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去中心化

A. 什么是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Statism）是近代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和国民的利益问题的一种政治学说。

在本质上，国家主义和国民权利是不可分割，国家是由国土、人民（民族）、文化和政府四个要素组成的。

国民通过契约法律授权政府管理国家事物，法律是国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

国家主义的核心就是倡导国民通过契约法律为本位，引导国民维护国家利益，国家维护国民利益，共同约束。

国家主义主张全民利益。

原则上，国家主义不反对专业人才治理国政，但专业人才必须在国民和国家契约法律下进行，不可以违反国家法律。

国家主义反对独裁和政治寡头和政治精英控制国家政府，体现在于政治寡头和所有的精英凌驾于法律之上；

把控着国家维护官僚阶级的利益，而使官僚由国家工具异化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破坏了全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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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主义的批评与支持：

国家主义的反对者经常指责国家干涉限制个人自由的不道德。

他们也倾向于拒斥国家主义的经济模式，而支持更加自由的经济政策，因为他们相信去中心化的、个人层面或自由市场内私人组织层面的经济活动能带来更好的经济结果。

与之相反，国家主义的支持者认为，与自由市场经济相比，集中的计划经济能够给每个人带来更好的经济收益（参见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

双反都积极引证相关的理论论证和历史事实。共产主义国家，由于通常被认为是国家主义的典型，常常成为这场争论的焦点。

国家主义的反对者认为共产主义国家与相同时间范围内同时代的自由市场国家相比，表现要糟糕得多：它们未能解决贫困问题，同时也造成了与无国家主义成分的国家类似的阶级分化。

作为回应，大部分的国家主义者只是拒绝communism国家使用的经济模式并提出一种不同的模式。但也有人为communism国家辩护：相同情形下它们取得的经济成就比自由市场要好，把它们与工业化了的西方世界相比，是毫无根据的。

在个人自由问题上，一些国家主义者认为与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相比，通过给予一些个体（特别是穷人）在严格资本主义体制下不可能拥有的选择自由，国家主义能提供更多的积极自由。

相反，许多国家主义的反对者，尤其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认为偏离市场经济将导致政治自由的无情丧失。

B. 除了AlphaGo，此刻还有哪些趋势在挑战人类智

人机大战昨天落幕。逗革命的第二天地今天降临。我们来听听万维钢谈怎么理解此时此刻的世界。
万维钢，笔名同人于野，物理学家和科学作者。他著有畅销书《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其文章宗旨为逗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地，喜欢科学和政治，强调理性和现代化。
本文是万维钢为新著《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2月）撰写的序言，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

