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邦比特币挖矿机
因为挖矿的机器相当于大中型服务器的用电量，而且机器数量大量集中，总的耗电量动辄是以若干万千瓦计算，所以，也算是高耗能产业。
B. 数字货币挖矿风云如何
“一币一别墅”的财富神话依然在币圈里广为流传，不断有新的投资者跃跃欲试。但其实，从矿机厂商到大矿场主，再到矿池，这个小圈子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权力结构。
制售矿机、挖矿、建矿场、搭矿池，“矿圈”成为区块链世界里另外一条发财之路，矿机也成为一门鲜为人知的“大生意”。
按照比特币发明者中本聪的设想，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去中心化”的，算力分散在全球各地。但是，与去中心化背道而驰，矿池是绝对的中心化，越来越多的矿机接入到矿池里。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如果说炒币是一条不归路，那么投资矿机就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回收成本只是时间问题。”深圳爱播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熙算了一笔账，一台矿机每天200元收益，120天可以回本，之后就是利润了。
2017年10月，钟熙在主业之余，加入了挖矿大军，并迅速成为矿圈大佬，他在江西、四川、贵州等地运营着多个大矿场。
其实这个“稳赚不赔”的生意仍然依赖于币价的持续高涨。过去两个月时间，比特币币价从15000美元跌到了10000美元左右，甚至一度跌破6000美元，使得矿机回本周期延长，如果一直跌下去，盈利也就遥遥无期了。
在比特币问世4年之后，也就是2012年，可以量产的矿机才出现。在此之前，挖矿主要是私人行为，家用电脑就可完成。“那时，家用电脑就是印钞机，每天都能挖出不少比特币。”资深数字货币玩家、早年卖过矿机的黄世亮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矿机出现后，挖矿开始“社会化”，出现了矿场和矿池，挖矿成为一件集体工作。单独的矿机被矿场托管，就像生产线上的工人，只要摆在那里，就可以每天领薪水。
制售矿机、挖矿、建矿场、搭矿池，“矿圈”成为区块链世界里另外一条发财之路，矿机也成为一门鲜为人知的“大生意”。
中国则成为全球最大的矿机生产地。从2012年开始，在中国诞生了一批矿机生产商，如生产烤猫矿机的深圳比特泉有限公司，还有现在赫赫有名的比特大陆、嘉楠耘智和亿邦通信。在深圳华强北，到处也都可以看到外国人带着翻译询问矿机价格。
近期，比特大陆CEO詹克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个成立仅4年的创业公司，2017年的营收规模约25亿美元。比特大陆号称全球最大的矿机生产商，他们的蚂蚁矿机一直都是币圈和矿工世界的硬通货。
与币圈一样，矿圈也需要信仰——要坚信矿机每天机械地数学运算能够创造巨大财富。
不过，与比特币所宣扬的“去中心化”背道而驰，矿工的世界正在走向“中心化”。矿机销售商自己建矿场，投资者买完矿机之后，又被销售商托管；而生产商则自己建矿池，又将矿场给管起来。
这种“中心化”的过程，使得矿圈的财富被少数人攫取，钟熙要想进入到核心圈子，也并不容易。
算力“中心化”
矿场的主要作用，是给分散的矿机提供一个运转的地方。但真正起到整合作用的则是“矿池”。
所谓“矿池”，可以简单理解为“合作挖矿”。矿工和矿场们，把算力交给矿池，由矿池作为唯一的地址，来接入数字货币网络进行挖矿，再按照矿机的算力，给矿工分发红利。
矿池的历史要比矿机更悠久。2010年11月，名为Slush的矿池出现，它的官网在今天还写着是“世界上首个矿池“，这个称号也被币圈所公认。与矿场相比，矿池的搭建需要一定的技术，门槛相对更高。
国内一家知名矿池的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矿池的原理。他把挖矿比作买彩票，一个人挖，中奖的概率很不稳定，可能今天中了10万，以后半年都不中。
“把买彩票的人聚到一起，统一买，无论谁中，根据出钱比例来分成。在币圈，矿池就发挥这个作用。”该负责人说。
矿机连接矿池并不复杂，根据各大矿池的操作指南，一般只要几步就可完成，然后就根据自己提供的算力，从矿池获得收益。矿机就像一个站在生产线上的工人，每天领取固定的薪水。
掌握巨大算力和众多矿机的矿池，在币圈和矿圈都有着绝对的发言权。比如，如果要发行新的数字货币，或者要主导比特币分叉，一般要获得矿池的支持，没有矿池的支持，新币种没人挖，也就没有了意义。
此外，当一个抢手的新币面世时，矿池也可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矿工，快速打包，在这些新币的抢购中占得先机。
2017年6月份，SNT和EOS两大代币发行时，南方周末记者就见证了矿池抢购代币的场景。由于投资者太多，很多个人投资者无法将资金打入到指定位置，但一家矿池的负责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这一操作。
