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与区块链

Ⅰ 赵戴文的身感无奈

从1911年辛亥起，到20年代中期北伐之前，屈指算来，赵戴文活跃于政坛已经有十几年的时光了。总参议、总监、参谋长，一个一个的头衔，加上与阎锡山二十年的生死之交，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不能不谓之显赫。然而，从本质上看，赵戴文仍然是赵戴文，他生活简朴随便一如既往，他的思想方法言谈举止给人的印象，仍然还是一个学者。这一切无论于他本人，抑或于事业，都是一种无奈，这种无奈则又不是个体的孤立的，它是一代在“革命”大潮的裹挟下走上政坛的“儒者”学人所共同的。1926年前后发生在他与徐永昌之间的几次会见可作为这方面的绝好注脚。 徐永昌在他的《求己斋回忆录》中谈到他与赵戴文的几次交往，他说：“我在太原第一次与赵次陇见面时，他向我上下打量地说：‘儒者气象，儒者气象。’我听说后非常不安，因为我实在没有多读过什么书，对‘儒者气象’一语，使我有受宠若惊之感。”“有一次，次陇请我吃饭，只有四碟花生鸡蛋之类的小菜，一大壶潞安红酒，吃包饺子。他说他作秀才时，曾请客如此。‘今仍以作秀才时的办法请你。’只请一位陪客是赵公庵（名三成，五台人，次陇远门长辈，是我于民国五、六年在北京代郡会馆相识的朋友）。这一顿饭吃得格外痛快，我竟大醉。因我离开山西以来，即未曾吃过像这样的家乡饭。” “有一天，次陇来寓看我，因相识已久，说话不拘形迹，我与他说：‘以次陇先生读书的渊博，理解力之强，山西的政事，已有像阎先生这样的人作首长，次陇先生如放弃政事而讲学，其成就一定不在傅青主、郭林宗之下。’我当时的意思，即阎先生虽作督办省长，将来亦不能与那些人比，当今之世，赵先生如讲学，一定很有成就。我的确是诚意，赵先生听了肃然起立，拱手说：‘你真是我的畏友畏友。’听话音是接受，看神气是很惊疑的。我因为他惊疑的很厉害，接下去竟使我再说不出什么话来。”
“畏友”两个字，道出了赵戴文对徐永昌与他心灵感应的深刻理解，道出了对徐永昌所谈之事的由衷认同；而神气 “很惊疑”则除了一个花甲老人的诸多顾忌之外，剩下的只是“上”固然不易，下去则更难，身不由己，以及“既来之，则安之”的感叹和无奈。 无奈，无奈，无奈“官身不由己”，六十岁的赵戴文，还要打起精神，在政坛风云中，随着他的主官阎锡山升降沉浮。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与积蓄力量，山西的阎锡山已今非昔比－－军队，由两万人增至13万；地盘扩大到绥远，使晋绥连为一体；经济上也了一定的积蓄。“保境安民”与“武力统一”是那个时代各军事集团惯常使用的两个武器－－弱者声言“保境安民”，强者高倡“武力统一”，成为定式。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时，向外发展就演为必然之势。 在阎锡山埋头发展的同时，国内情势大变－－在北方，北洋政府的统治，因军阀混战不断，民不聊生，越来越不得人心；在南方，广州国民政府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誓师北伐，兵锋直指北洋军阀。自认有了一定力量的阎锡山，再次瞅准机会，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之后的1927年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宣布“易帜”北伐。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后，晋绥军也随之改称“北方国民革命军”，赵戴文再担军师之责，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参议。

Ⅱ 军伐徐世昌与国民党的将军徐永昌是哥俩吗

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徐世昌（1855—1939年）天津人
徐永昌（1887.12.15－1959.7.12），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人

Ⅲ 杨爱源与傅作义，徐永昌相比，三人谁的官大

这三个人都是晋系将领，徐永昌最大，但没做过总统，做过总统的是清末北洋的徐世昌

Ⅳ 国民党被称作徐公的是谁

国民党被称作徐公的是徐永昌，抗战8年中，徐永昌始终担任军委会军令部长，主管作战。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嗣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1959年病逝于台湾。

中国政府的代表是军令部部长、陆军上将徐永昌，他郑重地在日本投降书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留下了一段掷地有声受降感言：“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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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的生平轶事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将星光耀，盟国与日本这里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政府的代表是军令部部长、陆军上将徐永昌，他郑重地在日本投降书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留下了一段掷地有声受降感言：“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1946年6月，徐永昌即因病引隐为陆军大学校长，战局不利时出山为何应钦内阁国防部长，后来又帮助阎锡山内阁协调战事，1949年率陆军大学师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至台湾后，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其后获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1959年7月21日，徐永昌在台北寓所去世。

徐永昌将军一生娶妻三次。张学良回忆他：“他什么嗜好都没有，麻将也不打，酒也不喝------最喜欢女人。他在郑州的时候，已经打败了，那时候国民政府军都来了，他带着山西军队和冯玉祥的军队在前线作战，军队都退了，他老先生还跟那女的在一块堆儿扯，那个女人哭，舍不得。”

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娶妻三次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他的第三任夫人是李西铭女士，她是北京人，后来随他去台湾，陪伴他余生，2013年因病在台湾去世。徐永昌生育有二子三女五个孩子，长子元章早殁，次子元德生孙二，长孙早殁，次孙良治。长女徐元明女士定居美国洛杉矶，次女徐元昭，最小的女儿徐元容女士，后来定居澳大利亚。

嫡孙徐良治，他的父亲徐元德曾为国民政府在日占领军部工作，娶妻日本人，因此他于1950年出生于日本。他退休前从事营造业，是台湾实业家，他曾经几次回大陆探亲寻祖，见到徐良治的人，都觉得他的长相与他的祖父徐永昌真的是太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