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貨幣對策研究

❶ 人民幣資本項目自由可兌換的進展情況和推進對策研究

Currently, China has possessed the initial conditions of capital account opening----rapid economic growth, a higher savings rate, a frequent account surplus, plenteous foreign exchanges reserves, stable financial circumstances, lower banks』 nonperforming loans, mor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developing domestic capital markets as well as the least external debts.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the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account can lead to some risks, such as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f 1990s, while it can bring many benefits.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China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national and worldwide economic developments to ensure that measures taken to put forward 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be appropriate to our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arket growth degree, enterprise bearing capabilities, financial supervision level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environment. Meanwhile, China should constantly better and reinforce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 further improve the statistical monitoring and warning system of cross-order capital flow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apital flow and maintain nation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ecurity.

❷ 硬幣識別器研究步驟、方法及措施

在設計這部硬幣識別器之前借鑒了很多關於這方面的資料經過研究決定設計復合式硬幣識別器。這種識別器結構簡單，造價低廉，識別精度高且能夠廣泛應用在各種領域。因此此類識別器將占據較大的市場，並且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復合式硬幣識別器的原理：復合式硬幣識別器主要是由平板電容感測器、和電感線圈感測器、檢測電路、單片機控制電路組成。變間隙式平板電容感測器是是通過檢驗硬幣的厚度來辨別真偽的，當硬幣通過投幣口進入平板電容感測器時會引起感測器電容的變化，這個感測器也可以實現對硬幣材質的檢測但這只是一個附加功能。通過電容感測器配用的交流電橋將電容的變化轉換為電壓信號，再通過放大電路將信號放大進入整流電路將交流變為直流。再通過有源低通電路濾去干擾信號在通過電壓比較器後輸入AD轉換器將模擬信號轉換為數字信號傳入單片機控制電路。就能識別假硬幣。

❸ 貨幣失衡的原因分析與對策

加強匯率彈性，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的市場機制。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利用市場機制調節外匯市場供求，擺脫為了維持匯率穩定而被動地大量增發基礎貨幣，避免人民幣升值壓力的貨幣化。加快強制結售匯制向自願結售匯制轉變，放寬對企業和個人外匯交易需求的限制，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去，逐步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在人民幣匯參考的一籃子貨幣中，適當減少美元成分，增加歐元、英鎊、日元等貨幣比重，將未來以市場為基礎的均衡匯率與世界多元化經濟體聯系在一起。