按照比特币发明者中本聪的设想，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去中心化”的，算力分散在全球各地。但是，与去中心化背道而驰，矿池是绝对的中心化，越来越多的矿机接入到矿池里。
2018年1月18日，康奈尔大学计算机教授埃敏·允·西拉什等5人合著一篇论文，直指两大数字货币比特币和以太坊背后存在隐性的权力结构，挖矿过于集中，其中比特币50%的算力被四大矿池所控制。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存在。4年前，以太坊创始人Vtalik在写以太坊白皮书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这个问题可以说很严重，在本文写作时，最大的两个矿池，间接地控制了大约全网50%的算力。”
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也没能解决。一位以太坊白皮书的早期翻译者向南方周末记者无奈地表示：“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5
隐性的权力结构
在矿圈，食物链顶层就是矿机生产商。目前，公认的三大矿机生产商均位于中国。他们通过生产销售矿机，获得大量的利润，同时也涉足矿场和矿池的建设，布局在整个币圈的话语权。
蚂蚁矿池是全球排名前二的大矿池，它的算力占据全网算力的17%，但根据工商资料，该矿池是由比特大陆一手创办；嘉楠耘智的几位投资人，同时也是杭州矿池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人，后者有自己的矿池Hash和挖矿平台，不过矿池已于2017年底停止运营。
亿邦通信则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乌海市，新疆准东经济开发区成立了三家区块链公司。亿邦通信的一位销售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他们在这三地都有矿场和挖矿业务，但这些矿场也已全负荷运转，没有机位可以托管新的矿机了。
“我们正在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搭建新矿场，那里电费低很多，新矿机可以在那里托管。”该人士说。
在矿机厂商之上，则是芯片巨头的收割。“矿机的核心技术在芯片上，谁有矿机芯片，谁就可以生产更多矿机。”丁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芯片主要掌握在几家巨头厂商手中，如台积电、英伟达、AMD等。
从2015年开始，台积电一直都是嘉楠耘智的最大芯片供应商。2015年，嘉楠耘智从台积电采购的芯片，占据嘉楠耘智所有采购量的69.62%，此后这个数据一直维持在60%左右。嘉楠耘智的大部分利润，均被台积电赚走。
2018年1月18日，在台积电第四季度财报的说明会上，董事长张忠谋就称，虽然今年的移动业务前景较弱，但公司的营收依然会增长10%—15%，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持续稳健的加密货币开采对芯片的需求。
在矿机厂商之下，则隐藏着另外一种权力结构。嘉楠耘智2017年的招股书上，透露了这个秘密。2017年前4个月，嘉楠耘智的前五大客户中，有四大客户属于“个人”。而根据公开资料，其中有三人均是币圈鼎鼎大名的“腕儿”。
第一大客户吴钢是最早的一批矿工，后来创办了Haobtc，该公司拥有一个全球前十的矿池；第二大客户林志鹏是小强矿机的创始人，很早便从事矿机的生产销售，其与第六大客户谢维钦，一直是合作关系；第三大客户王晋创办了币圈资讯网站比特帮。
这些大客户均不是单纯的矿工，他们都在币圈拥有着自己的影响力。机械运转的矿机给他们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话语权。
据比特大陆一位内部人士介绍，比特大陆的大客户中，也多为币圈的大佬。不过，比特大陆官方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该公司公关部回应称，由于与客户签署了保密协议，该方面内容不方便透露。
“一币一别墅”的财富神话依然在币圈里广为流传，不断有新的投资者跃跃欲试。但其实，从矿机厂商到大矿场主，再到矿池，这个小圈子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权力结构。
新入局者，大多只能做被收割的“韭菜”
C. 总说挖矿才能赚钱，你了解过云算力吗
在探讨算力与赚钱的途径时，我们常提及挖矿，但除了挖矿，云算力作为一种新兴的赚钱方式，也逐渐受到关注。本文将对云算力进行深入解析，解答你对云算力的疑惑。
首先，矿机是用于挖矿的设备，市场上的三大巨头有比特币陆、嘉楠耘智和亿邦国际，而嘉楠耘智即将登陆纳斯达克。挖矿是指通过计算特定算法，获得奖励，包括比特币奖励和交易费用。算力则是矿机运算速度的量化指标，1T算力表示1秒能完成10的12次方次运算。如果算出符合条件的结果，就能挖到矿，否则就算白算了。
