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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关于苏轼的词。。。。
苏轼对词的贡献很突出。苏轼出现前，词的内容受传统念束缚，局限于旖旎温柔的艳情腻语的范围之内；苏轼则吊古伤今、述电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以至谈论哲理等题材都进入了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与意境，为宋词的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在风格上，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
《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轼豪放派的代表作。 此外苏轼也有一些抒写“逸怀浩气”，具有清朗疏宕、平淡高逸境界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不少风格婉约的词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表现了苏轼以豪放为主、风格多样的特点。
苏轼的词是宋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词为艳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牢固的传统，苏轼成功地转为了这种风气。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气象，一时名家辈出，如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谢逸等，都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词作品。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词的语言上，苏轼也做了演进，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因此，苏轼词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开了一派词风，而且是将词从狭小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它所表达感情的天地，促成了词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是令宋词成为一代代表性文体的关键性人物。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词在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为词的的开拓了新天地。苏轼以其奔放的才情，将词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怀古记游、写景咏物、亲情友谊、田园风光以及参禅说理等等，突破词“艳科的”定见，把词的社会功用提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全方位地表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苏轼有意突破“诗庄词媚”的界限，以自由挥洒的文笔，定了大量风格豪放之作，开一代新词风。他以诗境、诗语入词，形成了苏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豪放是苏词的主体风格，而在豪放中时有旷达情怀的流露。代表作如《江城子 密州出猎》、《念妈娇 赤壁怀古》。抒发追求理想、热爱人生的美好感情。如《水调歌头 怀子由》。爱情词与咏物词的风格则以婉约见长。如《江城子?掉亡》、《水龙吟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贰』 苏轼被贬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贬谪对苏轼及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纵观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变幻莫测，但他却能处之泰然，胸怀坦荡，在逆境中更能闪现璀璨的光芒，实为难得。而他超然、坦荡人格的形成，内容丰富、颇具特色诗歌的大量创作，可以说与他遭受贬谪，身心得到历练密切相关。故研究贬谪对苏轼及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苏轼独特的人格魅力、人生领悟及其诗歌创作。
一、贬谪对苏轼性情爱好的影响
苏轼少时即“奋厉有当世志”，仰慕东汉刚直的名士范滂，21岁便高中进士，踏上仕途，对北宋王朝太平景象背后潜伏的一系列内外危机有深刻的认识，提出课百官、安万民、厚货材、训兵革的改革措施。他从不“随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见解来决定自己的言语行动。出仕之初，正值王安时变法，苏轼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不同意王安石的一些措施，因而被放外任。后来，朝廷御史台有人居心不良，罗织罪名，诬陷他以诗讪谤朝廷，被捕入狱，是为“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苏轼因属“旧党”而被召回朝廷，官至中书舍人，但因其在贬谪期问了解到新法的许多好处，不同意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主张，于是又被外放，历任定州、杭州、扬州等地知州。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新党”重新执政，苏轼再次遭到迫害，先贬惠州，继而被贬琼州(今海南岛)。可以说，在“乌台诗案”前，苏轼基本上是比较单纯的儒家人格和书生人格，这一时期他思治天下，探询人生，虽然萌动着新的因素，但并未有所突破。而苏轼那种随遇而安、通脱坦荡的性情心态是在贬谪期问因生活困苦、处世艰难、身心得到历练后才最终形成的。
在贬黄州、惠州、琼州期间，生活尤其艰难，但也正是在这种艰难环境中才使得苏轼性情变得更加通脱和坦荡。初到黄州，苏轼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他两次说自己“穷到骨”，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也多次说到自己右目病笃，卧病半年，并“杜门斋僧，百想灰灭。”特别是被贬岭南时生活尤其窘迫。在惠州条件委实艰苦，除了从朝廷一直延伸到地方无所不在的压力(屡次搬进又迁出合江楼)外，年老多病、物质生活的困乏、岭南地区相对落后的人文环境以及流行的瘴疠等等，都在威胁他的生存。他的《和陶贫士》云其生活窘迫：“岂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典衣作重阳，徂岁惨将寒。无衣粟我肤，无酒我颜。贫居真可叹，二事长相关。”诗人垂老贬谪，流落江海，衣食困窘，饥餐落英。又有《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云其欲以米酿酒，米亦竭，以无酒为叹。可见其生活相当窘困，温饱已成问题。特别是贬到海南时，生活条件更加恶劣，东坡给友人的信中说到：“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其恶劣程度可见一斑。除此外还年老多病，在儋州作《纵笔》有“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收稿日期：2009—07—08作者简介：王晓暖(1971一)，男，福建尤溪人，三明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硕士，中学高级教师。第5期王晓暖：贬谪对苏轼及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北船不到来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脂吾。”这些都充分表现出苏轼在贬谪期间生活贫病交迫的处境。
面对困境，东坡并未因此而消沉，他给人印象最深刻之处莫过于他的善处逆境。如到黄州后，他寄居定惠院，至全家迁居至临皋亭时，大有生活饥寒之忧，只好痛自节俭。后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请得一块数十亩的荒地，他便亲自耕种，植了些粳稻枣粟之类，以此来稍济困窘。这块地便是“东坡”。这时候自称“东坡居士”的苏轼已过上“躬耕”的生活了，对于如何开荒种植已有些经验和合理安排，他时常和老农交流。然而，苏轼又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纵观《东坡八首》，其基本情调是一种恬淡的愉悦，没有感伤，没有抱怨，更没有哀愁，倒是从劳动中获得了一些过去不懂的知识和前所未有的感受，不矫情，而是发自内心，所以才那样纯朴和清新。在久旱逢雨或农忙来临时，他总是带着一种欣喜的心情来描述：“昨夜南山云，雨到一犁外。泫然寻故渎，知我理荒荟。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细腻与爽朗和谐地融为一体。这些清新而充实的诗句，既没有陶潜诗“悠然见南山”的道家气，也没有王维诗“空山不见人”的禅家味，而是既执著于现实又超越现实，苏轼不但对现实孜孜以求，对生命深情热爱，又能摆脱世俗的偏见，从现实生活中去感悟生命本体的存在。在苏轼看来，这种劳动既不同于一般道家的归隐田园式，也不同于儒家落魄潦倒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局促人生，而是一种安时初顺、任其自然的人生经历，脱离世俗功利和肉体痛苦的生命活动，因此初步具有了形上本体的意义，为他在岭南时期审美的人生境界开辟了途径。