❹ 人民幣升值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及對策的研究意義

匯率是一把"雙刃劍",其變動所帶來的影響往往是雙方面的.從我國當前的國民經濟發展狀況來看,人民幣升值存在很大的空間.雖然,升值有利於增強社會各界對中國經濟和貨幣的信心,減輕償債負擔,有利於加快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進程;但同時,將對我國外貿出口增長產生嚴重負面影響,不利於緩解國內就業壓力,導致外匯凈資產的權益受損.升值負面影響明顯強於其正面效應.因此,面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我們應該採取措施加以緩解.
關鍵字:匯率 升值 正面效應 負面效應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匯率對資源在全世界的配置起著重要作用,中國經濟作為世界經濟舞台上的重要一員,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將牽動著亞洲各國乃至全世界的神經.我國目前經濟高速增長,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外匯儲備穩步增加,種種跡象都表明人民幣升值存在很大的空間.
一,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背景分析
首先,從我國當前的國民經濟發展狀況來看,強勢經濟必然造就強勢貨幣.進入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國家宏觀調控手段的不斷完善,經濟波動減少,進入了可持續增長的階段.特別是在當前全球經濟放緩的情況下,我國仍一枝獨秀,保持了8%的高增長速度,這是人民幣持續走強的經濟基礎.其次,從目前國際收支狀況來看,國際收支中經常專案,資本專案持續出現"雙順差",外匯收入大於支出,外匯市場供大於求,外匯儲備達3400億美元,呈穩步增加態勢.在目前國際收支大致持平的情況下,人民幣也沒有貶值的理由.第三,從國際大環境看,目前,美國,日本,歐洲經濟紛紛陷入衰退,整個世界經濟滑入低谷,"9·11"事件更加使原已低迷的世界經濟雪上加霜,美國作為全球最安全投資場所的理念受到挑戰,而中國則以其良好的經濟發展態勢,穩定的政治環境,巨大的市場潛力保持著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使其成為今後境外投資者規避風險的安全港.資本專案下順差的擴大將抵補經常專案的可能下降,來華投資的大量增加,對匯率升值形成了強有力的支援.第四,從國內物價水平來看,自從宏觀經濟出現通貨緊縮的局面以來,物價持續下跌.入世後隨著關稅的大幅度下降,進口商品成本進一步降低,不少商品的價格還會出現不斷下降的趨勢.低物價,低通貨膨脹率是支援人民幣匯率穩中趨強的中長期重要因素.
二,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正面效應
人民幣升值對經濟產生的有利影響集中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利於增強社會各界對中國經濟和貨幣的信心.追求利潤和規避風險是國際間資本流動的根本原因,外商是否在中國投資不單單是利潤率問題,規避風險是其考慮的又一重要因素.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至今,現行的國際信用貨幣制度存在著極大的不穩定性,無論是國家,個人都有規避風險的客觀需要,理性預期也成為影響國際間資本流動的重要因素.當前人民幣在國際舞台上還無法與美元,日元相媲美,因此,我們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樹立國際上對人民幣的信心.根據資產組合理論和理性預期理論,人民幣升值傳遞給全世界的信號將是國家綜合實力增強,經濟形勢看好,這就有利於增強投資者信心,從而改善人們對政府行為和經濟運行的預期,並使對外再融資更為容易,成本更低.
(二)有利於減輕償債負擔.截止到2002年,我國的外債餘額高達1704億美元,人民幣每貶值1%,就會增加17億美元的外債.而反之,人民幣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就會給我國帶來幾十億美元的外匯盈餘.加之我國中長期負債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目前又已進入償債高峰期,人民幣適度升值對於緩解當前的償債壓力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三)有利於樹立我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從周邊各國情況看,日,韓經濟持續低迷,昔日生機勃勃的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速度緩慢,還未完全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人民幣一旦貶值,極易引發亞洲貨幣新一輪的競爭性貶值,引發國際間的"貨幣戰","匯率戰".況且這種以鄰為壑的做法也極易招致貿易對手的報復,導致反傾銷政策失去作用.而人民幣保持穩中有升,將有力地推動亞洲一些國家走出困境,對全球經濟的穩定也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四)有利於加快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進程.目前我國人民幣匯率管理制度實行的是在經常專案下內有管理的可兌換,資本專案還未開放,這樣做主要是為了避免國際市場上的匯率風險.人民幣匯率在今後若干年內緩慢升值,也將為匯率改革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從而縮短資本專案開放的時間表.人民幣在目前已經成為周邊地區的硬通貨,在放開資本專案管制,成為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後,預期人民幣將有望成為地區性強勢貨幣.
三,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負面效應
匯率是一把"雙刃劍",其變動所帶來的影響往往是雙方面的,人民幣匯率升值,也會帶來負面影響:
(一)將對我國外貿出口增長產生嚴重負面影響.人民幣升值將提高我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直接削弱我國出口的價格競爭優勢,影響我國在美元貶值期間轉移效應和相對比較優勢的發揮,增加我國開拓國際市場的難度.從國際分工格局來看,相對於發達國家以研究開發和服務業為主來講,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是以製造業為主,這種貿易結構極易受到匯率水平變動的影響.從生產要素分工來看,相對於發達國家以資本技術優勢參與國際分工來講,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是以勞動力成本為優勢的.作為中國優勢企業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產品檔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如果人民幣升值,出口商生產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則會相應提高.在國際市場價格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出口利潤的下降將嚴重影響出口商的積極性.人民幣升值會對中國的優勢產業產生嚴重損害.
(二)不利於吸引外資和加工貿易產業升級.人民幣升值將可能使國內投資環境惡化,新增的海外投資則會減少,因為這種投資變得相對昂貴.在華外企的經營目前已逐步進入成熟發展期,外資利潤匯出的要求也在逐年增大,人民幣升值將提高利潤的外匯收益,可能加大資本外流規模,對國際收支平衡產生壓力.這都將影響外商投資企業的投資和利潤,以及再投資的規模與產業本土化的進程,不利於我國加工貿易的持續發展和產業升級.
(三)人民幣升值會使國內企業的風險加大.中國一直實行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如果人民幣升值則會加大企業的外匯風險管理成本.從生產,銷售角度來講,匯率的變動引起進口材料,外銷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動,從而必然影響企業在市場的競爭力.從財務角度來看,主要是指對受險資產和負債進行調整,改變風險凈頭寸的強度和幣種,從而實現對外匯風險的管理.如果現在人民幣升值使其對美元這種硬通貨的匯率發生變動,那麽將會給許多進出口企業帶來額外的負擔,勢必增大外匯風險管理成本.
(四)將直接導致外匯凈資產的權益受損.今年上半年,國家外匯儲備增加到3465億美元.若人民幣升值,勢必加重美元實際貶值幅度,進而導致我外匯凈資產的嚴重"縮水".此外,人民幣升值還將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增速放緩,有可能不利於我國金融改革正常推進.另外,人民幣升值會使銀行現有的不良資產的(以美元衡量的)實際金額進一步上升,對整個銀行業的改革和結構調整不利.
(五)不利於緩解國內就業壓力.當中國需要增加就業時,人民幣升值將會在某個階段影響經濟增長的進程並將逐步地抵銷由於貨幣升值所引起的進口增長.一旦中國經濟增長由於人民幣升值而受挫,而且經濟增長大大低於經濟增長潛力的話,中國經濟終將會出現通貨緊縮的壓力.目前外經貿行業提供的就業機會超過7000萬人,很多新增就業機會也是由本國出口企業和外資企業提供的.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行業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最終將體現在就業上,勢必對當前就業環境的改善造成了一定的沖擊.
(六)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可能引起市場預期將會發生進一步的變化,從而可能引起市場的投機行為,導致投機盛行.由於以美元表示的國民財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產達到高潮,"泡沫經濟"發展,兩極分化繼續擴大,可能給經濟發展造成打擊,經濟會進一步放緩, 政府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最終由於這些考慮,貨幣又會貶值.貨幣升值又貶值,人們就會對政府管理經濟的能力失去信心.
可以看出,當前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呈現兩大特點,一是范圍較為廣泛,升值將影響國際貿易,吸引外資,就業,物價以及金融改革的穩定發展;二是力度相對強烈,升值負面影響直接關系國計民生,力度明顯強於其正面效應.因此,面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我們更應該保持謹慎,研究周全,並積極加以應對.
四,採取措施緩解升值壓力
面對國內外關於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和壓力,中國應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同時,應採取措施緩解升值壓力.
(一)完善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基礎.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基礎應逐步過渡到經常專案為主兼顧其他因素特別是資本流動的情況.改進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應將目前國內企業的強制結售匯制逐漸過渡到意願結匯制, 建立銀行,企業間外匯市場,放開主要外貿企業進入外匯市場,擴大外匯交易主體,提高外匯交易規模,使整個外匯供求有效地出清價格,同時使價格也能靈活地引導和調節供求.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主要包括放寬匯率波動幅度,可以考慮從目前的3‰放寬至1%的固定匯率下的波動幅度,減少中央銀行在市場上的干預頻率,代以其他的經濟方式和手段調整匯率水平.同時,人民幣匯率調控目標可由盯住美元轉為盯住一籃子貨幣.籃子中包括美元,日元和歐元三種貨幣,可根據貿易情況選擇適當權數.
(二)維持貿易的總量及結構性平衡.在遵守入世承諾,逐步減少對貿易的限制時,更要慎重對待主要貿易夥伴的貿易順差問題.加強區域內多雙邊合作,增強防範金融風險的能力.大力發展區域經濟合作,通過區域內部貿易和投資比重的增加,抵禦外部市場波動可能帶來的影響;積極推動亞洲區域性的貨幣合作機制,加強亞洲資金的自我迴圈,增強抵抗金融風險能力,為我國在國際經貿關系中爭取更大的迴旋餘地.
(三)改善儲備風險,加強經濟安全.適當控制外匯儲備的過度增長並更好地利用這些儲備資源.一是要建立將儲備轉化為投資,將資金轉化為資本的新機制,制定更積極的對外投資戰略;二是保持外匯儲備資金的流動性,並在保證流動性,保本的基礎上尋求長期穩定的收益;三是應盡快改變將外匯儲備大都壓在美元和美國債券上的狀況,增加歐元等幣種在中國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四是外匯管理當局應在外匯儲備管理過程中建立和完善風險管理框架.針對外匯市場的供求形勢,進一步放寬對經常項下的外匯限制.包括逐步取消強制性的銀行結售匯制度,放寬對旅遊等外匯匯兌限制.
(四)提高貨幣政策調控能力和水平,大力發展金融外匯市場.外匯占款的大幅增長已經影響到我國貨幣政策的穩健性,央行對沖外匯占款的壓力很大.當前,應積極研究央行資產結構調整方案,研究盤活央行某些類別資產的可能性,恢復央行資產結構的彈性,努力將基礎貨幣增長控制在適度水平,防止商業銀行貸款過快增長.同時,要著力培育人民幣遠期和期貨交易市場,大力發展匯率風險規避工具,增加企業應對匯率波動的手段,保證對外經濟貿易的持續穩定發展.

