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某幣虛擬貨幣審計定性

⑴ 因委託他人抄虛擬貨幣的行為如何定性

我國明令禁止虛擬貨幣交易，這類委託理財行為在我國不受法律保護，造成的後果只能自行承擔。

「炒幣」血本無歸打官司，被法院駁回。

虛擬貨幣是指非真實的貨幣。知名的虛擬貨幣如網路公司的網路幣、騰訊公司的Q幣，Q點、盛大公司的點券，新浪推出的微幣（用於微游戲、新浪讀書等），俠義元寶（用於俠義道游戲），紋銀（用於碧雪情天游戲），2013年流行的數字貨幣有，比特幣、萊特幣、無限幣、誇克幣、澤塔幣、燒烤幣、便士幣（外網）、隱形金條、紅幣、質數幣。全世界發行有上百種數字貨幣。圈內流行"比特金、萊特銀、無限銅、便士鋁「的傳說。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發布的通知、公告，虛擬貨幣不是貨幣當局發行，不具有法償性和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公民投資和交易虛擬貨幣不受法律保護。

2021年5月18日晚間，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支付清算協會聯合發布《關於防範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公告》。公告明確表示，有關機構不得開展與虛擬貨幣相關的業務，同時提醒消費者要提高風險防範意識，謹防財產和權益損失 。

⑵ 買賣虛擬貨幣的司法解釋

法律分析：虛擬貨幣是指在虛擬空間中，特定社區內可以購買商品和服務的貨幣。廣義的虛擬貨幣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為與實體貨幣無關的虛擬貨幣，此種貨幣只可以在封閉的虛擬環境中使用，通常是網路游戲中的貨幣。第二類為單向兌換型虛擬貨幣，此種貨幣通常只可以在虛擬環境中使用，但有時候也可以用來購買實體商品和服務，如各種超市、網站的積分、點數等。第三類為雙向兌換型虛擬貨幣，此種貨幣有買入價和賣出價，包括由專門發行機構發行貨幣的或者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例如比特幣、萊特幣。虛擬貨幣不是法定貨幣，法定貨幣是法律賦予其具有在一國境內廣泛流通，不受地域、行業、支付對象的限制，可用於償付一切債務，具有絕對債務償付效力的貨幣。上述監管文件對虛擬貨幣定性為：雖然虛擬貨幣被稱為「貨幣」，但不是由貨幣當局發行，不具有法償性與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不能也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並不是真正意義的貨幣。因此，虛擬貨幣不是法定貨幣，禁止虛擬貨幣以法定貨幣身份從事交易活動。虛擬貨幣是一種虛擬商品，法律、行政法規未禁止持有虛擬貨幣，監管政策也未對虛擬貨幣的財產屬性予以否定。監管政策認可虛擬貨幣在性質上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禁止從事的與虛擬貨幣相關的行為，由於虛擬貨幣不是法定貨幣，因此，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從事代幣發行融資活動。除此之外，對於特定主體，還不得從事相應禁止行為：一是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不得開展涉及虛擬貨幣的兌換業務、作為中央對手方買賣虛擬貨幣、為虛擬貨幣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價服務、代幣發行融資及虛擬貨幣衍生品交易，不得承保與虛擬貨幣相關的保險業務或將虛擬貨幣納入保險責任范圍，不得直接或間接為客戶提供其他與虛擬貨幣相關的服務；二是代幣融資交易平台不得開展法定貨幣與代幣、「虛擬貨幣」相互之間的兌換業務，不得買賣或作為中央對手方買賣代幣或「虛擬貨幣」，不得為代幣或「虛擬貨幣」提供定價、信息中介等服務。

法律依據：《關於防範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公告》 要求會員機構不得開展虛擬貨幣交易兌換以及其他相關金融業務，堅決抵制虛擬貨幣相關非法金融活動，不為虛擬貨幣交易提供賬戶和支付結算、宣傳展示等服務，同時提示社會公眾加強風險防範意識，不要參與虛擬貨幣相關交易炒作活動，謹防個人資金受損。

