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講數字貨幣

① 中國的經濟學家有幾個能說真話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說，資本主義國家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是不可避免的，它的特點就是，過度的投機造成的社會泡沫經濟。在看似經濟繁榮的背後，是貧富的差距越來越大，物價迅速地上漲，人民的購買力開始畏縮，使得工廠生產過剩，工人失業，最後工廠破產的惡性循環……。 馬克思說，用資源來進行投資，用投資來支撐的經濟增長，這種生產方式一定會造成通貨膨脹的結果。中國的經濟學家說，「中國的經濟還在增長，所以，不會出現大面積的工廠破產，工人失業的狀況」。國家鼓勵企業產品出口創匯，用我們的廉價勞動，讓外國人享受便宜的商品，我們用了哪么高的成本，到了外國卻賺不到錢。而且，因為我們大量結累美元的結果，使美國人也承受不了，它只好來個美元貶值，讓我們老百姓的辛苦錢全化為己有了。 國民黨統治時期，也經歷過了通貨膨脹，物價天天上漲，人民的購買力日漸畏縮，造成了工廠，銀行紛紛的破產，工人大量失業……，問題就在於經濟過度的投機上。比如，「炒房」，「炒金」，「炒糧食」，「炒燃油」……，使得商品的價格背離了起價值的幾百倍，幾千倍，這樣能不產生泡沫經濟嗎？可是，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就是不提這個問題，反而繞著圈子說什麼，我們的內需不足，消費的水平太低，把老百姓都說成了傻子。 人們想發財的心理是沒有好下場的。歷史早就告訴大家，能發財的只是少數人，可是，那麼些股民總不相信，把自己一點血汗錢都送給上市公司的管理層的腰包里去了。後來呢，銀行推出了「新產品」，取名為「家庭理財業務」，說是，現在物價漲的那麼快，還是銀行的基金可以幫助你「保值」，其實還是在「騙錢」。哪裡知道錢一進了銀行，就被「套住了」，不割肉是出不來了。那麼些「財迷」還天天看電視里的專家說教呢！如果那個專家真能賺錢，他還能這么在電視上告訴你嗎？還有就是散戶們就不知道那個大戶與證券交易所的關系，證券交易所提供給大戶室和免費的午餐，不是白給的。大戶必需想出辦法來騙散戶們進行交易，來保證證券交易所的成交率，收取到一定數額的交易費，才能坐在大戶室里賺錢呢。 美國經歷過幾次經濟危機了，亞洲的四小龍又經過幾次經濟危機啊！那為什麼還要給那些食利者進行「過度投機」呢？為什麼不去限制這批人「炒房」，「炒金」，「炒期貨」呢？這不是有意要產生「通貨膨脹」嗎？中國的經濟專家們說，物價上漲是因為「資金流通過剩」，老百姓手裡都沒有錢了，怎麼流通的起來呢？所以，根本的問題是要說清楚，物價不是老百姓買貴的，而是被食利者「炒」貴的，只有「炒」，才會是商品的價格脫離其價值，產生泡沫經濟，出現通貨膨脹，危及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 企業出口的商品多了，我國的經濟看似「增長」了，可是也因為我們的老百姓買不起自己的產品了，我們顯得卻越來越窮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什麼？是滿足我們人民生活日益增長的需求。首先要給自己的老百姓消費，然後，才是支援世界人民。我們自己不吃不用，勒緊了褲腰。要那麼多的美元儲備干什麼呢？現在美元要貶值了，我們的血汗還能值幾個錢了呢？我不知道這些中國的經濟學家腦子里想的是什麼東西？到底知不知道歷史的經驗，是不是說的真話?

② 虛擬數字貨幣是騙局嗎

人類選擇行為說。
1932年，羅賓斯總結許多經濟學家關於經濟學概念的共同實質，在<論經濟科學的性質與意義>中，提出了一個經典性的經濟學定義：「經濟學是 門研究目的與具有可供選擇的用途的稀少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科學」。這就說明了，經濟學的產生就在於人類無盡的慾望與物品稀少性的矛盾。
希克斯的<價值與資本>中，也更為明確地顯示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類行為選擇的科學。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在其《經濟學>中也寫道，經濟學是研究人和社會如何作出最終抉擇的科學。

