸到比特币。
比特币的产生、发展、修正、流转、消亡，所有事情都不依托于政府，所以“政府是否允许”和“比特币是否存在“毫无关系。
诸如太阳系的产生、发展、消亡也不需要政府允许。
比特币如果和政府控制的“法定货币”（如美元）发生了兑换，政府可以通过控制法定货币来影响比特币的表现。
如果2019年这类资产认同度达到%35的最后底线，世界格局会向更合理、更透明、更公开的方向发展。
我们目前又应该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风险？-赶紧买入比特币，应对”没有”比特币的风险。
Ⅷ 去中心化交易所违法吗
去中心化交易所在我国是违法的。
个人建议：
因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的资金安全才行，特别是对于一些虚拟货币投资来说，我们一定要敬而远之，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财产得到保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学会降低风险才行。对于一些新兴的理财方式，我们一定要学会判断，因为高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高风险，如果自己本身经济能力有限的话，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才行，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财产不受损失。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使用闲钱进行投资。
(8)国家提倡去中心化扩展阅读：
去中心化，不是不要中心，而是由节点来自由选择中心、自由决定中心。简单地说，中心化的意思，是中心决定节点。节点必须依赖中心，节点离开了中心就无法生存。在去中心化系统中，任何人都是一个节点，任何人也都可以成为一个中心。任何中心都不是永久的，而是阶段性的，任何中心对节点都不具有强制性。
去中心化计算是把硬件和软件资源分配到每个工作站或办公室的计算模式。相比之下，集中式计算则是将大部分计算功能从本地或者远程进行集中计算。去中心化计算是一种现代化的计算模式。 与之相反的集中计算，则普遍存在于早期的计算环境当中。 一个去中心化的计算机系与传统的集中式网络相比有很多优点。
台式计算机发展迅猛，它们的潜在的性能远远超过要求的大多数业务应用程序的性能要求。结果，大多数桌面计算机存在着剩余的闲置计算能力. 一个去中心化的计算系统，可以发挥这些潜力，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 然而，它是否增加了整体网络的有效性依然值得商榷。
Ⅸ “去中心化”是什么意思
直译：去中心化就是不要中心，
引申义：随着主体对客体的相互作用的深入和认知机能的不断平衡、认知结构的不断完善，个体能从自我中心状态中解除出来，皮亚杰称之为去中心化。
节点之间彼此可... 这种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的系统现象或结构，我们称之为去中心化。
Ⅹ 历史论述的去中心化
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走共产主义道路，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和国家的的利益。中国人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屈辱史，人民希望过和平安居乐业的生活，而中国共产党有时终维护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国民党要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资本家可以富起来，工人阶级(人民）始终被压迫，还要始终面临着失业问题，而政府机构只是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调节，并不维护人民的利益，人民生活无法安居乐业。所以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