⑶ 虛擬貨幣被判為是違法行為，這是為什麼呢

引言：虛擬貨幣的發展可以說是跌宕起伏，在剛開始的時候受到人追捧，有很多的人為虛擬貨幣做宣傳。而如今的虛擬貨幣交易也被有關部門判為了違法行為，這也讓很多人都感覺到挺意外的，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

三、不要參與相關的活動

因為虛擬貨幣已經被判為了違法行為，那麼參與虛擬貨幣的投資、交易，甚至組建平台都是屬於違反的，就算簽署的活動也是無效的。一旦是被查到的話，那麼要接受牢獄之災的。

⑷ 虛擬貨幣詐騙立案標准

對於虛擬貨幣詐騙立案標准並不明確。
主流觀點是比特幣之類的虛擬幣具有市場價值，可以認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意義上的財產，如果詐騙虛擬幣達到立案數額的，成立詐騙罪。根據相關規定，詐騙公私財物價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的，就會成立詐騙罪。詐騙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使用欺騙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
犯罪構成主要有：
1、欺騙行為，欺騙行為的內容是使對方產生錯誤認識並作出行為人所希望的財產處分。
2、使對方產生錯誤認識，欺騙行為必須使對方產生或者繼續維持錯誤認識，即使受騙者在判斷上有一定的錯誤，也不妨礙欺騙行為的成立。
3、使對方基於錯誤認識處分財產，處分財產的具體表現通常有直接交付財產、承諾行為人取得財產、承諾轉移財產性利益、承諾免除行為人的債務等。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使他人放棄財物，行為人拾取該財物的，也宜認定為詐騙罪。
4、行為人或者第三者獲得財產，欺騙行為使對方處分財產後，行為人或第三者獲得財產。
5、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根據相關規定要求詐騙罪的既遂情形是欺騙行為導致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或者導致發生了財產損失的緊迫危險。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 【詐騙罪】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⑸ 所有虛擬貨幣交易都是犯罪開設交易所是否一定構成非法經營罪

根據9月24日10部門公布的《關於進一步防範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第二條，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活動屬於非法金融活動，這些業務活動包括法幣交易，幣幣交易、作為中央對手方買賣幣、為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價服務、代幣發行融資以及虛擬貨幣衍生品交易等業務，而這些業務活動基本涵蓋了發幣行為、交易行為、衍生品投資等等，這是不是意味著，所有的虛擬貨幣投資或者交易行為，都會被認定為一種非法金融活動？

如果這種觀點成立，那10部門通知的第四條，就會和第二條內容產生內容矛盾。新通知的第四條是對參與投資虛擬貨幣的風險提示，其提到，任何主體投資虛擬貨幣及相關衍生品，違背公序良俗的，相關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由此引發的損失由其自行承擔。該規定的意義在於，警告相關投資風險，但是如果不違背公序良俗，即相關投資活動的民事法律行為則有效。

但是有觀點認為，如果按照第二條的規定，所有的幣幣交易、法幣交易行為都是非法金融活動，這種非法性的前提下，所謂的投資行為，也應該包含在這種幣幣交易或者法幣交易行為內，也屬於一種非法金融活動，既然屬於非法，那自然應該是無效行為，而不能觀察其是否符合公序良俗。因此，有觀點就認為該兩條規定存在內容上的矛盾之處。

筆者認為，這兩條並不存在矛盾，以上觀點的錯誤之處在於，沒有分清第二條和第四條內容針對的主體或者行為模式。

對於此問題，相比於2017年的七部門94公告《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其對於非法金融活動的概念僅僅限於代幣發行融資這一種活動，但是2021年92410部門新通知，則將非法金融活動的概念范圍擴展到幾乎所有與虛擬貨幣有關的發行、交易活動，未來可能還是進一步把去中心化金融的智能合約也納入其中，比如相關借貸、質押、存儲等等活動。

2.虛擬貨幣交易所的非法經營定性路徑基本明確

期貨合約業務是明確的入罪紅線，觸碰必刑

此前94規定中，所有的虛擬貨幣交易平台不得從事法定貨幣與代幣、「虛擬貨幣」相互之間的兌換業務，不得買賣或作為中央對手方買賣代幣或「虛擬貨幣」，不得為代幣或「虛擬貨幣」提供定價、信息中介等服務，但相關刑事法律法規沒有明確其相關罪名問題，只是在代幣融資發行中，提到的涉嫌犯罪有非法發售代幣票券、非法發行證券以及非法集資、金融詐騙、傳銷等。