除了自己借地亲自躬耕以解决物质生活困境外，更重要的是要身体健康、精神乐观，而其方法就是修身养气、参悟佛理。到黄州的当年，他就给人写信说，借了天庆观的道堂三间，准备冬至后入室，闭关修炼四十九日。(《答秦太虚七首》之四)同时又说“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道日。”当时佛教界最为兴盛的为禅宗，苏轼在禅门被归为临济宗黄龙派的弟子，其实他与云门宗甚至禅宗以外的僧人也颇有交往。虽他接触佛、道不始于贬谪时期，但贬谪生活确实加深了他在这方面的修养，对他的心理调适很有帮助。创作了许多用佛禅语入诗的诗，讲述佛禅道理。如“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及“何处低头不见我，四方同此水中天。”里的“风轮”、“水天”皆为《楞严经》里的词。还与长老、道士交好，从《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和郭功甫韵送芝道人游隐静》等诗篇中可看出他与长老、道士时常往访，共同悟道。特别是在惠州、海南时，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得他对佛老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以佛教关于生命空虚的学说来自脱于痛苦，保持理智的清醒，而使人生富有诗意；又以道教的长生久视之术来佐助养生，并返视生命的本源，自觉守护高贵、纯洁的人格。这就很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追企陶渊明的人生和诗歌境界了。他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共100多首，原希望尽和其诗乃已耳，用黄庭坚话来说就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如《和陶贫士》、《和陶还旧居》、《和陶九日闲居》、《和陶归园田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止酒》、《和陶劝农六首》等等。总的看来，苏轼处于逆境中生活窘迫等与渊明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和陶之作，让我们看到了他对陶渊明人生和诗歌境界的向往，在和陶诗中也得到了许多安慰，使自己在逆境中能更好地保持高贵、纯洁的人格。
贬谪期间，生活闲适，心中抱负无法实现，只好饮酒自娱。苏轼对酒的热爱与陶潜、阮籍有相似之处。从他的诗篇中经常看到他常使自己沉浸在醉意中：“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还常常独自饮酒：“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尊。”诗人虽洒脱，但从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孤独和寂寥：“起舞三人漫相属，停杯一问终无言。”他还自己酿酒，在黄州学会酿蜜酒后他写道：“拨雪披云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麦仰阴阳足，器沽泉新表里清。晓日着颜红有晕，春风人髓散无声。人间真一东坡老，与作青州从事名。”由于苏轼饮酒过多，病情加重，苏辙劝他止酒，故有“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不久他又喝起来了，并且自酿“天冬门”酒，漉酒的时候竞一边漉一边品尝，结果大醉一场。总的看来，酒是苏轼不可或缺的伴侣。
总之，正因艰苦的贬谪生活使得苏轼的性情渐趋通脱旷达，“幽怀”破散，不再汲汲于世俗功利和恪守传统的价值标准。他融汇了儒、道、佛三家，创造出了新的生活方式，吸取了儒家的执著于现实的一面，扬弃了其追求功利的一面；吸取了道家通脱旷达、追求心灵自由的一面，扬弃了其懒散无为的一面；吸收了佛教的感悟人生、追求心灵超脱的一面，扬弃了否定人生的一面。于是，苏轼就这样一步步地从现实人生走向审美人生，把现实人生的苦·98·凯里学院学报第27卷难化解于无形，不走向矫情的寂灭，而是对苦难人生领之如怡，最终走向生命的完成。
二、贬谪对苏轼诗歌表现内容、创作手法的影响
首先，贬谪给了苏轼游历山河、名胜古迹及其了解、融入各地风俗民情的机会，使他在感慨身世沉浮、山河秀美的同时，留下了许多题材丰富、体裁多样的诗篇。
在去贬所的途中，他一边游历一边留下抒怀之作。如初次贬谪到黄州的途中暮宿淮南村时有《过淮》篇，抒发了“黄州在何许，想象云梦泽。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的感慨，对于未来不可预测的茫然感油然而生。在游净居寺时，竞有“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的想法，过春风岭时见梅花，在描写“的喋梅花草棘间”后，便抒发“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的感慨，以幽独的梅花来自况。后在贬惠州、海南等地时，其途经之作就更为丰富了。过慈湖夹有“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峻岩”的感觉，这与作者当时累遭贬谪，历经艰险相符合。经湖口时有《壶中九华诗》云：“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见异石而思故乡，自念孤绝，反说“念卧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足见其超脱之处，但苏轼在旅途中心情基调仍是比较忧郁的，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使他无法完全超越出来。如过南康时看到长湖“萧条万象疏”，发出了“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的感慨，年迫桑榆，却无匡时之术，退归故里的想法油然而生。这种通过外界事物来抒发感慨之作在这段游历问屡屡可见，但是忧郁的感叹，及感慨身世飘零终是无用也是无奈的，虽有像“惶恐滩”那样险恶的环境，但终将振作，使自己有更好的心态来面对险境。在过大庾岭时有“一念失垢后，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以此来激励自己。总的看来，在去贬所的途中，苏轼游历山河、古迹，更加看清现实、倍感身世飘零，最终以诗人的独特表现手法使之付诸笔端。
到达贬所后，向他展开的是一幅全新的生活画面，以罪臣的身份到达贬所，是要一直当百姓下去还是有所展机，不得而知。苏轼是以颇为复杂的心情去面对的，但对生活的热爱也使得他很快就可以融入到新生活中去，使内心渐趋平静，用超然的态度去面对，创作了许多表现当地物产、风貌的诗篇。初到黄州时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开始喜欢当地的物产、生活。到惠州时感觉更为亲切：“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一路行来，途中不断有人向他介绍惠州的风土人情之美，到达惠州又有官民的欢迎，使他觉得放佛找到了归宿。岭南有丰富的物产，苏轼在此品尝了因博得贵妃一笑而闻名的荔枝。“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吃荔枝也吃出另一番兴致，荔枝在其笔下是多么的美丽而高洁，其“厚味”和“高格”正是苏轼的人格像喻，远离朝廷、没有风霜打击的南方，才是苏轼真正的归宿之地。在生活闲暇之余，自然时常到周围闲步，观赏周围的景色。如《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有“参差玉宇飞木末，缭绕香烟来月下。江云有态清白媚，竹露无声浩如泻。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春意浓浓，诗人虽担心欢意年年谢，想“闭门谢客对妻子”，但也不得不被这浓浓的春意所吸引。特别是描写雨后四望亭的情景云：“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殷勤木芍药，独自殿馀村。”将春末夏初、雨后天晴的景象描写得真切如绘，颇具韵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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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苏东坡在杭州的故事
苏轼治西湖：
