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城市去中心化失敗

① 去流量化什麼意思去中心化又是什麼意思希望通俗易懂

去流量化就是可以將所有的社會化資源聚合起來，一鍵分發資源。

在一個分布有眾多節點的體系中，每個節點都具有高度自治的特徵。節點之間彼此能夠自由銜接，構成新的銜接單元。任何一個節點都可能成為階段性的中心，但不具備強制性的中心控制功能。節點與節點之間的影響，會通過網路而構成非線性因果關系。

這種開放式、扁平化、相等性的體系現象或結構，稱之為去中心化。

(1)美國城市去中心化失敗擴展閱讀：

相對於前期的互聯網（Web 1.0）年代，今天的網路（Web 2.0）內容不再是由專業網站或特定人群所發生，而是由整體網民一起參加、權級相等的一起創造的成果。任何人，都能夠在網路上表達自己的觀點或創造原創的內容，一起生產信息。

跟著網路服務形狀的多元化，去中心化網路模型越來越清晰，也越來越成為可能。Web2.0鼓起後，Wikipedia、Flickr、Blogger等網路服務商所供給的服務都是去中心化的，任何參加者，均可提交內容，網民一起進行內容協同創造或奉獻。

② 中國和美國城市化的不同和原因起什麼

中國與歐美：城市化的基本差異及「異中之同」 中國城市化與歐美模式相比，首先可以感到兩者的明顯差異。城市化進程的速度不同，是導致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歐洲的城市化大約經歷了二00多年，美國已經很快了，但也持續了一00多年。在二0世紀中葉，歐美的城市化進程基本完成，到漆0年代還一度出現了「逆城市化」，一部分人口從城市或中心城區回到農村和郊區，這也是大自然對城市化降溫和減速的一種常見手段。 在改革開放的中國，卻可以說「沒有最快，只有更快」。城市化的基本標識是城市人口增長和城鎮數量增長。有幾個數據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從城市人口看，從二0％到四0％的城市化率，英國用了一二0年，美國用了吧0年，中國僅用了二二年。從城鎮數量看，據近一00年的統計，美國城鎮數目大約是每二0年增長一倍。在中國，一9漆吧年全國共計有小城鎮二一漆陸座，到二000年猛增至二0三一二座，有近90%的小城鎮是改革開放後建成的，平均每年增加超過了吧二0個。還可以舉兩個城市來說明中美的差異。一漆吧一年的洛杉磯，只是「一個炊煙繚繞的小村莊」。從一9陸0年開始，洛杉磯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至今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大都市之一」，「在生產就業和工業生產總值方面已超過了大紐約」。對此西方學者曾評價說：「這在任何先進的工業國家也許都是無與倫比的。」但只要與中國深圳稍加比較，就會發現這個判斷並不確切。在二0世紀末，曾有一句話廣為流傳，叫「二000年看西安，一000年看北京，一00年看上海，二0年看深圳」。從南海岸邊的一個小漁村起步，發展到如今900萬的人口規模，深圳只用了二0多年。這種超常規、跨越式的城市化，使中國在不少方面近於拉美模式，而明顯有別於歐美。 但歐美城市化畢竟代表著主流，我國也深受影響。其中最普遍的現象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越來越歐美化。如在城市戰略上，二0世紀陸0年代，在美國東北部海岸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城市群——波士沃施（BosWash），標志著美國已由傳統的城市化（Urbanization），進入到以「國際化大都市」和「世界級城市群」為中心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階段。截止到二005年，美國已有十個大城市群。比起傳統的大城市，城市群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發達的生產能力、完善的服務能力和貫通全球的交通、信息、經濟中國絡，大都市與城市群強則國家強，大都市與城市群弱則國家弱，成為當今世界各國生存與競爭的重要法則。在歐美模式影響下，二000年，中國開始步入都市化時代，到二00四年，我國已有一吧三個城市提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到二0一0年，中國初具形態的城市群超過了二0個。和歐美一樣，中國的大都市和城市群，集聚著國家和區域最優質的人口、資源和資金，是中國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核心板塊。 據荷蘭建築評論家瑪麗斯·布爾曼的統計，中國在建的荷蘭建築師作品已超過了三00座。原因在於，很多管理者都錯誤地以為，雇一個國外設計師，建一個「洋氣十足」的建築物，就可以提升或展示城市的現代化水平。但實際上，這跟一個追逐LV包的小女孩，在智力與審美水平上並無太大差別。還有城市生活方式的歐美化。以「性觀念」的變遷為例，一9漆吧年陸月吧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曾報道說，中國青年男女終於可以光明正大地「軋馬路」了。 但是，且慢下結論。因為還有一些不能忽視的重要經驗與事實。以城市戰略為例，二005年漆月二一日，在全國城市總體規劃修編工作座談會上，時任建設部部長汪光燾嚴厲批評一吧三個城市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戰略定位，立竿見影，這股「國際大都市風」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宜居城市」、「生態城市」、「文化城市」等。