而在最新的924新通知中，對於相關非法金融活動涉嫌罪名的列舉，增加了一個非常不同的罪名即非法經營期貨業務。而根據刑法規定，非法經營期貨業務，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構成非法經營罪。而此處的「情節嚴重」，數額標准並不高，犯罪金額達到30萬即可刑事立案。

而在924的新通知中，通知所列舉的法律依據，相比94規定，也增加了《期貨交易管理條例》。這是因為，當前大量的虛擬貨幣交易所，不僅僅會提供幣幣交易等信息中介服務，也會提供數字貨幣投資的保證金投資合約投資業務，衍生還會有相關融資融券等金融業務，這些業務，一旦涉及採用公開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其他方式進行的以期貨合約或者期權合約為交易標的的交易，就可能被定性為開展未經批準的期貨業務，一旦金額達到30萬以上，就涉嫌非法經營罪。

3.非法經營罪的另一個路徑：擅自開設金融類業務交易所

現實中，還有一類交易所，只提供otc交易服務，不提供其他任何合約或者其他區塊鏈金融服務，是否就不會涉嫌非法經營罪了？

目前來看，答案並非如此樂觀。

而本次新的通知中，依照的法律法規文件比較引人注意的還包括《國務院關於清

理整頓各類地方交易場所切實防範金融風險的決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的實施意見》。

其中，《國務院關於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範金融風險的決定》明確規定「從事保險、信貸、黃金等金融產品交易的交易場所，必須經國務院相關金融管理部門批准設立。」而一旦開設交易所提供了數字貨幣的交易服務，如果面向中國境內客戶，那種服務就屬於一種非法的金融服務活動，這類交易所就應該獲得相關金融管理部門的批准，一旦沒有獲得批准，就屬於違法國務院發布的決定，屬於違法國家規定，如果打到擾亂市場秩序的程度，該類開設交易所提供非法金融服務活動的行為，被認定為非法經營罪的定罪邏輯基本形成。

當然，根據當前最高法對於非法經營罪的有關答復，要求對於沒有明確司法解釋要認定為非法經營罪的案件逐層上報最高法定性。而從當前的政策環境和監管態勢來看，最高法的答復如何，相信讀者自己心理會有相關的衡量。

在國外有的合法啊！因為沒有交易所的話，基乎比特幣就沒有人買賣炒作了

照這樣說那開沒交易所不就是組織犯罪嗎？

⑹ 虛擬貨幣涉及的罪名

法律分析：
與虛擬貨幣犯罪相關的罪名，主要有以下幾種：
1、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以虛擬貨幣為名進行融資時很有可能發展為傳銷形式
2、詐騙罪
3、走私販賣毒品
4、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比特幣交易平台經營者很可能觸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許多經營者運營比特幣交易平台，但並不具備相應資質或經過相應部門審批，向社會公眾公開募集資金，導致大量資金的進駐，形成一個巨型的「資金池」，很可能導致平台經營者觸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5、 洗錢罪
7、 開設賭場罪
虛擬貨幣的興起為「線上」的互聯網賭博提供了便利的條件，犯罪分子只需建立網站就可將世界各地的賭徒聚集到一起，網路賭場的出現為打擊賭博行為帶來了巨大的困境。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一百九十一條 洗錢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收益，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而提供資金賬戶的，或者協助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的，或者通過轉賬或者其他結算方式協助資金轉移的，或者協助將資金匯往境外的，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行為。

衍生問題：
如何認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是指以推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並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⑺ 辯護角度談虛擬貨幣的「價值」

與其他國家不同，我國一直對虛擬貨幣持高壓態度，且政策層層加碼。2013年五部委的《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否定比特幣的貨幣屬性，將其定性為特定的虛擬商品；到2017年，七部委發布《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叫停虛擬貨幣ICO；2021年9月十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防範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下稱《通知》），直接將虛擬貨幣相關業務定性為非法金融活動，並表示虛擬貨幣交易平台向中國境內居民提供服務同樣屬於非法金融活動，並將追究相關境內從業人員的法律責任。隨後國內的交易平台或暫停中國境內新用戶的注冊並清退存量用戶，或直接永久關掉了交易服務。