苏东坡杭州清淤留下“天堂美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东坡因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迫离开京城，赴杭州担任通判。这是他一生中所到的第一个西湖。在杭州通判任上，苏东坡写下了描写西湖景色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苏东坡在杭州的三年时间里，公事之余，游遍各处名胜，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句。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就是在此时写就。从中可见，西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三年任期一到，苏东坡必须离开杭州；而一地不得再度为官的规矩，留给苏东坡的，可能只有对西湖无尽的思念和深深的遗憾吧。
然而，苏东坡是幸运的，西湖也是幸运的。阴差阳错，在阔别16年之后，苏东坡于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这对苏东坡来说，是一件幸事；而对杭州来说，更是一件幸事。当苏东坡再度来到杭州时，发现他日夜思念的西湖，由于疏于治理，已是荒草丛生、湖水干涸、到处淤泥，水光潋滟早已无处寻找，山色空蒙也非复往昔。
面对西湖的一片衰败景象，苏东坡没了闲情逸致。他下决心疏浚西湖，恢复往日的秀丽风光。于是，毅然上书朝廷，请求开浚西湖。然而，真要组织人力疏浚西湖，又面临许多难题。首先，治理西湖需要大笔资金，钱从何而来？朝廷虽然批准了疏浚西湖的请求，但只给了100张度牒（僧人出家的身份凭证）作为经费。苏东坡利用这100张度牒，卖了一万七千贯钱，加上救荒的余款一万贯钱，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西湖工程。
经费问题解决了，另一个更大的难题又来了：疏浚出来的大量淤泥，如何处理呢？别看苏东坡是一介书生，真干起事来，却是实干家。他通过对西湖及周边环境的细致考察，巧妙地变废为宝——从湖底运出的一部分淤泥，用作农田基肥，让原来的沼泽地变成肥沃的农田。
然后利用这些地，募集社会闲散人员和外地农民前来耕作，不仅使得那些平日里偷鸡摸狗的游民，变成安分守己的良民。而且，一部分收获用来缴纳赋税，又可以作为治湖的费用。另一部分淤泥，则堆积建造了一条沟通西湖南北的长堤，并在堤上造了六座桥，种下各色花草树木。
春暖花开时节，桃红映日，垂杨拂堤，湖水变成了活水，西湖则增添了美景，行人通行更是获得便利。这条长堤被杭州人命名为“苏公堤”；六座桥就是著名的苏堤六桥，成为西湖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对此，苏东坡自己也有诗道：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山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而对于疏浚西湖，苏东坡也写下了《开西湖》诗，记录了这一工程：伟人谋议不求多，事定纷纭自唯阿。尽放龟鱼还绿净，肯容萧苇障前坡。一朝美事谁能继，百尺苍崖尚可磨。天上列星当亦喜，月明时下浴金波。
西湖治理好了，苏东坡的任期也到了。他带着无尽的留恋，依依不舍地离开杭州，告别了心爱的西湖。此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杭州，也无缘再游西湖。但是，杭州人永远记住了他，西湖也深深刻下了这位大文豪不朽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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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
苏东坡到西湖次数：
1、熙宁四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迫离开京城，赴杭州担任通判。任上，苏东坡写下描写西湖景色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2、元四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发现日夜思念的西湖，已是荒草丛生、湖水干涸、到处淤泥，水光潋滟早已无处寻找，山色空蒙也非复往昔。面对衰败景象，苏东坡没了闲情逸致，下决心疏浚西湖。
3、元六年，苏轼被外放，担任颍州知州。颍州城西北也有一西湖，长十里，广二里，景象极佳，苏东坡常宴赏于此，留下许多题咏。他曾将颍州西湖与杭州西湖相媲美，感叹“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
『肆』 求：苏轼的详细个人简介
苏轼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苏轼生平年表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
1036 苏轼降生
1054 娶王弗
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 举家前往京都
1061 仁凤翔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1064 任职史馆
1065 妻丧
1066 父丧；服孝（1066.4-2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 娶王闰之
1069 返京；任职史馆
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 任密州太守
1076 任徐州太守
1079 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 谪居黄州
1084 往常州
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
1126 北宋亡
苏轼的三任妻子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逝。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原是他的侍妾，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但不幸的是，朝云被扶正后过了十一年，即先于苏轼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墓如今已成为海南名胜之地。
苏东坡的绝命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写诗的时间是它死前两个月，看到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后的即兴之作。
苏轼轶闻
1，苏轼“欺”师
苏轼考进士，作了篇春秋大文，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段落如下：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考官梅圣对苏轼的文章惊为天人，但对上文拿捏不准。在苏轼拜见他时，梅问及尧和皋陶对话的出处。苏轼笑答：“想当然耳。”
实际上，上面典故出自《礼记》，发生在周公身上，苏轼考试时候记到尧上了，但居然蒙过了老师梅圣，可见功力非凡。
2，东坡肉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3，苏轼退房
苏轼晚年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哭什么，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百年了，被不肖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只是租房子住。这年七月，他客死于租住的房子之内。（见宋 费衮《梁溪漫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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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知中·幸会！苏东坡
作者：罗威尔主编
豆瓣评分：8.3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7
页数：208
内容简介：《知中·幸会！苏东坡》特集，是内容品牌「知中」系列的第7本书，知中目前的另外6本在售特集包括：《知中·山水》特集、《知中·再认识李小龙》特集、《知中·孙子兵法指南书》特集和《知中·民谣啊民谣》特集、《知中·竹林七贤》特集、《知中·一本读懂！山海经》特集。
在「知中ZHICHINA」这个「有关东方中国的一切,探索中国首选」的平台上，我们希望发掘和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化。
《知中·幸会！苏东坡》特集
完全呈现苏东坡其人其事：诗人/ 文学家/ 美学家/ 书法家/ 画家/ 艺术家/ 文艺理论家/ 史学家/ 美食家/ 酿酒家/ 发明家/ 公务员/ 改革派/ 皇帝的老师/ 僧人的朋友/ 新学派的开创者，无法定义的苏东坡，这么有趣的灵魂，宇宙间还有几个！
趣味解读北宋一朝：北宋历史大背景 / 北宋风俗人情 / 宋代文史哲思潮 / 宋代官制 / 宋人衣冠
即便是在网络时代，纸张仍然是呈现古字画的最好载体，《知中·幸会！苏东坡》全书收录高清字画如下：
《幸会！苏东坡》收录的字画作品：◎苏轼《枯木怪石图》◎苏轼《潇湘石竹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王维《长江积雪图》长卷◎吴道子《八十七神仙卷》◎黄公望《富春山居图》◎韩干《照白夜》◎韩干《牧马图》◎李公麟《维摩演教图》◎李公麟《醉僧图卷》◎李公麟《蜀川图》◎李公麟《十二罗汉图》◎马远《西园雅集图》◎马远《月下把杯图》◎马和之《后赤壁赋》◎北宋《大驾卤簿图》◎宋《蚕织图》等等。
