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行政化强服务中心
㈠ 政府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推进高校去行政化
政府切断和高校之间的一切控制措施，才能解决去行政化问题，而不是采取什么措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采取的措施太多了。
㈡ 去行政化的治理机制
高校“去行政化”与“教授治校”，这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达方式，都是针对“大学治理机制”而谈的。良好的、具有活力的、能够自我创新的大学治理机制，必定不可能是“官僚化的管理体制”（亦称“行政化”），这已经被大学千年的生成和发展历程所验证。
教育部近日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去行政化倾向明显。“去行政化”改革多年 副部级高校未减一所。
从我国现有高教体制改革历程来看，大学面临的最根本的一条规则就是几十年计划体制延伸下来的国家包办大学和统管大学办学事务，即所谓的“行政主导一切”。包括大学的办学经费、建设计划、教学课程、招生计划、校长等官员的任命（引申出有些校长被定为副部级）等等。
国家层面的“行政主导”，反映到大学内部，就是行政部门在校园内的“行政做大”。因为行政权力掌管着教师的命运，包括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申请、教学课程多少、研究生导师资格的获得以及住房等等。这样一来，大学运作与政府部门的运作一样，其结果必然偏离其终极目标——学术自由、创造知识、培育人才、服务社会。
在笔者看来，讨论高校“去行政化”，实为变“行政化”为“服务化”的问题。
而教授治校是大学运转的体制保障问题，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治学和治校，这两个方面同属大学良性运转的必备支撑条件，就像一驾马车的左右车轮，须并驾齐驱，缺一不可。
首先，教授治学是从教授的职业而谈的。大学教授是大学共同体中的主体，承担着教学及科研等积累、发现和创造人类文明的职责，俗称“做学问”，也可称之为“治学”。如果教授不治学，就如同农民不种田，工人不在生产线上做工，渔民不去打鱼，而都成了游手好闲之辈，实为不务正业。正因为如此，“教授治学”的口号，自打它产生时起，就几乎销声匿迹了。
“教授治学”这个职业过程有着独特的存在内涵，最为鲜明的就是勇于打破各种框框和有形无形的限制，才可能逐步做好。它与追逐经济利益、短期效益等行为有着鲜明对照，它要求有尽可能明晰和严格的程序以及权力控制。因此，“象牙塔”的运作才与众不同，那就是尽量减少外在权力的干预，而由这个职业群体自己管理自己的学术事务，由此产生“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中的“治”，是明确指向“与大学教学和科研等相关的、遵循教育特殊规律的、积累发现和创造人类文明的”学术事务。只有教授群体才更好地懂得这一事务的内涵，就像渔夫清楚何时何地撒网捉鱼，而围观者不能轻重不分地乱加指挥，否则不但鱼儿不上网，渔船也有沉没的危险。
诚然，任何一个群体组织，只要有共同的目标，集合在一起，就离不开支撑其运作的行政事务。教授治校不是教授群体给大学打一般行政琐事的工，而是教授们真正拥有决定大学自身探究学问的决策权。这可能效率低，也可能有失误，但它是做学问的本真，求实的必然，完全不同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追求“大效率”的政绩工程。
㈢ 高校去行政化的意义
高校去行政化就意味着教授治校、学术至上，承认教学、科研第一线的老师、教授代表着学校学术发展方向。在高校形成崇尚知识和作为，而不是崇尚权力和地位。可以最大限度的整合资源，可以真正做到让教师发挥所长，让学生的潜能得到发挥，培养更多的创造型人才！提高学术水平，提高科研水平，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前进！
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克服行政化倾向，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早就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高校去行政化”，不是弱化行政管理，更不是告别行政管理，而是要摆正行政与学术的关系，不能错位，更不能越位。首先，要摆正高校行政管理核心理念，尊重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和学术科研自身运作规律；再就是，解决好高校行政管理队伍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等问题。这涉及管理方式、组织架构、岗位职责、任务目标等很多原则性问题，不是去掉高校行政级别就能水到渠成。倘若出现：外部干预弱了，内部干预反而强了，那也有违“去行政化”之初衷。
㈣ 事业单位如何去行政化
事业单位行政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分权不到位、不彻底，要去除事业单位行政化，必须聚焦于政府对事业单位的分权，关注政府下放了哪些权力？谁来承接下放的权力？这些权力以什么形式下放？下放后的权力是否得到有效的监督？当前要去除事业单位行政化，应当从以下方面思考：
进一步明确事业单位的职能定位。当前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之间的职能依然存在交叉，有些政府机关忙于微观事务的管理，干预了事业单位和企业的运行，同时忽视了监督管理职能，履行自身职能时出现越位、缺位；有些事业单位既承担政府机关的政策制定和监管职能，又从事具体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对其他公共服务主体形成不公；还有些事业单位同时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容易形成二者之间的利益输送，挫伤了企业主体的积极性。要去除事业单位行政化，必须进一步明确事业单位与政府机关、企业三类组织形态的职能定位，将相互交叉的职能剥离归位：将政府职能中对于事业单位和企业微观管理的职能剥离出来，分别还给事业单位和企业；将事业单位承担的政策制定和监管的职能还给政府，将事业单位提供的不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产品和服务交由企业提供。通过职能剥离归位，使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三类组织的职能更加清晰明了，按照各自的职能定位履职尽责。