矿池将矿机集中管理，降低个人风险，并为用户提供稳定收益。通过矿池，用户可以减少电费等成本，同时承担币价波动的风险和收益。
云算力则提供了一种更便捷的投资方式，无需自行管理矿机。只需通过远程数据中心运行算力进行挖矿。如通过算力云平台，用户可轻松开始挖矿。
云算力的收益计算需考虑电费、管理费等成本。电费成本主要取决于功耗和电费，机器功耗固定，不同币价下不同电价导致成本占比变化。当币价低时，电费占比较高。管理费在不同平台间差异明显，影响产品利润。
云算力虽提供了便捷的投资途径，但并非无风险。收益虽客观，但风险不容忽视。主要风险来自币价下跌和全网算力上涨。币价下跌时，虽然收益减少，但全网算力一般不增，适当时机可转为牛市，收益可观。反之，全网算力上涨，挖矿难度增加，收益减少。
最后，希望大家能在比特币的下一个周期获得成功。BitMind Labs作为区块链+领域的一站式孵化平台，提供全栈式服务，期待与你共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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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比特币诞生的第十年，这一年也是区块链相关企业积极拥抱资本市场的一年。全球区块链巨头公司，正掀起第一轮上市热潮，在这股热潮下，已经有一大批区块链企业表现出上市的意向。
区块链在证券市场的最大作用在于进一步推进金融资产的数字化。在成熟的证券市场，证券是在监管的环境下以透明的状态实现资产的流动。一般而言，企业上市指的是股份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招股的发行方式。
根据证监会颁布的相关规定，企业在主板上市需要满足的主体资格条件包括：发行人应当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三年以上、公司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公司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
一般而言，区块链技术分为三类：私有链、联盟链、公有链；其中私有链仅仅使用区块链的总账技术进行记账，独享该区块链的写入权限，是“中心化”的区块链；联盟链是其共识过程受到预选节点控制的区块链，允许每个人都可读取，或者只受限于参与者读取，有“部分去中心化”特征；公有链以比特币和以太坊为代表，是全世界任何人都可读取的、任何人都能参与的区块链，是“完全去中心化”的。对于公有链而言，信息完全公开，并且能实现数字化资产在分布式网络中的交易，但技术难度高，面临硬分叉和承载交易规模小的问题；私有链本质上是中心化的账本，本链与其他分布式存储方案没有太大区别，数据安全性和真实性存疑；而联盟链可以按项目有权限参与方上链和信息披露，权限易控制，然而不能实现数字化资产在分布式网络中的交易。
我们常说， 区块链从业者的最大风险在于「政策风险」，这种风险的特点在于「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是每一个新生事物的必经阶段 。
从目前情况来看，区块链领域上市（包括可能在未来上市或者已经上市）的企业主要包括三类：
一是芯片开发及矿机销售企业 ，比如嘉楠耘智、亿邦国际和比特大陆； 二是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 ，如近期传出要在明年上市的Coinbase，和前些日子外界盛传想要借壳上市的火币； 三是挖矿企业 ，得益于低廉的电费和宽松的政策，以北美挖矿公司居多，比如在多伦多交易所上市的HIVE Blockchain。
国外方面，据investorideas报道，区块链公司Blockchain Holdings已获准在加拿大证券交易所（CSE）上市。根据加拿大证券交易所（CSE）和彭博社网站所载信息，该公司成立于2010年，以前名为Khot Infrastructure Holdings Ltd.， 此前的主营业务为在蒙古国提供路桥建设与维修服务。
CSE 所面对的都是新兴成长型企业，更看重拟上市企业的成长性和前景，所以对拟上市公司的要求门槛较低 ，比如，发行公司最低有加币十万元运营资本即可；其上市操作周期短；且其对拟上市公司，没有「有形净资产」的要求等等。此外，无论是上市的费用还是上市后的维护费用，CSE的成本都更低。
早在2013年9月，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Allcoin就在CSE上市。CSE更是在2018年2月推出一种创新的利用区块链技术的证券清算和结算平台，该平台将使公司能够通过通证化证券发行传统股权和债务，而这些证券将通过证券型通证发行提供给投资者，这与近期大火特火的STO很是契合。
从根本上讲，政策坏境（包含对区块链及数字货币政策和上市的政策）及业务合规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国目前出台的所有监管政策几乎都是在针对非法的ICO和相应的虚拟货币交易，对于「区块链」而言，国家一直都在释放友好的信号，鼓励区块链的研究、发展和落地。
