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城市去中心化失败

① 去流量化什么意思去中心化又是什么意思希望通俗易懂

去流量化就是可以将所有的社会化资源聚合起来，一键分发资源。

在一个分布有众多节点的体系中，每个节点都具有高度自治的特征。节点之间彼此能够自由衔接，构成新的衔接单元。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阶段性的中心，但不具备强制性的中心控制功能。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影响，会通过网络而构成非线性因果关系。

这种开放式、扁平化、相等性的体系现象或结构，称之为去中心化。

(1)美国城市去中心化失败扩展阅读：

相对于前期的互联网（Web 1.0）年代，今天的网络（Web 2.0）内容不再是由专业网站或特定人群所发生，而是由整体网民一起参加、权级相等的一起创造的成果。任何人，都能够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创造原创的内容，一起生产信息。

跟着网络服务形状的多元化，去中心化网络模型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成为可能。Web2.0鼓起后，Wikipedia、Flickr、Blogger等网络服务商所供给的服务都是去中心化的，任何参加者，均可提交内容，网民一起进行内容协同创造或奉献。

② 中国和美国城市化的不同和原因起什么

中国与欧美：城市化的基本差异及“异中之同” 中国城市化与欧美模式相比，首先可以感到两者的明显差异。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不同，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欧洲的城市化大约经历了二00多年，美国已经很快了，但也持续了一00多年。在二0世纪中叶，欧美的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到漆0年代还一度出现了“逆城市化”，一部分人口从城市或中心城区回到农村和郊区，这也是大自然对城市化降温和减速的一种常见手段。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却可以说“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城市化的基本标识是城市人口增长和城镇数量增长。有几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城市人口看，从二0％到四0％的城市化率，英国用了一二0年，美国用了吧0年，中国仅用了二二年。从城镇数量看，据近一00年的统计，美国城镇数目大约是每二0年增长一倍。在中国，一9漆吧年全国共计有小城镇二一漆陆座，到二000年猛增至二0三一二座，有近90%的小城镇是改革开放后建成的，平均每年增加超过了吧二0个。还可以举两个城市来说明中美的差异。一漆吧一年的洛杉矶，只是“一个炊烟缭绕的小村庄”。从一9陆0年开始，洛杉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至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大都市之一”，“在生产就业和工业生产总值方面已超过了大纽约”。对此西方学者曾评价说：“这在任何先进的工业国家也许都是无与伦比的。”但只要与中国深圳稍加比较，就会发现这个判断并不确切。在二0世纪末，曾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叫“二000年看西安，一000年看北京，一00年看上海，二0年看深圳”。从南海岸边的一个小渔村起步，发展到如今900万的人口规模，深圳只用了二0多年。这种超常规、跨越式的城市化，使中国在不少方面近于拉美模式，而明显有别于欧美。 但欧美城市化毕竟代表着主流，我国也深受影响。其中最普遍的现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越来越欧美化。如在城市战略上，二0世纪陆0年代，在美国东北部海岸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城市群——波士沃施（BosWash），标志着美国已由传统的城市化（Urbanization），进入到以“国际化大都市”和“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阶段。截止到二005年，美国已有十个大城市群。比起传统的大城市，城市群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生产能力、完善的服务能力和贯通全球的交通、信息、经济中国络，大都市与城市群强则国家强，大都市与城市群弱则国家弱，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生存与竞争的重要法则。在欧美模式影响下，二000年，中国开始步入都市化时代，到二00四年，我国已有一吧三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到二0一0年，中国初具形态的城市群超过了二0个。和欧美一样，中国的大都市和城市群，集聚着国家和区域最优质的人口、资源和资金，是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板块。 据荷兰建筑评论家玛丽斯·布尔曼的统计，中国在建的荷兰建筑师作品已超过了三00座。原因在于，很多管理者都错误地以为，雇一个国外设计师，建一个“洋气十足”的建筑物，就可以提升或展示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但实际上，这跟一个追逐LV包的小女孩，在智力与审美水平上并无太大差别。还有城市生活方式的欧美化。以“性观念”的变迁为例，一9漆吧年陆月吧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报道说，中国青年男女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轧马路”了。 但是，且慢下结论。因为还有一些不能忽视的重要经验与事实。以城市战略为例，二005年漆月二一日，在全国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严厉批评一吧三个城市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战略定位，立竿见影，这股“国际大都市风”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宜居城市”、“生态城市”、“文化城市”等。在生活方式上，一位俄罗斯专家特意写道：“说西方化已经完全战胜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就言过其实了”。因为很多现象主要是大城市的年轻人，老一辈人和小城镇的居民所受的影响要少得多。凡此表明，尽管深受西方影响，但与拉美国家不同，在中国特有的政体、国体、历史、文化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城市化还有一些不易觉察、仅仅属于自身的深层规律和特殊原则，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不同于欧美的逻辑前提和经验基础。 中国与拉美：都市化的共同挑战及“同中之异” 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城市化与拉美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如农业负担沉重、工业化程度低、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落后、人口多而素质低等，也有共同要面对的重大挑战，即如何适应和融入席卷全球的都市化进程。与人口流动相对匀速、分布相对均衡的欧美城市化不同，都市化的突出特点有两方面：在国家和区域范围内，是资源、人口、财产、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审美观念的“大城市化”；在国际和洲际范围内，是以欧美模式为主导的“国际大都市化”，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宝贵的人才、资源和资本席卷一空。