③ 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叫什麼名字

歷史上中國在西方經濟學領域最有名的經濟學家是馬寅初。1914年馬寅初在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博士論文《紐約市的財政》在美國引起轟動，並被選為經濟學新生的必讀教材。在1919年回國後，在北大任教。他是當時中國第一個接受正統經濟學教育並有所成就的人。回國後，馬寅初發表了許多經濟學方面的演說和文章，尤其對中國的貨幣體制改革進行了研究。1928年，在大量研究中國金融體系現狀後，他認為當時要採取金本位已經不可能，而且西方國家也有許多已經放棄了金本位，而虛金本位又由於沒有具備絕對實力的中央銀行而為時尚早。所以，馬寅初，作為民國議員，提出了「廢兩改元」的議案。馬寅初的「廢兩改元」實際上是走向虛金本位的第一步。
最終在1933年，在孔祥熙任財政部長時實施了「廢兩改元」，對同一中國貨幣，抵制外國貨幣(「鷹洋」)，發展中國經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緊接著1934年美國的《白銀條例》對中國金融市場造成巨大沖擊，隨後在1935年發行了中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紙幣，法幣。如果馬寅初的議案能夠早些通過，並在統一貨幣後，平穩過渡到以白銀為本位的法定貨幣體系，後來的中國經濟就不會那麼被動。看看馬寅初全集中的文章就可以看到當初馬老的經濟學水平是與世界經濟學發展水平接近的。

中國後來的經濟學界，在78年以前的計劃經濟中沒有獨立性，98年以前都處於對計劃經濟的批判和市場經濟的探索，後來到現在的學者們大都從美國回來，受美國影響很大，但有獨立見解的幾乎沒有。

④ 經濟學家說書是什麼

經濟學主要是講供求關系所帶來的一系列影響，而經濟學書就是把這一系列的影響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