由于国内法规对公司上市有严格的要求， 区块链项目想要后期在国内上市，还要苦练内功、重视合规，增强企业信用等级并提升公司治理质量 。
F. 辩护角度谈虚拟货币的“价值”
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一直对虚拟货币持高压态度，且政策层层加码。2013年五部委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否定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将其定性为特定的虚拟商品；到2017年，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币ICO；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下称《通知》），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并表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并将追究相关境内从业人员的法律责任。随后国内的交易平台或暂停中国境内新用户的注册并清退存量用户，或直接永久关掉了交易服务。
至此，笔者也认为，目前虚拟货币在国内已经终结。但与之相关的案件未来一段时间仍将高发。在相关案件的刑事辩护工作中，我们始终无法绕开虚拟货币“价值”的认定问题，往往需要对涉案的虚拟货币的“价值”进行举证及对其价格鉴定进行质证等工作。
下面我们以比特币为例，谈谈我们此类案件办理过程中，证明其“价值”来源的一些思路。
1 价值来源——“共识”和“信任”
我们的货币 历史 ，经历了实物货币到纸币，再到记账货币的变迁。何为记账货币？就是以数字记录方式确定归属和转移的货币，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生活中早已习惯脱离实体钱包，只使用手机扫码支付，这种便利正是来源于记账货币的充分应用，我们之间的相互转账只是在彼此银行账户的数字上做加减法，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双方记账过程。而这个记账的权利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各个银行、三方支付机构和央行负责，央行拥有整个国家大账本的记账权，即“中心化记账”的方式，而我们之所以认为纸币及这些“手机中的数字”具备“价值”，是我们基于对国家的“信任”，是国家在这些“数字”背后的信用背书让我们达成了它们具备“价值”的“共识”。
同样，黄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其作为货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信任”；钻石的价值，也同样是人们对其稀缺性及其背后的某种象征意义的达成“共识“”。所以， 价值的本质，其实是人们对特定物价值的“共识”和“信任”， 如果人们不对一个事物达成有“价值”的“共识”，那么很多我们认为“值钱”的事物，其实根本没那么“值钱”（包括钻石和国家发行的纸币）。
但纸币天然存在一个问题，无论是当年密西西比泡沫时期的法国政府，还是次贷危机和新冠期间的美国政府，都会出现无节制超发货币的现象，货币超发及经济危机往往引发通货膨胀，纸币大幅贬值。纸币之所以贬值，也正是人们对于政府发行货币的“信任”在大幅降低，而对于的黄金等物品“价值”的“共识”提升，进而金价上涨。虚拟货币鼻祖比特币诞生于2008年次贷危机后期的美国，在此背景下，针对主权货币的通胀问题，其被设计成“去中心化”和“总量恒定”等特性。
随着人们基于对这种“去中心化”虚拟货币达成“共识”，产生“信任”，虚拟货币才产生了“价值”。并随着达成“共识”、“信任”其“价值”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以比特币为例，2009 年1月，中本聪挖出第一枚比特市时，市场对此新生事物非常陌生，无法形成对其“价值”的“共识”，所以，此时比特币的价格为0美元。2010年5月22日，美国人拉兹罗首次用10000个比特币购买了25美元的披萨（首次比特币交易，拉兹罗也是首次使用显卡挖矿的人），那么它的价值变成了0.0025美元。2013年4月，塞浦路斯发生经济危机，当地居民不信任迅速贬值的塞浦路斯镑货币，而纷纷抢购比特币，导致比特币价格飙涨8.8倍。当2013年11月比特币达到8000人民币阶段高点的时候，中国五部委《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发布，严重打击了人们对其的“信任”，比特币价格随之大幅下跌，同样在2014年，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MTGox破产，冲击了人们对比特币的“信任”，让其价格跌入熊市……此外，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和最长链机制保证了比特币不可篡改，且每一枚币都可以追溯诞生及交易的 历史 ，具备不可伪造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增加了人们对其“价值”的”共识”。