❺ 貨幣銀行經濟學畢業論文好寫嗎關於虛擬貨幣發行或者比特幣的研究

我國商業貨幣經濟金融產品創新研究
出口保險中融資貨幣經濟權益保障法律問題分析
VaR在商業貨幣經濟信用風險管理中的應用
論貨幣經濟的全面風險管理核心方法RAROC
我國貨幣經濟跨國經營的戰略選擇
基於價值鏈的貨幣經濟商業模式創新
入世後城市商業貨幣經濟的發展問題研究
我國農村商業貨幣經濟競爭力實證分析
關於我國城市商業貨幣經濟競爭力的分析
商業貨幣經濟企業客戶滿意度探討
貨幣經濟人力資本價值測量及其貢獻研究
論商業貨幣經濟私人業務的品牌建設
我國國有商業貨幣經濟不良資產的成因分析及對策研究
中國商業貨幣經濟投資理念研究
我國商業貨幣經濟跨境並購動機及其戰略實現
貨幣經濟帳戶資金權利狀態研究
我國網路貨幣經濟發展戰略研究
關於我國貨幣經濟並購問題的探討
平衡計分卡在我國商業貨幣經濟績效管理中的應用研究
外資貨幣經濟法律監管制度研究
國有商業貨幣經濟公共性職能探討
我國商業貨幣經濟中間業務的發展及對策研究
我國貨幣經濟保險業務發展瓶頸及其對策研究
中國商業貨幣經濟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及效應研究
政府對國有商業貨幣經濟管理關系初探
我國民營貨幣經濟發展問題探究
招商貨幣經濟網上貨幣經濟建設的研究
商業貨幣經濟制度變遷研究
我國商業貨幣經濟客戶經理制再造研究
VAR模型在我國商業貨幣經濟市場風險管理中的應用
我國商業貨幣經濟客戶關系管理理論及信息技術應用
試論強化政府貨幣經濟監管的方法和途徑研究