《幸会！苏东坡》收录的书法作品：◎苏轼《寒食帖》◎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合卷◎苏轼《前赤壁赋》◎苏轼《归去来兮辞》◎苏轼《北游帖》◎苏轼《一夜帖》◎苏轼《人来得书帖》◎苏轼《新岁展庆帖》◎苏轼《春中帖》◎苏轼《归安丘园帖》◎苏轼《归院帖》◎苏轼《东武帖》◎苏轼《渡海帖》◎苏轼《次辩才韵诗帖》◎苏轼《江上帖》等等。
整本特集的内容，包括不限于如下：
苏轼年表，苏轼纪念地，少年时代，初入仕途，变法旋涡，乌台诗案，得志于朝，晚年流放，北宋历史大背景，北宋风俗人情，宋代文史哲思潮，宋代官制，北宋衣冠，词话东坡生平，东坡书法、尺牍、绘画，苏东坡论古，苏东坡解读周易，三苏蜀学，东坡与酒，美食家苏东坡，东坡佛缘，苏东坡与三位夫人，苏东坡与苏洵，苏东坡与苏辙，苏东坡与王安石，苏门弟子，苏东坡与20世纪中国学人，日本的苏东坡推崇者，苏东坡与莱辛：中西方诗画关系之异，苏东坡作品的跨国之旅。
作者简介：受访人/
祝勇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腾讯大家”苏东坡专栏撰稿人。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驻校艺术家，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
已出版作品五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祝勇作品系列》由东方出版社出版12卷。
插画师/
廖田才（圃生）
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桂林中国画院店。《水墨味》杂志副主编，现生活、工作于北京。2015年8月于荷锄馆举办个人“家山”画展；2016年4月于798第一艺术空间举办“望园”个展；2016年6月于798诚斋举办“圃生·安夏“展览。
解诗梵
西安人。美术师、硕士。生活美学专栏作家。
供职于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创作评论部。研修于中国国家画院王孟奇工作室。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陕西省美协会员、陕西省书协会员、陕西楹联学会会员。
自幼写诗画画，出版有长篇小说、绘本、诗文绘画集、楹联诗词创作手册等。以轻松、趣味的文字与画风，传播幽默、静观的生活态度。
协力机构/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以及八景之一，同时也是古代中国艺术史与汉学研究重镇，所藏近70万件册文物尤以古代中国艺术珍藏著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永久性典藏，主要是继承原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所藏来自紫禁城、盛京行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宜园和国子监等处皇家旧藏的精华，这批始于10世纪中期帝国统治者的珍藏，如实地反映了帝王们的审美品味和中华文化发展的历程；另有部分接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归还文物、后来的征集，以及为南部院区策展规划所拓展的亚洲艺术文物收藏。苏轼《寒食帖》《北游帖》《一夜帖》《归安丘园帖》《渡海帖》《江上帖》现藏于此。
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221号和嘉义县太保市故宫大道888号
+886 2 2881 2021
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京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始建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十八年（1420年）落成；藏品也主要是以明、清两代皇宫及其收藏为基础。故宫博物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与俄罗斯埃米塔什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卢浮宫、英国大英博物馆并称为世界五大博物馆。据1925年出版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记载，有一百一十七万余件宫廷遗留的文物，包括青铜器、玉器、书画、陶瓷、珐琅器、漆器、金银器、竹木牙角匏、金铜宗教造像、帝后妃嫔服饰、衣料和家具等。另外，还有大量图书、典籍、文献、档案等。苏轼《人来得书帖》《新岁展庆帖》现藏于此。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010-65131892
中国美术馆
中国美术馆收藏着10万余件美术作品，藏品中有对20世纪中国传统绘画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画家的作品，包括齐白石、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徐悲鸿、李可染、蒋兆和、司徒乔、罗工柳、吴作人、吴冠中等人的作品，此外还有许多中国美术家的代表作品及重大美术展览的获奖作品。另有大量民间美术作品，如剪纸、年画、皮影、彩塑、玩具、演具、风筝、木偶、民间绘画、刺绣等等。中国美术馆的藏品包括绘画、雕塑、民间美术、陶艺等几十个品类。苏轼《潇湘竹石图》现藏于此。
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1号
010-84012018
吉林省博物馆
吉林省博物院有文物藏品12万余件，其中一级文物295件、二级文物3379件、三级文物14280件、其它文物近10万件。其中高句丽、渤海、辽金时期的文物以及中国历代书法绘画、东北抗日联军文物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现藏于此。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顺路1666号
0431-81959581
『陆』 苏轼政治理念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早年曾有匡扶社稷的宏愿，提出过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变革方略。但是在王安石变法中，他被认为是反对新法的保守派，后来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他又对保守派提出了批评。苏轼的政治思想和变法态度十分复杂，他的政治主张和为政理念在其散文中多有流露。本文将对苏轼散文中的政治思想进行梳理与剖析，总结其为政理念、政治理想和治国方略。
关键词：文豪；苏东坡；政治理念
苏轼不单是一代继往开来的文学泰斗，一名诗书画乐兼通的艺术大师，更是一位广受人民爱戴的政治家。尽管一生深陷于党争漩涡之中郁郁不得其志始终无法全面践行其“致君尧舜上”的政治抱负苏轼却一直坚持着躬行仁政、为民请命的政治理想终生不渝，建立了卓越的政治功勋。其显赫的政绩背后更是蕴藏着丰富而广博的为政思想，对当下之中国亦有着颇多的启示意义很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1苏东坡的民本思想
苏东坡民本理念运用于他的为官实践，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第一，把对老百姓是否有利作为改革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苏轼有两个观点值得我们借鉴。一是他的“渐变论”。苏轼的改革观和王安石的改革观在方法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主张“渐变”，一个主张“激变”。苏轼主张“渐变”的理由有很多，他有一句名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辨试馆职策问子》）。意思就是说，要让改革在老百姓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推进。他认为国家就像一辆快速奔驰的马车，如果突然来个急转弯，非翻车不可。第二，把是否对老百姓有利作为衡量决策正确与否的重要尺度。元釜六年，朝廷决定开挖八丈沟，但是苏东坡经过科学的测量，在淮河水上涨时，水位要高于八丈沟上游蔡河口水位八尺五寸。由此得出结论，新沟若开，大汛时，不仅起不到排水作用，反而遭淮河逆灌，颍州将遭到上下游洪水袭击。因此，他三次上书朝廷，例举八丈沟不可开挖的理由，终于说服朝廷不开八丈沟，避免了一件劳民伤财贻害百姓的事情。第三，把为老百姓办实事好事作为为官从政的一项重要职责。苏东坡从政为官40年，无论是在朝廷和地方做官，还是在流放遭贬，他始终心系百姓，为民谋利，为民办事，因而赢得了老百姓的赞扬。在徐州，他找到煤碳，为百姓解决了燃料和炼铁问题；在诸城（密州），他收养弃婴，挽救了这些孩子的生命；在惠州，他设计并推广了秧马，减轻了农民的劳作之苦。
节选自文豪苏东坡的政治理念