至此，筆者也認為，目前虛擬貨幣在國內已經終結。但與之相關的案件未來一段時間仍將高發。在相關案件的刑事辯護工作中，我們始終無法繞開虛擬貨幣「價值」的認定問題，往往需要對涉案的虛擬貨幣的「價值」進行舉證及對其價格鑒定進行質證等工作。

下面我們以比特幣為例，談談我們此類案件辦理過程中，證明其「價值」來源的一些思路。

1 價值來源——「共識」和「信任」

我們的貨幣 歷史 ，經歷了實物貨幣到紙幣，再到記賬貨幣的變遷。何為記賬貨幣？就是以數字記錄方式確定歸屬和轉移的貨幣，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們生活中早已習慣脫離實體錢包，只使用手機掃碼支付，這種便利正是來源於記賬貨幣的充分應用，我們之間的相互轉賬只是在彼此銀行賬戶的數字上做加減法，整個過程就是一個雙方記賬過程。而這個記賬的權利掌握在國家手中，由各個銀行、三方支付機構和央行負責，央行擁有整個國家大賬本的記賬權，即「中心化記賬」的方式，而我們之所以認為紙幣及這些「手機中的數字」具備「價值」，是我們基於對國家的「信任」，是國家在這些「數字」背後的信用背書讓我們達成了它們具備「價值」的「共識」。

同樣，黃金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我們已經達成了其作為貨幣交換一般等價物的「信任」；鑽石的價值，也同樣是人們對其稀缺性及其背後的某種象徵意義的達成「共識「」。所以， 價值的本質，其實是人們對特定物價值的「共識」和「信任」， 如果人們不對一個事物達成有「價值」的「共識」，那麼很多我們認為「值錢」的事物，其實根本沒那麼「值錢」（包括鑽石和國家發行的紙幣）。

但紙幣天然存在一個問題，無論是當年密西西比泡沫時期的法國政府，還是次貸危機和新冠期間的美國政府，都會出現無節制超發貨幣的現象，貨幣超發及經濟危機往往引發通貨膨脹，紙幣大幅貶值。紙幣之所以貶值，也正是人們對於政府發行貨幣的「信任」在大幅降低，而對於的黃金等物品「價值」的「共識」提升，進而金價上漲。虛擬貨幣鼻祖比特幣誕生於2008年次貸危機後期的美國，在此背景下，針對主權貨幣的通脹問題，其被設計成「去中心化」和「總量恆定」等特性。

隨著人們基於對這種「去中心化」虛擬貨幣達成「共識」，產生「信任」，虛擬貨幣才產生了「價值」。並隨著達成「共識」、「信任」其「價值」的人越來越多，它們的價格也水漲船高。

以比特幣為例，2009 年1月，中本聰挖出第一枚比特市時，市場對此新生事物非常陌生，無法形成對其「價值」的「共識」，所以，此時比特幣的價格為0美元。2010年5月22日，美國人拉茲羅首次用10000個比特幣購買了25美元的披薩（首次比特幣交易，拉茲羅也是首次使用顯卡挖礦的人），那麼它的價值變成了0.0025美元。2013年4月，塞普勒斯發生經濟危機，當地居民不信任迅速貶值的塞普勒斯鎊貨幣，而紛紛搶購比特幣，導致比特幣價格飆漲8.8倍。當2013年11月比特幣達到8000人民幣階段高點的時候，中國五部委《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發布，嚴重打擊了人們對其的「信任」，比特幣價格隨之大幅下跌，同樣在2014年，全球最大的比特幣交易平台MTGox破產，沖擊了人們對比特幣的「信任」，讓其價格跌入熊市……此外，工作量證明、共識機制和最長鏈機制保證了比特幣不可篡改，且每一枚幣都可以追溯誕生及交易的 歷史 ，具備不可偽造的特徵。這些特徵也增加了人們對其「價值」的」共識」。