❻ 中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課題目前主要有哪些方面

財政是從網路CV的，貨幣是從網上找的~~~~看您這題``象突然看到我們可愛的經濟考題似的~~~~

積極財政政策的涵義
我國政府提出和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經濟社會背景和政策涵義的。
其一，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較意義而言的。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多種原因，我國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財政收入佔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出現了國家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趨於弱化，「吃飯財政」難以為繼的窘境。面對中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之後出現的需求不足、投資和經濟增長乏力的新形勢及新問題，特別是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必須使我國財政政策盡快從調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來，對經濟增長發揮更加直接、更為積極的促進和拉動作用。這就是「更加積極」或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涵義。
其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就我國結構調整和社會穩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結構性矛盾也日漸突出，成了新形勢下擴大內需、開拓市場、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嚴重障礙。而作為結構調整最重要手段的財政政策，顯然應在我國的結構優化和結構調整中，發揮比以往更加積極的作用。此外，由於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國有企業改革中下崗、失業人數增加，城市貧困問題的日漸顯現等原因，作為社會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財政政策，也必須在促進社會公平、保證社會穩定方面發揮至為關鍵的調節功能。這是市場機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無法替代的。形勢的變化，緊迫的客觀需要，使中國的財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其三，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是一種政策類型，而是一種政策措施選擇。中外的經濟理論表明，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政策，大體可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三種類型。如本世紀30年代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及其與之配套、至少實行了10年之久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來所奉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等，都具有這種政策特徵和政策取向。而我國當前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只是在適度從緊財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據變化了的新情況、新問題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採取的一種應對性財政政策舉措，並非是一種政策類型。
[編輯本段]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採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也可以說，這是在國內經濟有緊迫需要，政策實施又有現實可能的條件下，所作出的一種有條件的政策選擇。這里所謂客觀需要，就是擴大內需以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需要，是在貨幣政策因實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與效果受限的條件下，必須進行的一種政策選擇。而所謂政策環境允許，就是說，盡管國家財政收支形勢較為嚴峻，但在銀行有較多「存差」，有富裕資金，企業因約束機制強化等原因而貸款謹慎等情況下，財政可以通過實施以適度擴張的國債政策為重點的積極財政政策，來達到擴展需求、刺激經濟的目的。一旦這種政策環境發生變化，財政政策選擇就需另行考慮。
（二）政策的定向性。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於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於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正是有鑒於此，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選擇了以調整結構、改善投資環境、增強經濟增長後勁和產業帶動效應為目的，以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的方向。
（三）政策的復合性。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於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簡要地說，除了向國有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用於基礎設施建設以外，同時還發行了2700億元特別國債，以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充足率；通過調整中央財政的支出結構，騰出180億元， 專門用於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按時足額發放和抗洪救災等，即通過財政的轉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費與投資；分批提高了一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率，調整了進口設備稅收政策，降低了關稅稅率，對國家鼓勵發展的外商投資項目和國內投資項目，在規定范圍內免徵關稅和進口環節增殖稅，以此推動和增進外經貿方面的需求。
[編輯本段]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財政政策原則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確定與適時調整，對政策目標的實現和政策效應的優劣，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在這方面，我國已經和正在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與適當的貨幣政策，應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幾個「兼顧」或幾個「結合」：
第一，在政策重點的選擇上，把增加投資規模與刺激、拓展最終消費需求相結合。在傳統的計劃經濟——賣方市場——短缺經濟條件下，我們一直習慣於把刺激經濟的重點放在投資和生產上，亦即放在增加產品供給上，因為供給的約束始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場經濟——買方市場條件下，需要刺激的重點則是消費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資和生產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這只是中間需求，它究竟能對經濟增長發揮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經濟效率，則取決於最終需求的狀況。新形勢下有助於擴大內需的財政、貨幣政策取向，必須把增加投資和生產與刺激最終消費有機結合起來。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總量的適度擴張與結構的調整、優化相結合。因為當前問題的性質，既不是簡單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蕭條，也不是簡單的總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經濟體制、經濟發展（增長）模式轉軌時期，在已經成功實現了經濟軟著陸，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形勢下，主要由於轉軌「鎮痛」、體制和結構障礙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過渡性困難。正是由於這種特點和性質，即在體制轉軌尚未完成，結構矛盾十分突出、適應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還很不健全等情況下，如果片面強調和實施全面松動的總量擴張政策，那就很可能誘發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加重結構調整的困難，從而非但無助於當前經濟的協調、有效增長，而且還將為後續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產業結構優化，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就業問題的解決，造成更多的麻煩和後延性障礙。
第三，在政策傾向的掌握上，應把支持國有經濟與鼓勵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相結合。因為無論是從其發展需要、發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潛力，還是從其在諸如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國家稅收、解決就業問題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來看，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對擴大內需、實現經濟增長目標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和意義。然而，從實際情況看，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又的確存在著不少現實障礙和困難，財政、稅收、信貸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決的政策性問題。
第四，在政策效應的考慮上，使擴大內需的當期政策效應與長期政策效應相結合。因為，既然需求不足將是制約我國後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因而問題的解決就不能只顧眼前、不計長遠，在政策取向、政策效應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須把短期與長期、當前與今後加以統籌考慮。
[編輯本段]積極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
既然積極的財政政策並非一種長期的政策選擇，那就必然有一個政策調整或政策轉換的問題，這是我們必須預作準備的。問題的關鍵就在於，能否出現或找到替代當前財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條件。就是說，要逐步改變以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為重點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來加以替代或置換，從而為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和轉型創造條件。我以為，從中長期看，這樣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幾個方面：
1、市場和消費替代。即當前財政、貨幣政策的著力點，應放在有利於進一步開拓市場和刺激最終消費需求方面，逐步減輕經濟增長對擴大政府投資規模的依賴。這方面可供選擇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進銀行的消費信貸；適當增加財政對刺激居民消費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別是增加對低收入者的財政轉移性支出數量；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村和農民收入，為開拓巨大的農村市場奠定基礎，等等。
2、民間和企業投資替代。社會資金是永遠流動和相互轉化的。為實現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除了某些社會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提供，主要依靠國家財政投入以外，民間和企業投資的增加，就能為政府基於拉動經濟增長目的而進行投入的適時退出創造條件。在這方面，我國是存在很大潛力的。比如，盡快減輕企業沉重的非稅負擔，改變有些企業存在的費大於稅狀況所能產生的企業投資潛力，就是一個十分可觀的數字。同時，只要引導有方、政策得當，激活我國巨額儲蓄存款余額和游資的利用機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運用財政貼息、財政參股、財政擔保等經濟手段，以充分調動和吸納社會資金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兩撥千斤」之效。
3、出口需求替代。雖然國際經濟形勢動盪不定，不確定的因素較多，但通過深化我國外經貿體制改革，加強結構調整，改善政策激勵措施，提升產品國際競爭力等途徑所能產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去年在引進外資方面所創造的成績，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編輯本段]積極財政政策風險實證分析
積極財政政策風險是指積極財政政策的預期目標不能實現或失敗的可能性。其風險的表現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政策決策風險，二是政策執行風險。這說明積極財政政策風險不是局限於某一個環節，而是貫穿於政策的全過程。一般而言，導致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積極財政政策目標確定方面的偏差。確定的政策目標嚴重脫離實際，或財政政策目標與國民經濟發展目標脫節，或財政政策目標本身的模糊性，都會帶來相應的政策風險。（2）在財政政策決策和執行的過程中，由於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對稱和未來不確定性因素的存在。（3）財政政策決策者和執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響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程度。（4）財政政策工具選擇上的失當，且政策工具之間缺乏有機配合。（5）財政政策嚴重滯後，沒有隨經濟運行狀況的變化而作出相應的調整。（6）財政政策作用的力度過大或過小。（7）在財政政策執行過程中，由於特定利益集團的阻撓或政策執行者對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從純理論的角度對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的含義、表現及成因進行了抽象分析，對中國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的分析不能停留於此，而必須密切聯系中國積極財政政策實踐來具體進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財政部關於增發國債用於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和今年中央財政預算調整方案（草案）的議案》，決定由財政部向國有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專項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決不搞一般性工業項目。根據這一原則，當年安排的國債資金項目主要包括：農田水利和生態環境建設；鐵路、公路、電信和一些重要機場建設；城市環保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建設500億斤倉容的國家儲備糧庫；農村電網改造和建設工程、城市電網改造；增加公檢法及司法設施建設投資；向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補充其資本金；調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和進口設備稅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為進一步擴大內需和鼓勵出口，決定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運用方面，既向銀行增發國債用以擴大投資，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進消費；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又支持企業技術改造。2000年，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一是發行1000億元長期國債，重點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技術改造，並向中西部地區傾斜，60％以上的國債投資用於中西部地區；二是繼續貫徹落實 1999年出台的調整收入分配的各項政策措施，保障城鎮居民的收入穩定增長；三是進一步應用稅收等手段，鼓勵投資、促進消費、增加出口。根據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繼續追加現有國債資金項目的投資，加大西部地區開發力度，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等。
從近3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來看，通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1998年拉動經濟增長1.5個百分點，1999年拉動經濟增長2個百分點， 2000年拉動經濟增長1.7個百分點（中國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長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個百分點，這表明2000年我國國民經濟已出現了走向良性循環的重要轉機。在取得成績的同時，我們不得不清醒地認識到，盡管2000年國民經濟出現了明顯的回升，但經濟回升的基礎還不穩固，我國的經濟競爭力還比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民間資本投資的積極性還沒有充分調動起來，消費需求增長的潛力還沒有充分挖掘出來；國有企業經營機制還沒有根本轉變，企業經濟效率沒有明顯的提高，不少企業經營十分困難，就業壓力進一步加大；農業發展基礎不牢，農民收入增長十分緩慢，農民負擔過重問題仍沒有很好解決；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信息化程度較低；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缺乏堅實的基礎。
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雖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們的預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這說明積極財政政策在其決策及實施過程中客觀上仍面臨著一定的風險。導致政策風險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積極財政政策的目標而言，集中在拉動經濟的年度增長上，對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關注不夠。其次，在分析經濟增長速度連年下滑的原因時，認為是內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著力點只是放在擴大內需上，而對社會供給方面存在的問題缺乏充分的認識和應有的重視。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選擇方面，主要是通過增發國債、擴大財政支出規模來擴大內需，帶動經濟增長，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財政政策工具之間缺乏有機配合。第四，在2000年經濟增長速度已經開始回升的情況下，我國財政政策的重點仍然放在擴大需求上，而沒有適時地進行戰略上的轉移，財政政策顯得嚴重滯後。第五，在處理財政政策作用和市場機製作用的關系方面，片面強調前者的作用，而忽視後者的作用，沒有擺正財政政策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財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財政風險尤其是國債風險進一步加大。第六，積極財政政策沒有體現其應有的公平性，而是過於向國有經濟傾斜，對其他所有制經濟存在明顯的歧視，尤其是在財政投入方面。這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不利於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第七，由於層層截留、挪用，據估計，約有20％的國債資金不能到位，致使通過國債投資項目拉動經濟增長大打折扣。
[編輯本段]防範積極財政政策風險的基本對策
1.在積極財政政策目標的確定上，必須從片面追求年度經濟增長轉移到確保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上來。作為我國的最高決策層，在制定財政政策目標時，不能僅僅局限於確保年度或任期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而應將重心放在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只有這樣，我國的國民經濟才能真正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才有保證。在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既包括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也包括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地區經濟結構的合理化、城鄉經濟結構的合理化、生態環境的好轉等。
2. 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應該從拉動需求轉移到改善供給上來。在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初期，針對需求嚴重不足的嚴酷現實，財政政策作用的側重點放在拉動需求方面，這樣做簡單、容易操作，而且見效快，因而是無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開始回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明顯加快，投資品及消費品價格開始止跌回升，這說明我國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效。盡管有效需求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經轉移到有效供給上來了。經過3年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我國的財政赤字率、償債率、債務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過警戒線，雖然負債率還較低，但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而言，國民經濟對國債的承受能力相對低下，因而以西方發達國家及歐盟成員國所確定的警戒線標准來說明我國的國債發行還有較大的空間，這是不正確的。根據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我國的國債負擔率應控制在20％以內為宜，最多不得超過30％，否則有發生財政危機的危險。
由此可見，以擴大國債規模和財政支出規模為主要內容的旨在拉動需求增長的財政政策已沒有多大的迴旋餘地。單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決短期的經濟增長問題，不可能解決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因此，要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和健康發展，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應放到改善供給、增加有效供給上來。要通過財政政策的作用，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並使產業結構、地區經濟結構和城鄉經濟結構逐步合理化，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保護能夠有機協調起來。
3.在積極財政政策目標及政策的重心發生轉移的情況下，對財政政策工具的運用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
首先，在國債方面，雖然維持一定數量的國債發行是必要的，但國債發行規模要加以嚴格控制，國債增長速度應低於GDP的增長速度，從而使國債風險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國債資金的運用應僅限於具有經濟效益的領域，並重點投向基礎產業及基礎設施，以及企業技術改造和信息產業及生物醫葯等高新技術產業。國債資金向這些領域的投入不是包辦或壟斷，而是重在發揮其對民間資本的引導作用。國債資金應退出納消費性領域，有關社會保障事務應通過稅收等無償性收入來解決。在國債資金投資結構上，要逐步加大新興產業及企業技術改造方面的投入，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以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升級，充分發揮國債投資的「擴散效應」和「乘數效應」，拉動民間投資的快速增長。要加大對國債投資過程的監督管理，確保國債資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國債投資加大西部地區開發力度的過程中，投資的重點應放在西部地區的基礎工業及基礎設施方面，優化西部地區投資環境，並使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得到進一步加強。
其次，要充分發揮財政貼息的杠桿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依靠財政投資支持國家重點建設、優化產業結構和對社會投資實施調控，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財政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日趨下降、國債風險加大的情況下，面對中長期優化產業結構方面巨大的投資資金需要，財政的直接投資往往顯得力不從心。當前一種切實有效的方式是通過財政貼息支持政策性融資，變直接投入為間接拉動與引導。目前要擴大財政貼息的資金規模，使之成為加強供給管理的有效工具。
再次，要通過稅制改革，優化稅制結構，刺激民間投資。要廢除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變生產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並相應調低其基本稅率，取消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的區分；統一企業所得稅，給內外資企業以公平的稅收待遇。取消地區性稅收優惠待遇，實行以產業為導向的稅收優惠待遇。
第四，要切實解決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和亂集資問題，充分發揮人大、政協、人民群眾及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規范和約束政府本身的行為，切實減輕企業及個人的負擔，調動其投資積極性。如在政府收費方面，有關政府收費的立項、收費標準的確定等都必須通過全國人大或省級人大的審批，收費標準的調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省級人大常委會舉行聽證會。各級政府只是收費的執行者和管理者，無權進行收費的立項、收費標準的確定和調整。
4.正確認識財政政策在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堅持市場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則，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觀調控只能建立在市場機製作用的基礎上，政府的財政政策只是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對財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誇大。在運用財政政策以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時，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圍，保持財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適度性。要通過財政政策的實施，彌補私人經濟部門投資的不足，並積極引導其投資方向，而不是排擠私人經濟部門投資，同其在經濟領域爭利。作為財政政策的決策者和執行者，要注重提高決策水平和執行水平，及時收集和掌握經濟發展信息，減少和避免政策決策和政策執行的盲目性。
5.積極財政政策目標的實現及其風險的防範，還需要其他經濟政策及經濟制度的密切配合。我國的一切經濟政策及經濟制度都必須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特別是在我國即將加入WTO的歷史背景下，要確保其公開性、公平性、公正性。財政政策的實施結果與預期目標之間尚存在一定的差距，這不僅是財政政策本身的問題，還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間投資缺乏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有力支持，民間投資產業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礙等，使民間投資近幾年來一直處於低迷狀態。要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必須在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方面給予公平待遇，廢除各種歧視性的規章制度，民營企業可通過發行股票、債券及銀行信貸等多種方式融資。要逐步取消產業准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礙，變審批制為登記備案制，除涉及國家經濟安全及國防安全的領域不宜讓民間資本進入外，其他領域應盡可能向民間資本開放。凡是允許外資進入的領域，都必須對國內民間資本開放。