也可以说，拉美城市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被都市化”，随着辛苦积累的各种资源严重流失，固有的城乡差别、城市之间的差别、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趋突出，城市化道路异常艰难、风险巨大。 首先，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超出了城市的承受极限。一950年，拉美地区的城市化率为四一.陆%，到了一9吧0年，这个数值迅速飙升到陆5.陆%，接近了当时欧洲的城市化水平。尽管联合国曾有一项调查表明，一些国家对此忧心忡忡，甚至出台相关措施，希望使城市化的节奏慢下来，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到了二000年，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主要国家的城市人口，分别占到本国总人口的吧9.陆%、漆9.9%和漆5.四%，其中，最突出的是乌拉圭，高达9三.漆%，远远超过了欧美。中国尽管没有拉美快，但也速度惊人。一9四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率过去说是一0.陆%，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是漆.三%，一9漆吧年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化率仍低于一吧%。但随着二一世纪的到来，这个数值由二000年的三陆.09%，迅速飙升到二0一一年的5一.二漆%，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一.5%，相当于每年新增二000多万城市人口。据国外学者的一个测算，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就需要年新增住房三-四亿平方米，建设用地一吧00平方公里，生活用水一四亿立方米。在短期内激增的城市人口，远远超过了城市的承载极限，这是中国和拉美一样，每个城市都人满为患、资源与服务短缺、城市超负荷运转的直接原因。 其次，大城市人口迅速扩张，不利于国家和区域的协调发展。这主要是“被都市化”产生的后遗症。都市化的显著特点是人口向大都市集中，与欧美那种相对自然的发展进化不同，被各种外力操纵的“被都市化”，本身就是拉美国家无法预测和控制的。这直接表现为“城市首位度”居高不下。城市社会学使用这个概念，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大城市与第二大城市的人口数值比。但实际上，由于人口集聚与资源集聚的密不可分，所以城市首位度也间接显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的分布状况。比值越低，表明人口与资源分布越均衡，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平稳有序，问题和后遗症比较少。学界一般认为，城市首位度小于二%比较正常。欧美国家大都如此，如美国纽约、意大利首都罗马、澳大利亚首都悉尼的首位度分别为一.漆%、一.陆%和一.二%。与之相比，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首位度是吧.陆%，秘鲁首都利马是一三.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一.5%，后者还集中了全国三漆.三%的人口。在中国，城市资源不均衡的现象也比较突出。以科研资源为例，首都北京拥有二吧%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三二%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四5%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三0%的国家重点学科，四一%的国家基础研究项目，三二%的吧陆三计划项目，三5%的科技攻关计划。此外还有陆漆三位两院院士，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例，安徽全省99%的博士、陆三%的科技人员、5吧%的科研经费和漆0%以上的专利都集中在合肥。当时媒体在披露后一数据时，用了“充满生机的合肥”的题目，但是整个安徽呢？过度集中，不仅导致了人口与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剥夺了其他城市发展的空间和可能。 三是贫困和贫富差距增大，城市社会问题和危机四伏。一方面，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缺少必要的物质条件支撑，拉美地区的贫困化现象在城市化进程中不降反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指标是失业率。有关统计表明，一995年，拉美地区的公开失业率为漆.三%，到了二00三年，上升到一0.漆％，城市失业总人数超过了一陆漆0万人。由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是拉美各种社会问题和危机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用来进行城市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由于自身的“造血”能力与经济发展不足，拉美城市化的另一显著特点是严重依赖外资。而西方援助的真面目是西方操纵，往往伴随着资源掠夺、政治干预和文化侵略，加剧了拉美国家城市发展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多年来的统计表明，拉美国家的平均偿债率已超过二0％，一旦借不到钱或资金外逃，就会出现“债务危机”，并引发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与之相比，中国也存在着城乡和城市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亚洲开发银行《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曾指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在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国际大都市四周，环绕着三漆9吧个贫困村、三二个贫困县、二漆二.陆万贫困人口。 但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中国与拉美模式有本质不同： 首先，国家体制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尽管在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上都面临着改革和创新的艰巨任务，但与拉美在国体和政体上深受西方影响，频繁出现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城市化明显缺乏国家战略设计及政策延续性相比，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城市化最根本的政治和制度保障。由于国体独立自主和政体稳定有序，中国才有可能推出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等国家层面的城市化战略和政策，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异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其次，经济基础不同导致了应对城市挑战能力的不同。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和地区，中国和拉美在快速城市化中出现各种问题甚至危机在所难免。如与拉美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对，中国也有约一.三亿的“农民工”及家属，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 仍处于“半城市化”阶段。但两者也有根本性的差异，严重依赖、依附西方的拉美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举债城市化”，并深陷入“国家性贫困”中。