『柒』 苏轼的定风波解析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由北宋词人苏轼于公元1082年创作的。它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景，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超俗的人生理想。此词篇幅虽短，但意境深邃，内蕴丰富，颇值得玩味。此词诠释着作者的人生信念，展现着作者的精神追求。
定风波 苏轼
原文
序：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译文
不要去听雨打到林叶的声音，不妨边吟诗长啸，边慢慢渡行。手拄着竹杖，脚穿着草鞋，走起来比骑马还要轻快。怕什么风吹雨打？披着蓑衣，顶着风雨，漫步在崎岖的人生路途上，这是自己平生经历惯了的。寒冷的春风吹醒酒意，身上感到一股寒意，山头夕阳西下，给自己送来一点暖意。回望刚才走过的萧瑟处（偏向于心理精神上）， 所谓的风雨都已经无所畏惧了！
鉴赏
此词作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它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静，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以上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充满清旷豪放之气，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
过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
结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句中“萧瑟”二字，意谓风雨之声，与上片“穿林打叶声”相应和。“风雨”二字，一语双关，既指野外途中所遇风雨，又暗指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险途。
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读者面前。读罢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
赏析
即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
以上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充满清旷豪放之气，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
过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
结尾“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句中“萧瑟”二字，意谓风雨之声，与上片“穿林打叶声”相应和。“风雨”二字，一语双关，既指野外途中所遇风雨，又暗指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险途。[6]
编辑本段
评价
读罢全词，令人心情振奋，心境豁然，心灵净化。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在读者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从心理学“白日梦”的角度看，此词实际是作者描绘的一个淡泊从容、旷达超脱的白日梦，在多个方面都非常符合白日梦的特征。
第一，心情符合白日梦之条件——郁闷不爽。
写此词前三年，即公元1079年，作者因被诬作诗“谤讪朝廷”遭御史弹劾，被捕入狱，后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宦海沉浮，经历坎坷，理想不竟，抱负未果，使作者几年来一直郁郁不得志，思想上陷入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之中，心情烦闷。
第二，意境符合白日梦之真谛——宁静自由。
作者对现实的官场险恶生活非常厌倦，渴望摆脱这种生活，退隐江湖，过一种淡泊宁静、无忧无患、无欲无求、轻松自由的生活，也即“归去”。
第三，结构具备白日梦之特征——自然完整。
入梦的引子是“饮酒”和“下雨”。酒的微醉让作者晕晕乎乎，这是白日梦形成的主要基础。烟雨的迷蒙让天气灰暗朦胧，创设了入梦的良好氛围。
入梦句是“莫听穿林打叶声”，梦境为“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里作者用“竹杖”“芒鞋”“蓑衣”“烟雨”等意象及雨中“吟啸”“徐行”等动作创设了一个极为美妙的白日梦梦境，活脱脱地勾勒出了一个隐居江湖过着从容淡泊生活的隐士形象，他虽无荣华富贵之享受，但亦无宦海浮沉之忧患，心情得以平静，心境得以安宁。
梦醒句为“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料峭的春风吹醒了醉酒，作者感到冷，一个激凌，头脑清醒了，梦结束了，作者又回到现实之中。这“冷”既是实写酒醒后身体感到冷，也是写梦醒后又想到自己的遭遇而产生的心冷。正在这时，远处山头温暖的夕阳让作者感到了些许暖意，也增添了他战胜逆境的信心。
过渡句为“回首向来萧瑟处”。虽然“相迎”的斜阳给作者带了一丝温暖，但一想到自己饱含萧瑟风雨的坎坷仕途路——“回首向来萧瑟处”，心中燃起的希望之火又熄灭了！
梦破后寻梦句为“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仕途的风雨就如同这自然界的风雨一样变幻无常，他所期盼的仕途阳光又会在多长的风雨之后？与其终日忍受这种提心吊胆之痛，还不如“归去”，退隐江湖，一切平静，无悲无喜，“无雨无晴”。
第四，情节显露白日梦之特色——亦真亦幻。
首先，序言中说“同行皆狼狈”，已证明雨之大，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却又描写诗人置身雨中，对雨听而不闻，从容高歌，潇洒徐行，全然没感到淋漓之苦的状态，这怎么可能是实写呢？接下来的“竹杖芒鞋轻胜马”也不太合常理。用竹杖芒鞋行泥泞之路，拖泥带水，怎比得上骑着高头大马急行如飞来得轻快？因此这“轻”恐怕不是写现实行路之轻，而应是无官一身轻。“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让人生疑。序言中已说“雨具先去”，怎会又出现了披蓑在雨中穿行？看来应是想象之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若按自然的逻辑也很难解释得通。雨过天晴，应该是“已无风雨正是晴”，怎会是“也无晴”？所以，这里的“晴”不会单纯指天晴。
由此可见，这些都是写作者心中想象之事而非眼前之景，全词就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归去”白日梦！
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读者面前。“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一种宠辱不惊、胜败两忘、旷达潇洒的境界，是一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是一种回归自然，天人合一，宁静超然的大彻大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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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思想
此词作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读者面前。读罢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它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警，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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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元丰五年三月五日，作者在沙湖游玩。三月七日，忽逢大雨，因为作者和同行的人都没有带雨具，同行之人皆觉狼狈。雨过天晴，作者联想到自己人生的坎坷，加上遇见的大雨，写下了这一首千古流传的《定风波》。从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豁达与乐观。
『捌』 苏轼的诗 和代器之 的解释
和代器之
【宋】苏轼
雨过郊原一番新，寻芳车马踏无尘。
普天冷食闻前古，萧寺清游属两人。
不作佺期问新历，颇同之问感余春。
明年归藉梨花上，应会群贤及四邻。
“普天冷食闻前古，萧寺清游属两人。”句中前句指“寒食节”：春秋时，介之推历经磨难辅佐晋公子重耳复国后，隐居介休绵山。重耳烧山逼他出来，子推母子隐迹焚身。晋文公为悼念他，下令在子推忌日（后为冬至后一百五日）禁火冷食，形成寒食节。后句应是回忆苏轼和代器之两人同游萧寺的情景。
“不作佺期问新历，颇同之问感余春。”句应是用了两个典故，不过典故没找到。大意应是：不象沈佺期那样老问什么日子，倒是认同宋之问对春天将逝的感伤。
佺期，指沈佺期，生卒年不详，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人。上元二年进士，官至太子少詹事。曾因贪污及谄附张易之，被流放欢州。主要成就是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完善了律诗形式，使之趋于成熟。