在生活方式上，一位俄羅斯專家特意寫道：「說西方化已經完全戰勝中國人的傳統生活方式就言過其實了」。因為很多現象主要是大城市的年輕人，老一輩人和小城鎮的居民所受的影響要少得多。凡此表明，盡管深受西方影響，但與拉美國家不同，在中國特有的政體、國體、歷史、文化的綜合作用下，中國城市化還有一些不易覺察、僅僅屬於自身的深層規律和特殊原則，這是中國城市發展不同於歐美的邏輯前提和經驗基礎。 中國與拉美：都市化的共同挑戰及「同中之異」 同屬於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國的城市化與拉美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如農業負擔沉重、工業化程度低、城市基礎設施和管理落後、人口多而素質低等，也有共同要面對的重大挑戰，即如何適應和融入席捲全球的都市化進程。與人口流動相對勻速、分布相對均衡的歐美城市化不同，都市化的突出特點有兩方面：在國家和區域范圍內，是資源、人口、財產、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審美觀念的「大城市化」；在國際和洲際范圍內，是以歐美模式為主導的「國際大都市化」，把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寶貴的人才、資源和資本席捲一空。也可以說，拉美城市化在本質上是一種「被都市化」，隨著辛苦積累的各種資源嚴重流失，固有的城鄉差別、城市之間的差別、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趨突出，城市化道路異常艱難、風險巨大。 首先，城市人口迅速增長，超出了城市的承受極限。一950年，拉美地區的城市化率為四一.陸%，到了一9吧0年，這個數值迅速飆升到陸5.陸%，接近了當時歐洲的城市化水平。盡管聯合國曾有一項調查表明，一些國家對此憂心忡忡，甚至出台相關措施，希望使城市化的節奏慢下來，但實際上根本做不到。到了二000年，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主要國家的城市人口，分別佔到本國總人口的吧9.陸%、漆9.9%和漆5.四%，其中，最突出的是烏拉圭，高達9三.漆%，遠遠超過了歐美。中國盡管沒有拉美快，但也速度驚人。一9四9年新中國成立時，城市化率過去說是一0.陸%，國家統計局最新的數據是漆.三%，一9漆吧年改革開放之初，城市化率仍低於一吧%。但隨著二一世紀的到來，這個數值由二000年的三陸.09%，迅速飆升到二0一一年的5一.二漆%，年均增長速度超過一.5%，相當於每年新增二000多萬城市人口。據國外學者的一個測算，中國城市化率年均增長一個百分點，就需要年新增住房三-四億平方米，建設用地一吧00平方公里，生活用水一四億立方米。在短期內激增的城市人口，遠遠超過了城市的承載極限，這是中國和拉美一樣，每個城市都人滿為患、資源與服務短缺、城市超負荷運轉的直接原因。 其次，大城市人口迅速擴張，不利於國家和區域的協調發展。這主要是「被都市化」產生的後遺症。都市化的顯著特點是人口向大都市集中，與歐美那種相對自然的發展進化不同，被各種外力操縱的「被都市化」，本身就是拉美國家無法預測和控制的。這直接表現為「城市首位度」居高不下。城市社會學使用這個概念，本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最大城市與第二大城市的人口數值比。但實際上，由於人口集聚與資源集聚的密不可分，所以城市首位度也間接顯示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源、特別是優質資源的分布狀況。比值越低，表明人口與資源分布越均衡，意味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城市化平穩有序，問題和後遺症比較少。學界一般認為，城市首位度小於二%比較正常。歐美國家大都如此，如美國紐約、義大利首都羅馬、澳大利亞首都悉尼的首位度分別為一.漆%、一.陸%和一.二%。與之相比，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的首位度是吧.陸%，秘魯首都利馬是一三.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一.5%，後者還集中了全國三漆.三%的人口。在中國，城市資源不均衡的現象也比較突出。以科研資源為例，首都北京擁有二吧%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三二%的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四5%的國家重大科學工程，三0%的國家重點學科，四一%的國家基礎研究項目，三二%的吧陸三計劃項目，三5%的科技攻關計劃。此外還有陸漆三位兩院院士，佔到全國的一半以上。以區域中心城市為例，安徽全省99%的博士、陸三%的科技人員、5吧%的科研經費和漆0%以上的專利都集中在合肥。當時媒體在披露後一數據時，用了「充滿生機的合肥」的題目，但是整個安徽呢？過度集中，不僅導致了人口與資源的極大浪費，也剝奪了其他城市發展的空間和可能。 三是貧困和貧富差距增大，城市社會問題和危機四伏。一方面，由於工業基礎薄弱，缺少必要的物質條件支撐，拉美地區的貧困化現象在城市化進程中不降反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指標是失業率。有關統計表明，一995年，拉美地區的公開失業率為漆.三%，到了二00三年，上升到一0.漆％，城市失業總人數超過了一陸漆0萬人。由失業導致的貧困問題，是拉美各種社會問題和危機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用來進行城市建設和提供公共服務。由於自身的「造血」能力與經濟發展不足，拉美城市化的另一顯著特點是嚴重依賴外資。