2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世界的书。我想在这本书中讲些一个现代人应该有，而且只有现代人才可能有的"智识"——智慧和见识。想要理解这个现代世界，乃至做些决策，就得有这种智识。
从社会变革的大尺度来看，本书要说的思想都相当新，还没有来得及变成成语典故写进我们的文化基因。它们散落在各个学科的最新进展之中，常常不为外行所知。但是这些思想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就能被理解和掌握，它们已经在科学家、哲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创业者、大学师生以及各行各业中对现代世界保持敏感兴趣的人群中传播。
这些人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智识分子"。
我本是一个physicist，以科研为生，成就还没达到敢以中文"物理学家"自称的程度。按理说应该专注于物理研究，可我却读了好多非专业的书，写了好多跟物理学没关系的文章。我做这些不务正业的事并不是因为物理学家自由时间多，而实在是因为，这个风起云涌的现代世界，太有意思了——我甚至觉得如果你不去好好了解这个世界的最新思想，仅仅满足于当个特定专业的知识分子的话，简直就是白生在了现代一回。
而且你有可能面临掉队的危险。此时此刻的世界有三个重要趋势，对我们提出了智识上的挑战。
1. 三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世界越来越复杂。
经济学家爱拿铅笔说事。一支铅笔看似简单，但如果你仔细想想，其中的石墨铅芯、木质外壳、笔头的金属皮和橡皮，从最初级的原材料提取到加工组装，中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人的手。没有任何一个人掌握制造铅笔的全套"手艺"，每个人所会的只不过是其中一步而已。
哈耶克告诉我们，这是市场的力量。知识其实是去中心化的，分布在人群之中，是市场把人们组织起来分工协作。所以如果你只会一样知识，没问题，只要你对价格信号做出合理反应就能生活得不错。反过来说如果有人想拥有全部的知识，试图去总揽全局甚至制订计划，那他只能帮倒忙。
但是现代世界比传统铅笔工人面临的局面还要复杂。如果我是一个工资不高、但是有点现代意识的铅笔工人，我就想问问为什么我不能拿高工资，这我就需要了解点经济学知识。我还想建议工厂在铅笔上印些字和花纹来促进销量，这大概涉及心理学。我关心我的工作是否稳定，有人说铅笔行业快不行了，我怎么评估这种言论的可信度看我会不会被机器人取代看我应该怎么跟老板搞办公室政治看如果我想让子女将来从事更高端的工作，我应该侧重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看
没有谁只知道盯着价格信号，以上这些才是一个现代人的真实处境：每天面对很多的问题。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看大多数人的办法其实是模仿他人，因为自己思考也没用，看《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厚黑学》也没用 — 适应传统简单社会的经验和思想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
第二个趋势是人工智能正在慢慢取代人的工作。
对这一点我会在书里细说。简而言之，局面比人们想象的严峻得多。直到目前为止仍然好使的很多谋生技能，甚至包括一些高级技能，都将很快被人工智能替代。我们即将迎来一个逗不换思想就换人地的时代。
第三个趋势是尽管所有人的物质生活都在改善，整个社会阶级分层却正在扩大。
近年有关贫富差距的研究都在强调一个观点：穷人跟富人的最重要差别，并不在于金钱数量多少，甚至不在于得到机会的多少，而在于文化和观念。贫困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状态，而且还是一个思维模式。这个思维模式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什么《穷爸爸富爸爸》之类的区别，而且还是一整套的东西。
比如说，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可能就反映了你的阶级高度。有人曾深入调查过美国波士顿地区意大利移民工薪阶层社区的社交习俗，发现对这些人来说，家人、亲戚和从小玩到大的熟人远远比任何外人都更值得信任。他们认为一切外面的东西都是神秘甚至是充满敌意的。而英国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工薪阶层和穷人更乐意说一些只有身边亲友才能听懂的话，根本不管外人能否理解 — 而中产阶级人士则尽量向所有人解释他在说什么。
对比中国人热衷的同乡情谊、校友之间的方言黑话，我们大多数国人在思想上是个什么阶层看我们是不是很容易陷入被传统熟人社会乃至从原始社会来的进化心理学所左右的思维模式之中看我们具备现代社会推崇的理性思维吗看
这个世界的定律不是心灵鸡汤，所以我必须得说，落后的思维模式很难被改变。我会在书中介绍几个试图改变贫困思维的研究，其中鲜有成功案例。
加拿大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有本书叫《超越智商：为什么聪明人也会做蠢事》，用大量研究结果说明一个问题：智商跟理性是两码事，二者几乎不相关。理性能力 — 充分认识当前局面，做好最佳决策的能力 — 得另外学习。
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不同阶层家庭文化的差异巨大的情况下，你猜谁更容易学到理性。
再考虑到前面两个趋势，世界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容易理解，人工智能又在逼着我们换脑子——在这样一个局面下，贫富差距怎么可能不越来越大呢看
这三个趋势将对我们构成极大的挑战。可以说只有少数人具备了现代社会的智识，大多数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传统社会、有的甚至停留在原始社会。
怎么迎接这思想上的挑战呢看第一步，是听专家的吗看
2. 如何听取理工科专家的意见
理工科思维是最重要的现代化思维，讲究tradeoff（取舍）、量化和科学方法。我的上一本书就叫《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但是别搞错了：如果只满足于自己的一个小领域，那么一个理工科方面的专家，未必就能用理工科思维去理解世界。
其实理工科专家大概都有个烦恼。别人问你个见识方面的问题，如果你不用自己本专业的知识回答，人们就会说你在这个领域根本不是专家；如果你用本专业的知识回答，你其实是个仅供参考的工具。
这话怎么讲呢看复杂世界中很少有哪个实际问题是只用一方面的知识就能解决的。据说，美国某著名科学家，有一次受邀上谈话节目谈环保问题，出了个大洋相。搞与环境相关研究的科学家肯定强调环保，但这位老兄比较极端，他居然说那些能源巨头公司的CEO们"犯了反人类罪"！
像这样的专家，别人没法认真对待你。用能源的是我们，反而要怪能源公司的CEO看而且还反人类罪看显然这位科学家的知识面太窄，他只知道自己学科里的这么一点点知识，以为就他研究的东西最重要。他根本没有tradeoff的思维，也不知道社会中其他方面需求的重要性。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我看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公共问题上有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见识并不高明，而且还习惯性地过分强调自己专业的重要性。鼓吹全球变暖的气象学家大言不惭地要求不惜代价减少碳排放，仿佛经济规模变小根本就不是个事儿似的；搞航天的人认为每往航天事业投入一块钱就能带来七块钱的回报；搞生物能源的人说核电特别危险；搞物理的人说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百废待兴的中国最急需的科研项目……只有杨振宁先生最公平：作为搞物理的，他说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
所以对待理工科专家，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的意见当成决策的参考。你可以在你的专业范围内给我提供最好的论点数据，但具体怎么决策，我还得再听听别人的论点和数据。
君子不器。如果仅仅满足于当某一特定小领域的技术型专家，恐怕是往大了说不足以做公共决策，往小了说不足以明白人生。
那么，听文科专家的行吗看
3. 理念与算数
理工科专家至少知道自己知识的局限性，文科专家经常认为自己无所不知。他们行走江湖不是靠"理性"，而是靠"理念"。
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在内诸多的人文学科仍然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这体现在学者们对很多重大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他们分成了好多派别，常常冠以"××主义"的名字，有时候就如同武侠世界中的门派一样党同伐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消费刺激增长，政府应该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供给派经济学则认为真正的英雄是企业家，所以最好的刺激办法是减税。自由派政治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保守派政治学者则要求小政府。
高税收高福利的北欧国家瑞典，是大政府的典型代表。作为民主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实行了很多大政府的政策。有人写文章说奥巴马要把美国变得更像瑞典，而与此同时瑞典却在减少税收，去瑞典化，你奥巴马不是逆潮流而动的傻瓜吗看
结果一个数学家说你那叫线性脑袋！我们画张图，横坐标是政策有多像大政府瑞典，纵坐标是经济繁荣程度，那么图上这个曲线不太可能是直线。最大繁荣值不太可能正好在曲线的端点！最大值完全可以在中间某处，两端都不好。奥巴马和瑞典只不过从两个方向都在寻找这个值。
认准一个方向毫不动摇，是理念，是派系斗争，是意识形态，是情怀。知道过犹不及，该左左该右右，时刻为寻找最优值进行调整，才是理性态度。
解决问题的关键往往并不在于你有没有一个高大上的理念，而在于"度"，在于数字。复杂世界中几乎任何东西都有利有弊，用与不用不仅仅要看这个东西好不好，还要看你能承受多大代价。
独立自主、支持国货当然是个特别好的理念，但是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的湖北枪炮厂耗费巨资搞出来的汉阳造质量极差，同样的钱远远不如直接进口外国步枪。在国家急需强兵的时代，一味追求国产化可能就未必是最好的选择。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经几乎放弃军工研发，甚至让军队养猪经商，后来又放弃国产中国之星进口高铁技术，现在进口核电技术，这些政策都曾经备受批评，但你不知道其省下来的钱对发展经济起到了多大作用，运力和发电的急需能不能等国产技术。
想要学会寻找合适的"度"，你至少需要掌握两个不同的理念。然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们，却往往只知道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唯一的那一个理念，有时候连事实都不顾了。
2015年9月5日，是微博上有意思的一天。有三位名人，几乎同时发表了特别愚蠢的言论。名人A为了宣扬破除伪善的鸡汤理念，把一篇网络小说中虚构的光绪皇帝讲话当成真的评论转发；名人B为了宣扬爱国理念发表《人类起源于中国的猜想》— 一篇被戏称为"分形式错误"的雄文 — 从小处到大处各种尺度上全错了；名人C为了宣扬扶持民营制造业的理念犯了统计错误。这已经不仅仅是理念，这是迷信。他们被自己的理念给劫持了。
崇尚自由市场的教授认为所有经济问题都应该用市场解决，鼓吹自由民主的专栏作家把美国政治的缺点都能变成煽情的素材，热爱儒家文化的历史爱好者看宋朝一切都是好的，自诩保守主义者的中国思想家对一战国际条约体系的推崇可能连现在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比不了。他们用半生之力铸就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锤子，就把一切东西都视为钉子。
像这样试图以一招鲜吃遍天的学者，美国心理学家飞利浦·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对他们有个专门的名词：刺猬。
4. 狐狸与刺猬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泰特洛克搞了一项历时二十多年，影响深远的研究：用科学方法评估专家们对政治事件的预测能力。我们常常抱怨专家做出错误的预测，有时候讲得头头是道也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泰特洛克则使用了复杂而严谨的评估方法，一个最明显的效果就是能避免马后炮。比如说，他在苏联尚未解体的时候让专家们预测苏联未来的命运会比当时更好、更差还是保持现状，并且要求专家对各种情况设定一个概率。
二十多年后，一切问题水落石出，再回头看当初专家们的预测：专家的预测成绩，总体来说，还不如投个硬币随机选择。
所以在预测未来方面，很多专家的确是"砖家"。其实其他领域的专业也差不多是如此，如果你想知道未来哪个领域最值得投资或者什么专业最好找工作，问专家可能真不如自己猜。
但泰特洛克这个研究最值得称道的发现却是，并非所有专家都这么不堪，有的专家预测得相当准确！这个准确与否，与专家的专业从业时间，是否能接触到机密资料，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乐观派还是悲观派，都没关系。唯一有关系的是专家的思维方式。
泰特洛克把专家按思维方式分成了两类：刺猬和狐狸。刺猬型专家非常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小领域，他们都有一个"大主意"。狐狸型专家则对什么知识都了解一点，有无数"小主意"。在总结此研究的《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一书中，泰特洛克对这两种专家的思维方式是这么描写的：
刺猬式的思维方式是进取的，只知一件大事，在简约的名义下，寻求和扩大此事的解释力，以"掩盖"新的案例；狐狸式的思维方式更加折中，知道很多小事，与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同步，满足于根据时代找出合适的解决之道。
狐狸预测的准确度，远远超过了刺猬。
这个事实非常，非常重要。一直到近代，知识分子常以拥有不容置疑的信仰为荣，总想把自己的学说推广到根本不适用的领域，在学霸的路线上越走越远，树起主义的大旗吸引无数徒子徒孙，其实都是刺猬。他以为自己的一个大主意能解释所有问题，当现实不符合他的理论的时候，他忽略现实。当结果不符合他的预测的时候，他不但拒绝承认自己错了，反而还能找个理由说这恰恰说明自己当初是对的！
一棵树可能很简单，但树木组成的森林非常复杂，而刺猬则以为只要他能理解树，他就能解释森林。刺猬眼中的世界是简单的，简单到他用一个理论就能解释一切。他眼光简单，办事方法也简单，把自己蜷缩成一团，试图用浑身的刺去面对外面复杂的世界。
然而真正有见识的，其实是狐狸。
我敢说，现代化的道理千头万绪，唯有此事最为关键：不要被自己心中的"大主意"劫持。
所以我们智识分子的最根本教训，就是要做狐狸，不要做刺猬。泰特洛克用统计问卷的方法发现了狐狸思维相对于刺猬思维的种种特点，值得我们作为美德，甚至作为座右铭列举出来：
狐狸乐于接收新的信息；
狐狸对自己决策的信心远小于刺猬；
即使做过决定之后，狐狸仍然想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再思考；
狐狸总爱不断修正自己的预测；
狐狸也许并不像刺猬一样对某个特定领域无比内行，但是他的知识面宽得多，了解很多事；
狐狸对很多事情持怀疑态度；
当考虑冲突的时候，狐狸能看到双方可能正确的方面；
狐狸喜欢与观点不同的人打交道；
狐狸在工作中并不追求明确的规则和秩序；
狐狸喜欢有多个答案的问题，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常常能发现多个选择……
总而言之，狐狸眼中的世界是复杂的。世界任何时候都需要很多刺猬来提供观点和建议，但是刺猬在科学决策中的真正地位只不过是个吹鼓手和工具。狐狸，才是这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真正宠爱的人。
怎样才能成为狐狸呢看
5. 十八般武艺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满足于当某一方面的"专才"，而应该广泛学习各种知识，掌握"通识"。想要解决社会、经济和生活问题，不能追求掌握一个一劳永逸的"正确"理论，而应该追求掌握一系列不同流派的思维方法，十八般武艺，多多益善。
这其实正是西方所谓"博雅教育"（liberal arts）的意义所在。博雅教育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提出"七艺"——有点像中国孔子那时候的"六艺"——被认为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公民所应该掌握的若干个基本学科。这些学科有文法、修辞、逻辑、历史、天文学等，都是一些不能直接作为一门手艺出去赚钱，但是可以提高一个人思想见识水平的"素质教育"。
我国教育家很爱谈素质教育，还特别喜欢文学、音乐、美术这些领域，最主要的教育形式就是让小孩放学以后去上个钢琴班之类。为什么要搞素质教育看他们可能会告诉你，拉小提琴是为了效法爱因斯坦，给科研工作提供灵感，但人们心里想的往往是，素质教育可以把人变得像个"上等人"。
人们幻想自己的孩子接受了素质教育，长大以后就可以跟外国友人聊聊《傲慢与偏见》这种世界文学名著，跟商业伙伴打打高尔夫球，彰显贵族气质。
难道素质教育是化妆品吗看
博雅教育的本意其实是有很强的实用性的！这个用处并不在于谈恋爱找对象好找，而是为了学习怎么做决策！
古希腊"自由人"的反义词，不是罪犯，而是奴隶。奴隶只需要听话干活就可以了，其实生活未必有多差 —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媒体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奴隶生活稳定不用担心失业而且有终生的医保，比北方某些工人强——但奴隶不能对事情做决策。只有自由人，因为要管理奴隶，要为自己的生活做主，要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才需要做决策。
博雅之学的本意是决策之学。
严肃文学可以让人学会体察他人的感受，了解真实世界中不同类型人的生活。逻辑可以让人学会推理和辩论。文法修辞可以让人学会怎么用语言争取别人的支持。历史可以让人学会借鉴前人的经验。数学可以让人学会取舍。天文学可以让人对世界的自然规律产生敬畏。这些学问不是什么用于打扮自己、被别人审美的"教养"，这些都是大人物办大事的实用技能！
所以博雅之学训练的不是什么"贵族品位"，而是真贵族，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是精英。
博雅之学，并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提供一些寓言故事、名人典故和思维套路。你掌握的套路越多，办事的时候可供选择的思路就越多。至于遇到什么事应该用哪个套路去解决，这没有任何程序性固定办法，是一种艺术，只能自己选择。
比如说，如果你把经济学理论模型当成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你什么事儿都不太可能干成。但是如果你把经济学理论当成仅供参考的寓言，你反而可能非常灵活地办成一些事情。
如果拿武侠小说打比方，那就是我们不能学那些只会本门武功——哪怕这个武功很厉害 — 而且还个性单一的配角。我们得学师从多位名家，招式复杂多变，性格也被女主角认为是捉摸不定的男主角。面对一个问题，你可以把它当成经济学问题，但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政治问题，甚至物理问题。我们就如同使用武功一样不断尝试各种招法，一招不成再来一招。理论不好使不能怨老师教错了，只能怪自己会的招太少。
简单打不过复杂。只有复杂的人才能打败复杂。
想要学会这样的本事，就得读书。
6. 本书
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不是一本教材，也不是一本完备的行动指南。我既不可能在书中完整地介绍所有有用的知识，也不打算列举这些知识的目录。我还不能保证书中说的理论都是对的，理查德·费曼有句话说，（物理学）理论进展之快常常超过书籍出版的速度。
我能保证的是书中所有内容都是有趣的。"有趣"其实是个特别高级的标准，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这本书的任务是给读者带来启发。如果现代世界的智识是我们追求的月亮，这本书是指向月亮的手指。
本书的第一部分"世界观祛魅"，试图向读者介绍一个跟传统看法不太一样的世界。网上的青年经常说什么东西能"改变我的三观"，而学者们对此有个格调稍微高一点的说法，叫作"budge my priors" — 直译差不多是"使我心目中对世界的的基本假设稍微移动了一下"。 常识是我们的敌人。社会上人们对一些常见问题的主流看法，很可能是错的。我期待这部分的内容能让你对世界的基本假设稍微移动一下。
第二部分"自动化时代的英雄"，重点谈教育问题，尤其是中国教育。我认为当前人们讨论教育根本没说到点子上 — 现代教育制度的本质不是什么培养有用人才，而是把人分类，让阶级分层。对这个问题你想得越明白，内心就会越难受。但是最后我会给一个光明结局，说说英雄是怎么突破教育和阶层的局限的。我还会提出一个基于大数据、自由意志、人工智能、信息论和供给派经济学的英雄定义。英雄的存在，可能是复杂世界的一大好处。
第三部分"智识分子的十八般武艺"，讲几个当前学界流行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和解释世界的方法。这些方法有心理学的也有物理学的，有软的也有硬的，有大的也有小的，绝对不带门户之见。将来遇到一些一般人对付不了的问题，把这些武艺啪啪啪抖落出来，也许真能破解一二。
第四部分"机器厉害还是人厉害看"展望未来，而且是迫在眉睫的未来。为了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人的创造性优势，我们需要新的工作策略，新的组织管理方式，和新的社会形态。这些策略、方式和形态，并不是什么科幻推理，而是早就已经发生了，甚至已经发生了好多年，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到。
科学家的职业病是希望什么好东西都是自己第一个发现的，然而这本书涉及的所有严肃理论都是别人的研究 — 我自己的研究，磁约束受控核聚变等离子体模拟，还不够符合这本书"有趣"的标准。但是我能追求这个：书中有些思想，是我第一个告诉中国读者的！