之问，指宋之问（656－712），字延清，汾州人。唐高宗上元二年(675)进士。曾先后谄事张易之和太平公主。长于五律，对唐代律诗形成和发展有贡献。
宋之问与沈佺期齐名，世称“沈宋”，并为唐律诗之祖。
『玖』 士大夫大都把苏东坡作为人生境界的最高楷模吗
一、"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黄州生活
"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打击是沉重的。昔日的廊庙之器，一下沦为带罪之身。被贬黄州的苏轼，生活上拮据无靠，团练副使仅是个八品小官，俸禄微薄，生活窘迫，不足以养家；安全上也无保障，本身属于管制对象，政敌诽谤依然存在。初到黄州的苏轼住在黄州城南的定惠院，生活境况如他的《寒食雨二首》中写的一样："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萦萦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鸟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飞不起。"春雨萦萦，谪居荒村，破灶空庖，穷愁潦倒，进不能见君王，退不能守祖坟，身陷这穷途末路的绝境，不由不令人心死如吹不起的灰烬。在这里他写到了伤久雨、伤贫困到伤贬谪之悲，但苏轼并不是一个脆弱之人，在这样的境况下，他开始了躬耕生活，亲自参加了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
陶渊明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之句，真得惊人，而透出一股"未必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之态。谪居黄州后的苏轼，因生活窘迫，在友人在友人马梦德的帮助下，请得东坡荒地，开始过起了开荒种地，自耕自食的农夫生活。他仰慕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栽花种树于"东坡"，安享闲适之乐的情趣，苏轼曾说："出处依稀是乐天，敢将衰朽校前贤。"他此时写的《东坡八首》，表现了其任真的态度，真诚的心愿，真实的疾苦和感受，胸襟、志趣、人品，无不坦坦荡荡，堂堂正正。"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柔拓未及成，一麦庶可望。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福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东坡八首其四》），此时的他，俨然一位朴实勤劳的农夫，纵观《东坡八首》，有一种恬淡之情寓于其中，没有感伤，没有抱怨，有的是一种从劳动中获得知识之乐，耕种之乐。"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没有丝毫的矫情，才显得如此朴实清新。
诗人最终以"东坡居士"自居，所谓"居士"者，应为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佛教在汉代后在中国广泛传播，号"居士"者，都与佛教有关，至少表达了景仰佛祖，愿意皈依之情，但对苏轼来讲，也可说标志在这流放的生活中，他意识中的佛教思想急剧增长了，但也不排除此间他儒家思想依然浓重，道家思想影响也颇深。但若他还是死抱着孔子那套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学稼学圃"小人"的古训不放，就不可能放下架子，躬耕东坡了。苏轼是个热爱生活之人，这样他才能从艰苦的劳动中体会到快乐，从现实生活中感悟生命的存在，经过今昔物我的自审，他能以旷放超逸的精神来对待现实，若没有这样的超越，摆脱世俗的偏见，即使为生计所迫，也不会亲自垦荒、建房。他有名的《初到黄州》中写到："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厌酒囊。"其实，初到黄州的他居于定惠院，家眷来后无房住，于是便住于城南江边被废弃的旧驿站临皋亭，亭后有荒山竹林，亭靠长江，引发了诗人美妙的联想，看着诙谐与自嘲的笔调，叙述了面对现实的随缘自适，在此没有一种刻意的归隐之意，而是将这里的一切看作是顺其自然的人生经历，一种旷达之情，这是黄州生活对苏轼的影响，用这样旷达的精神来蓄养自尊与自信。
二、"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古愁"-对佛老思想的态度
初到黄州的苏轼，生活是困窘的，又加贫病交加，内心痛苦矛盾。这一时期的他"归诚佛僧"，住于定惠院一间偏僻干净的斋房，闭门谢客，自我反省，专心研究佛经，对道家也有一定的探讨，以佛禅来洗刷自己的灵魂。矛盾的想法，纷扰的思绪，最终在这里找到了清净的归宿。此时他的思想，有人认为是儒佛道的"大杂烩"，有人认为是佛老思想占主导，有人认为是儒家占主导，但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的说，苏轼是广泛地吸收了儒佛道三种思想，"为我所用"，建立自己独特的旷达的人生观，此时的他彻悟到了人生的短暂与虚无，但他最终却是以热爱生命、尽享人生的乐观态度面对世人，并其善于解脱忧患的达观的处世态度倾倒了无数后世文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以儒家为思想支柱的中国士大夫们最熟悉的话，也是他们的人生哲学，士大夫一旦失去了皇帝的恩宠，被贬放于天涯海隅，那些治国天下的抱负不得不收拾起来，佛道的出世哲学便自然亲近这些不得志的士大夫，所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而心灵敏感的诗人们，则最易倾倒于禅门，南禅宗的"顿悟"投合了他们的心意，不坐禅，不念经，不苦行，只不过是一种更精致高雅的生活方式，山居不如意，可隐于市。历史上佛老思想也曾是一些困窘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支柱，而苏轼则从佛禅中寻找到了医治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反省过去，将佛教思想当作了度过厄运的"忘忧草"，从中得到一种精神的超越，求得了更为旷达和洒脱的人生态度。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到宋代佛教世俗化的趋势更为明显，提倡"儒佛相通，禅教相通"，试将儒家思想与佛教教义统一，儒佛道三教合流，是宋代强化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南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易于被百姓们接受，一切生活琐事，最平凡的行为都是修行，对那些接触过佛教经典，同时有兼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的中国传统文人来说，这样宽容的宗教理念为他们在做官与归隐的矛盾中的心灵有了一个归宿。中国的儒、佛、道三教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很好共容，是与禅宗与道教的宽容性分不开的。
苏轼一生才华横溢，胸怀大志，但命运多舛，仕途坎坷，遭遇颇似柳宗元，而柳宗元好佛及其儒佛调和理论必然影响到他，苏轼又性爱自然，不喜凡俗之束缚，又颇与陶渊明相吻合，苏轼曾有云："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渊明是他的前生，今生的他如渊明一样梦中清楚，醉中清醒，可见他对陶渊明的推崇，后来他还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所以陶渊明的出世归隐、远离尘缘的人生态度也必然影响到了苏轼。此外，苏轼自幼对《庄子》也是耳濡目染，他脱岸破崔，不受拘束的自由思想和自由个性又决定了他必然对庄子产生共鸣。庄子达生达观，鄙视荣华富贵的人生哲学也影响到了苏轼。在对待三教繁荣态度上，他公开提倡三教合一，是以维护孔孟之道为前提，以孔孟之道为中心，让佛老为己所用，他发掘了佛老二教中与儒相通的部分，于是他才会一方面积极地在仕途上寻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另一方面，又以具有宽容性的禅宗的很多独有生活方式、修行方式来调节自己的生活，缓冲生活压力，从而完成对佛教和对现实人生的双重追求。
苏轼早年是受到一定的佛教熏染的，母亲、父亲、兄弟、亲朋好友大都好佛老，他本人也好佛老之书，好交世外之人，好佛老文学，好游寺院宫观，好佛老之事。他最初接触到佛老思想是在任凤翔盗判时期。少年时他所受的是正统儒家教育，他对佛老出世、无为的思想是有所抵制的，作为政治家的他，断言好佛老必致亡国灭身，他认为佛教徒是为逃避"寒耕暑耘"和劳役才出家的，斥佛教教礼为"荒唐之说"。但在处世态度上，佛家讲究"无住"、"不执着"，而苏轼便是以一种轻松、随意的心态开始了与佛家的交往，在不经意中暗合了"无住"的佛教真谛，与之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谪居黄州后，由于政治上接二连三的遭受打击，加之对人世间世态炎凉的深刻体验，他有着"我今飘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的飘泊之感和"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的飘零之痛。幽独的生活中，他开始潜心研究佛老思想。他在《与章子厚书》中写到："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之，不复笔砚矣。" 由于苏轼屡因文字得罪，而今又遭贬谪，"其中但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使生出无穷也。"为此，他的内心异常苦闷，加之生活的穷困潦倒，于是他走进了僧房，或面壁静坐，或阅读佛经。在黄州的四年中，隔两天就去安国寺焚香默坐，《金刚经》、《华严经》、《圆觉经》、《般若心经》、《清静经》、《六祖坛经》、《传灯录》……无所不读，经过多年宦海沉浮的苏轼在佛教义理的感化下，已经了悟了万事本空的道理，对禅理、人生的理解也达到了一种适意自由的大自在境界，加之其本身性格开朗旷达，在经历了人生大难后心态变得平和，逐渐给人"世路如今已贯，此心到处悠然"（张孝祥）的感觉。