⑤ 有什麼語言通俗的經濟學家講座節目或者經濟類財經節目嗎適合小白看的

廣東衛視，王牧笛主持的財經郎眼還不錯，中央二台財經頻道可以多看看

⑥ 比特幣會面臨毀滅嗎經濟學家們是這樣看的

不光是比特幣經濟本身存在泡沫，而且就連有關比特幣的文章也同樣如此。在幾個星期以前，我也曾寫過一些有關自己對比特幣認識的短文；但我的感覺是，我無法確切說出比特幣在未來將會變成什麼樣子。而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比特幣的未來將是怎樣的很可能是人們對這種現象感興趣的理由之一。因此，我沒有嘗試在我不熟悉的這個領域中妄下判斷，而是與多名涉足該領域的經濟學家取得了聯系，由他們對比特幣的未來進行了簡單的闡述。需要指出的是，我只是通過非正式途徑來尋求這些經濟學家的意見的，因此他們對比特幣未來所作出的闡述很可能並非那麼嚴肅認真。有趣的是，很多教授甚至還沒有聽說過比特幣這種東西，因此沒有對其作出論述。到今年晚些時候，我很可能會再度征詢他們的意見。幸運的是，我最終還是找到了一些願意而且能夠參與到這個話題中來的經濟學家，而以下就是他們有關比特幣未來的看法。哈佛大學公共政策與經濟發展教授克里斯·羅伯特（Chris Robert）：如果很多聰明人都選擇更加相信一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匿名的電腦黑客建立起來並進行管理的貨幣系統，而不是更加相信由真人組建的政府建立起來並進行管理的貨幣系統，那麼就只能說真的存在某種問題了。幸運的是，我們所面臨的情況還沒有那麼糟糕。就目前而言，比特幣從很大程度上來說仍舊是媒體猜測的問題，這種猜測來自於持續不斷的金融混亂形勢以及全球金融體系中日益增長的不信任感。但是，這種媒體猜測很可能會導致金融投機活動維持的時間段延長，而在這一時間段中，越來越多的金融專家會去尋找一個新的泡沫，並利用這個泡沫從中獲利。與公司證券、期貨、甚至是衍生品相比，比特幣的基本價值感都更加有限。只要需求的增長速度超過供應的增長速度，那麼泡沫就會變得越來越大——當然，其他的一些前提則是網路本身沒有崩潰，新的漏洞不會導致所有一切都分崩離析，所有人都並不在意比特幣缺少匿名性的本質，丟失私人密鑰並因此而可能損害小部分財富的人不會過多地抱怨，以及「挖礦」木馬的改進不會令比特幣的供應量遭到突然沖擊等。從任何類型的泡沫中獲利都可能會是一項具有風險性的業務，但全球經濟從來都不缺少願意放手一搏的人。因此，作為金融投機活動的一種令人激動的新工具，比特幣可能會在未來一段時間里繼續存在下去。前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和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現任投資公司投資組合管理主管兼量化研究總監HNC Advisors羅伯特·麥克米倫（Robert McMillan）：比特幣註定將會覆滅，這是不可改變的命運。比特幣擁有重大的價值，例如易於儲備、難以被盜和交易媒介難以偽造等，尤其是不會導致物種滅絕（如白貝齒或象牙) 等），也不會對環境造成直接的破壞；但不幸的是，熟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有關「流動性陷阱」的說法的人都知道，比特幣已知的、有限的供應量意味著，它註定無法成為行之有效的替代性貨幣。另外，比特幣並不具備顯而易見的使用價值（這跟鉑有所不同），因此這種貨幣將會徹底覆滅。但是比特幣的缺陷是在這種貨幣的執行過程中產生的，而並非其本身的想法存在問題。我認為，比特幣很快就會在這一領域中面臨著來自於「貨幣3.0」新進者的競爭，這些新進者會修復比特幣的缺陷，因而更有可能實現貨幣承兌的金本位，也就是在外匯遠期交易的流動性市場上引入另一種重要的貨幣。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留意這些新進的貨幣，它們的「挖礦」成本可能較高，供應量則是無限的，甚至擁有使用價值（例如密碼）。也就是說，真正改變市場的貨幣可能即將現身。《經濟學人》美國資深編輯馬修·畢夏普（Matthew Bishop）：正如我在最近出版的有關貨幣未來的電子書《我們是否應該相信黃金》（In Gold We Trust?）中所指出的那樣，黃金的復興和比特幣的出現恰如一個硬幣的兩面；在「量化寬松」的時代里，市場對於政府支持下的「法定」貨幣的健康性喪失了信任感，而這兩者都是市場對這種信任感的缺失所作出的回應。我認為，比特幣以及在矽谷中發展形成的其他數字貨幣用來控制供應量的演算法將有助於創造一種儲存價值的良好方法。對於這些數字貨幣來說，最大的風險在於政府有可能會採取行動，摧毀法定貨幣以外的替代性貨幣。但是，如果一個主權國家也發行一種基於演算法的貨幣，那麼情況又會如何呢？是否會推動法定貨幣退出市場呢？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授布萊特·戈登（Brett Gordon）：在比特幣未來將會如何的問題上，人們討論的范疇主要有兩個。第一種討論范疇是以短期未來為著眼點的，焦點在於如果比特幣是一種泡沫，那麼這個泡沫將於何時破裂？眾所周知，想要預測一種投機性泡沫會在何時終結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如果有人能足夠幸運的准確預測到泡沫破裂的時間，那麼就能憑借這種預測賺到很多錢；但是，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想要做到這一點是不現實的。比特幣的價格走勢圖讓我想起了1995年到2000年初之間的納斯達克市場。很明顯，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同；但我認為，這一時間段中納斯達克市場上所發生的事情可以代表許多尚未破裂的價格泡沫。從Google Trends走勢圖來看，比特幣也呈現出類似的形態，表明當有關數字貨幣的媒體狂熱漸漸退去時，投資者對這種貨幣的興趣可能也會隨之消退。第二種討論范疇則以比特幣的長期未來為著眼點，其焦點問題是：在未來五到十年時間里，比特幣市場將會變成什麼樣子？與預測泡沫將在何時破裂相比，想要預測比特幣市場的長期未來是更加困難的事情。我認為，比特幣市場所作出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對於分散化的秘密貨幣來說，這個市場能作為一種「概念驗證」。比特幣擁有兩個好處，其一是從本質上來說，這種貨幣具有通縮性質；其二則是，使用比特幣進行的交易是匿名的。鑒於最近以來的一系列財政危機以及有關在線隱私權的日益增長的擔憂情緒，這兩種好處對於比特幣來說是有利的，對於任何將在未來崛起的秘密貨幣來說也是如此。弗吉尼亞大學達登商學院教授皮特·羅德里格斯（Peter Rodriguez）：乍看起來比特幣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實際上，幾乎所有東西都能被用作「偽貨幣」。而且，有關法定貨幣的深層擔憂情緒和為了避免依賴於央行的風險而採取各種措施也都不是什麼新鮮事。事實上，在後金本位時代中，法定（紙質）貨幣的流行程度令人感到吃驚。不過，當市場對於法定貨幣的信心逐步減弱時，人們會求助於可以識別的、可靠的價值存儲方式，這在當前世界中並非難以想像的事情。在柏林牆倒塌以後，俄羅斯以及前蘇聯分裂出來的其他國家都使用了具有高度功能性的、「三位一體」的貨幣替代品，也就是用香煙來進行小型物品的交換交易，用伏特加酒進行中等物品的交換交易，以及用法國白蘭地來進行高價物品的交換交易。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比特幣只不過是一包虛擬香煙罷了；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種虛擬貨幣卻是具有革命性的。香煙擁有與生俱來的價值，而且跟棉花一樣可以被用於多種用途，甚至跟黃金也有點相似；與此相比，比特幣的定價則是自主自發的，其作為替代性貨幣的適用性還不如紙質貨幣或棒球卡。因此，如果比特幣能夠建立自己的價值，並在足夠長的時間里讓投資者對其抱有信心，那麼最終能將這種貨幣從一時流行的價值儲存手段變成真正貨幣的機制可能才會開始形成發展；然後，比特幣可能會變成一種可靠的交易媒介和指數值，在整個世界的貨幣體系中擁有自己的位置。即使比特幣只是用來衡量最終以「真實」貨幣進行交易的商品的價值，這種貨幣也將變成一種全新的東西，那就是真實的、不分國別的虛擬貨幣，紮根於市場對圍繞著這種貨幣所建立起來的一整套規則的信心。當然，比特幣有可能會「內爆」，這並非極不可能的事情；不過，無論哪種貨幣都總是會接受考驗，所有貨幣都曾經歷過生存危機。