C. 除了AlphaGo，此刻还有哪些趋势在挑战人类智识

人机大战昨天落幕。“革命的第二天”今天降临。我们来听听万维钢谈怎么理解此时此刻的世界。
万维钢，笔名同人于野，物理学家和科学作者。他著有畅销书《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其文章宗旨为“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喜欢科学和政治，强调理性和现代化。
本文是万维钢为新著《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2月）撰写的序言，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

2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世界的书。我想在这本书中讲些一个现代人应该有，而且只有现代人才可能有的"智识"——智慧和见识。想要理解这个现代世界，乃至做些决策，就得有这种智识。
从社会变革的大尺度来看，本书要说的思想都相当新，还没有来得及变成成语典故写进我们的文化基因。它们散落在各个学科的最新进展之中，常常不为外行所知。但是这些思想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就能被理解和掌握，它们已经在科学家、哲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创业者、大学师生以及各行各业中对现代世界保持敏感兴趣的人群中传播。
这些人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智识分子"。
我本是一个physicist，以科研为生，成就还没达到敢以中文"物理学家"自称的程度。按理说应该专注于物理研究，可我却读了好多非专业的书，写了好多跟物理学没关系的文章。我做这些不务正业的事并不是因为物理学家自由时间多，而实在是因为，这个风起云涌的现代世界，太有意思了——我甚至觉得如果你不去好好了解这个世界的最新思想，仅仅满足于当个特定专业的知识分子的话，简直就是白生在了现代一回。
而且你有可能面临掉队的危险。此时此刻的世界有三个重要趋势，对我们提出了智识上的挑战。
1. 三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世界越来越复杂。
经济学家爱拿铅笔说事。一支铅笔看似简单，但如果你仔细想想，其中的石墨铅芯、木质外壳、笔头的金属皮和橡皮，从最初级的原材料提取到加工组装，中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人的手。没有任何一个人掌握制造铅笔的全套"手艺"，每个人所会的只不过是其中一步而已。
哈耶克告诉我们，这是市场的力量。知识其实是去中心化的，分布在人群之中，是市场把人们组织起来分工协作。所以如果你只会一样知识，没问题，只要你对价格信号做出合理反应就能生活得不错。反过来说如果有人想拥有全部的知识，试图去总揽全局甚至制订计划，那他只能帮倒忙。
但是现代世界比传统铅笔工人面临的局面还要复杂。如果我是一个工资不高、但是有点现代意识的铅笔工人，我就想问问为什么我不能拿高工资，这我就需要了解点经济学知识。我还想建议工厂在铅笔上印些字和花纹来促进销量，这大概涉及心理学。我关心我的工作是否稳定，有人说铅笔行业快不行了，我怎么评估这种言论的可信度？我会不会被机器人取代？我应该怎么跟老板搞办公室政治？如果我想让子女将来从事更高端的工作，我应该侧重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
没有谁只知道盯着价格信号，以上这些才是一个现代人的真实处境：每天面对很多的问题。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大多数人的办法其实是模仿他人，因为自己思考也没用，看《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厚黑学》也没用 — 适应传统简单社会的经验和思想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
第二个趋势是人工智能正在慢慢取代人的工作。
对这一点我会在书里细说。简而言之，局面比人们想象的严峻得多。直到目前为止仍然好使的很多谋生技能，甚至包括一些高级技能，都将很快被人工智能替代。我们即将迎来一个“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时代。
第三个趋势是尽管所有人的物质生活都在改善，整个社会阶级分层却正在扩大。
近年有关贫富差距的研究都在强调一个观点：穷人跟富人的最重要差别，并不在于金钱数量多少，甚至不在于得到机会的多少，而在于文化和观念。贫困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状态，而且还是一个思维模式。这个思维模式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什么《穷爸爸富爸爸》之类投资理财的区别，而且还是一整套的东西。
比如说，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可能就反映了你的阶级高度。有人曾深入调查过美国波士顿地区意大利移民工薪阶层社区的社交习俗，发现对这些人来说，家人、亲戚和从小玩到大的熟人远远比任何外人都更值得信任。他们认为一切外面的东西都是神秘甚至是充满敌意的。而英国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工薪阶层和穷人更乐意说一些只有身边亲友才能听懂的话，根本不管外人能否理解 — 而中产阶级人士则尽量向所有人解释他在说什么。
对比中国人热衷的同乡情谊、校友之间的方言黑话，我们大多数国人在思想上是个什么阶层？我们是不是很容易陷入被传统熟人社会乃至从原始社会来的进化心理学所左右的思维模式之中？我们具备现代社会推崇的理性思维吗？
这个世界的定律不是心灵鸡汤，所以我必须得说，落后的思维模式很难被改变。我会在书中介绍几个试图改变贫困思维的研究，其中鲜有成功案例。
加拿大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有本书叫《超越智商：为什么聪明人也会做蠢事》，用大量研究结果说明一个问题：智商跟理性是两码事，二者几乎不相关。理性能力 — 充分认识当前局面，做好最佳决策的能力 — 得另外学习。
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不同阶层家庭文化的差异巨大的情况下，你猜谁更容易学到理性。
再考虑到前面两个趋势，世界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容易理解，人工智能又在逼着我们换脑子——在这样一个局面下，贫富差距怎么可能不越来越大呢？
这三个趋势将对我们构成极大的挑战。可以说只有少数人具备了现代社会的智识，大多数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传统社会、有的甚至停留在原始社会。
怎么迎接这思想上的挑战呢？第一步，是听专家的吗？
2. 如何听取理工科专家的意见
理工科思维是最重要的现代化思维，讲究tradeoff（取舍）、量化和科学方法。我的上一本书就叫《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但是别搞错了：如果只满足于自己的一个小领域，那么一个理工科方面的专家，未必就能用理工科思维去理解世界。
其实理工科专家大概都有个烦恼。别人问你个见识方面的问题，如果你不用自己本专业的知识回答，人们就会说你在这个领域根本不是专家；如果你用本专业的知识回答，你其实是个仅供参考的工具。
这话怎么讲呢？复杂世界中很少有哪个实际问题是只用一方面的知识就能解决的。据说，美国某著名科学家，有一次受邀上谈话节目谈环保问题，出了个大洋相。搞与环境相关研究的科学家肯定强调环保，但这位老兄比较极端，他居然说那些能源巨头公司的CEO们"犯了反人类罪"！
像这样的专家，别人没法认真对待你。用能源的是我们，反而要怪能源公司的CEO？而且还反人类罪？显然这位科学家的知识面太窄，他只知道自己学科里的这么一点点知识，以为就他研究的东西最重要。他根本没有tradeoff的思维，也不知道社会中其他方面需求的重要性。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我看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公共问题上有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见识并不高明，而且还习惯性地过分强调自己专业的重要性。鼓吹全球变暖的气象学家大言不惭地要求不惜代价减少碳排放，仿佛经济规模变小根本就不是个事儿似的；搞航天的人认为每往航天事业投入一块钱就能带来七块钱的回报；搞生物能源的人说核电特别危险；搞物理的人说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百废待兴的中国最急需的科研项目……只有杨振宁先生最公平：作为搞物理的，他说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
所以对待理工科专家，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的意见当成决策的参考。你可以在你的专业范围内给我提供最好的论点数据，但具体怎么决策，我还得再听听别人的论点和数据。
君子不器。如果仅仅满足于当某一特定小领域的技术型专家，恐怕是往大了说不足以做公共决策，往小了说不足以明白人生。
那么，听文科专家的行吗？
3. 理念与算数
理工科专家至少知道自己知识的局限性，文科专家经常认为自己无所不知。他们行走江湖不是靠"理性"，而是靠"理念"。
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在内诸多的人文学科仍然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这体现在学者们对很多重大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他们分成了好多派别，常常冠以"××主义"的名字，有时候就如同武侠世界中的门派一样党同伐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消费刺激增长，政府应该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供给派经济学则认为真正的英雄是企业家，所以最好的刺激办法是减税。自由派政治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保守派政治学者则要求小政府。
高税收高福利的北欧国家瑞典，是大政府的典型代表。作为民主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实行了很多大政府的政策。有人写文章说奥巴马要把美国变得更像瑞典，而与此同时瑞典却在减少税收，去瑞典化，你奥巴马不是逆潮流而动的傻瓜吗？
结果一个数学家说你那叫线性脑袋！我们画张图，横坐标是政策有多像大政府瑞典，纵坐标是经济繁荣程度，那么图上这个曲线不太可能是直线。最大繁荣值不太可能正好在曲线的端点！最大值完全可以在中间某处，两端都不好。奥巴马和瑞典只不过从两个方向都在寻找这个值。
认准一个方向毫不动摇，是理念，是派系斗争，是意识形态，是情怀。知道过犹不及，该左左该右右，时刻为寻找最优值进行调整，才是理性态度。
解决问题的关键往往并不在于你有没有一个高大上的理念，而在于"度"，在于数字。复杂世界中几乎任何东西都有利有弊，用与不用不仅仅要看这个东西好不好，还要看你能承受多大代价。
独立自主、支持国货当然是个特别好的理念，但是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的湖北枪炮厂耗费巨资搞出来的汉阳造质量极差，同样的钱远远不如直接进口外国步枪。在国家急需强兵的时代，一味追求国产化可能就未必是最好的选择。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经几乎放弃军工研发，甚至让军队养猪经商，后来又放弃国产中国之星进口高铁技术，现在进口核电技术，这些政策都曾经备受批评，但你不知道其省下来的钱对发展经济起到了多大作用，运力和发电的急需能不能等国产技术。