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政府机关向事业单位分权，首先是下放决策权和管理权，退出对事业单位的微观管理。事业单位要通过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承接政府机关下放的决策权和管理权。法人治理结构主要内容包括：决策监督机构，主要组织形式是理事会，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对象是公共服务的直接消费者，对公共服务的质量、数量、品种等拥有话语权，其代表在理事会中要超过半数；管理层，理事会的执行机构，由事业单位行政负责人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员组成；事业单位章程，是法人治理结构的制度载体和理事会、管理层的运行规则。在法人治理结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和业务发展各项制度，形成激励约束机制，激发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力。
㈤ 怎样理解“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简单地说，就是淡化行业、职业或某项工作的行政色彩，尽可能地突破行政的束缚，突出行业、职业的主导地位。
我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规划纲要》在提到改进人才管理方式的时候，有提到去行政化的问题：
1、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
2、建立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人才管理制度。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健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人事制度。鼓励地方和行业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与国际人才管理体系接轨的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
(5)去行政化强服务中心扩展阅读：
各个政府单位在去行政化上的改进：
一、事业单位去行政化
1、进一步明确事业单位的职能定位
要去除事业单位行政化，必须进一步明确事业单位与政府机关、企业三类组织形态的职能定位，将相互交叉的职能剥离归位：将政府职能中对于事业单位和企业微观管理的职能剥离出来，分别还给事业单位和企业。
将事业单位承担的政策制定和监管的职能还给政府，将事业单位提供的不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产品和服务交由企业提供。通过职能剥离归位，使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三类组织的职能更加清晰明了，按照各自的职能定位履职尽责。
2、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政府机关向事业单位分权，退出对事业单位的微观管理。事业单位要通过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承接政府机关下放的决策权和管理权。法人治理结构主要内容包括：决策监督机构，事业单位对公共服务的质量、数量、品种等拥有话语权，其代表在理事会中要超过半数。
3、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
政府分权的过程还必须是问责机制建立的过程，要使政府对事业单位的分权到位、彻底，必须对下放的权力进行有效的问责。在问责机制中，事业单位作为下放权力的承接者和公共服务主体，是必须接受问责的责任人，同时必须设立问责人，赋予其问责的权力。
并建立问责人对责任人法定的问责关系。此外，须明确问责的范围和标准,通过有效的问责机制，确保下放的权力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确保事业单位公共服务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大学去行政化
1、校一级应该设立学术委员会
按照《高教法》的规定，校一级应该设立学术委员会，那么院一级也应该设立相应的教授委员会，而校长和院长是不能出任该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的。学校学术资源配置权力，应该交给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这类机构。
2、大学的行政管理必须适合大学
而不是将社会上的行政管理移植到大学。现在有些大学校长被任命前或是在行政系统或其他系统，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当他走上校长或党委书记岗位，就会把他之前的工作理念移植到大学，造成学校工作行政化趋向。
从这个角度上看，比“去行政化”更关键的是大学校长要职业化。
三、国企去行政化
1、将国企高管纳入行政系列管理
人的行为都要追求最大化利益，可以有效促进行政效率。这里的利益不单指货币收入，也包括行政职级。给国企定行政级别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助于政府与国企的干部交流。
2、有助于政府与国企的干部交流
若国企行政级别被取消，高管没有对等的级别，无疑就堵住了国企与政府交流干部的通道。以后国企高管进不了政府；政府官员也进不了国企。如此老死不相往来显然对政府与国企皆不利。
3、完善治理结构
让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混合，通过投资多元化改组董事会。国企由国家控股不能含糊，但控股要分绝对控股与相对控股。对国家安全与自然垄断领域的国企，国家应绝对控股；对其他国企，国家只需相对控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