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於虛擬貨幣的監管態度

Ⅰ 央行發文嚴禁支付機構為虛擬貨幣交易提供服務是真的嗎

1月18日消息，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發布「關於開展為非法虛擬貨幣交易提供支付服務自查整改工作的通知」，明確本單位及各分支機構嚴禁為虛擬貨幣交易提供服務，並採取有效措施防止支付通道用於虛擬貨幣交易。

通知中還顯示，對於發現的虛擬貨幣交易，應及時關閉有關交易主體的支付通道，並妥善處理待結算資金。

報道並援引潘功勝在該備忘錄里的話稱：「要始終對虛擬貨幣市場保持高壓態勢，嚴防虛擬貨幣風險再次集聚，消滅風險隱患於萌芽狀態。」他並表示，全國及地方當局應該取締提供比特幣等虛擬貨幣集中交易的場所，同時還需要禁止為虛擬貨幣集中交易提供擔保和清結算服務的所謂「錢包」服務商、以及為集中交易提供做市商服務個人或機構。

Ⅱ 中幣網是現在中國互聯網上最大的虛擬貨幣交易平台嗎是不是政府開設的可靠真實合法官網

看新聞： 虛擬貨幣本身就是違法的，怎麼可能有政府官網。

2018年1月18日消息，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發布「關於開展為非法虛擬貨幣交易提供支付服務自查整改工作的通知」，明確本單位及各分支機構嚴禁為虛擬貨幣交易提供服務，並採取有效措施防止支付通道用於虛擬貨幣交易。

通知中還顯示，對於發現的虛擬貨幣交易，應及時關閉有關交易主體的支付通道，並妥善處理待結算資金。

據了解，虛擬貨幣是指非真實的貨幣。2013年流行的數字貨幣有，比特幣、萊特幣、無限幣、誇克幣、澤塔幣、燒烤幣、便士幣(外網)、隱形金條、紅幣、質數幣。目前全世界發行有上百種數字貨幣。

1月14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工信部、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和相關企業表示，將採取聯合治理模式，攜手更多的政府部門和企業，打擊網路黑色產業鏈力度，共同構建「網路安全共同體」。

央視並援引騰訊安全反詐騙實驗室負責人李旭陽評論稱，市場上活躍的代幣有2000多種、傳銷平台超過3000多家，此類犯罪涉案金額和危害都非常大。

由於擔憂過度投機、洗錢和逃稅，國外市場的部分政府機構對比特幣等加密貨幣也持有強監管態度。韓國已宣布實施虛擬貨幣交易實名制，印度財政部此前就比特幣等加密貨幣交易的風險向投資者發出警告，稱數字貨幣投資如同「龐氏騙局」。

據路透社1月16日報道稱，路透看到一份政府會議內部備忘錄顯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認為，應該禁止虛擬貨幣的集中交易，以及提供相關服務的個人或機構。

報道並援引潘功勝在該備忘錄里的話稱：「要始終對虛擬貨幣市場保持高壓態勢，嚴防虛擬貨幣風險再次集聚，消滅風險隱患於萌芽狀態。」他並表示，全國及地方當局應該取締提供比特幣等虛擬貨幣集中交易的場所，同時還需要禁止為虛擬貨幣集中交易提供擔保和清結算服務的所謂「錢包」服務商、以及為集中交易提供做市商服務個人或機構。

Ⅲ 監管層再談虛擬貨幣監管，為何虛擬貨幣要實施監管

近日監管層重申對於虛擬貨幣的看法，再提要加強對於虛擬貨幣的監管。這個說法在網上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一直以來虛擬貨幣在網上屢禁不改，導致很多國家政府都為之頭痛不已，像之前在網上風頭無量的比特幣就被很多人追崇，很多人將時間都花費在了“挖礦”上，對於比特幣的迷戀已經快到了狂熱的程度，而在最近相信很多人也聽說過狗狗幣，作為區塊鏈的同類產品，狗狗幣同比特幣一樣是一種虛擬貨幣，給人們的社會生活掀起了巨大的波浪。

並且虛擬貨幣導致了很多人都沉迷於此，降低了人對生活的積極性，很多人都因此荒廢時間，將時間浪費到這種虛擬的數據之中實則是非常不明智的舉動。因此我們應該自發對虛擬貨幣進行抵制，為維護世界貨幣體系出一份力。

Ⅳ 試述西方發達國家和中國對虛擬貨幣監管的聯系與區別

區別在於國外它的這種監管有的特別嚴格啊，有的特別松，國內就是監管來說的話相對也是比較完善的。

Ⅳ 怎樣分析當前我國對虛擬貨幣的監管

就目前而言，國內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的交易處於關閉狀態，不能夠在交易所進行交易。
虛擬貨幣缺乏監管性，太過於自由；所以，當前我國對虛擬貨幣仍處於嚴重監管范圍；當然了，對於虛擬貨幣區塊鏈技術方面的研究，還是值得嘗試的。