所以，虛擬貨幣是基於人們對達成「共識」、形成「信任」的程度，而產生了其價值，並基於「信任」的程度大小，而直接影響其價格。

2 價值來源——「獲取成本」

虛擬貨幣有兩種獲取發生——「挖礦」和「交易」。

先說說「挖礦」，以比特幣為例，其原始產生就是由「礦工」、「挖礦」生成。「礦工」可以由身處全世界任何地點的任何人擔任，「挖礦」是指「礦工」藉助計算機算力，通過復雜的數學運算，求得方程式的特定解的過程，第一個求得特解的「礦工」能夠獲得新增「賬本」的記賬權，從而得到特定數量的比特幣獎勵。計算這個特定解的過程需要大量的運算，同時比特幣在設計之初就被制定了一套規則，算力每過一段時間需要調整一次，這意味著挖礦的難度也在上升，也讓成本（主要是顯卡等硬體）大幅提高。

同時，隨著挖礦所需要的算力提高，挖礦難度增大，個人能挖到比特幣的概率越來越小，也就逐漸發展出規模化的礦場，也就是聚合n多台礦機的算力一起挖礦，挖礦從個人挖礦轉變為礦場或礦池，一個礦場的成本有：建設成本、設備成本、維護成本（包括店裡成本和人工成本）、網路成本等。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價值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那麼虛擬貨幣的挖礦過程，同樣投入了具體的（勞動力）「成本」，並且這個「成本」可以量化為具體的（虛擬貨幣）商品價格。早在比特幣誕生的2009年，一個叫「新自由標准」的用戶，就在比特幣早期論壇上提成通「生產成本」計算比特幣價格的方法。他認為一枚比特幣的價值計算方法應為：計算機運行一年所需要的平均電量是 1331.5 千瓦/時，乘以上年度美國居民平均用電成本0.1136美元，除以112個月，除以過去30天里生產的比特幣數量，最後的結果除以1美元，得出1美元=1309.03比特幣的定價結論。

至於「交易」的獲取方式，無論是直接使用法幣交易，還是使用法幣兌換虛擬貨幣後再進行交易的方式，只要最終能夠與法幣達成某種「匯率」的自由兌換，它背後自然存在確定的價值。

如我們在 《談虛擬幣詐騙案件的辯護要點》 文中所述，實務中我們需要區分非主流貨幣中的特殊幣種，通常所稱的類主流幣（山寨幣），他們在技術模式上與主流幣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真實項目、基於區塊鏈底層技術、按照其白皮書的規劃執行，常見的山寨幣有EOS、BTM。針對這類涉案虛擬幣。在實際辯護中，我們應當重點證明這些 虛擬幣符合流通性，與主流幣或者法定貨幣能夠自由兌換的特徵 。

我們前年承辦的浙江某虛擬幣詐騙案，工作重點就是放在搜集其在境外某交易平台能與比特幣自由兌換的證據材料，即證明該類非主流「山寨幣」可以與比特幣、以太坊等主流虛擬貨幣進行交易，最終能夠變現成法幣的特徵，證明其具有財產屬性。

此外，如無法達到上述標準的虛擬幣，一般屬於空氣幣和傳銷幣。空氣幣，顧名思義，就是在實際發展中，沒有任何產品或業務落地，單純發幣圈錢跑路而已，如已經跑路的英雄鏈、超級明星、太空鏈等等。傳銷幣，則是打著區塊鏈之名，行傳銷之實的貨幣，如此前轟動一時的深圳普洱幣等，我們也在 《談虛擬幣傳銷案件的辯護要點》 一文對傳銷幣所涉及的法律問題進行了論述。

由於區塊鏈的「新 科技 」外衣，加之其虛擬屬性，導致司法機關長期以來對其價值真實性的判斷存在嚴重誤區。我們認為，比特幣為代表的主流虛擬貨幣去中心化，沒有發行政府及權威機構做信用背書，且交易價格波動巨大，並不具備貨幣屬性也不宜作為貨幣使用。但其本質上仍屬於一種特殊商品，應定性為一種無記名的有價證券，這不僅於民法層面擁有充分的物權理論支撐，同時也能被進一步解釋為《刑法》第92條所規定的「財產」，所以，針對該類型的網路詐騙，從魚龍混雜的「幣」中，區分出主流虛擬幣以及可以流通的「山寨幣」，是對抗詐騙指控的有力辯點。