想要学会寻找合适的"度"，你至少需要掌握两个不同的理念。然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们，却往往只知道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唯一的那一个理念，有时候连事实都不顾了。
2015年9月5日，是微博上有意思的一天。有三位名人，几乎同时发表了特别愚蠢的言论。名人A为了宣扬破除伪善的鸡汤理念，把一篇网络小说中虚构的光绪皇帝讲话当成真的评论转发；名人B为了宣扬爱国理念发表《人类起源于中国的猜想》— 一篇被戏称为"分形式错误"的雄文 — 从小处到大处各种尺度上全错了；名人C为了宣扬扶持民营制造业的理念犯了统计错误。这已经不仅仅是理念，这是迷信。他们被自己的理念给劫持了。
崇尚自由市场的教授认为所有经济问题都应该用市场解决，鼓吹自由民主的专栏作家把美国政治的缺点都能变成煽情的素材，热爱儒家文化的历史爱好者看宋朝一切都是好的，自诩保守主义者的中国思想家对一战国际条约体系的推崇可能连现在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比不了。他们用半生之力铸就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锤子，就把一切东西都视为钉子。
像这样试图以一招鲜吃遍天的学者，美国心理学家飞利浦·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对他们有个专门的名词：刺猬。
4. 狐狸与刺猬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泰特洛克搞了一项历时二十多年，影响深远的研究：用科学方法评估专家们对政治事件的预测能力。我们常常抱怨专家做出错误的预测，有时候讲得头头是道也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泰特洛克则使用了复杂而严谨的评估方法，一个最明显的效果就是能避免马后炮。比如说，他在苏联尚未解体的时候让专家们预测苏联未来的命运会比当时更好、更差还是保持现状，并且要求专家对各种情况设定一个概率。
二十多年后，一切问题水落石出，再回头看当初专家们的预测：专家的预测成绩，总体来说，还不如投个硬币随机选择。
所以在预测未来方面，很多专家的确是"砖家"。其实其他领域的专业也差不多是如此，如果你想知道未来哪个领域最值得投资或者什么专业最好找工作，问专家可能真不如自己猜。
但泰特洛克这个研究最值得称道的发现却是，并非所有专家都这么不堪，有的专家预测得相当准确！这个准确与否，与专家的专业从业时间，是否能接触到机密资料，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乐观派还是悲观派，都没关系。唯一有关系的是专家的思维方式。
泰特洛克把专家按思维方式分成了两类：刺猬和狐狸。刺猬型专家非常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小领域，他们都有一个"大主意"。狐狸型专家则对什么知识都了解一点，有无数"小主意"。在总结此研究的《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一书中，泰特洛克对这两种专家的思维方式是这么描写的：
刺猬式的思维方式是进取的，只知一件大事，在简约的名义下，寻求和扩大此事的解释力，以"掩盖"新的案例；狐狸式的思维方式更加折中，知道很多小事，与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同步，满足于根据时代找出合适的解决之道。
狐狸预测的准确度，远远超过了刺猬。
这个事实非常，非常重要。一直到近代，知识分子常以拥有不容置疑的信仰为荣，总想把自己的学说推广到根本不适用的领域，在学霸的路线上越走越远，树起主义的大旗吸引无数徒子徒孙，其实都是刺猬。他以为自己的一个大主意能解释所有问题，当现实不符合他的理论的时候，他忽略现实。当结果不符合他的预测的时候，他不但拒绝承认自己错了，反而还能找个理由说这恰恰说明自己当初是对的！
一棵树可能很简单，但树木组成的森林非常复杂，而刺猬则以为只要他能理解树，他就能解释森林。刺猬眼中的世界是简单的，简单到他用一个理论就能解释一切。他眼光简单，办事方法也简单，把自己蜷缩成一团，试图用浑身的刺去面对外面复杂的世界。
然而真正有见识的，其实是狐狸。
我敢说，现代化的道理千头万绪，唯有此事最为关键：不要被自己心中的"大主意"劫持。
所以我们智识分子的最根本教训，就是要做狐狸，不要做刺猬。泰特洛克用统计问卷的方法发现了狐狸思维相对于刺猬思维的种种特点，值得我们作为美德，甚至作为座右铭列举出来：
狐狸乐于接收新的信息；
狐狸对自己决策的信心远小于刺猬；
即使做过决定之后，狐狸仍然想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再思考；
狐狸总爱不断修正自己的预测；
狐狸也许并不像刺猬一样对某个特定领域无比内行，但是他的知识面宽得多，了解很多事；
狐狸对很多事情持怀疑态度；
当考虑冲突的时候，狐狸能看到双方可能正确的方面；
狐狸喜欢与观点不同的人打交道；
狐狸在工作中并不追求明确的规则和秩序；
狐狸喜欢有多个答案的问题，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常常能发现多个选择……
总而言之，狐狸眼中的世界是复杂的。世界任何时候都需要很多刺猬来提供观点和建议，但是刺猬在科学决策中的真正地位只不过是个吹鼓手和工具。狐狸，才是这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真正宠爱的人。
怎样才能成为狐狸呢？
5. 十八般武艺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满足于当某一方面的"专才"，而应该广泛学习各种知识，掌握"通识"。想要解决社会、经济和生活问题，不能追求掌握一个一劳永逸的"正确"理论，而应该追求掌握一系列不同流派的思维方法，十八般武艺，多多益善。
这其实正是西方所谓"博雅教育"（liberal arts）的意义所在。博雅教育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提出"七艺"——有点像中国孔子那时候的"六艺"——被认为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公民所应该掌握的若干个基本学科。这些学科有文法、修辞、逻辑、历史、天文学等，都是一些不能直接作为一门手艺出去赚钱，但是可以提高一个人思想见识水平的"素质教育"。
我国教育家很爱谈素质教育，还特别喜欢文学、音乐、美术这些领域，最主要的教育形式就是让小孩放学以后去上个钢琴班之类。为什么要搞素质教育？他们可能会告诉你，拉小提琴是为了效法爱因斯坦，给科研工作提供灵感，但人们心里想的往往是，素质教育可以把人变得像个"上等人"。
人们幻想自己的孩子接受了素质教育，长大以后就可以跟外国友人聊聊《傲慢与偏见》这种世界文学名著，跟商业伙伴打打高尔夫球，彰显贵族气质。
难道素质教育是化妆品吗？
博雅教育的本意其实是有很强的实用性的！这个用处并不在于谈恋爱找对象好找，而是为了学习怎么做决策！
古希腊"自由人"的反义词，不是罪犯，而是奴隶。奴隶只需要听话干活就可以了，其实生活未必有多差 —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媒体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奴隶生活稳定不用担心失业而且有终生的医保，比北方某些工人强——但奴隶不能对事情做决策。只有自由人，因为要管理奴隶，要为自己的生活做主，要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才需要做决策。
博雅之学的本意是决策之学。
严肃文学可以让人学会体察他人的感受，了解真实世界中不同类型人的生活。逻辑可以让人学会推理和辩论。文法修辞可以让人学会怎么用语言争取别人的支持。历史可以让人学会借鉴前人的经验。数学可以让人学会取舍。天文学可以让人对世界的自然规律产生敬畏。这些学问不是什么用于打扮自己、被别人审美的"教养"，这些都是大人物办大事的实用技能！
所以博雅之学训练的不是什么"贵族品位"，而是真贵族，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是精英。
博雅之学，并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提供一些寓言故事、名人典故和思维套路。你掌握的套路越多，办事的时候可供选择的思路就越多。至于遇到什么事应该用哪个套路去解决，这没有任何程序性固定办法，是一种艺术，只能自己选择。
比如说，如果你把经济学理论模型当成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你什么事儿都不太可能干成。但是如果你把经济学理论当成仅供参考的寓言，你反而可能非常灵活地办成一些事情。
如果拿武侠小说打比方，那就是我们不能学那些只会本门武功——哪怕这个武功很厉害 — 而且还个性单一的配角。我们得学师从多位名家，招式复杂多变，性格也被女主角认为是捉摸不定的男主角。面对一个问题，你可以把它当成经济学问题，但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政治问题，甚至物理问题。我们就如同使用武功一样不断尝试各种招法，一招不成再来一招。理论不好使不能怨老师教错了，只能怪自己会的招太少。
简单打不过复杂。只有复杂的人才能打败复杂。
想要学会这样的本事，就得读书。
6. 本书
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不是一本教材，也不是一本完备的行动指南。我既不可能在书中完整地介绍所有有用的知识，也不打算列举这些知识的目录。我还不能保证书中说的理论都是对的，理查德·费曼有句话说，（物理学）理论进展之快常常超过书籍出版的速度。
我能保证的是书中所有内容都是有趣的。"有趣"其实是个特别高级的标准，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这本书的任务是给读者带来启发。如果现代世界的智识是我们追求的月亮，这本书是指向月亮的手指。
本书的第一部分"世界观祛魅"，试图向读者介绍一个跟传统看法不太一样的世界。网上的青年经常说什么东西能"改变我的三观"，而学者们对此有个格调稍微高一点的说法，叫作"budge my priors" — 直译差不多是"使我心目中对世界的的基本假设稍微移动了一下"。 常识是我们的敌人。社会上人们对一些常见问题的主流看法，很可能是错的。我期待这部分的内容能让你对世界的基本假设稍微移动一下。
第二部分"自动化时代的英雄"，重点谈教育问题，尤其是中国教育。我认为当前人们讨论教育根本没说到点子上 — 现代教育制度的本质不是什么培养有用人才，而是把人分类，让阶级分层。对这个问题你想得越明白，内心就会越难受。但是最后我会给一个光明结局，说说英雄是怎么突破教育和阶层的局限的。我还会提出一个基于大数据、自由意志、人工智能、信息论和供给派经济学的英雄定义。英雄的存在，可能是复杂世界的一大好处。
第三部分"智识分子的十八般武艺"，讲几个当前学界流行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和解释世界的方法。这些方法有心理学的也有物理学的，有软的也有硬的，有大的也有小的，绝对不带门户之见。将来遇到一些一般人对付不了的问题，把这些武艺啪啪啪抖落出来，也许真能破解一二。
第四部分"机器厉害还是人厉害？"展望未来，而且是迫在眉睫的未来。为了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人的创造性优势，我们需要新的工作策略，新的组织管理方式，和新的社会形态。这些策略、方式和形态，并不是什么科幻推理，而是早就已经发生了，甚至已经发生了好多年，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到。
科学家的职业病是希望什么好东西都是自己第一个发现的，然而这本书涉及的所有严肃理论都是别人的研究 — 我自己的研究，磁约束受控核聚变等离子体模拟，还不够符合这本书"有趣"的标准。但是我能追求这个：书中有些思想，是我第一个告诉中国读者的！