Ⅵ 為什麼現在虛擬貨幣這么火,國家怎麼監管。我身邊的人現在都在挖礦，

原因：在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實體貨幣遠遠不能滿足人們的資金流動需求。如果有足夠多的人認可某種虛擬貨幣的價值，則它完全可能成為物質交換的替代單位，虛擬幣的存在必然還會再引起金融界的一股熱潮。
針對虛擬貨幣可能存在的風險，目前已有許多國際組織和中央銀行對虛擬貨幣體系的監管問題進行了公開回應。這些回應大體可以分為四類：警告與風險提示，監管與登記許可，立法規范，明令禁止。
(1)警告與風險提示。
一些中央銀行與監管機構對比特幣及虛擬貨幣體系發出了風險警告。德國聯邦金融監管局、法蘭西銀行、荷蘭和比利時中央銀行就針對使用比特幣可能引發的洗錢與恐怖主義融資發出了公開警告。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BA）在2013年底發布的報告中警告消費者虛擬貨幣存在的諸多風險，如兌換損失、電子錢包被盜、支付不受保護、價格波動等。西班牙雖然沒有類似的風險警告，但及時發布了與虛擬貨幣有關的信息公告。
(2)監管與登記許可。
總體而言，國際組織均認為對虛擬貨幣的監管應在防範風險和促進創新之間找到平衡。瑞典從2012年開始要求與虛擬貨幣有關的交易必須在金融監管機構進行登記。另外一些國家則注重資質監管，進而使其間接滿足審慎監管要求。還有些國家的監管主要針對虛擬貨幣交易的商業模式。法國金融審慎監管局將提供比特幣流通買賣服務，並在此過程中賺取資金的行為視作是一種支付服務而要求得到政府授權。另外一些國家將監管的重點著眼於與虛擬貨幣有關的中介機構。德國聯邦金融監管局和丹麥的監管機構認為，為虛擬貨幣提供中介服務需要獲得授權。
(3)立法規范。
目前，已有部分國家擬立法監管虛擬貨幣交易。加拿大擬立法允許政府對比特幣交易進行監管，並將數額大於一萬美元的交易納入可疑監管范圍。美國希望調整相關法律結構應對比特幣的發展。美國財政部金融犯罪執法網路（FinCEN）為使銀行保密法（BSA）在網路背景下適用，於2013年發布了針對私人生成、持有、分配、交易、接受和傳輸虛擬貨幣的行為及主體界定的解釋性指引。歐洲央行強調應加強現有法律框架下的國際合作，從歐洲與全球層面在現有法律制度框架下對虛擬貨幣加以規范。更多的國家則認為比特幣不是一種流通貨幣，不具有法律地位，也不符合金融工具的定義，如芬蘭、瑞典、馬來西亞和印尼等。
(4)明令禁止。
在某些國家，與比特幣有關的交易被禁止。2013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禁止金融機構進行比特幣交易，上述禁令隨後擴展至支付服務的供應商。持同樣態度的還有泰國和印尼央行。匿名網路貨幣（包括比特幣）的流通被俄羅斯司法檢查部門視作對貨幣的替代而被禁止。俄羅斯中央銀行早先已經將提供比特幣服務納入可疑交易的監察范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禁止發行未注冊股票換取比特幣，禁止未經注冊從事以虛擬貨幣計價的網上證券交易活動。

Ⅶ 央行對虛擬貨幣進行監管的目的是什麼

主要有以下幾個目的：

1、加強對虛擬貨幣互聯網站的管理；
2、防範虛擬貨幣可能產生的洗錢風險；
3、加強對社會公眾貨幣知識的教育及投資風險提示；
4、護社會公眾的財產權益，保障人民幣的法定貨幣地位，防範洗錢風險，維護金融穩定；
5、避免因比特幣等虛擬商品借「虛擬貨幣」之名過度炒作，損害公眾利益和人民幣的法定貨幣地位。