所以，虚拟货币是基于人们对达成“共识”、形成“信任”的程度，而产生了其价值，并基于“信任”的程度大小，而直接影响其价格。
2 价值来源——“获取成本”
虚拟货币有两种获取发生——“挖矿”和“交易”。
先说说“挖矿”，以比特币为例，其原始产生就是由“矿工”、“挖矿”生成。“矿工”可以由身处全世界任何地点的任何人担任，“挖矿”是指“矿工”借助计算机算力，通过复杂的数学运算，求得方程式的特定解的过程，第一个求得特解的“矿工”能够获得新增“账本”的记账权，从而得到特定数量的比特币奖励。计算这个特定解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运算，同时比特币在设计之初就被制定了一套规则，算力每过一段时间需要调整一次，这意味着挖矿的难度也在上升，也让成本（主要是显卡等硬件）大幅提高。
同时，随着挖矿所需要的算力提高，挖矿难度增大，个人能挖到比特币的概率越来越小，也就逐渐发展出规模化的矿场，也就是聚合n多台矿机的算力一起挖矿，挖矿从个人挖矿转变为矿场或矿池，一个矿场的成本有：建设成本、设备成本、维护成本（包括店里成本和人工成本）、网络成本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那么虚拟货币的挖矿过程，同样投入了具体的（劳动力）“成本”，并且这个“成本”可以量化为具体的（虚拟货币）商品价格。早在比特币诞生的2009年，一个叫“新自由标准”的用户，就在比特币早期论坛上提成通“生产成本”计算比特币价格的方法。他认为一枚比特币的价值计算方法应为：计算机运行一年所需要的平均电量是 1331.5 千瓦/时，乘以上年度美国居民平均用电成本0.1136美元，除以112个月，除以过去30天里生产的比特币数量，最后的结果除以1美元，得出1美元=1309.03比特币的定价结论。
至于“交易”的获取方式，无论是直接使用法币交易，还是使用法币兑换虚拟货币后再进行交易的方式，只要最终能够与法币达成某种“汇率”的自由兑换，它背后自然存在确定的价值。
如我们在 《谈虚拟币诈骗案件的辩护要点》 文中所述，实务中我们需要区分非主流货币中的特殊币种，通常所称的类主流币（山寨币），他们在技术模式上与主流币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真实项目、基于区块链底层技术、按照其白皮书的规划执行，常见的山寨币有EOS、BTM。针对这类涉案虚拟币。在实际辩护中，我们应当重点证明这些 虚拟币符合流通性，与主流币或者法定货币能够自由兑换的特征 。
我们前年承办的浙江某虚拟币诈骗案，工作重点就是放在搜集其在境外某交易平台能与比特币自由兑换的证据材料，即证明该类非主流“山寨币”可以与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进行交易，最终能够变现成法币的特征，证明其具有财产属性。
此外，如无法达到上述标准的虚拟币，一般属于空气币和传销币。空气币，顾名思义，就是在实际发展中，没有任何产品或业务落地，单纯发币圈钱跑路而已，如已经跑路的英雄链、超级明星、太空链等等。传销币，则是打着区块链之名，行传销之实的货币，如此前轰动一时的深圳普洱币等，我们也在 《谈虚拟币传销案件的辩护要点》 一文对传销币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
由于区块链的“新 科技 ”外衣，加之其虚拟属性，导致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对其价值真实性的判断存在严重误区。我们认为，比特币为代表的主流虚拟货币去中心化，没有发行政府及权威机构做信用背书，且交易价格波动巨大，并不具备货币属性也不宜作为货币使用。但其本质上仍属于一种特殊商品，应定性为一种无记名的有价证券，这不仅于民法层面拥有充分的物权理论支撑，同时也能被进一步解释为《刑法》第92条所规定的“财产”，所以，针对该类型的网络诈骗，从鱼龙混杂的“币”中，区分出主流虚拟币以及可以流通的“山寨币”，是对抗诈骗指控的有力辩点。
3 价值来源——司法认定
1、十部委《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改变了主动民事判决中“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方向，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的认定虽受政策影响大，但尚不明确。
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则彻底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随后内蒙古、云南、安徽等省份及相关机构，先后发布了12条打击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的监管政策，这也同时改变了很多民事判决对“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