D. 编辑战的现象

编辑战通常会使条目在短时间内内容频繁变化，并会造成大量的版本覆盖，所以编辑战通常的结果是条目被临时甚至永久性的保护或锁定，以进行一段时间的强制冷却，一段时间后一般会遵循等待适当时机再次开放编辑的原则，有时也会采取保留较为合适的版本并长期锁定的措施。在维基网络中幽默地称之为“接着使用者们就会发现该条目无法编辑，即可享受一星期悠闲的生活。”
在维基网络中，通常这种保护并不会很快解除，这一点在争议性的条目的情形特别重要，这样可能编辑战会再一次发生，而保护该页面的管理员可能正在与争论的各方进行协调，如果双方真的无法达成协议，其中立精神要求将两种意见都表达出来，可以像这样：关于XXX的争议，一方认为……，另一方认为……。“虽然文章内可能会有相互矛盾的内容，但维基在有争议的情况下，不是、也不能成为判断某种说法对错的地方。它只能记录下来，表示有这样两种说法。”
维基网络创办者们希望将全人类的知识汇聚在一起，再无偿分享给每一个地球公民。无数个文化各异的脑袋通过光缆连接，催生“地球村”和全新的共处共享法则——“去中心化”，奉行人人皆可编辑、思考、学习和共享。
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维基序列。这一年秋天，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Mountain无意中发现了维基网站，随后汉化了界面。不久后得到维基总部的承认。很快，中文维基迎来了首批活跃的志愿者编辑——三位来自中国大陆，一位来自台湾，一位来自香港，一位来自新加坡。“中文维基一开始就是多元的。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华人都能参与。”Mountain说，“但也埋下分歧。”
这个预见很快就成为现实。两岸青年在历史文化认识上的分歧迅速凸显。例如1945年至1949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战争，就引起了“解放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定义之争。两岸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让争论变得频繁而琐碎，就连一个方框都能成为战场。中文维基要编一个中国朝代年表，但到1949年后，台湾维基人要求台湾并列在大陆旁边，而且表格大小要一样。大陆维基人则表示反对，认为应按两岸实际面积大小来划分。
2005年，中文维基的元老们觉得要定章法了。他们直接翻译英文维基的章程，但效果并不好。例如“中立的观点”，英文版章程里用了五千多个单词来解释，翻译成中文后显得晦涩难懂。Mountain翻译阐述了“共识”——充分沟通，善意推定，理性合作，像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们那样自由辩论讨论。“这是一个从混沌中建立秩序的过程。”Mountain引用哈耶克的话。
但呼吁并没有减轻这些“编辑战”，维基创始人吉米·威尔士都为此感到烦恼，传言说他甚至一度考虑关闭中文维基。但在此之前，后者就付出了代价——过分开放的编辑环境也提升了敏感度，从2004年至2008年，中文维基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了三次。封锁期间由于登陆困难，大陆维基人逐渐减少，港台等地维基人则不断增多。到2012年9月，在编辑量上，台湾已领先大陆16%，中文维基上的舆论阵地逐渐转移，格局大不相同。这期间，台湾维基人创建了“平型关战役”的条目，在条目中揶揄“幸亏敌人只是负责后勤运输的辎重兵”。
2008年，中文维基被解封。大陆的维基人重新到来后，争吵开始了。几年之内，条目被修改超过千次，编辑战几度爆发，管理员没办法，不惜违背维基网络的初衷，将条目设置为“不可修改”。还有维基人注册了“揭开历史真相”的账号，双方各举证据，互相质疑，原本只是一千字节的条目，容量扩充了二十倍。
2013年4月，一家杂志刊长文揭露了东北某女子劳教所的酷刑内幕。三天后，台湾维基人“wetrace”和“smile886”在中文维基上建立起相关新条目并进行了49次编辑扩充，内容包括外媒报道、联合国报告，以及一封未证真伪的求救信。从第三天开始，大陆维基人开始反击。他们质疑的焦点在于，台湾编辑的信息来源的客观性和对西方媒体的倾向性。
“黑雪姬”在质疑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进行了29次编辑，删去与媒体报道有关的两千多字，主要是劳教人员的自述，和联合国报告中对酷刑的具体描述。凌晨两点，“黑雪姬”再次删去了台湾编辑的内容，并加上表示条目具有争议性的标志。但不过二十分钟，在电脑前坚守整晚的台湾编辑“wetrace”就发现了“敌情”，重新撤销了“黑雪姬”的版本。他开始变得愤怒，向“黑雪姬”提出抗议：“警告你不要再破坏。”当晚三点二十，另一位大陆维基人宇文宙武则充当了“黑雪姬”的援军，他再次撤销了“wetrace”的编辑。
这场拉锯战从当天下午三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九点，管理员不得不介入，永久不许编辑。
经此一役，“黑雪姬”开始变得愤怒。他开始怀疑维基上的虚假信息是有组织的，决心给予打击。“维基上有些人是别有用心。他们在故意夸大一些问题，作为攻击和自我宣传的工具。”“黑雪姬”说，“这激起了我的使命感。”
学者毛向辉曾批评维基网络缺乏信任机制。他半开玩笑说：“在大陆维基人看来，台湾维基人亲日又台独（只有显隐性之分），香港维基人只是一群小孩子。而在港台维基人看来，大陆维基人都是被洗脑的乡下人。”

E. 为什么只能由政府来发行货币，私人发货币可以吗

哈耶克在学术生涯早期跟随他的老师米塞斯一起研究商业周期理论以及货币理论。1931年，他发表了《价格与生产》，由于书中的主张与凯恩斯一年前出版《货币论》相反，两人展开了论战。

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金银。金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世界通用的货币，各国商贸的硬通货，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在金本位时代，国家发行法定纸币，但法定纸币依然是以自由竞争的黄金为锚，黄金在全球自由流通，且比纸币更为硬通。