Ⅷ 我需要一個關於虛擬貨幣的影響和監管的議論文

人肉搜索是利用人工參與來提供純粹搜索引擎信息的一種網路查詢機制。簡單地說，所謂「人肉搜索」就是搜索他人隱私信息的一種網路途徑。顯然，人肉搜索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個人隱私，有關人肉搜索的糾紛首先也是法律問題。人肉搜索觸及到哪些法律問題呢？法律科學又如何來診斷人肉搜索現象呢？從人肉搜索的涵義框定及運行實踐來看，該項引擎技術主要以挖掘他人隱私信息為主要動機，這同時也是人肉搜索的主要功能。於是，人肉搜索先會觸及個人隱私權。隱私權是自然人（公民）享有的具體人格權之一，以個人自然信息與行為信息為權利客體。隱私權受法律保護，他人不得侵犯。侵害隱私權的主要表現形式為窺探、泄露、傳播、濫用等。隱私權一旦被侵害，即構成侵權行為，應承擔相應的侵權法律責任。人肉搜索的活動機制為：一旦發現人肉對象，即廣泛發動網民力所能及地搜索其隱私信息，然後為用戶提供搜索便利。可見，誰被「人肉」，誰的隱私即有可能被侵犯。
可惡的是，人肉搜索不僅披露他人隱私，而且還有可能捏造事實，對人肉對象侮辱、誹謗，誇張聲討，如此行為又極易觸及他人名譽權。名譽權也是自然人（公民）享有的具體人格權之一，其以社會評價降低作為侵權評判標准，而導致社會評價降低的手段主要是侮辱、誹謗，人肉搜索過程中，不少網民出於激憤，對人肉搜索的對象低劣描繪，出言不遜，海量的謾罵和侮辱言辭彌漫於網路。這都會給當事人造成名譽受損的不利後果。不論是隱私權受到侵犯，還是名譽權遭遇傷害，都不可避免地給「人肉門」的主角造成人格上的損失。

人肉搜索的危害還不僅限於上述直接侵權。更為嚴重的是，藉助人肉搜索的信息，在現實中實施侵擾行為，如撥打騷擾電話、上門張貼含有不雅詞句的大小字報等。顯然，人肉搜索的危害已經由網路空間蔓延至現實世界。如此連環侵權接踵而至，最終上演了中國「人肉搜索第一案」，受害者終究將造事者及相關網站告上了法庭，並最終勝訴。[1]

不難看出，人肉搜索幾乎可以與侵權行為劃上了等號，不少人甚至呼籲嚴懲人肉搜索者，甚至主張禁止人肉搜索。誠然，法律科學可以診斷人肉搜索的具體案例，並且能夠給出法技術分析與價值評判，但人肉搜索的產生與發展的沿革及其實踐，又似乎在向人們證明人肉搜索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當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尤其是網路時代的信息爆炸之時，人們對新生事物的好奇心以及快節奏生活所累積的心理壓抑，很容易瞬時爆發，人肉搜索者寧願頭頂法律風險和輿論譴責的壓力，也要上演傷害當事人的網路狂歡，親身體驗人肉搜索游戲帶來的刺激。

盡管這幾年人肉搜索在中國發展地如火如荼，但國外人肉搜索卻「潤物細無聲」地健康成長，不僅商業利潤非常可觀，而且自覺遵守法律規則，使人肉搜索沿著法治化、商業化道路理性發展，其用戶自然也就將人肉搜索看作一種正常的必要的人工互動幫助服務。反觀中國，人們一聽到人肉搜索，似乎就壓根沒把它看作好東西，在多數人眼裡，人肉搜索可能就是一場糟糕的網路游戲或無聊的網路鬧劇。人肉搜索之所以如此讓人懷有偏見，主要是因為這種搜索引擎幾乎游離於法律的邊緣。

事實上，人肉搜索作為一種新生事物，不應將其一桿子打倒，要辯證分析人肉搜索的利弊，全面認識其對人、對社會產生的影響。人肉搜索作為一種資訊提供途徑，無疑在諸多環節為網路用戶提供了知情便利。隨著社會發展趨向信息化、多元化，獲取並佔有一定量的信息是人們所應當享有的一項正當權利，也是人作為社會系統一分子的一種內在需求。在事關人權和公共利益的領域，人們不僅享有知情權，而且還有發揮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的權利與義務。當侵權乃至犯罪行為或者殃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的事件發生時，對當事者的查證和譴責即成為必要。此時，藉助人肉搜索，通過吸收知情者參與信息提供的快捷方式，當事者往往容易被准確「人肉」出來。人肉搜索的積極功能不僅體現於對作惡者的監督性搜尋，在諸如尋親尋好人等查找利害關系者的行動中，人肉搜索同樣也可以表現不凡，藉助大眾力量，將信息資源有效篩選，亮出人們所需要的搜索結果。此外，從人肉搜索的發展實踐來看，其功能已不僅局限於對人的搜索，而且已經滲透到對其他信息的搜索領域，聚集網民熱情，施展其搜索絕活。

如果說，單純作為一項網路搜索方式或技術，人肉搜索因其自身所蘊涵的積極功能而彰顯了其問世價值，那麼，人們對人肉搜索的運用行為則可能會使其自有功能偏離軌道，滑向容易招致譴責和怨恨的消極領域。從現實中已經發生的人肉搜索案例來看，人肉搜索之所以遭遇不少非議，並非因為人肉搜索本身帶有與生俱來的侵權毒素，而是因為這項游戲的操作者無視人肉搜索對象的合法權益，在事件本身之應受譴責度與搜索對象權益正當性的價值考量上，網民們似乎不約而同地將利益的天平偏向了事件本身的應受譴責度，不假思索地認為對人肉搜索對象的譴責和揭批價值遠遠重於對其正當權益的保護。此時，道德審判逾越了法律底線。當以道德審判官自居的人越來越多之時，法律賦予人的權利和義務則被完全拋在腦後而置之度外。於是，一旦遇到人肉搜索事件，往往會瞬間聚集大量人氣，如火如荼地暴露人肉搜索的可憎面目。