⑦ 經濟學家：不能把太多精力放在數字貨幣上，你怎麼看待數字貨幣

貨幣數字化早就實現了(否則不能用電腦交易)。所謂數字貨幣就是現金數字化，只能用於M0。因為大額資金可以方便的攜帶，不需要存入銀行，銀行資金的大規模流出很容易實現。

現在的數字貨幣，如比特幣、Litecoin、PPCoin等，都是通過校驗和密碼術的方式創造、發行、流通的電子貨幣。其特點是利用P2P對等網路技術來發行、管理和流通貨幣，理論上避免了官僚主義的審批，賦予了每個人發行貨幣的權利。數字黃金貨幣是以黃金重量命名的一種電子貨幣形式。這種貨幣的典型計量單位是金衡克或金衡盎司，盡管有時黃金和第納爾也被用作單位。數字黃金貨幣的資金來源是無額度或分配額度的黃金存儲。央行相關負責人表示，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團隊應建立更有效的組織保障機制，進一步明確央行發行數字貨幣的戰略目標，做好技術攻關，研究數字貨幣的多場景應用，爭取盡快推出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

⑧ 數字貨幣的經濟學原理

數字貨幣是貨幣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數字貨幣的發行主要是為了使交通更加便利，也有利於對經濟的監管。

⑨ 請介紹幾個比較著名的經濟學家

一)經濟學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於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後人對於什麼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麼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後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麼，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並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後的馬歇爾那裡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範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後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後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於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後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後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餘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麼，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後一批「剩餘」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作為剩餘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裡學到了後者的分析範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傑出的成就，19世紀沒有第2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F·Ramsey）和馮·諾伊曼（J·Von Neumann）一樣僅靠3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於1960年出版的僅99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餘產品」的分析範式，以至於人們今天乾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二、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150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

1929年5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後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30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20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1890）和《工業與貿易》（1919）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於法國的瓦爾拉（M·Walras）、古諾（A·Cournot），德國的屠能（J·Thunen）和英國的傑文思（W·Jevons）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範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範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50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 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並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並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於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13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1923）、《貨幣論》（1930）和《通論》（1936）。《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並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後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於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56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誇大了。』」②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後，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並傾心於《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義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50歲的凱恩斯和一批25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J·Robinson）、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R ·Harrod）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齊，他傑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26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後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於1903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3篇論文。拉姆齊的這3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1926）、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1927）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1928）。他的後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並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於鮑莫爾（W·Baumol）教授等一批學者在70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70年以後，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J·Mirrlees）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3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1922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N·Kaldor）和卡萊斯基（M·Kalecki）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30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後她致力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後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於凱恩斯得出了後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並於1956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並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恆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80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1948年第1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麼。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1970），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50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25歲完成的博士論文於1947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1966－1986年連續出版的5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388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範式之非凡作品。