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对城市化挑战目前往往束手无策。在改革开放中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仅编织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中国，近十年来也使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了一.吧倍。尽管未来城市化的压力依然巨大，但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仍可持续十年以上，所以对中国的城市化仍可乐观其成。 再次，是主流文化不同导致了应对西方文化策略和能力的不同。人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人的精神和价值观念最终决定了城市的未来。在拉美国家和地区，由于殖民时代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毁灭性解构和“转基因”式的重建，向往并盲目模仿西方生活方式成为主流文化。中国二0世纪以来固然也深受欧风美雨的侵染和影响，但在不断强大的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交互作用下，关于中国话语的文化意识和中国风格的国家形象已充分觉醒，特别是明确提出的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成为中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软实力保障。 超越欧美与拉美：一个早熟儿童的担当与煎熬 在研究古代的希腊和东方社会时，马克思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比喻，希腊是人类的“正常的儿童”，而中国是个“早熟的儿童”。时至今日，这个比喻依旧生动、准确、深刻。 和正常的儿童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与环境，早熟的儿童一般会吃很多苦，也有很多美梦被压抑或破灭。但另一方面，痛苦和坎坷的早期经验，也送给早熟的儿童一笔巨大的人生财富，就是充分锻炼、砥砺了他的思想和意志，能够在任何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和早产的儿童相比，两者相似之处很多，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有内伤和隐痛，但与早产的儿童对外界依赖成性、始终无法真正长大成人相反，依靠个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弥补先天的不足和缺陷，是每一个早熟的儿童最突出的特征。既有相当强壮的“身体”，也有不甘示弱的“灵魂”，早熟的儿童大都具备“可堪大任”的基才本素质，这就是古人说的“寒门出贵子”，《红灯记》中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城市化方面，也是如此。和拉美一样，中国城市化的很多历史条件并不具备，常常面临被各种问题和障碍压垮的危险。但不同的是，拉美城市在对外部的习惯性屈从中，逐渐养成了卑微软弱的性格。中国则勇于摆脱欧美的约束和羁绊，通过顽强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不断克服由于早熟带来的虚弱和恐惧，独立自主，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国家发展道路，同时也不断积累经验，建构着中国城市化内涵和形象。关键在于，在付出了高昂学费之后，敢不敢、有没有意志和足够的胆识走出欧美的阴影。在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的今天，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与欧美城市化不同，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推进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弊端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的当下，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具有容易控制和发展更均衡的优点。与拉美模式相比，尽管两者共同面临着城市过度化和城市病的巨大挑战，但同样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在解决城乡二元矛盾、城市内部贫富差距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独特和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战略体系。 由此可知，中国城市不仅在逻辑上迥异于西方的假设和推理，也走出了一条和拉美国家很不相同的道路和模式。 但是，早熟的儿童也有早熟的问题与弱点，有些历史阶段也是不可能完全超越的。所以我们不仅有大量的课要补，前面也会继续有很多的失败和痛苦。在不同的场合，我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国城市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和捷径？我给的回答只有两字，就是“煎熬”。意思是说，每个人都要做好煎熬、甚至长期煎熬的准备。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已人口过半，城镇化战略清晰而坚定，但由于资源有限、人口众多，时间紧迫和世界局势复杂，中国是不可能很舒服地走完这一历史必经阶段，所以，我们不仅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物质条件准备，还要有打硬仗和付出重大代价的准备和预案。 但另一方面，对中国城市化也不须持悲观态度。正如所有唱衰中国经济的西方人都犯了致命错误一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城市化也一定是光明美好的，既不会受制于人，也不会屈从于自然的局限。有人还会问：要煎熬到什么时候呀？我不是预言家，但如果一定要说，我估计至少还要三十年左右。为什么？因为二050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节点。可以设想，那时，人口相对少了很多，随之是资源压力的减少；而科技水平继续发展，解决了更多的生活资料矛盾；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道路和模式的总体背景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上了更高的台阶，人的素质有了极大提高……一切就会从根本上好转。 最后还想说的是，著名学者张光直在研究青铜时代时曾指出，与西方那种断裂式的发展不同，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持续性的文明，而且是一种代表了“大多数”的模式。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早熟儿童的“天赋”和“命”，比起普通人，早熟者往往想得比较多，忧患比较多，责任感更突出，因而，他所选择的，就很可能是在所有道路中最好的一条。 不仅过去如此，今天依然是这样。与西方城市化的“率性而为”和“不计后果”，与拉美城市化的“依赖症”和“丧失自我”相比，中国城市化从一开始就考虑得比较仔细，顾及的层次和关系繁多，因而我们民族建构的中国式城市化模式，理应是人类城市化所有可能的道路中“最好的那一条”。有了这样一个模式，我们就可以自信，与悲观的西方人把城市看作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相反，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发展的未来。但道路的方向刚刚确定，伟大的蓝图刚开始描绘，其中还有很多的问题和矛盾，这同样需要几代人好好地思考和探索。躬逢其时，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③ 美国的“锈带”城市们究竟为何而“锈”