此前，北京海淀法院在王铁亮诉火币网一案判决中认为，并无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当事人进行比特币的投资和交易，当事人应当自行承担交易风险，双方缔结的 合同有效 ，虚拟币交易合同 不属于合同无效 的法定情形。
2018年10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在陈国贵与浙江亿邦通信 科技 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判决中也认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 并未禁止 比特币的生产、持有和合法流转，也 未禁止 买卖比特币“挖矿机”。故原告陈某主张买卖比特币矿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 合同合法有效 。且而交易中的买家不属于消费者，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不能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十部委《通知》发布后，多地法院的案例开始基于“公序良俗原则”认定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如北京东城法院在“勤某公司诉云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判决中认为：从性质上看，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挖矿”本质上属于追求虚拟商品收益的风险投资活动，投资者须自行承担相关投资风险；从行为效力上看，“挖矿”活动电力能源消耗巨大，案涉多台“矿机”日均耗电量极大，且生产交易环节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社会 稳定衍生风险突出，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性工具， 与《民法典》“绿色原则”精神相悖，属于行政法规禁止投资的淘汰类产业，违反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合同 ；从责任负担上看，比特币“挖矿”活动中出现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及由此引发的投资损失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因双方对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故相关损失后果亦应由各方自担 。
同时各地法院关于虚拟货币的认定也并不明确。
在（2018）浙11民终263号丁建强、陈映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因本案的虚拟货币非我国规定的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当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由于案涉标的物本身的不合法性，涉及该标的物的交易行为亦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认定因案涉合同无效。
2020年5月《民法典》颁布后，多地法院一改先前对于虚拟货币不予保护的态度，基于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要求，很多法院都采取认定虚拟货币合同有效的司法裁判。如2021年5月济南中院在(2021)鲁01民终3796号中对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予以认可。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所设虚拟货币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点，具备了权利客体的特征，符合虚拟财产的构成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涉案的公民的合法虚拟货币财产权益依法给予法律保护。
虽然主流裁判规则如此，但综合全国近几年的判决来看，对于虚拟货币交易合同是否有效的裁判标准并不统一。笔者认为，正是近年来国家对于虚拟货币投资一直持严厉态度，并频繁升级的监管政策，司法裁判才会短期内做出截然不同的判例，更把其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告，未来人民法院对虚拟货币纠纷案件也会更多的减少虚拟货币财产保护，需要公民自担风险。