然而，苏轼从来都不是个真正的佛教徒。黄州时期以前的他"锐于报国，拙于谋身"如今遭贬谪，内心必是痛楚的，现实生活中无由排解，只好求诸佛学，从中吸取精神营养。禅家说"无心"，心无所住，苏轼在历经坎坷后是深有体会，此时的他可以静下心来思考和关注人生，他读佛经也非为成佛，而只希望从中寻求生活的智慧，这才铸就了他乐观开朗旷达的人格。
苏轼学佛也好，学老庄也好，目的并不在于抽象哲学研究，而在于经世致用，裨补人生，对于佛教是进行另外理性的吸收。他拜读佛经，既非为了自度也非为度人，他只是借佛教思维方式，对人生和现实进行了分析，他不学佛经而通达佛理，他还在给弟弟的一首诗中写到："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古愁"，可见也非为出世，不但不想远离人间是非，而是要分清人间是非，从而纠正人间万般错误，洗尽人间愁苦。他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与子由弟》），这是他对佛教的理解，也是对人生的理解，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这种任真适性的旷达之境看作人生最高境界。此外，他对学佛中出现的懒散放逸有清醒的认识，如在《答毕仲举书》中说到："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以，不为无害。"可见，苏轼学佛的宗旨，"静而达，见识通达，心胸开阔放达"是他追求的境界。他告诫世人，要以自我检索，取精华而弃糟粕。
事实上，苏轼也并未在佛老思想中找到真正归宿，他按自己需要吸收佛理，同样在《答毕仲举书》中说："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同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读佛书洗濯心灵，好比农夫除草，虽然野草除了又长，但总比不除好，佛教禅宗义理对他来说，是一种缓和紧张、消弭分裂、维持心理平衡的有效方法。苏轼的这段比喻与神秀的一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有着相通之处，而他也确实在实践自己洗濯心灵，追求清静通达的主张。他从未想过"出生死，超三盛，遂作佛"，对"世之君子"所谓的"超然玄悟"表示怀疑。他认为"超"好比吃龙肉；"期于静而达"好比吃猪肉，猪肉听来确实不如龙肉美味，却可以一饱口腹，用这样的譬喻来说明形而上学的谈禅论到。固然玄妙却无补于事，可见，它信佛，是将佛作为觉悟者来崇拜的。而所谓的"三世"转生、"六道"轮回，不过是"粗浅假说"。苏轼很赞赏毕仲举信中所说，读经、参禅、信佛也不过是为了"处世的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而已，达到此目的就"乃为至足"。苏轼即是按着自己的心理需要来理解佛禅，不搞玄谈，他用禅宗观点支撑苦境，战胜厄运，靠的是心灵的超越。禅宗讲"即心即佛"，讲"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以心为万物之本，而同时，有讲"心即无心"、"无住于心"，这是对心的消解，苏轼深得其理，一方面重内心而轻外物，以心灵的高标绝尘来视人间苦难；另一方面，又"无心于外物"，保持心境的虚空廊落。因此，素食在黄州时期参禅悟道，并非并非是为了超凡入圣，而是为了撷取精华，追求旷达人格，他终究不是穷究经义的法师，而只是一个从佛书中吸取人生哲理的"东坡"居士。
三、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作品中佛老思想的体现
经历了"乌台诗案"谪居黄州的苏轼，借助于佛老思想消解忧愁，作为一位自叹"崎岖世味尝应编"（《立秋日祷语，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和"人生识字始患忧"（《石苍舒醉墨堂》）的文人，加之受到儒佛老思想影响，他不免产生出"人生如梦"的浩叹了。早年的他便写过"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这样具有人生空漠感的句子，当时的他已领略到了生存的漂浮不定，生命的终归寂无；他也感到了些许人生的虚幻，"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凤翔八观·维摩象，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饮酒时他也作旷达了悟之语："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薄薄酒二首》其二）
禅宗思想中，人是具有超然之心的，人生态度上也不是为求出世而消极随缘。而是出世而入世，以超然心态入世，以平常心为道，强调人对世界真实面貌的追求。因此，当苏轼陷于入世与出世、执着与虚无的矛盾时，佛老思想也就成了他自我解脱的武器。禅是一种人生哲学，当人们在仕途受挫后，心灵饱经忧患后，往往顿悟禅机。"人生如梦"的观点便会变成"亲自"的体验。
人生的虚幻之感，"人生如梦"的感悟，在苏轼贬谪黄州后的作品中多能感受到。在词中，他不断提到"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西江月·黄州中秋》）、"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天竺寺》）、"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十二，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和前韵》）。《圆觉经》中有语："火出木烬，灰飞烟灭。"在《赤壁怀古》中，苏轼借用了佛经中的"灰飞烟灭"来表达了"人生入梦"、"如寄"、"如逆旅"之类的话语，是他吸收了佛、道思想并经过自己理解与思考而产生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本人的苦闷：人生在世，极不自由，现实生活种种因政治、礼教、风俗等因素造成的具体情况像一张大网将人束缚，而无形中的"天命"又将人罩牢，无奈之下，只有"人生如梦"的理想才能看破这红尘世界，才是从精神上抵抗忧患贫穷的麻醉剂，对待富贵荣华的醒酒汤。"人生如梦"的彻悟，来源于他的遭遇与人生体验，显然是受到佛加"四大皆空"和道家"人生如寄"思想的影响，而"人生入梦"的观点，却使苏轼摆脱政治理想破灭的惶恐，"梦里栩燃蝴蝶，一身轻。"从而成为实现旷达人格的武器，于是，苏轼终于从"我欲乘风归去"的"出世"返回了"何似在人间"的"入世"，珍惜、依恋人生，从而达到"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
一个旷达的人，不管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坦然处之。晋人张季鹰从"八王之乱"的血雨腥风中抽身远祸，却编造了一个超然的借口：因秋风起，思念吴中莼菜羹，鲈鱼脍而弃官南归，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这个借口。他之所以要选这个借口，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一种风气，也因为张季鹰平时有追逐这种风气的言论和行为。他常常宣扬："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他平时"任性自然，无求当世，时人贵其旷达"；陶渊明能"三仕"、"三隐"，以"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五柳先生"自居，过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生活而自得其乐。苏轼贬谪黄州，出入于佛老，危难之时仍能努力做到恬然自适，"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黄州，成全了一个旷大洒脱的苏轼，也造就了苏轼一生文学的巅峰，大批名作脱颖而出。其中主要代表作是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散文前后《赤壁赋》等。在这些中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一蓑烟雨任平生"式的独行之士的潇洒、飘逸的形象，这个形象毋宁说就是苏轼自己，是苏轼在以超尘拔俗的品格和气节自诩。
《临江仙·夜归临皋》中"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更是展现了一个"无可无不可"坦然面对现实的人的形象：