貨幣政策由「從緊」轉為「適度寬松」，這是貨幣政策性質和貨幣政策調控方向的重大轉變。這種轉變，是應對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對我國經濟沖擊的明智之舉，是有效提振內需、充分發揮金融支持實體經濟作用的重要舉措，是防止經濟大幅下滑、確保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有力保證。

在我看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至少包括三重含義：其一，這是「適度擴張」而非「完全擴張」的貨幣政策。兩種政策的區別不僅在於擴張程度的差異，還在於其各自運用時所面對的宏觀經濟態勢的不同。完全擴張型貨幣政策通常在經濟發生危機或經濟蕭條時採用。作為一種「反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其實施目的在於縮短經濟危機或經濟蕭條的時間過程，拉動經濟復甦；適度擴張型貨幣政策則適用於經濟顯著減速或即將進入下降周期的經濟環境，實施目的在於維護經濟增長的動力，遏制經濟下滑，確保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很顯然，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選擇，與我國現實的宏觀經濟態勢是吻合的。

其二，這種政策無論是在質的規定上，還是在「量」的變化上，都有別於從緊的貨幣政策。質的規定自不待言，「量」的變化也是如此。盡管沒有一個可以用來衡量「適度」的、公認的、統一的標准，但體現貨幣政策能量和實施程度的一些宏觀金融變數指標，如貸款增量、貸款增長率、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等的總體水平，應明顯高於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時期。

其三，貨幣政策的組成部分，如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匯率政策以及存款准備金比率一類的貨幣政策工具都應該是放鬆的，盡管它們在政策實施過程中的作用程度會有差別。以擴張信貸規模和降息為主基調的信貸政策與利率政策，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承擔著主要角色，而匯率政策的作用也不應低估。面對我國出口下滑導致外部需求明顯萎縮的情況，應改變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加大人民幣匯率向下浮動的幅度。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旨在拉動內需，確保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從投資需求看，實施這種政策一方面有利於增加企業投資資金的可得性，擴大投資資金來源，增強企業的投資能力；另一方面，會調低利率總水平，降低企業的投資成本。這兩方面歸結到一起，是有利於刺激企業及其他經濟主體的投資熱情，擴大投資需求。但在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要提高投資效率，使投資更好地發揮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必須通過政府的政策引導，使投資資金更多地流向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如「三農」、節能環保、保障性住房、自主創新高科技等行業。應改善投資環境，消除行業和市場壁壘，給民營資本以「國民待遇」，使其能夠在依法合規的前提下公平參與金融、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投資。對某些總量型的貨幣政策措施，應賦予其結構調控功能。僅以央行作為經常性政策調控工具的存款准備金比率為例。應改變「一刀切」的存款准備金比率，實行差別存款准備金制度，對主要的商品糧基地所在地區、金融資源相對貧乏的經濟落後地區，可實行相對較低的存款准備金比率。這樣做，既可以增強政策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也有利於促進地區間經濟的協調發展，落實科學發展觀。

消費主要受勞動者收入制約，因而貨幣政策刺激消費需求的作用有限。在擴大消費需求方面，貨幣政策作用的支點，應是強化對中小企業的信貸、結算等方面的金融支持，促進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以拉動消費。同時，貨幣政策應和產業政策、收入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政策密切協調配合，形成拉動消費需求的合力。