3 價值來源——司法認定

1、十部委《通知》將虛擬貨幣相關行為定性為非法金融活動，改變了主動民事判決中「挖礦」合同效力的認定方向，虛擬貨幣的財產屬性的認定雖受政策影響大，但尚不明確。

2021年9月十部委聯合發布的《關於進一步防範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則徹底直接將虛擬貨幣相關行為定性為非法金融活動，隨後內蒙古、雲南、安徽等省份及相關機構，先後發布了12條打擊虛擬貨幣挖礦和交易的監管政策，這也同時改變了很多民事判決對「挖礦」合同效力的認定。

此前，北京海淀法院在王鐵亮訴火幣網一案判決中認為，並無法律法規明確禁止當事人進行比特幣的投資和交易，當事人應當自行承擔交易風險，雙方締結的 合同有效 ，虛擬幣交易合同 不屬於合同無效 的法定情形。

2018年10月杭州互聯網法院在陳國貴與浙江億邦通信 科技 有限公司網路購物合同糾紛案判決中也認為：我國法律、行政法規 並未禁止 比特幣的生產、持有和合法流轉，也 未禁止 買賣比特幣「挖礦機」。故原告陳某主張買賣比特幣礦機違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 合同合法有效 。且而交易中的買家不屬於消費者，不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調整，不能適用「七日無理由退貨」的規定。

十部委《通知》發布後，多地法院的案例開始基於「公序良俗原則」認定比特幣「挖礦」合同無效。如北京東城法院在「勤某公司訴雲某公司委託合同糾紛案」判決中認為：從性質上看，比特幣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幣「挖礦」本質上屬於追求虛擬商品收益的風險投資活動，投資者須自行承擔相關投資風險；從行為效力上看，「挖礦」活動電力能源消耗巨大，案涉多台「礦機」日均耗電量極大，且生產交易環節威脅國家金融安全， 社會 穩定衍生風險突出，已經成為一種投機性工具， 與《民法典》「綠色原則」精神相悖，屬於行政法規禁止投資的淘汰類產業，違反公序良俗，應屬無效合同 ；從責任負擔上看，比特幣「挖礦」活動中出現的政策風險、技術風險及由此引發的投資損失風險，應由投資者自行負擔， 因雙方對合同無效均存在過錯，故相關損失後果亦應由各方自擔 。

同時各地法院關於虛擬貨幣的認定也並不明確。

在（2018）浙11民終263號丁建強、陳映光買賣合同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因本案的虛擬貨幣非我國規定的貨幣當局發行，不具有法償性與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應當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由於案涉標的物本身的不合法性，涉及該標的物的交易行為亦不受法律保護，因此認定因案涉合同無效。

2020年5月《民法典》頒布後，多地法院一改先前對於虛擬貨幣不予保護的態度，基於民法典對網路虛擬財產的保護要求，很多法院都採取認定虛擬貨幣合同有效的司法裁判。如2021年5月濟南中院在(2021)魯01民終3796號中對虛擬貨幣的財產屬性予以認可。在該案中，法院認為所設虛擬貨幣具有價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點，具備了權利客體的特徵，符合虛擬財產的構成要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法律對數據、網路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對涉案的公民的合法虛擬貨幣財產權益依法給予法律保護。

雖然主流裁判規則如此，但綜合全國近幾年的判決來看，對於虛擬貨幣交易合同是否有效的裁判標准並不統一。筆者認為，正是近年來國家對於虛擬貨幣投資一直持嚴厲態度，並頻繁升級的監管政策，司法裁判才會短期內做出截然不同的判例，更把其作為典型案例予以公告，未來人民法院對虛擬貨幣糾紛案件也會更多的減少虛擬貨幣財產保護，需要公民自擔風險。