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导致大量的竞争性货币的存在：

一是多层次市场的存在，由于金属货币不易切割，超零面额货币与银币并存。

18、19世纪孟加拉各地长期存在高位的金币姆鲁、细卡卢比、中位的阿廓特卢比，下位的铜钱与贝币。由于银币不易切割，在偏远地区以及小额交换中需要大量超零面额的贝币。

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铜钱本位在中国古代持续了一千多年，但是铁钱也长期流通（如宋朝），铁钱相对铜钱面额小。到了清代，随着南美波托西银矿被发现，大量银币流入中国。1730年左右的交易中银和钱的使用各占一半。相对于铜钱，银币面额更大，方便大额交易解决铜钱不易运输的缺点。

二是季节性通缩，私人铸币平衡市场需求。

在农耕时代，农产品的交易量占比大，大量货币用于农产品交易，然而农产品具有明显季节性，金属货币运输供应极为不便，因此在丰收季节经常出现货币不足的问题。黑田明伸教授在书中列举了1606年中国福建泉州的例子，原有库存管钱不能满足大米交易，于是私铸钱导入满足市场需求以平衡供需。这种情况在当今中国每年都发生，每年接近春节都是货币需求高峰期，央行都会针对性地释放部分流动性来平衡供求。

三是金属货币属于通缩型货币，地域性和特定领域流通多种货币。

黑田明伸教授在书中列举了拿迪纳杰布尔的情况，“米之类的谷物的交易专用索诺托银币，油脂之类的买卖只用法国阿廓特卢比或英国阿廓特卢比，而亚麻之类专用法国阿廓特卢比。”

20世纪初的中国，江西九江流通各种银币，墨西哥银元用于上海的茶、瓷器输出产品的交易，江苏省本地发行的银币用于面向烟草或豆类等本地市场的交易。还有山西晋商圈内使用的银票，以及环中国海钱币共同体包括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使用的各类铜钱。

金属货币在多层次市场、季节性通缩、地域性和特定领域的问题，在今天信用货币年代都不存在了。黑田明伸教授所列举各种竞争性货币很多也都在银币全球化以及法定货币制度中消失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各国的货币格局都是一国一货币，由国家垄断法定发行。

文 | 智本社

智本社 |一个听硬课、读硬书、看硬文的硬核学习社。微信搜索「智本社」（ID：benshe0-1），学习更多深度内容。

F. 如期分期浅谈什么是共享经济以及共享经济的本质

一、共享经济的真正内涵
共享经济的典型案例是 Airbnb ，人们将自己的起居室与游客分享，因此共享经济的直观形式是人们将闲置物品通过互联网平台分享给他人使用，并且获得回报。如果共享经济只限于此，那么确如某知名学家说，所谓共享经济，其实就是出租，何必再造一个新概念呢？然而出租并不能涵盖共享经济的全部形式，比如兼职行为就是劳动力的共享，但并非出租，又如汽车4S店将自身作为汽车电商平台的线下提车点和服务点，也是一种新型合作与共享，这显然比租赁更加复杂。
那么共享经济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共享经济有两个基础，首先是各类生产资料、耐用消费品非常充足，出现闲置；其次是这些资源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实现信息化、碎片化。在此基础上，一些互联网平台可以将这些资源更高效、更灵活的组织起来，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需求。概况的说，共享经济是一种利用信息技术开展的新型生产活动组织方式。
二、共享经济的经济学原理
我们提到兼职也属于共享经济，那么我们就从兼职入手来谈谈共享经济背后的经济学原理。与“兼职”对应的是“全职”，也就是说劳动者与企业形成稳固的雇佣关系，劳动者成为企业内部用行政命令调动的人力资源。打个比方，兼职往往需要完成一 项明 确的任务，完成任务后就可以得到相应报酬，这更多是一次市场交易行为。而上班则通常没有明确的任务，而是根据上级的指示不断完成工作，这更多的是执行企业内部的行政命令。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企业形成的原因。在本专栏此前的文章《信息的权属：区块链与信息社会》中，我们提到诺 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率先提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为了实现资源的流动和配置，可以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
哪些因素决定了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呢？首先包括明确的产权和便于计量。科斯提到，为了可以交易，资源需要有明确的产权。比如现在我国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产权不够明确，就会为交易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1974年诺 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一文中提到，资源能够交易的前提是可以被准确的计量，比如工人的计件工资、租车按行驶里程收费等都可以比较准确的计量，但是一幅字画、一项知识产权的价值却比较模糊，这也使得交易定价变得困难。除此以外，生产活动的不确定性、资源描述的难度、交易双方信息传递难度等因素，也会影响交易成本。
如果交易成本很高，不能通过市场交易来配置这类资源，那么只能把这些资源纳入企业内部，通过企业的行政命令来配置这类资源。比如技术专家帮助企业检修设备故障，他的劳动值多少钱？很难准确计量。设备发生故障的频率不确定，故障的复杂程度也不透明。所以企业很难与专家就每次检修支付报酬（也就是进行交易），还不如聘请专家为顾问，每年支付固定的顾问费，不管出现什么故障专家都要负责（也就是行政命令）。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原本难以计量的资源，现在可以信息化、便于计量了。这就降低了交易成本，这得这些资源可以从企业或个人的控制中重新释放出来，通过市场进行配置。比如在Airbnb上，我们可以看到房间的照片、地理位置、其他用户的点评等信息，这都有助于用户判断是否值得为房间买单，降低了计量的难度。房间的配置。这是又如在 猪八戒网 上，设计师通过网站接活，帮助企业完成设计工作，企业主可以看到设计师的过往作品、收费标准、客户点评等信息，而且可以接受多位设计师的报价，这也降低了企业评判和定价的难度。这是设计劳务的配置。
企业或个人的控制是一种独占，而通过市场配置则体现了共享。资源便于计量，就可以碎片化，灵活组合、按需调配，这就是共享经济的基础。但是这些分散化、碎片化的资源需要组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完整的产品，而消费者自己很难去组合这么多资源（或者说是没有专业比较优势），所以就需要出现一个新的组织者。比如互联网家装平台就组织起众多设计师、泥瓦匠、木工、电工等，为用户提供整体装修服务。而要组织这么多分散化的资源，就必须依靠一套强大的信息系统。因此，信息技术一方面让资源碎片化，另一方面又赋予组织者更强的组织能力，这两方面的整体才是共享经济的核心。
我们看到，共享经济的反映了信息技术对商业活动组织形式的深刻影响。此前很多人只关注资源的碎片化，忽略了资源的新型组织方式，对未来信息社会商业形态的认识是片面的。
三、共享经济的创新实践——O2O与SaaS的未来
理论上，我们认为共享经济反映了未来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那么实践上，这种组织方式是如何实现的呢？一种商业模式都包含供给侧和需求侧，共享经济更多的是一种供给侧的组织方式，调动分散化、碎片化的生产要素，组合起来为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而这项工作，是由产业链上新出现的成员完成的，我们过去把这个新的组织者称为“互联网平台”。
起初，这个新成员是从流通环节切入的，也就诞生的电子商务。无论B2B、C2C还是B2C等名目繁多的概念，其关注的都是产品的流通。在此阶段，诞生的互联网巨头是淘宝、京东、 饿了么 、美团、 滴滴 等。以“ 饿了么 ”为例，它为众多餐厅安装了客户端，每当有用户订餐，餐厅里就会响起那熟悉的女声——“你有新的 饿了么 订单，请尽快查收”，接下来就是餐厅大厨一顿煎炒烹炸、锅碗瓢盆。 饿了么 只在乎怎么把外卖交给消费者，这是流通环节，至于菜是怎么炒出来的、用了什么油，这其实是生产环节，饿了么是不在乎的。
然而，只关注流通环节的问题在于很难控制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尤其对于复杂的产品和服务，要在生产流程的每一步进行质量控制，所以这个新成员正在逐渐进入生产环节，这也就诞生了O2O和SaaS。SaaS是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即服务”）的缩写，它的用户主要是企业。这里软件是形式，服务才是本质，可以说没有通过软件提供服务的SaaS都是耍流氓。怎样通过软件提供服务呢？其实就是把服务者的专业知识、经验、思想、能力都融入了软件的功能和 程序 逻辑里，与SaaS用户（企业）的业务流程紧密融合，帮助SaaS的使用者更好的完成业务活动。这也是SaaS和传统ERP的本质区别，ERP只有记录功能，而SaaS有指导能力。因此，SaaS指导和监督企业完成好每一步生产流程，从而进入了产品的生产环节，成为企业活动的组织者。
由于进入了生产环节，SaaS背后的运营者可以组织起更复杂的生产活动，比如为产业链上下游不同企业提供SaaS、指导他们各自的生产流程，而组合起来则是SaaS组织了整个产业链。这一切的前提是产业链内的资源分散化、碎片化、可计量、易描述，这是信息技术的功效，而这种新型组织方式通过信息技术渗透进产业链各个环节，比传统的市场交易、合格供应商等组织方式更精准、更灵活、更高效。
在经历了2015年的资本泡沫后，O2O和SaaS似乎被资本弃入了冷宫，然而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SaaS服务企业逐渐找到了方向，真正融入到企业的业务流程，成为生产活动的组织者。在笔者公司投资和关注的企业中，就有多家这样的企业，他们可能属于旅游、教育、医疗、汽车出行等不 同行 业，但它们有共同的特征，成长轨迹也互相具有借鉴意义。尽管目前他们还大都是无名小卒，但我相信他们之中会有下一个阿里、 滴滴 。
四、从共享经济到信息经济
以上，SaaS实现了供给侧的新型组织方式，一旦它与需求侧的新型组织方式相结合（不同于线下店、互联网中心化网站被动等待消费者上门，还将出现其他流量组织方式，此不赘述，以后专文讨论），就会迸发出更具活力的经济活动。
这些经济活动的新型组织方式，连同经济活动所需的新要素，则构成了信息社会的新经济形态，我们称之为“信息经济”。O2O、SaaS受到追捧又受到质疑，这不是共享经济的落幕，而是信息社会的大幕正在缓缓拉开。