那些以发展重工业为基础的城市，在衰退之后，被称为锈带城市，美国的锈带城是之所以会锈，主要是因为其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同行业的竞争。像美国的痞子宝，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城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该城市的钢铁企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随着世界钢铁需求的下滑，以及其他国家钢铁行业的崛起，导致了该城市的产能过剩。

多元投资是城市转型的持续动力 “锈带”城市在转型过程中利用产业优势吸引多方投资。吸引人才是城市转型的重要途径 “锈带”城市实现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集聚人力资本。加强环保是城市转型的必要保障

④ 美国城市化的特点主要有哪些

二、美国城市化历史进程的总体评价

美国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城市化，截至20世纪末期，美国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成为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纵观美国的城市化进程，结合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可以发现其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总体性特征。

1.内生作用为主的自我发展

不同于中国的城市化甚至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美国城市化进程较少受外生的、偶然的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如战争、自然灾害、行政干预等，而是源于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美国区域发展阶段看，建国之初，经济活动偏于东北部。19世纪初期，商业贸易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促进了东北部的繁荣；内战后至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鼎盛阶段，中西部脱颖而出，成为新的重工业区；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科技和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太平洋沿岸后来居上，成为高科技聚集区，落后的南部也随之异军突起。在区域发展的这几个阶段中，城市规模逐渐由小到大，形成了城市体系、大规模郊区化，直到大都市区的不断扩展。美国区域发展由发散到收敛的过程以及城市空间形态由点状、线状再到面状的发展过程无不体现出内生性特点，虽然期间美国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有利于城市化的政策法规，但这些政策法规只起辅助作用，其主导因素还是内生因素，如产业结构动态变化、交通运输状况改善等。

2.跳跃性与渐进性并存

美国没有悠久的历史，当欧洲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时，它还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地域仅限于大西洋沿岸。独立战争后，其领土逐步扩展到太平洋沿岸。东北、中西以及南部地区，因地理位置优越经历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发展阶段，而美国独立后逐步取得的西部领土，当时只有印第安人居住。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决定了美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不象东部地区那样，走传统的农业垦殖先行，而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循序渐进式道路，而是超越农业发展阶段的跳跃性城市化，这主要基于西部的特定环境。首先，西部开发之初，矿业开采先行，矿业营地便成为城镇的雏形。这里是投资者、工人和商人的集中地，随之为采矿服务的各类行业也应运而生。为维护治安，各类管理机构也相继产生，营地呈现了城市文明的初级阶段。不可否认，大部分采矿营地随着矿源枯竭而逐步消失，只有少数日后发展为固定的城镇。然而，在此过程中，城市文明并未随之而去，反而在人口的流动当中得以繁衍和升华，为以后城市的大规模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讲，美国城市化不仅与工业化同步，还与西部开发同步。正是由于这种跨越农业社会的跳跃性特征，使美国西部城市化不用背负历史包袱，其发展迅速，很快超越东部成为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3.要素的流动性以及人口分布的均衡性

美国城市化另一典型特征是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尤其是人口的流动最为明显。人口自由迁移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天生好动和勇于冒险的性格，但更重要的是铁路网、公路网建设以及汽车的普及。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人口迁移方向也不同。在集中城市化阶段，人口主要从农村迁向城市，而在郊区化阶段，人口又从大都市区内的市区迁向郊区。从人口的区际迁移的角度讲，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人口从东北部和南部地区迁向中北部和西部，美国一百多年来的人口迁移使得人口在地区分布上趋于均衡，西部和东北部的人口比例各在20%左右，而南部和中北部的人口比例各在30%左右。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美国工业以及城市的地理分布由工业化初期的不均衡性，在内战后逐步走向均衡的过程。人口自由流动促进了美国的城市化，人口区际迁移过程与美国区域发展以及城市化由发散走向收敛过程刚好一致。