2、虛擬貨幣屬於刑法意義上的「財物」，可作為財產類犯罪的對象。

在司法實務中，雖然刑事領域對數字貨幣的財產屬性仍存爭議，但早在2017年七部委《公告》發布前，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16）浙10刑終1043號判決中即有認定：被害人金某付出對價後得到比特幣，不僅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也代表著被害人在現實生活中實際享有的財產，應當受刑法保護。因此被告人通過互聯網竊取了被害人的比特幣後，再將其售出所得款項計人民幣20餘萬元到了其個人的銀行帳戶，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

（2020）粵0304刑初2號判決認為，以太幣在中國境內歲不能作為貨幣流通個，但其作為一種虛擬財產，其所有者能夠對持有的貨幣進行管理、通過特定方式進行支付、轉移且能夠使用貨幣公開進行交易，具有一定經濟價值，屬於刑法上的「財物」。

2013 年的《關於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4 條規定「被盜財物有有效證明的，根據有效價格證明認定」，所以被害人的賬戶信息變動詳情可由代幣交易平台出具證明。除此之外，刑事案件處理中還存在以當地物價局出具的比特幣《價格鑒定結論書》為其價值依據，如「武宏恩盜竊案」 (2016）浙10刑1043號，及公安局網路安全保衛總隊出具的虛擬貨幣價格證明，如「胡志凱盜竊罪一審刑事判決書」（2015）東刑初字第1252號。

所以在眾多刑事判例中，虛擬貨幣屬於刑法意義上的「財物」，具備「價值」，可作為財產類犯罪的對象。

本文作者|鄭夏律師，中南 財經 政法大學碩士，，曾任職檢察院、政府辦等部門。先後獲無錫優秀專業律師（刑辯類）、無錫市名優律師培養對象（優秀骨幹律師）、無錫優秀律師團隊（2016、2018、2020）、無錫律協優秀個人會員（2018、2021）、首屆華東律師辯論賽優秀辯手、無錫優秀專業案例、江蘇產業人才培訓優秀講師等榮譽。

⑻ 買賣虛擬貨幣的司法解釋

法律分析：虛擬貨幣是指在虛擬空間中，特定社區內可以購買商品和服務的貨幣。廣義的虛擬貨幣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為與實體貨幣無關的虛擬貨幣，此種貨幣只可以在封閉的虛擬環境中使用，通常是網路游戲中的貨幣。第二類為單向兌換型虛擬貨幣，此種貨幣通常只可以在虛擬環境中使用，但有時候也可以用來購買實體商品和服務，如各種超市、網站的積分、點數等。第三類為雙向兌換型虛擬貨幣，此種貨幣有買入價和賣出價，包括由專門發行機構發行貨幣的或者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例如比特幣、萊特幣。虛擬貨幣不是法定貨幣，法定貨幣是法律賦予其具有在一國境內廣泛流通，不受地域、行業、支付對象的限制，可用於償付一切債務，具有絕對債務償付效力的貨幣。上述監管文件對虛擬貨幣定性為：雖然虛擬貨幣被稱為「貨幣」，但不是由貨幣當局發行，不具有法償性與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不能也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並不是真正意義的貨幣。因此，虛擬貨幣不是法定貨幣，禁止虛擬貨幣以法定貨幣身份從事交易活動。虛擬貨幣是一種虛擬商品，法律、行政法規未禁止持有虛擬貨幣，監管政策也未對虛擬貨幣的財產屬性予以否定。監管政策認可虛擬貨幣在性質上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禁止從事的與虛擬貨幣相關的行為，由於虛擬貨幣不是法定貨幣，因此，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從事代幣發行融資活動。除此之外，對於特定主體，還不得從事相應禁止行為：一是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不得開展涉及虛擬貨幣的兌換業務、作為中央對手方買賣虛擬貨幣、為虛擬貨幣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價服務、代幣發行融資及虛擬貨幣衍生品交易，不得承保與虛擬貨幣相關的保險業務或將虛擬貨幣納入保險責任范圍，不得直接或間接為客戶提供其他與虛擬貨幣相關的服務；二是代幣融資交易平台不得開展法定貨幣與代幣、「虛擬貨幣」相互之間的兌換業務，不得買賣或作為中央對手方買賣代幣或「虛擬貨幣」，不得為代幣或「虛擬貨幣」提供定價、信息中介等服務。