夜饮东坡醉复醒，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狠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诗人夜醉归家，敲门不应，于别人恐怕会多恼火，可苏轼却悠闲地倚杖倾听江涛水声。夜深人静之时，听江声，得启示："长恨此生非我有"，如能"忘却营营"便可在精神上得到解脱，人世的一切都可以不在乎了。《庄子·知北游》说："汝身非汝有也。"即是说人的生命、身体为天地自然造就，非人所有，《庄子·庚桑楚》又说："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苏轼显然受到了这样的启示，相通了一切，能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静观万物，看到的是"夜阑风静谷纹平"的美好景色，在陶醉于自然美景时，生出了架小舟任意而行，在江海中度过余生的念头。当然，"江海寄余生"是苏轼一时之感，他并未架小舟消失于江海，而是倒头大睡，只闹得郡守虚惊一场。人生很少一帆风顺，所以只有看穿忧患，善于自我解脱，才能于逆境中站起来，旷达自适。
最能表示苏轼旷达人格的要算是这首《定风波》了：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所写，原是生活中极普通的小事："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雨中漫步，也许算不上什么，但诗人的意思决非仅在于此，而是表达一种坦然面对人世风雨的镇定。最为"罪废"的"逐臣"，躬耕东坡，政治上生活上都经历了不少风险与磨难。他的心胸像一片大海，对风雨变化虽敏感，但总体上仍摇之不浊，处惊不变，失意淡然，任天而动，坦然行世。你看，别人在一片穿林打叶的阵雨中，个个狼狈不堪，唯有苏轼在风雨中，柱着竹杖从容前行，不觉狼狈，只管"吟啸徐行"。他懂得，风雨并无可怕之处，雨过仍会天晴，果然，不久天就放晴，眼前又见"山头斜照"在向人们招手，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经历阵风骤雨，得来的常常是轻松平静，诗人沐浴着雨后的凉爽，回首刚走过的风雨萧瑟之处，既已云消雾散，斜阳也收敛了光辉。自然界如此，而人世的风雨又何尝不是如此？如能将面对风雨不觉的态度移到面对人生忧患之上，泰然处之，处惊不变，则虽履危难而若行平地。这里所写到的是诗人经历风雨的真切感受，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经历的一切政治风云的内心体验与反省？待到过了艰难，到达彼岸，同样会有"也无风雨也无晴"之感，无所畏惧，也就"无风雨无晴"了。苏轼还有一首题为《独觉》的诗："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末尾两句与该词的两句，几乎完全相同，足见诗人对这两句的喜欢之情，因为它映射出了诗人独特的个性的心理折光。这是一种处身于世外的轻松之感，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情怀，人生道路不平，君子坦荡荡，自能履险如夷。"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念奴娇·送钱穆父》），逆旅的人生，若能如此旷达坦荡，自然风雨不觉，往深一层看，也不难看到禅家"不住于心"、"任运自在"的影子，无论世事如何风雨变幻，都不改变自己的态度，无论何时何地，惟"适"而已，这是他逆境中的从容。
四、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结语
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序言中这样写到苏轼："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指苏轼)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应该说，苏轼并不是像林语堂说的那样轻飘飘地悠然一生。但是，苏轼的确是一个乐天旷达之人，一生一生虽屡遭政治迫害，成年颠沛流离，辗转奔波，足迹踏遍了天南海北，一直过着逆旅过客的生活，但他却能努力地寻求自我解脱，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潇洒超逸的境界。
黄州时期的苏轼，经历了牢狱之灾，又经过不断的自我反省，使他对政治、人生都有了重新的认识。沉思中，对待现实便以一种闲适旷达的心情处之，形成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生活的打击从未使他真正绝望，他有深重的苦难感，又有轻松的超脱感。他终究是个儒生，他的内心始终是矛盾的，仕与隐，进与退，儒与道，快乐与痛苦永远并存。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更深刻沉重。"诗文中有"人生如梦"、"古今如梦"、"万事到头终是梦"、"却对酒杯浑似梦"这样的句子，梦的虚幻感与乐观进取的精神，旷达超脱的情怀交织在一起，使苏轼一生既轻松释然，又悲沉肃穆。
佛家走向内心而否定人生，儒家走向社会而忽视人生，道家走向自然而简化人生。苏轼将佛教的走向内心当作探索人生的手段，以禅宗"一念清净"、"无心于物"的观念淡化客观环境的困窘，把道家地走向自然作为丰富人生的契机，而始终将儒家的积极进取的人生的哲学作为自己人生观的核心，批判改造吸收了佛老齐荣辱，忘得失，达生达观，不执一时得失，对贫富、贵贱、荣辱漠然视之，对人生所受的打击泰然处之，消解了生活给他的坎坷与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坎坷的磨砺，以及佛家"无住"、"万法皆控"思想在他心中生长，他的心态逐渐平和。
黄州时期的苏轼较之以前，生活与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看破红尘却始终难舍红尘，未脱尘根，才使他在旷达之外还保持了生活的热情，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面对多年的宦游漂泊的生活，他有过"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醉落魄·离京口作》）、"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林江仙·送王缄》）的感慨，但后来的他借了一位歌女的口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苏轼有首《定风波》：
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词原有一小序："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词为王巩侍妾柔奴而作。王定国也是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宾州（今广西），歌女柔奴随行，三年后，王定国北归遇苏轼。苏轼有感于广西为岭南地区，荒凉僻远，柔奴同行三年却越来越见年轻，相问之下，竟得"此心安处，即是吾乡！"这样富有哲理的答案，苏轼自是大加赞赏，并加以引用。《金刚经》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说，就是劝人不要执迷，不惧忧患，苦乐随缘。苏轼多次遭贬，且愈贬愈远，却依然做到坦然面对，因为他有这种不为穷通所扰，处惊而不变的乐观精神和旷达的人生态度，所以才会对柔奴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产生共鸣。"此心安处"，也便是"无心"，不留意于外物，不执著于外境，也便是"无心"，只要"此心安处"，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无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 是苏轼对自己人生态度的寄寓，同时也成了他今后生活的预言。
"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次韵江海叔二首》）是一些学者心目中苏轼晚年的形象，也是苏轼一生的形象，黄州时期佳处迟留的顿悟，使其独特的旷达人格初步形成，我们看到了一个回归与清纯空灵，像玉一样光洁温润，但不刺眼；像茶一样香满人间却不炫耀；像轻风一样为人送爽却不声张，做到既有换人生，又热爱生命，既严肃执著，又豁达乐观的无处不超然得东坡居士。
『拾』 苏轼在宋朝时期是如何演绎最后的倔强的
苏东坡号称老顽童，看尽人生却坦荡达观，真实的苏轼又如何？
北宋文豪苏轼，最为人所知就是心态好，这心态好到，即便年岁渐长也是一副乐呵呵老顽童形象。
无怪乎林语堂老先生曾说：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七王安石的救命之举，本人无法揣测，真救命还是避免争斗扩大化，只有他自己知晓。
可这场“乌台诗案”却对苏轼的人生造成了深远影响。
官场是什么？
是一个不属于个性者的场所，坚持自我的人，不屑于同流合污的人，如何在主流官场混迹。
可是屈膝折腰，放弃自我，苏轼又不愿！
于是济世救国之念成了过去，寄情山水以诗言志成了现实，四十多岁壮年的苏轼，经历冤案终于大彻大悟，从一个孤傲的人，变成了一个孤独的人，进而成了一个豁达的人。
他会去研究猪肉的做法，弄出来“东坡肉”，会去游山玩水，写出无数豁达大气的诗词，却不再关心政治。
即便后续党争结束，苏轼依旧未有起复，可他却不在意了，也许这就是豪放派个性派在仕途的最终结局吧。
今日回看，孤傲个性，毁了苏东坡的仕途，却成全了苏东坡的诗词，更让后世记忆中无数次响起那壮秀隽逸的文。
得失间，皆人生，老顽童何憾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