G. 区块链的分布式记账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问的好，我举个例子吧，比如我在银行存了100元，这个存钱的数据只记录在银行的数据库，别人无法获取，即“中心式记账”。而区块链是是分布式记账，是一种新的信息记录技术，而且是“加密的”“分布式的”，数据不存在一个中心了，而是在全网的计算机上都存一次。比如我向你转了100元，我会向全网所有的计算机都喊一嗓子，大家一起记一下账，即“分布式记账”。

H. 为什么持续9年做一件事

2015年1月8日上午，“海尔互联网模式创新国际研讨会”在海尔洲际酒店海洋厅正式召开。本次研讨会以“变轨加速创用户最佳生活体验”为主题，旨在探讨海尔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并寻求中国企业应对互联网时代挑战的道路。

会上，海尔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做了题为《海尔互联网模式的9年探索》的演讲，向外界讲述了海尔正在发生的变革。“倾否，而非否倾”，张瑞敏认为企业必须主动颠覆封闭的局面，而不是被封闭的局面所颠覆，就像斯图尔特?克莱纳在《管理百年》中所说的那样，管理上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有永恒的追问。面对不断变革的时代，海尔要做的就是永恒地追问、永恒地追求，使海尔真正变成一个时代的企业。

以下是演讲全文。

2005年9月，我们提出了“人单合一双赢”模式，对互联网模式的探索已坚持不懈进行了九年多。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持续不断地坚持九年多？目前阶段，海尔在做什么？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因果关系或者来龙去脉，既有海尔互联网模式的过去时，也有现在进行时，还有未来探索的东西。

为什么要坚持不懈九年多？

所谓“人单合一双赢”，“人”就是员工，“单”是是用户需求。员工和他的用户需求联系在一起，非常困难，因为一个企业找到自己的用户就并不容易，如果变成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用户，就更加困难。

我们为什么要在2005年9月份提出“人单合一双赢”模式？因为当时最困难之处在于内部员工对发生的变化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说，我们现在发展得已经很不错了，很多企业还跑到海尔来学习，我们凭什么要改变？改变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还有人感到了（改变）对自己可能有威胁。

但是，当初我们已经感受到互联网的挑战已经到来。什么挑战？信息的零距离——原来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互联网上用户得到的信息比企业更多。这个信息零距离带来的挑战是什么？就是用户个性化，要求企业从大规模制造变成大规模定制。然而，不让每一个员工都对准他的用户，大规模定制是没有办法进行的。所以，这是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必须要做的选择。

当初，海尔内部的员工很难接受，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的文化是执行力文化。我们能从1984年创业时只有几百人的一个集体所有制街道小工厂发展起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就是我们当时提炼了一个“日清模式”——“日事日毕，日清日高”，今天的事情今天一定要做完，今天做完的事情一定要比昨天有所提高。我们提了一个1%的原则——每天都比昨天提高1%，70天就可以翻一番。之所以我们能够在大量的企业中脱颖而出，创名牌、多元化扩展、国际化都比较顺利，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尽管中国很多企业都在学习国外先进管理模式，但当时管理太粗放，没有办法落实到位，而日清模式把它落实到位了。直到今天，有许多到海尔学习的企业，听了海尔现在的转型说，这个我们不感兴趣，你们把日清模式教给我们就行了。

执行到位是整齐划一，是完全指令性的，到了互联网时代肯定不行。所以，2005年，我们提出要转型。但是，观念上要转变，思维模式要改变，更重要的是，管理、组织架构全部都要变，这很难被接受。所以，我们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探索，因为一开始老是在纠结，有时候在徘徊，有的时候可能是走两步退一步，甚至退两步，也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又一直坚持下来了呢？就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所有的企业都不要说自己成功了，你只要是感到自己成功了，但那只不过是因为你踏准了时代的节拍，而没有任何企业可以永远踏准时代的节拍，因为时代变化太快了，没有办法预测它；我们是人不是神，没有办法永远踏准，所以唯一要做的就是改变自己，企业不可能改变时代。

怎么做呢？海尔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自以为非而不是自以为是。“是”是什么？是时代，是用户，只有跟着在变的用户和时代改变。《创新者的基因》（The Innovator's DNA）里有一句话说得好，“即使向着同一方向极目眺望，也不会看到新方向。”为什么一定要朝同一个方向极目眺望？因为自以为是，觉得朝着这个路走下去就行了。实际上，这是不行的，而是要走另外一条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说创新有两类，一是延续性创新，一是破坏性创新。延续性创新只不过延续过去的路走，而破坏性创新则要找到新的路。破坏性创新对企业来讲就是两个结局，要么成为破坏者，要么被破坏。

我们希望海尔成为旧模式的破坏者，要创建两个平台：一个是投资驱动平台，一个是用户付薪平台。所谓投资驱动平台是指，把企业从管控型组织变成一个投资平台，不再有各种部门和事业部，通通都要变成创业团队，公司与这些团队只是股东和创业者的关系。过去的组织架构是一个正三角型，是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科层制。科层制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整齐划一、指令一直到底，要求所有人都贯彻到位。而每个员工处在不同岗位、不同职位，薪酬往往与职级相关，所以并不关心用户需求。但是，互联网时代，用户个性化、市场碎片化，整齐划一的组织一定会被颠覆。所以，海尔的整个组织，从一个正三角、金字塔型变成了一个扁平化的结构。之前，“正三角”里充满了各种层级，现在变成一个个创业团队。那么，海尔变成了什么？一个生态圈。从过去的上下级关系变成了投资人与创业者的关系；当然，这和普通的投资者还不一样，因为一要负责战略方向正确，二要有一个平台，驱动员工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过去的职能部门，人力、财务、战略、信息等就构成了服务平台，已经做好的创业小微可以在该平台上面购买服务。因此，员工原来都是由企业发薪，现在既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上下级了。企业上级是谁？员工上级是谁？就是用户。所以，给用户创造了价值，就有薪金；没有创造用户价值，就没有薪金。

我们转型的目标，就是要从原来制造产品的加速器变成孵化创客的加速器。原来就是为了规模，产品做得越多、做得越快、做得越有竞争力越好，现在要变成孵化创客。简单地说，企业要从原来的产品制造者变成“创客制造者”。

约瑟夫?熊彼特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所以创新不等于新产品的开发，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怎么重新组合？外面需要你怎么组合就要怎么组合，以适应用户需求，适应市场需求。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如打扑克一样，抓到什么牌没有办法控制，但能不能赢要看你能不能把手里的牌组合到最佳，既包括相互之间的协调，也包括对对手之间的判断。

两大平台之投资驱动平台

现在的海尔，没有层级，只有三种人——平台主、小微主、创客，都围着用户转。原来的员工，以前要听从上级指挥，现在要为用户创造价值，必须要变成创业者、创客，这些创客组成小微创业企业，创客和小微主共同创造用户、市场。不过，小微主不是由企业任命的，而是创客共同选举的。创客和小微主间可以互选，如果小微主做了一段时间被小微成员的创客认为不称职，可以选掉。实际上，海尔的小微主经常有被选掉的。最重要的是，不局限于内部员工，还可以引进外部的资源。这些小微加上社会的资源，就变成了一个生态圈，共同去创造不同的市场。这就会形成有很多并联平台的生态圈，对着不同的市场，对着不同的用户。

我经常引用《维基经济学》的作者唐?泰普斯科特先生的两句话，“世界就是你的研发部”、“要么协作，要么消失”。我把前一句话延伸了一下，“世界就是你的人力资源部”，全世界的人力资源都可为我所用。例如，有几个员工在网上发现，有一些孕妇说怀孕之后看电视比较困难，希望躺在床上看。于是，这几个人就搞了一个家用投影仪，现在做得还不错。他们不再有自己的研发部：研发资源是美国硅谷的，主要的核心零部件来自美国德州仪器，生产在武汉光谷。后一句话对传统企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过去企业一定是与上下游之间进行博弈的，供应方、营销商等等都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现在大家要和用户一起共同创造需求，要各方的利益都最大化。

转型到现在，为什么时间比较长？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上万名中间管理层一定要转变为创业者，否则就要离开。这里所说的“中间管理层”，并不是传统的中层领导、中层管理者，而是指企业和用户之间的那一道隔热墙，这些人不一定有什么职位，但所有外面来的资源都要经过他们。比如，供应商要到海尔来必须经过他们，这就衍生出很多的问题；现在，所有的供应商只需要通过网络就可以进入。之前有点像中国的大学，严进宽出，而美国大学是宽进严出，只有这样，网络才可以整合到最好的资源。

企业文化也要从执行力文化转变成创业文化。这两种文化的要求、标准是不一样的。执行力文化就是要求员工一定是执行指令不走样，今天要求你做好的事情必须今天完成，哪怕下了班干到晚上十一点也要完成。过去都是把坚定不移执行公司指令的人树为公司标兵。但是，创业文化要求你以创业成果为立身发展之本，没有成果就不应该在这里存在。成果大可以分享的大，小分享的就少。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国人让?梯若尔在《公司金融理论》一书中指出，有两种减轻内部人风险的办法：一是基于经理绩效的激励机制，二是股东可实行监督，对企业很重要。这两者加起来就是西方社会所谓的委托—代理激励机制：股东给代理人、经理人期权，经理人给股东利润。但是，这种办法只针对少数人，主要是管理者，而海尔现在要让每个人都成为创业者，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市场、用户。而且，委托—代理理论是要控制经营风险，我们不是要控制风险，而是要使企业充满活力。这样才可以做到德鲁克所说的“每个人成为自己的CEO”。当然，我们也面临着文化上的挑战，要改变一个观念，要从“只要听领导的就行了”变成听用户的，用户就是我的领导。