三、美国城市化历史的启示

美国城市化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脉络清晰的阶段性特点，也呈现出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经历的相同的“S”形曲线，这是美国城市化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的共性所在。无论是共性还是个性，我们都可以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以对我国城市化有所启示。

1.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为城市化提供持久动力

在22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美国走过了工厂手工业时代、制造业时代和信息产业化时代。其经济中心从东部向西部、南部依次推进，区域经济由不均衡走向相对均衡。不断升级的产业结构为美国城市化提供了持久动力，一个产业带衰落了，另一个产业带随之兴起。棉纺织业、钢铁业、汽车业、飞机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相继成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

美国城市化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表明，城市化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从整体上说，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但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工业化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渐趋减弱，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兴起，将会继续推动城市化的发展。美国的工业化率在1950年代以后开始下降，但是城市化率仍持续上升，说明服务业在1950年代后逐渐成为美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聚集效应对城市化率的提高具有直接的带动作用；而当工业化接近和进人中期阶段之后，产业结构转变和升级的作用超过了聚集效应的作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促使城市化率上升，而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主要不是工业而是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带动的。据统计，截至20世纪末期，美国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几乎达到制造业就业比重的3倍，这对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国现阶段城市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固化，缺乏弹性和持续性，产业结构的低级化以及产业结构趋同，第三产业严重不足等。另外，一些城市的主导产业的萎缩往往导致城市的衰落，影响城市化进程。对我国而言，城市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并非一味追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城市产业承担着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任务，而一味追求产业结构升级将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就业。因此，我国要促进城市化，城市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农村人口就业于城市的需要。

2.充分发挥大都市区的作用

美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都市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和大洛杉矶区为代表的三大都市带的GDP占全美国份额的76%，这是美国多年推行大都市区经济的结果。从我国目前的状况看，推进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为了建设大都市区，发挥大都市区经济的龙头作用。目前，虽然区域经济有所发展，但由于受行政区的限制，还没有在城市之间形成合理分工、竞争有序的产业体系和公共设施体系，其经济增长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以2002年的数据为例，我国三大城市群(珠三角区、长三角区、京津冀环渤海区)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只有38%。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借鉴美国的经验，使政府在跨行政区划的规划方面发挥协调和引导作用，从而使我国的大都市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刺激郊区的发展

美国政府对郊区化实行政策鼓励，其利用市场机制优化城市空间对我国大城市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在郊区化的作用下，美国城市空间结构由单中心逐渐发展成了多中心，形成了大都市区，带动了广大地区的发展。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城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退，但联邦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采取有力政策，使得中心城市职能发生转变并逐步走向复兴。我国的城市化处于发展阶段，郊区化处于萌芽阶段。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将城市郊区化纳入城市整体的长期发展规划中，建立正确的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积极引导城市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在郊区化发展的同时，要提高中心城市的现代化功能，发挥其区域经济发展中心的作用。

4.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合理解决老工业城市的衰退问题

二战后，美国产业结构出现新的变化，服务业的比重日益增加，而传统制造业的附加值越来越低，这一变化必然造成传统制造业集中的东北部以及中西部城市开始出现衰退，成为所谓的“冰雪带”。美国各级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复兴这些老工业城市，如利用高新技术复活重要的制造业，通过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振兴衰退的老城区，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变老工业城市的单一工业布局等。得益于这些措施，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处于“冰雪带”的老工业城市开始重新崛起。目前，我国东北老工业城市的衰退比较明显，尤其是资源型城市，在33个资源型城市中，近三分之一处于萎缩状态。东北老工业城市的振兴可以借鉴匹兹堡、克利夫兰等美国老工业城市的复兴经验，如培植自身优势产业，推动合理的工业布局；运用高新技术手段改造和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等。

四、结论

美国城市既是工业革命的摇篮，又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的产儿，从这点来说美国城市化的历史几乎等同于城市发展的历史，这意味着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及伴随工业化开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明显的区别。此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变迁，其中涉及的因素纷繁复杂，只有从这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抽离出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对我国的城市化有实质性的帮助。因此，美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从多学科、多角度去研究。本文主要从经济角度来阐释美国城市化的历史及其特征，得到的几点启示可能并不全面或者略显宽泛，所以未来的研究仍需要从中美城市化的对比以及两国的同类城市发展个案入手，得到更有建设性的经验。