❼ 研究人民幣升值問題的理論與實際意義

人民幣升值
目前 一般就美元而言
即相對於美元升值或貶值
直接影響進出口

經濟學上講，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依據：
第一，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以來已近10年沒有進行調整，而這10年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第二，90年代以來，一些權威的國際機構和貿易夥伴一直就認為人民幣存在不同程度的價值低估。
第三，按照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外匯節余過多本身就表明外幣定價過高，本幣定價過低，本幣有升值壓力。
第四，從2001年以來，世界各主要貨幣包括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沒有調整，即人民幣實際上也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大幅度貶值。且不說90年代人民幣是不是過度貶值或定價過低，單說近年來其他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沒有動，僅此一條，就可以判斷人民幣對美元的價值有可能低估。
(三) 國際政治分析
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國際政治問題。有學者特別指出，一些西方國家頻頻呼籲人民幣升值，背後還另有原因。有的是出於嫉妒，有的是為了轉移國內對當局的指責，有的則是為了爭取國內製造業的選票。如西方國家簡單地將人民幣幣值水平與其本國製造業的衰退聯系在一起，試圖強迫人民幣升值。造成美國就業機會減少的因素不是中國，而是全球化競爭的無形之手。國外鼓噪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人民幣匯率過低。有人提出應將人民幣匯率確定在1美元兌4.2元人民幣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國外匯儲備過高，中國入世以來，並沒有出現進口激增，相反貿易順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國廉價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貨緊縮。有人認為，近年來，中國廉價產品大量出口導致日本和歐美通貨緊縮，中國應使人民幣升值，在世界經濟中擔負相應責任。

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實際上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於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以及美元貶值的J曲線效應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金融霸權作為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的延伸，美國憑借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強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斷獲取霸權利潤，維護其「金融霸權國」地位。美國通過美元貶值，既能減輕其外債負擔，每次美元大幅貶值都能使美國債務減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產品的出口，還能轉嫁其各種經濟危機，成為其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反傾銷政策一起，構成了布希政府對華經貿政策調整的新內容。

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近年來，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日益加劇，但更多的還僅僅局限於微觀經濟摩擦。加入WTO以後，中國處於制度大調整階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越來越受到關注。美日歐等國施壓人民幣升值，使得制度性經濟摩擦在中國對外經濟摩擦中的份額開始加重。

(四)人民幣升值的客觀作用

1、 加強經濟自循環的能力

當匯率變化反映了外幣的供求程度之後，企業和家庭就能及時調整其策略，更為有效地利用外幣。而且，如果國內企業長期藉助有利匯率帶來的成本優勢，通過出口低端產品賺取利潤越容易，國內企業投資於產品研發的動機就越小。這不利於國家的競爭力的長期發展。

2、 增加貨幣政策的自由度

為了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固定匯率，人民銀行必須從市場中買入美元、投放人民幣。這使央行難以將貨幣供應控制在目標區間之內。為抵消外匯占款的影響，人民銀行必須進行所謂的「本外幣對沖操作」，即在買入美元的同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賣出政府債券或央行票據，從市場中回籠資金。適度擴大人民幣波動范圍能增加貨幣政策的自由度。

3、 與緩解目前「經濟過熱」的顧慮相一致

在固定匯率下，升值壓力會被轉化為通漲壓力——外匯占款導致貨幣供給量上升，帶來通漲壓力。而通過發放央行票據來回籠外匯占款的做法不具持久性，並將導致政府財務負擔的上升。擴大人民幣浮動范圍會緩解升值壓力向通漲壓力的轉換——人民幣升值會對國內價格形成向下的壓力，由於：1) 外匯占款減少導致貨幣供應量的減少；2) 貨幣升值將使進口價格降低，因此可能壓低國內價格。

人民幣升值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中央政府做出的決定，不會是因為某一個原因，除非這個原因的壓力大到讓政府無法迴避或阻擋。我覺得原因有三：
第一：化解各國以及各種資金對人民幣升值的期望和壓力；
第二：逐漸擺脫盯住美元的模式，為人民幣成為硬通貨做准備；
第三：藉此機會，縮小港幣和人民幣的匯率差，爭取達到1：1，然後，在適當時機下，人民幣、港幣和澳元將融合，形成單一貨幣。

人民幣實行的是盯住美元匯率制。人民幣近10年都處於升值趨勢中，人民幣升值是以人民幣匯率下降形式反映出來的，即1美元兌換的人民幣金額減少。1994年人民幣平均匯率為8.6212，1995年為8.3490，1996年為8.3143，到2003年為8.2770（國家統計局，2004），人民幣匯率近10年下降了4.1％。從2001年開始連續3年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在8.2770，2004年1—5月人民幣匯率累計平均仍為8.2770.2003年以來，人民幣再一次面臨升值壓力，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美國、歐盟、日本等不斷施壓，希望迫使人民幣升值。國內外理論界也有人依據各種模型估算出人民幣「應升值的幅度」，高的估計達到50％以上，低的估計也有15％以上。

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來自中國經濟體系內部的動力以及外來的壓力。內部影響因素有國際收支、外匯儲備狀況、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狀況、經濟增長狀況和利率水平。從1994年至今，中國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均為順差，中國的外匯儲備2002年達到2864億美元，比1994年增長了5.55倍。從人民幣購買力評價（PPP ）看，中國的物價水平只相當於美國的21％（世界銀行，2002）。從通貨膨脹率差異看，美國自1998年以來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2.23％，中國同期的平均通貨膨脹率（CPI ）為-0.3％，比美國低2.53％。1978—200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年均增長9.3％。這25年間，我國的經濟增長無疑是世界上最快的。從中美兩國的利率差異看，中國同業銀行拆借利率2002年底為2.7％，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為1.25％。中國的短期利率比美國利率高1.5個百分點。在國內，人民幣存款利率也比美元存款利率高1.4個百分點。此外，2002年上半年開始，美元由強走弱，人民幣跟著美元一起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趨勢相背離。在中國相對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的情況下（1993—1999年中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至少比同期美國製造業高1.5個百分點），人民幣反而隨著美元貶值，使得貿易逆差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這些都構成了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

對策：

一、緩解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

匯率升值的壓力來自於多個方面，而出口的快速增長、資本流入、外匯儲備迅速增加，都是重要影響因素。但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很高，從對外貿易入手，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較為不易。不過，在中國的對外貿易夥伴中，對美順差最大，來自於美國的壓力也最大，因此，我們可以通過調整對外貿易地理結構來減輕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針對資本流入所帶來的壓力，在繼續鼓勵外資流入的同時，我們的企業可以適度考慮以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進入他國市場。針對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所帶來的壓力，我們可以採取措施適當控制其增長速度。另外，也可以考慮推行QDII制度。通過這些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為漸進式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打下基礎。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權衡人民幣升值問題，適時調整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