互联网时代的变化和挑战就是三条：第一，零距离，信息零距离；第二，去中心化，互联网上所有的人都是中心，每个人都是发布者、评论者，符合用户要求、需求的就可以购买；第三，分布式，资源都是分布的。现在，海尔面临最重要一个挑战就是去中心化的问题：怎么样满足每个人都是中心？怎么样把组织从原来紧耦合变成松耦合？就像抓一把沙子，越攥紧拳头可能抓住的沙子很少，手掌铺开放的沙子反而更多。我们要把企业铺开，打造成创业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创业，海尔会得到的更多。而紧耦合结构像一部精密机器一样，所有的齿轮都在高速运转，但每一个齿轮都没有主动性，一旦外界发生变化可能就会轰然倒塌。柯达是全世界胶卷界老大，但在数码时代轰然倒塌，因为它是一个紧耦合的结构；它发明了数码相机，但没有做下去，现在设想如果是松耦合结构，可以切出一块业务持续做数码相机，可能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松耦合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市场摩擦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理论，企业内部不能有市场。为什么？因为企业里有非常大的市场摩擦力。为什么会有市场摩擦力？因为企业是一个科层制组织，搜索成本、协调成本很大。现在，我们把这个组织解构了，市场摩擦力基本可以消除。里夫金在《零成本社会》里说，互联网时代很多边际成本趋向于零，要实现一个协同共享的经济，所有人在其中既可以共同协同，又可以共享。比如，他说将来很可能GDP会下降，为什么？我不需要拥有一辆车，因为可以租车；我不需要有玩具，例如现在美国已经有了玩具网站，大家的玩具可以都放在那里，只要领一张卡就可以玩。将来不是拥有权而是访问权、使用权，所以国家的GDP可能会下降，但对大家来讲有好处。海尔这个并联平台就可以实现协同共享的经济，所有的各方包括用户都在里面，可以做到各方利益最大化，推动往前发展。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希望小微成为一个自组织并自演进为能进入边际收益递增的通路。过去的组织，从来不是自组织，都是他组织，听命于别人。自组织，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正反馈循环，简言之就是由更好的人创造更高的目标，再带来更高的价值，又制定更高的目标，优化进来更好的人，二可以引进负熵，让更好的人进来。这一种自组织，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可以做到自演进，不要给他制定亦步亦趋的目标，而是让他自己向目标演进，成为收益边际递增的路径。传统经济时代是收益递减，互联网时代做好了一定是边际收益递增，为什么？因为过去是封闭的，就这些资源，最后一定是边际收益递减，但是现在开放了，而且是自组织，一定可以边际收益递增。

例如，之前，我们在游戏本行业是零，现在由三个80后创建的雷神在一年之内做到行业第二。怎么做到的？他们深入挖掘了三万条用户数据，发现没有一个游戏本能让用户满意，整理出了十多个痛点，然后想一定要让用户满意。因为有用户交互，所以可以整合代工厂、设计资源等社会资源，并引入了风投。当然，他们自己也要跟投，这样就从执行者变成了所有者，然后现在正考虑从硬件延伸到软件等。这不是企业给他制定好必须要怎么样走，而是机制驱动他们向正确的路线走。

除了雷神这样的创客小微，还有一种小微是转型小微，是指我们在这些行业已经做得比较大，比如说冰箱、洗衣机，有成熟的流程。怎么改变？最大的改变是什么？要从原来的串联流程变成并联流程——原来企业从研发开始，到制造，再到营销，现在要变成把所有的资源并联起来，共同面对用户。比如，过去设计职能是根据设计完之后下一环节的评价拿薪酬，现在怎么拿？先不要拿，等这个产品到了市场之后产生了效益再来分享，如果不产生效益就要分担这个风险。因此，他不会再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而是要走到用户当中去。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当然，最重要的是开发要改变，传统时代的产品开发是瀑布式，现在要变成迭代式，先用户参与，一代一代往前走。

外界质疑我们的做法不符合科斯定律：企业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其实应该倒过来想，为什么有的交易成本高，有的低呢？因为人更优秀。所以，开放所有人力资源都为我所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其实，海尔真正要直面的问题是对试错的承受力。这几年试错过程时间这么长，就是因为需要掂量和斟酌。容忍程度太高、太大，可能会出现后面没有办法控制；太低，转型又转不动。怎么拿捏这个程度很难，这就像凯文?凯利在《失控》中所说的“进化的代价就是失控”，想发展就必须进化，进入进化的过程就很难控制。

两大平台之用户付薪平台

投资驱动平台是整个企业结构的变化。企业的关键是人，那么，员工怎么办？我们要建立起用户付薪平台。之前，海尔的薪酬像今天很多国际大公司一样是宽带薪酬。这样做带来的问题就是：员工只盯着职级没有盯着用户。

海尔用二维点阵图来评估。横轴是“企业价值”，衡量的是诸如销售收入、利润、市场占有率等这些常见指标；纵坐标是“网络价值”，也就是用户价值。过去，一个人卖十万台产品，横轴所代表的指标很高，就可以拿高薪金；现在不行，还要问你卖十万台有多少用户？顾客和企业只是交易关系，交易完成就两清了；用户，则是要从产品还没有出来就要参与，出来之后还要谈体验并迭代。网络规模包括两点，第一网络节点能不能越来越多，第二连接能不能越来越多。我们定义了一个拐点，过了这个拐点就会自驱动，用户会越来越多。所有小微如果不能到达引爆点就不应存在。

360度评价说到家是封闭的自我评价。现在，海尔直接让用户评价，与用户交互。之前，我们依靠电话中心打电话询问用户来评价，现在电话中心已经去掉了近千人。转型非常需要ZBB（零基预算）思路，你要裁掉一个部门10%的人非常困难，现在不是裁掉多少人，而是整个部门可能要连根去掉，因为没有必要存在。

薪酬文化也要改变：原来是企业付薪文化，现在是用户付薪文化，必须要有用户好评和用户超值才可能分享，而且要持续引爆才能分享，要分享利润，分担风险。例如，有些小微在推进工作时，企业价值超额不少，但是没有用户价值，因此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薪酬，但小微主掏钱给员工发工资。这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直没有真正的薪酬就要解散。

哈耶克曾经说过一句话，市场最关键的优势不在于分配效率，而在于信息的自由流动。过去，信息肯定没有办法自由流动，信息都是不对称的，现在员工和用户融为一体，首先解决信息的不对称。第二，员工要相互融为一体，自演进出用户最佳体验。英国女学者丹娜?左哈尔提出了量子管理学。她说世界由很多能量球组成，这些能量球相互碰撞，碰撞之后不会离开，而是碰撞之后融合到一起，会衍生出新的事物，这与牛顿思维完全不一样，因为牛顿思维是碰撞之后就离开了，世界是静态的，而世界应是动态的。

海尔的“三化”——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最关键是员工能不能成为创客。当时，全世界都在学习丰田管理模式时，我始终想知道德鲁克对丰田模式是怎么评价的，我没有看到一篇德鲁克赞扬丰田的文章。后来，我看到德鲁克在《已经发生的未来》，专门讲为何没有高度评价丰田模式。因为他认为丰田模式没有体现出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的精髓。第一，没有体现出个人尊严，第二，没有体现出机会公平。员工下班也在做技术创新、技术改进，现场也做得很好，但都受指令于领导而不是自发，没有体现自己的价值。个人自发，其实就是可以要使自己得到别人尊重。有没有这个机会？没有。另外，他不接触用户，有等级也就没有机会公平。

海尔的大家电配送是全国最好最大的。我们有九万辆车，一辆车一个司机一个安装工，就18万人。过去配送车是由电话中心指挥，再把信息集中起来评价。现在这些中间层都去掉了，把所有的评价权都交给用户，“超时免单”，例如约定七点送到，过了七点送到送的货就不要钱了。还真有用户故意做实验，提出凌晨一点给我送，没想到送到的时候他在家里睡觉。这个比事后再评价好得多，九万多辆车没有办法评价。这个用户评价出来之后，网上谁的评价最好，这个订单就自动到这个车了；点赞的高，得到的订单就多，点赞少就没有了。所以，“车小微”就不是指一辆车，一辆可以发展成十几辆几十辆，而有的可能就被淘汰兼并了。总之，评价员工这个很重要的是权力，一定要放给用户。

另一个例子是水盒子。起初我们和以色列合作做了一个净水机，自认为非常好，检测评价也非常好，因为以色列是非常缺水的国家，所以对水处理有独到的一套。但是，卖起来就是不行。后来才发现没有跟用户交互，于是搞了一个水盒子，直接让用户测自己家里的水质，然后根据水质提供解决方案。由此形成的净水平台发展很快，也有很多风投投资。

有人质疑，员工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协作会更难，其次很可能只管短期，不管长期。一开始的确有这两个问题。但是，我们用二维点阵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是员工适应二维点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用户付薪体系。我个人想应该像资产负债表，员工的薪酬和员工创造的价值，也应该和借贷关系一样。

《易经》否卦有句爻辞“倾否，而非否倾”。主动颠覆封闭的局面，而不是被封闭的局面所颠覆，这是我们现在一直要探索的主要原因。就像克莱纳在《管理百年》里面所说的，“管理上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有永恒的追问”。“倾否”不是只倾一次、一劳永逸，而是要根据时代不断地颠覆，不断地“倾否”。我们永恒的追求是什么？就是为了使海尔真正变成一个时代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