⑤ 谁把互联网当“工具”就真正死在了起跑线上

工具才是第一生产力，我想当下没有人不使用这个工具了

⑥ 城市去中心化是什么意思

去中心化（英语：decentralization）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形态和内容产生形态，是相对于“中心化”而言的新型网络内容生产过程。

去中心化，不是不要中心，而是由节点来自由选择中心、自由决定中心。简单地说，中心化的意思，是中心决定节点。节点必须依赖中心，节点离开了中心就无法生存。在去中心化系统中，任何人都是一个节点，任何人也都可以成为一个中心。任何中心都不是永久的，而是阶段性的，任何中心对节点都不具有强制性。

(6)美国城市去中心化失败扩展阅读：

在一个分布有众多节点的系统中，每个节点都具有高度自治的特征。节点之间彼此可以自由连接，形成新的连接单元。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阶段性的中心，但不具备强制性的中心控制功能。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影响，会通过网络而形成非线性因果关系。这种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的系统现象或结构，我们称之为去中心化。

随着主体对客体的相互作用的深入和认知机能的不断平衡、认知结构的不断完善，个体能从自我中心状态中解除出来，称之为去中心化。

⑦ 货币去中心化有什么问题吗

在Token经济学里面，去中心化货币并不是唯一的价值流通和度量的客体，所以，一个固定总量的去中心化货币并不一定会导致被市场拒绝。
去中心化货币中的去中心化包含多层含义：货币发行去中心化、货币流通去中心化、货币回笼去中心化……
就我们现行的经济系统而言，货币的发行是由央行或者其他类似机构进行的，由国家信用进行背书。因此，货币的发行显然是一种中心化的，被政府或机构控制的一种货币发行方式。然而在现有的经济系统中，货币的流通是去中心化的。
虽然在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中，绝大部分货币都已经通过银行在进行流通，然而这种流通方式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货币所有者自行控制的，也就是说货币的流通并不受中心化机构的控制。除了因为金融中某些特定的要求，对某些流通进行了监管;或者由司法机关介入，强行对货币的流通进行管理。这些的中心化的操作从比例上来看，是极少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现有的经济系统中，货币的流通是去中心化的。
事实上，央行等金融管理机构，正是利用货币发行的权力，艰难的对整个市场进行调节，维护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货币的稳定性。
我们在经济学中曾经学习过，货币的流通总量是要和当前贸易情况匹配的，换句话说，货币的流通总量，是和经济情况紧密相连的。货币的流通需要通过调控，来影响市场;而市场也通过各种反馈，迫使管理机构对货币进行调控，以维持货币的稳定性。

⑧ 美国教育有什么缺陷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对美国教育中“阶层固化”的讨论，席卷了中文世界。《我们的孩子》，《乡下人的悲歌》……有多少新书得到译介，对美国社会上升渠道收窄、对贫者愈贫与阶级固化的焦虑，就有几分。

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也燃烧到了教育领域。7月初，特朗普下令废除政府关于教育中种族平权的具体指引。这一指引是奥巴马政府对种族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具体操作指示，而其法理依据，源于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社会共识与1964年的《民权法案》。从1978年的“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到2008年的“费雪案”，平权法案一次又一次被指责“逆向歧视”。而就在去年8月，还有消息指特朗普政府在研究打官司进攻平权法案。如今，这一议程似乎走出了第一步。

人们之所以关注教育平权法案的存废，是因为它关乎哪些群体能通过高等教育成为精英。平权法案规定就业就学制度中需要保证肤色和性别平等，而有人则认为这项法案制造了配额制度，从而偏袒照顾非洲裔美国人，使自己的孩子“分数高却上不了好学校”。

而这些，与其说是在课堂上获得的“技术”，不如说是在高校的人际网络中学习的。在美国大学教育中，除了上课，还有大量的社团活动，人际交往、社交活动占据着学生的时间——而这才是高等教育对职场中人的真正意味。

这种状况下，文凭对于职场中人来说，就是花费无数时间精力买来的，证明自己掌握了“职场组织文化”的一块“敲门砖”。柯林斯将之称为“通货”，其实也就是货币。而当人们不断竞争获取这种货币，激发出越来越大的需求，而货币本身代表的“技术能力”又并不显著的时候，教育产品的供给就会水涨船高，人们竞相上游，而单个货币，即单个学位的价值就只可能不断降低——这就是高等教育的通货膨胀，它不只是一种现象，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货币链条。

诚然，“美国梦”仍在一些教育领域继续实现着：很多新一代移民自带高质量的教育背景，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接受教育之后，进入科技、互联网类的新崛起领域。这的确产生了一种新的教育与职场的关系，但总的来说，这并没有打破文凭膨胀的趋势。