法律依據：《關於防範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公告》 要求會員機構不得開展虛擬貨幣交易兌換以及其他相關金融業務，堅決抵制虛擬貨幣相關非法金融活動，不為虛擬貨幣交易提供賬戶和支付結算、宣傳展示等服務，同時提示社會公眾加強風險防範意識，不要參與虛擬貨幣相關交易炒作活動，謹防個人資金受損。

⑼ 竊取虛擬貨幣如何定罪

2018年2月10日消息，2017年9月4日，國家七部委發布生效了規制代幣發行活動的《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公告中對於各類代幣及「虛擬貨幣」的性質做出了明確定義：不由貨幣當局發行，不具有法償性與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盡管如此，不能否認的是，各類「虛擬貨幣」仍然具有一定的財產價值，是持有人的財產的一部分。那麼，對此類代幣實施的偷竊行為，究竟應當如何認定其行為性質呢？

筆者擬通過一則有關新聞報道及相關案例對此類問題進行探討，以起到保護「虛擬代幣」持有人的合法權益的作用。

偷竊比特幣

近日，一則新聞報道稱，北京海淀警方破獲一起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案。嫌疑人仲某利用自己管理員的許可權，修改公司電腦內應用程序，盜取100個比特幣，還未來得及銷贓，仲某便被警方抓獲。目前，仲某因涉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被刑事拘留。

從報道中可以看到，對於行為人偷竊比特幣的行為警方是以涉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而對其予以刑事拘留的。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規定的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指的是違反國家規定，對計算機信息系統功能進行刪除、修改、增加、干擾，造成計算機信息系統不能正常運行，後果嚴重的，或者對計算機信息系統中存儲、處理或者傳輸的數據和應用程序進行刪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後果嚴重的，以及故意製作、傳播計算機病毒等破壞性程序，影響計算機系統正常運行，後果嚴重的行為。

虛擬貨幣的財產屬性

筆者看來，該罪名在我國《刑法》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之中，即該罪名保護的法益實質上是我國社會的公共秩序，而並非數字貨幣持有人的財產利益，實際上否認了數字貨幣的財產價值，而是僅僅將其作為一種計算機系統中的數據或系統功能而進行保護的。這樣的做法筆者認為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首先，我國2013年發布的《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中提到，雖然比特幣被稱為「貨幣」，但由於其不是由貨幣當局發行，不具有法償性與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並不是真正意義的貨幣。比特幣具有沒有集中發行方、總量有限、使用不受地域限制和匿名性等四個主要特點。因為其在性質上來看應當屬於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通知》中也明確提到，比特幣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但是作為一種虛擬商品，其背後所具備的財產價值不可忽視。

其次，我國去年10月1日生效的《民法總則》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法律對數據、網路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盡管只是對網路虛擬財產的保護做出了原則性的規定，但是不能否認的是這表明了我國對於網路虛擬財產的保護態度。雖然我國尚未有針對數據與網路虛擬財產保護的專門法律，但是從民法總則的規定來看，預測未來必然會有相關內容的立法。

最後，從相關案例中我們也能夠看到，我國司法實踐中對於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的財產屬性的認可。2013年4、5月，劉某預謀成立比特幣交易平台，遂招募金某、黃某金(均已判刑)共同組建 「比特幣」交易平台。期間，劉某、黃某金、金某和被告人賀某除了其他直接盜取客戶資金的行為外，還頻繁通過變賣客戶的比特幣來兌現人民幣，轉走了網站上的120個比特幣。最終法院以詐騙罪對被告人予以定罪處刑，被告人所轉走的比特幣也是被納入了受害人的財產損失中的。因此，從司法案例中也可得出國家對於比特幣等虛擬貨幣財產屬性的認可。

基於以上原因，筆者認為，對於偷竊虛擬貨幣的行為僅以涉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予以規制，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我們應該正視其背後所隱藏的財產價值，考慮我國《刑法》中侵犯財產犯罪罪名的適用。只有這樣才能切實有效保護我國數字貨幣持有人的合法權益與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