2、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在司法实务中，虽然刑事领域对数字货币的财产属性仍存争议，但早在2017年七部委《公告》发布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浙10刑终1043号判决中即有认定：被害人金某付出对价后得到比特币，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也代表着被害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产，应当受刑法保护。因此被告人通过互联网窃取了被害人的比特币后，再将其售出所得款项计人民币20余万元到了其个人的银行帐户，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2020）粤0304刑初2号判决认为，以太币在中国境内岁不能作为货币流通个，但其作为一种虚拟财产，其所有者能够对持有的货币进行管理、通过特定方式进行支付、转移且能够使用货币公开进行交易，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属于刑法上的“财物”。
2013 年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 条规定“被盗财物有有效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所以被害人的账户信息变动详情可由代币交易平台出具证明。除此之外，刑事案件处理中还存在以当地物价局出具的比特币《价格鉴定结论书》为其价值依据，如“武宏恩盗窃案” (2016）浙10刑1043号，及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出具的虚拟货币价格证明，如“胡志凯盗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5）东刑初字第1252号。
所以在众多刑事判例中，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具备“价值”，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本文作者|郑夏律师，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硕士，，曾任职检察院、政府办等部门。先后获无锡优秀专业律师（刑辩类）、无锡市名优律师培养对象（优秀骨干律师）、无锡优秀律师团队（2016、2018、2020）、无锡律协优秀个人会员（2018、2021）、首届华东律师辩论赛优秀辩手、无锡优秀专业案例、江苏产业人才培训优秀讲师等荣誉。
G. 挖矿合法吗
由于区块链行业还处在发展早期，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有部分人为了获取不当利益，选择铤而走险、以身犯法，这种情况在各行各业都存在，不能说因为从事某个行业的人做了违法的事，就以此判定整个行业都是非法的。这种误解和偏见，在其他成熟的行业不容易出现，但相同的情况，在大众陌生的区块链行业，人们不自觉地就形成了误解和偏见。矿圈经过多年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各方面合规性也越来越好；但很多人仍然对挖矿存在误解，甚至有部分矿工也认为挖矿是灰色产业。正是这种误读，让很多人对挖矿敬而远之，整个加密货币挖矿产业也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有部分人因此错失和挖矿的缘分，与财富遗憾擦肩。今天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解读挖矿。因为对挖矿行业的误解，甚至老矿工都会为挖矿是否违规存在疑虑，担心自己矿场、矿机等资产被罚没。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只要矿场是合规的，矿机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并托管在正规矿场，你的相关资产就受法律保护。我们先简单科普一下什么是加密货币挖矿。拿比特币挖矿举例，挖矿就是用专业的比特币矿机，来求解系统给出的一道计算题，最先得到符合系统要求的答案的矿工，就能得到比特币奖励。挖矿就是利用矿机生产比特币的行为。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清楚了挖矿涉及两个要素：一是产出比特币的机器——矿机；
二是挖矿的产品——比特币。
如果挖矿涉及的所有环节都是合法的，那么挖矿无疑就是合法的。
挖矿涉及的环节包含:
场地——矿场；
设备——矿机；
产品——比特币；我国有两家矿机厂商——嘉楠耘智与亿邦国际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了。据此，从感性上就能判断矿机是合法的，否则生产矿机的公司怎么能上市呢。从法律角度看，比特币矿机就是一种使用ASIC芯片的特殊的计算机，矿工从合法渠道购买，只要正常使用矿机，是受法律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