薩繆爾森成長的30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5年學習以及後來在MIT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後來先後於1976年和1982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後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J·Viner）為首的反對英國30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1900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後經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於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雖然更忠實於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採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後，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O·Lange）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傑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並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於1979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30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並不始終囿於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後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50年代以後，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後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H·G·劉易斯（H·G·Lewis）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1959）和加里·貝克爾（G·Becker）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1957）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於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199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裡，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關於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後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R·Lucas）所領導的經濟系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於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後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於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1939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後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於後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R·Coase）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1960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裡，真實世界總是趨於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

(二)管理學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爾（Gary Hamel）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力是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
對於企業來說，「核心競爭力」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於：因為核心競爭力具有稀缺難以模仿這些的資源特徵，對核心競爭力的重視和研究，實際上是將企業競爭優勢的生成問題轉化為維系競爭優勢的問題，進而賦予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這也就是為什麼認清、維護和加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是「性命攸關」的。
過去，多元化經營的大公司可以簡單地指示下屬的各業務單元進入某個特定的終端產品市場，並要求這些業務單元能成為世界領先者。但是，隨著市場邊界迅速變化，目標市場往往變得飄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這一簡單做法，則難以創造新市場，也難以快速進入新興市場或在成熟市場戲劇性地改變客戶選擇的模式。
競爭優勢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層整合整個公司的技術及生產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這些能力使得各項經營業務能夠迅速捕獲不斷變化的機會。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顆大樹，樹乾和主要枝杈是核心產品，較小的枝杈是些業務單元，樹葉、花朵和果實是終端產品，而提供滋潤、營養和穩定的根系則是核心競爭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縮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競爭力。
我們可以把核心競爭力視為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關於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核心競爭力不僅涉及技術體系的協調一致，還與工作的組織、價值觀的傳遞有關。核心競爭力還是溝通、參與，以及對跨組織邊界工作的深刻認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競爭力並不意味著比競爭對手更多的研發投資，也不意味著垂直整合。
核心競爭力的獨特之處在於，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強。核心競爭力不僅是把已有的業務抱成一團的粘結劑，而且還是新業務開發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產品背後是幾個共享的核心競爭力。各種各樣的業務從表面看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處的核心競爭力看，不同的業務恰恰是脈絡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學、成像技術和微處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競爭力使它得以在復印機、激光列印機、相機和掃描儀這些看起來不同的市場上占據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羅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內西（William J. Abernathy）：關注企業長遠發展
過去20年間，因美國的經濟層越來越依賴一些幾近教條的管理原則。這些管理教條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華而不實的方法，輕視基於經驗的洞察力，因而無法把握戰略決策的微妙性和復雜性。結果，追求短期經濟回報的最大化成為許多公司壓倒一切的准則。
當今世界，大多數行業的成功都要求企業重視長遠發展，從而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然而，美國管理者卻沉迷於那些看似實用的「管理教條」：鼓勵管理者重分析，輕洞察；鼓勵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減，放棄長遠的企業發展。事實上，恰恰是這些被管理者視為福音的管理教條在美國經濟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這些風靡全美的管理教條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財務控制管理。隨著企業的組織結構日益分散化，企業傾向於把利潤中心作為衡量管理者成敗的基本標准。這必然導致企業更依賴於投資回報率這樣的短期財務指標，並以此來評估管理者的業績。在這樣的環境下，沒有人敢於嘗試創新，因為沒有人可以承受失敗帶來的後果。
企業組合管理。企業組合管理是「投資組合管理」概念在企業中的運用，即多元化經營。但是，假如運用這一理論的管理團隊缺乏實際經驗，只關注財務和控制，那就會把管理者推向一個極端：在安排資源時畏首畏尾，不敢承擔責任，不願冒風險。
市場驅動管理。1960年以來，美國公司把一個它們原本忽視的原則用得過於到家了：經營以客戶為導向。問題在於，運用市場驅動企業發展的戰略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客戶往往只看得到現有的產品，企業僅僅關注當前的客戶滿意度有可能會錯過未來的卓越產品。
事實上，企業得以生存和經久不衰的命門歷來如此：投資、創新、領先、創造從未有過的價值。只有如此，而不僅僅是充當控制者、市場分析家、企業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場先驅。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條：經濟下滑之罪魁》
亞伯拉罕·扎萊茲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領導者
管理者和領導者是非常不同的兩類人。在動機、成長歷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動方面，兩者都截然不同。
什麼是培養領導者的最佳方法？各個社會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養管理者就是培養領導者。但是這種機制雖然能夠保證控製得法、各方權力平衡和管理者勝任其職，卻不能保證組織富有想像力、創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離正軌。而且，管理者傾向於集體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