從國際經驗來看，既然經濟大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面臨匯率升值的內部壓力與外部壓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幣升值是大勢所趨，在人民幣未來的升值過程中，避免出現類似「廣場協議」那樣的大幅度匯率調整極為重要。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要簽訂類似「廣場協議」式的國際性文件。為此，要讓匯率始終能夠反映經濟基本面。我們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對人民幣匯率適時做出適當的調整，使匯率水平既能真實反映中國的經濟狀況，又能避免未來人民幣快速升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要認識到，成功地調整人民幣匯率政策，對於未來的宏觀經濟穩定、貿易品部門與非貿易品部門產業間的平衡發展以及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都具有深遠而積極的意義。而這一點，有待於政府採取果斷措施，消除升值預期。

三、要綜合處理匯率升值影響物價水平所產生的問題

對於人民幣未來走勢，基於巨大的升值壓力，我們必須對其可能對物價水平的影響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們要實事求是,具體深入地分析他國匯率波動的歷史教訓,才能真正有助於我們借鑒。匯率問題,涉及面甚多,在我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各種國際交往的情況下,匯率變動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從整個日元的升值中，就長期來看，日元的升值導致了日本物價的整體下跌，日本CPI指數，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持續保持低水平，90年代中期以來多年出現負增長。所以說看本幣升值對物價的影響不能只看眼前，而要著眼於長期，著眼於對未來物價的影響，對長遠的整體經濟的影響。那種認為人民幣升值可能抑制當前通貨膨脹趨勢的觀點，短期來看也許可行，長期來看，還可能進一步形成通貨緊縮趨勢，不利於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

我們不能單從本幣的升值來看對物價和對整體經濟的影響，不能因為眼前出現的通貨膨脹趨勢而寄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短期通脹壓力。在短期內，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具有重要意義。畢竟，通過人民幣對外升值來抑制通脹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但匯率升值對宏觀經濟所造成的影響是整體的，且宏觀經濟政策對物價的影響也會抵消本幣升值對通脹的抑製作用。所以說，要認真研究綜合處理匯率升值通過影響物價，進而影響經濟系統的問題，為未來人民幣升值後減輕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做好准備。

四、其他減輕人民幣升值負面影響的對策

針對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貿易的不利影響，我們可以適時調整我們的貿易戰略，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程度。作為出口企業來說，要努力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逐步改變原來低勞動力成本、低價格進入國際市場的做法。針對出現人民幣升值對物價水平下調的壓力，以及對總需求的負面影響，我們可以通過西部大開發的措施，擴大內需來解決。針對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儲備風險，我們要深入研究未來世界主要貨幣的變動趨勢，根據我們進口規模，適時調整中國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和總量規模。針對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我們可以大力發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場，增加投資、融資渠道。
一、人民幣升值之利：
（一） 人民幣升值可能意味著人民幣地位的提高，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提升。
1）中國老百姓手中的財富更加值錢，人民幣一升值，老百姓手裡的錢就更值錢了，中國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往前挪一挪。
2）中國外債壓力的減輕和購買力的增強等等。
例如：誰在掏錢維持號稱「全球老大」的美國政府的日常運轉？想當然的回答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廣大納稅人。這個回答並不全對。因為當前的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巨大，光*納稅人的貢獻還不夠開銷，因而不得不大量舉債。而最大的債主是誰？是日本和中國。中國3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很大一部分買的是美國政府公債。
中國成為了全球最強大的帝國的最大債主之一。這個事實本身顯示了中國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去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僅次於美國；對全球貿易增長的貢獻，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經濟實力說話的人民幣自然而然也就獲得了更大國際事務話語權，這是好事。
3）有利於進口產業的發展：中國石化副董事邵金揚在接受采訪時稱：「如果人民幣升值，海外資產對我們來說會較便宜。」如果人民幣升值5%，中國石化2003年進口的石油，以目前的價格計算，成本將減少逾1億美元。

（二）人民幣升值的前景還是越來越清晰的。
這是因為，正如1994年以前人為高估人民幣幣值的政策被迫放棄一樣，人為低估人民幣幣值也是難以持續的，因為在匯率的問題上，政策干預，雖能一時起作用，但最終還是市場說了算。只要中國能夠保持經濟高增長，同時推動人民幣完全可自由兌換進程，那麼，人民幣升值，成為區域乃至世界貨幣將為時不遠。而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在不遠的將來突然停步；中國的貨幣當局也一再表示，人民幣將走向完全可自由兌換。
實際上，人民幣的上升之旅已經開始，起點就是1994年1月1日的大幅貶值。這一年，人民幣官方匯率向市場匯率並攏，由上一年的1美元兌5.80元人民幣調整為1美元兌8.70元人民幣，貶值幅度為33%。從那時起到去年末，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的情況是，人民幣相對於美元、歐元(1999年以前為德國馬克)和日元名義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和17%；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實際升值分別為18.5%、39.4%和62.9%。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的結果也反映了同樣的趨勢。
雖然如此，但在當前，試圖誘導人民幣大幅升值，不具備現實條件。