自由市场的拥趸也许会认为，膨胀的泡沫最后自然会崩溃，无需过多干涉。但是，正如种种呼声中已经看到的，膨胀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庞大的产业，人们的学位水涨船高，用于教育的经费和债务也日积月累，社会的不公平在这种堆砌和泡沫中代代相传……但是，文凭教育的膨胀，也不可能从教育系统内部予以解决，因为它也是美国族群政治与政经结构的结果。

种族政治下的美国教育

我们可以先回到《文凭社会》中的分析。柯林斯眼中的教育，与其说是阶级上升渠道，不如说是政治冲突与统治关系的承载者。作为一名历史社会学者，他笔下的美国教育系统，不是仅仅为了培养英才而诞生的，相反，它具有维持盎格鲁白人文化优势，保持统治身份的作用。

故事要追溯到19世纪末的美国。在那时，新一波移民高速增长，而与早年的新教徒不同，这一批移民中，很多人来自南欧、爱尔兰，信仰天主教。在盎格鲁－新教徒中产阶级眼中，这些天主教徒为主的新城市工人阶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代表着社会混乱、无秩序，他们觉得这些移民不务正业，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社会正统控制权面临挑战。

这种心态催生出了盎格鲁新教徒的两条族群问题解决之道，其一是种族主义的排外运动——美国最早的种族主义运动就是在这段时间诞生的。二是教育改革——新教徒中的精英分子开始推动公立教育，旨在让那些移民家庭的孩子接受一整套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用纪律约束他们的行为，不准迟到、不准旷课（为此甚至还专门立法），从而把他们变成可以接受的，行为举止和盎格鲁新教徒一致的“自己人”。从小学到中学教育的一层层公立教育系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最开始的时候，这套系统尚未影响到大学。大学文凭在早期美国社会中意义不大，它和中小学教育、学院教育，是完全平行的几个不同系统。

到了19世纪，新教的不同派别为了抢夺信徒，建立了大量的学院，作为自己宗教力量补充、更新、扩张的文化武器。这些学院扩张太快，开始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很多学院在经济上难以为继，倒闭者大有其是。于是，不少学院开始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因为“大学”传统上以大量仪式、社交活动闻名，这些元素正好和上层精英此时极为焦虑想要维持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统治地位息息相关。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了美国大学在19世纪末的崛起。它也逐渐建立起了和小学、中学教育的序列——大学开始把中学文凭作为入学的基本要求。

20世纪中叶，主流白人文化的社会控制，和愈发激烈的族群冲突之间激烈地对立起来。对饱受隔离、歧视和系统性压迫的黑人来说，教育系统是他们最不指望能够改变自身处境的道路。1960年代，是校园之外的黑人社会运动和民权运动带动校园内的学生运动。但民权运动中间的温和一派，为这两者之间达成和解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施行教育系统中的种族平权，改革者试图让黑人更多进入教育这个精英选拔系统，从而分享一些政治权力，减少激烈的社会冲突。

但讽刺的是，时隔多年之后，美国的公立基础教育水平饱受批评，从私立高中到私立大学的精英教育虽然在分数上体现对黑人的平等，学费却居高不下。好不容易进入这一系统的黑人学生发现，和自己竞争精英地位的白人学生参加各种昂贵的社交活动，兄弟会姐妹会，这些活动帮助他们拉人脉、找工作，黑人进入了大学却发现大学中还有一重门槛……教育平权并不妨碍盎格鲁新教文化继续维持对大学文化的垄断，而旨在解决种族问题的平权法案却更多停留在语言和数据上，格外尴尬。

教育问题作为美国例外论

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来说，美国社会和欧洲社会格外不同之处之一，是它的社会斗争的基本单元由种族而非阶级组成。不像欧洲那样有成千上万工人参与激烈而鲜明的阶级斗争——美国的工人阶级直到二十世纪才登上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在美国也“晚育”得多。

这构成了美国教育问题的另一个死结：它是美国种族政治的产物，而之所以种族政治是美国的政治传统，是因为在美国历史上，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社会冲突被迫以碎片的、去中心化的方式展开。

柯林斯对此有很独到的见解。在欧洲国家，现代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很大的国家官僚系统和强大的中央政府，全国的政治、商业、文化精英是高度重合的，基于大资本垄断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但是在美国，从19世纪开始，虽然呈现出农业人口比例下降，工人比例上升，工业的大资本垄断程度上升的趋势，但这些趋势没有在20世纪一直继续下去。这意味着，到了20世纪，已经成为最发达国家的美国，在拥有一定的全国性的大垄断资本和一定数量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大量中小规模的地方商业精英，很多地方维持着非常“本地”的生活。