此刻，被集體偵察和審判的搜索對象，無疑正在經受著隱私被披露、權益被蠶食的痛苦。造成這一結局的罪魁禍首，並非人肉搜索，而是本文開頭所提及的種種侵權行為。換句話說，不是人肉搜索本身釀成了侵權行為，而是人肉搜索者的行為惹怒了受害人。平心而論，人肉搜索者並非天生就有侵權動機，許多情況下未必是人肉搜索者有意為之，而是因為對其行為的指導規范缺失，而縱容了人肉搜索者的瘋狂。現實恰恰正是如此，直接有關人肉搜索行為的法律法規處於空白狀態，遇到人肉搜索引發的侵權案件，只好適用侵權責任的一般規范。完全可以說，人肉搜索正游離於法律的邊緣。

游離於法律邊緣的「人肉搜索」，究竟是一紙禁令將其宰割於搖籃，還是通過填補立法空白讓其走上正道？[2]根據前文對人肉搜索積極功能的闡釋，結合國外人肉搜索的健康運行實踐，從人肉搜索在我國的發展空間及實際需要出發，與其通過取締人肉搜索來扼殺這一新生事物，倒不如通過科學立法來合理規范人肉搜索的行為。這幾乎已經成為共識。[3]而且從現行法律規范來看，對於侵權行為構成的認定，也並非缺少法律依據，從法的一般調整功能來看，我國現行法律在規范人肉搜索侵權行為上並非無能為力，已經作出判決並得到部分執行的人肉搜索第一案也正是援引了現行侵權法律規范。然而，人肉搜索作為一種網路侵權類型，因其自身具有的特殊性而不能不促使立法者在其責任分配方面格外關注。

對此，行之有效的做法應該是合理界定人肉搜索侵權的責任空間。單純就人肉搜索侵權行為所涉及的責任來看，網站和人肉搜索的具體行為人均有可能成為責任承擔者。但確定責任主體的要害在於責任構成之要件，因此，設計何種審查制度和歸責原則將對責任主體的最終鎖定至關重要。人肉搜索具體操作者的責任追究依據已有侵權法律規范即可實現調整的任務，對符合侵權責任構成的組織者和隱私信息提供者及其他形式侵權行為者，課以侵權法律責任，自無疑問。對於網站的責任確定應採取何種態度呢？鑒於對互聯網路整體發展以及人肉搜索自身積極功能的考慮，對人肉搜索行為發生的當事網站課以事後審查義務更為妥當。所謂「事後審查」，主要是在原告認為其權益受到該網站人肉搜索行為的侵害而向其發出救濟請求之後，或者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網站能夠採取制止措施而未予制止。[4]可見，事後審查規則所蘊涵的是「過錯歸責原則」，即只有在網站有過錯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成為責任主體，承擔連帶侵權責任。[5]

當然，從對人肉搜索的法律規范來看，立法顯然不應只局限於侵權責任，還應對人肉搜索的適用范圍、搜索內容、相關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對人肉搜索的監督管理等事項作出相應的合理規范。順便提及，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人大代表曾建議用刑法來規范人肉搜索，追究人肉搜索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對此，筆者不敢苟同。人肉搜索最近幾年才在我國起步，尚算新生事物，對待這項網路搜索手段，既不能通過嚴厲禁止的手段讓人肉搜索徹底消滅，又不應放任人肉搜索無限膨脹。但作為一項立法行為，對人肉搜索行為的規范和調整，應走循序漸進之路，根據人肉搜索行為的具體運行實踐適時出台相應立法，而不是自始就重磅出擊，先入為主地將人肉搜索視為犯罪工具，將人肉搜索行為人貶為「罪犯」。我國刑事立法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則，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什麼罪，完全依據具體案件事實和刑事法制謹慎定奪，而不應以工具論罪，動輒啟用刑法規制人肉搜索行為。[6]

縱觀現代法治國家立法史，對有著積極導向可能的新生事物的立法思路向來是也應該是，規范引導先於嚴厲制裁。因此，盡管說人肉搜索尚游離於法律邊緣，社會生活中也發生了幾起影響較大的人肉搜索事件，有的甚至也搬上了法庭，但這並不意味著非要採取重拳遏制不可。至少就目前來說，人肉搜索還沒有走到如此不可救葯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