二：人民幣升值之弊：
（一）受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會放緩。表現在三個方面：
1） 人民幣升值會影響到我國外貿和出口。人民幣升值，就會提高中國產品的價格，加大資本投入的成本，帶來的是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從而引發國內經濟的不景氣。
一國貨幣的升值，帶來的是該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從而引發國內經濟的不景氣。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是有血的教訓的。在1985年，為了遏制廉價日貨出口狂潮，美、法、德、英的財政首腦就採取過相應的手段，迫使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從而逼迫日元升值30%。此後，從1985~1996年的10年間，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而「廣場協議」被公認是引發日本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現在日本無非是想把這一悲劇轉嫁到中國。
2） 還會影響到我國企業和許多產業的綜合競爭力。因為盡管「中
國製造」已經成為世界市場的主要產品，但中國產品的一個致命弱點是還沒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佔的市場份額，主要依*中國產品價格的低廉，在競爭中並不處於主導地位，如果競爭力受到打擊是很可怕的。
《中國企業家》這次調查的最大發現是：82.4%的企業認為，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會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影響。對於正在中國經濟舞台上活動著的企業來說，人民幣就像空氣和水一樣。
例如：創維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宏生，這位中國彩電出口大戶的老總面對升值的前景憂心忡忡，他認為，中國出口的大多是技術含量低的產品，高科技產品很少。人民幣如果升值，中國的國際地位也許提高了，但製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將逐步喪失。他算了一筆賬，如果人民幣升值10%，就等於出口價格提升了10%，而中國國內製造企業好一些的利潤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財政貼息，中國企業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潤率怎麼可能調節10%的升值壓力？肯定會出現大面積虧損。
黃宏生以創維為例，勾劃出中國企業對人民幣升值的最高心理底線：「現在我們在美國市場很難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廠產品跟我們的價格一樣低。比如來自墨西哥的彩電、歐洲土耳其的產品很便宜，我們提一美元都不可能。我們今年在美國市場希望能提高三千萬美金銷售，但是如果人民幣升值了，那麼這個計劃就流產了。」
又如：與製造企業相比，那些在匯率風險最前沿的外貿企業，是變化的最強烈的感知者。對於出口型企業來說，出口的量，相對進口，要大得多。因此，黃宏生才說，人民幣升值會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東方科學儀器進出口集團公司總經理助理黃方寧，向記者講了一個因為歐元升值——也就是人民幣貶值，導致虧損的例子。2003年年初，他們有一筆交易，簽約時歐元和美元的匯率還是1:0.9，等到交貨時，漲到了1:1.1了，他們又沒有採取鎖定匯率的措施，於是賠了。「即使我們有10%、20%的中間利潤，也都抵不上升值的損失。只能自己補上去了。」
再如：一些原來在中國進行生產的跨國企業，可能會將投資轉移到墨西哥或馬來西亞，20世紀80年代，台灣也曾經歷過中國現在的壓力，在台幣對美元的匯率從1:40漲到1:25後，一些傳統的低附加值產業，紛紛轉移到東莞。同樣，有專家分析，如果人民幣升值，這些傳統產業又會從東莞轉移到像中亞、越南等更不發達的地區。本來，中國還有很多地區，比如西部，可以容納這些產業，但因為貨幣的調整是針對所有企業的，可能使得中國被迫提早經歷產業空洞化的過程。
3） 還會破壞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使我國的金融距爆發危機的邊
緣越來越近。升值業可能葬送我國多年辛苦造就的良好投資環境，新增的海外投資則會減少，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將被大大消減，因為這種投資變得相對昂貴。另一方面，國際游資的投機活動可能增加，使我國的金融距爆發危機的邊緣越來越近。
例如：從墨西哥金融危機到亞洲金融危機，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國家的政府均是以高利率的貨幣政策，以吸納國內資金，但其效果卻適得其反，由於內部資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的國際游資流入，使資金流向出現偏差而形成資金結構上的矛盾，埋下了貨幣危機的隱患；同時又產生了外資流入推高了本幣匯率的矛盾，觸發了經濟結構問題的暴露，或出現泡沫經濟或出現經濟滑坡，從而被迫實行本幣貶值政策，直接導致貨幣市場和證券市場的交易風險，並最終引發金融危機。
何為金融危機？這就好比是一戶本來很窮的人家，來了一個巨富親戚，
為他們帶來了暫時的「富裕」生活，因而外人便因其闊而借給這家人巨資，不料這戶人家的富親戚突然消失，留給這戶人家的只有高築的債台，並因此導致了借其巨債的朋友。一時間危機四起。
可見，如果人民幣升值，則會導致：由於內部資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
的國際游資流入，使資金流向出現偏差而形成資金結構上的矛盾，埋下了貨幣危機的隱患
4） 還有，升值後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由於以美元表示的國
民財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產達到高潮，一些「泡沫」進一步膨脹或造就新的「泡沫」，兩極分化繼續擴大，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
例如：美國許多散戶投資者紛紛在當地開立人民幣儲蓄帳戶，希冀有朝一日人民幣匯率制度變化會讓他們受益。當然，這些散戶帳戶並非是真正的人民幣帳戶，因為依照中國不可自由兌換的匯率體制，在海外開立人民幣帳戶是非法的。他們開立以人民幣計價的儲蓄帳戶，帳戶內的存款是美元，但基於人民幣的現貨匯率，這些帳戶將因人民幣兌美元現貨匯率的波動而升值或貶值。 Everbank首席執行長Frank Trotter稱，公司此舉在一些客戶中產生了很大反響。自一年多以前人民幣匯率開始顯示失衡跡象以來，這些客戶一直在要求開立人民幣計價帳戶。Everbank於7月1日推出了此類新帳戶，並在隨後的幾周內將逾650萬美元投入該類帳戶。
（5）此外，人民幣升值之不利多多：
人民幣升值會給中國的通貨緊縮帶來更大的壓力；人民幣升值物價肯定會降下來，因為進口品的價格會下降。
人民幣升值增大就業壓力，惡化當前就業形勢：外商投資企業對吸引國內勞動力是一個重要的渠道，尤其是現在的情況更是如此，所以此時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吸引外資，而且也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財政赤字將由於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時影響貨幣政策的穩定。
人民幣升值會對中國的優勢產業產生嚴重損害。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是以勞動力成本為優勢的。中國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很容易受到反傾銷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勢並不樂觀。如此時人民幣升值則會是使目前這種狀況更加惡化所以此時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吸引外資，而且也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三：世人在全球通貨緊縮壓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幣。
匯率的變動與各國國內的利率水平、貨幣供應量、國民收入水平以及物價水平等因素是密切相關的，一種貨幣到底是升值還是貶值應該由市場說了算，而不是由政治說了算。
然而：鹽川正十郎的提案則更像一場政治陰謀。手拿一張一百元的人民幣，如果是一個小孩問：這值多少？那麼，這個小孩一定還幼稚到沒有學會用錢。如果是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問，這值多少？那麼，這就會引發一場風波。而這場風波就是在七國集團財長會議上的一項提案——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
最近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的討論成為國際上一個十分關注的話題。先有日本財相在七國財長會上提出要求，後有美國財長斯諾講話和印尼召開的亞歐會議的聲明，都呼籲人民幣升值，近日，美國「健全美元聯盟」又提出欲通過「301條款」促使人民幣升值，格林斯潘的講話，更是讓世人在全球通貨緊縮壓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幣。可謂是官民聯合、齊心協力向人民幣匯率問題發難。這場由日本挑起、美國擔綱主演的人民幣匯率之爭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國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
其實，站在日本人的立場上考慮，鹽川正十郎提出這個問題並非沒有道理。首先，日本經濟一直處於低谷，憑什麼你中國卻一枝獨秀？中國的一枝獨秀我們日本也有貢獻，你看，日本從你們那裡進口了多少商品。其次，人民幣只有升值，日元才能夠貶值，這樣日本的出口產品才有競爭力。 中國經濟具有廉價勞動力、高技術水平和廉價的貨幣3大優勢，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幹涉的，只有最後一點——人民幣匯率。日本甚至想借人民幣升值的「利空」阻止本國企業到中國來投資，但因為在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幹預不了企業的行動，所以他們就要求人民幣升值。他們認為，這樣就可以提高中國產品的價格，加大資本投入的成本，使他們在國內達不到的目的，通過對人民幣施加壓力來達到。
迫使人民幣升值，是日本爭奪未來「亞元」主導權的戰略舉措。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美歐方面的動機似乎更為明顯，就是為了通過人民幣升值消弱中國的經濟實力，進而打擊中國的國際影響。
人民幣匯率之爭本質上仍然是貿易問題之爭。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美元貶值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
升值的國際壓力日大。盡管從長期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升值是必然趨勢，但在沒有形成中國真正的出口優勢(品牌)之前，人民幣名義匯率不宜進行大幅調整；即使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中國也應該按照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匯率進行控制，否則，就會像日本和德國那樣，將自己大好的經濟前景毀於一旦。

我以前做的
基本上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了吧？

❽ 比特幣創歷史新高，比特幣是金融陷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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