这种局面源于美国土地广袤、资源丰富，市场巨大，使得全国性大资本寡头竞争的同时，仍为地方经济精英留下了空间；而早期的政治和商业博弈中，商业力量压制了政治力量，美国的中央政府难以足够强势——地方精英网络庞大，州权较大，地方自治力量强大；这种“去中心化”，在很多人看来是美国社会繁荣的保证。而这也意味着中央－地方的矛盾和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同时存在。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美国社会的纵向分层冲突——阶级冲突、种族冲突，被中央－地方的冲突横向切开、切碎了。本来，种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交织，已经让阶级问题的动员力量有所弱化，加上地方与中央的“去中心化vs中心化”矛盾，各类问题就被导向了更多的出口。比如，处理族群斗争而形成的进步教育理念是很好的，但是为了在多元庞大的国家中维持全国层面文化通货的“流通领域”，他们要引入大量的积分、考评制度，这样教育一定会成为官僚化的，更加注重文凭的一条流水线，痛恨官僚主义的地方精英和普通人已经对这种建制力量极其不耐烦。但如果不这样做，指望地方精英改善不平等问题又太过困难，1957年因招收黑人而需要联邦政府派兵进入小石城的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种难处。

在可见的未来，美国政治的基本运作特点显然不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或者说，虽然政党轮替、谁做都差不多的稳定政治制度可能会在特朗普时代风雨飘摇，但是暗藏的种族政治与中心化－反中心化政治的矛盾，反而会更鲜明地显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不同的族群通过教育实现自身利益、抢夺精英位置从而抢夺社会主导权的冲突和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多元文化主义的教育理念，不可避免要面对多重的极化挑战。这是美国教育相对于其他国家经验的无奈的“例外”。

迷思与更多迷思

在教育问题上，随着现实政治的演变，美国政治与众不同的复杂结构逐渐显山露水。而其求解之策也愈显艰难。

对贫富的想象从未停止：桑德斯这样的左翼政治人物，呼吁用普及教育和廉价教育解决问题。这种想法建立在对低收入阶层的团结想象上；许多研究则认为，是低收入的白人背弃了自己的阶级身份，送了反建制的大商人特朗普入主白宫。很多人因而把没有“团结无产阶级”的锅留给了民主党背。

但教育领域的冲突，正侧面反映出贫富问题忽略了种族一面。如果我们用阶级理论，用锈带来理解特朗普的上台，那我们如何理解他致力取消种族平权教育的行为？结论是，在这样的施政背后，种族政治的线索要比阶级政治清楚得多，削减教育领域的平权，彻底揭开教育领域的薄薄补丁，让盎格鲁新教主流文化在教育领域的统治完全浮出水面。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的Diana C. Mutz就基于研究认为，白人身份在国内外遇到挑战，对美国白人选民投特朗普的影响，要比国内经济问题的影响大得多，而这种影响在城市中产白人中，也是存在的。可以说，在进步主义利用联邦政府，在教育性别等议题上获得各种形式胜利之后之后，反对中央建制的地方精英和担心自己地位不保的白人种族主义合流，形成了一大波反弹。

在这种局势面前，进步主义的教育改革是无力的。抱持进步主义的教育改革家们认为，既然今天高校全是照本宣科和考试第一，我们不如推崇“素质教育”，“快乐教育”，让教育“学有所用”，不让课堂充满空洞无物的宣教。但当教育暴露出作为政治斗争场地的狰狞一面时，这些想法一下子就一点也不“进步”了。

在美国社会中，桑德斯的教育政纲看似已经非常激进。然而按照柯林斯的观点，这仍然只是增加文凭膨胀。柯林斯要激进得多，他认为应该由国家废除文凭制度，严格禁止任何有文凭要求的雇佣关系，乃至废除义务教育，在大量职业中引入学徒制度，废除原有的等级秩序……1970年代的他似乎对美国文凭制度出现危机极为乐观。“文凭经济学”的崩溃成为马克思式的资本主义崩溃论的美国预言。

但是，既然“文凭通胀”底下，还遮盖着未解决的种族问题，而再往下还渗透着“去中心化”的政治矛盾。文凭膨胀的危机最终只会让危机在它之下的层面爆发。既然不平等问题是因，文凭通货膨胀是果，既然社会政治的斗争是因，文化系统的形塑是果，那么寄希望于改变结果以改变肇因，可能从一开始就并非真正改变结构的思路。文凭经济学本应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表征而率先爆发危机，然而危机却直接以更剧烈的形式爆发了。以至于美国学院至今仍然可以延续着学院授予的经济游戏，但学院外，社会运动、抗议游行、选举动员和围绕着政党人事更迭的争夺，已经愈演愈烈了。

存在就有他的理由。

消息来自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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