而西方援助的真面目是西方操縱，往往伴隨著資源掠奪、政治干預和文化侵略，加劇了拉美國家城市發展的風險和不穩定性。多年來的統計表明，拉美國家的平均償債率已超過二0％，一旦借不到錢或資金外逃，就會出現「債務危機」，並引發通貨膨脹等一系列連鎖反應，嚴重影響這些國家的城市化進程。與之相比，中國也存在著城鄉和城市內部的發展不平衡問題，如亞洲開發銀行《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曾指出「環京津地區目前存在大規模的貧困帶」，在北京和天津這兩個國際大都市四周，環繞著三漆9吧個貧困村、三二個貧困縣、二漆二.陸萬貧困人口。 但如果仔細分析，會發現中國與拉美模式有本質不同： 首先，國家體制不同導致了不同的城市化道路。盡管在現代國家制度建設上都面臨著改革和創新的艱巨任務，但與拉美在國體和政體上深受西方影響，頻繁出現政局不穩和社會動盪，城市化明顯缺乏國家戰略設計及政策延續性相比，改革開放的基本戰略和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城市化最根本的政治和制度保障。由於國體獨立自主和政體穩定有序，中國才有可能推出西部大開發、新農村建設等國家層面的城市化戰略和政策，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差異和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 其次，經濟基礎不同導致了應對城市挑戰能力的不同。作為傳統的農業國家和地區，中國和拉美在快速城市化中出現各種問題甚至危機在所難免。如與拉美失業率居高不下相對，中國也有約一.三億的「農民工」及家屬，在工作和生活條件上 仍處於「半城市化」階段。但兩者也有根本性的差異，嚴重依賴、依附西方的拉美模式，本質上是一種「舉債城市化」，並深陷入「國家性貧困」中。由於缺乏足夠的財力物力，對城市化挑戰目前往往束手無策。在改革開放中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不僅編織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中國，近十年來也使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了一.吧倍。盡管未來城市化的壓力依然巨大，但外界普遍認為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仍可持續十年以上，所以對中國的城市化仍可樂觀其成。 再次，是主流文化不同導致了應對西方文化策略和能力的不同。人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人的精神和價值觀念最終決定了城市的未來。在拉美國家和地區，由於殖民時代對本土傳統文化的毀滅性解構和「轉基因」式的重建，嚮往並盲目模仿西方生活方式成為主流文化。中國二0世紀以來固然也深受歐風美雨的侵染和影響，但在不斷強大的中國政治和經濟的交互作用下，關於中國話語的文化意識和中國風格的國家形象已充分覺醒，特別是明確提出的實現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成為中國城市化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軟實力保障。 超越歐美與拉美：一個早熟兒童的擔當與煎熬 在研究古代的希臘和東方社會時，馬克思曾提出一個著名的比喻，希臘是人類的「正常的兒童」，而中國是個「早熟的兒童」。時至今日，這個比喻依舊生動、准確、深刻。 和正常的兒童相比，由於缺乏必要的條件與環境，早熟的兒童一般會吃很多苦，也有很多美夢被壓抑或破滅。但另一方面，痛苦和坎坷的早期經驗，也送給早熟的兒童一筆巨大的人生財富，就是充分鍛煉、砥礪了他的思想和意志，能夠在任何惡劣的條件和環境中生存和發展。和早產的兒童相比，兩者相似之處很多，在身體和心理上都有內傷和隱痛，但與早產的兒童對外界依賴成性、始終無法真正長大成人相反，依靠個人後天的努力和奮斗，彌補先天的不足和缺陷，是每一個早熟的兒童最突出的特徵。既有相當強壯的「身體」，也有不甘示弱的「靈魂」，早熟的兒童大都具備「可堪大任」的基才本素質，這就是古人說的「寒門出貴子」，《紅燈記》中唱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在城市化方面，也是如此。和拉美一樣，中國城市化的很多歷史條件並不具備，常常面臨被各種問題和障礙壓垮的危險。但不同的是，拉美城市在對外部的習慣性屈從中，逐漸養成了卑微軟弱的性格。中國則勇於擺脫歐美的約束和羈絆，通過頑強的努力和不懈的奮斗，不斷克服由於早熟帶來的虛弱和恐懼，獨立自主，走出一條特色鮮明的國家發展道路，同時也不斷積累經驗，建構著中國城市化內涵和形象。關鍵在於，在付出了高昂學費之後，敢不敢、有沒有意志和足夠的膽識走出歐美的陰影。在新型城鎮化已成為國家重大戰略的今天，這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與歐美城市化不同，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構成了推進中國城市發展的核心機制。在經濟自由主義的弊端在全球范圍內日益凸顯的當下，由政府和市場共同主導的城市化進程明顯具有容易控制和發展更均衡的優點。與拉美模式相比，盡管兩者共同面臨著城市過度化和城市病的巨大挑戰，但同樣由於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不同，我國在解決城鄉二元矛盾、城市內部貧富差距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獨特和行之有效的政策與戰略體系。 由此可知，中國城市不僅在邏輯上迥異於西方的假設和推理，也走出了一條和拉美國家很不相同的道路和模式。 但是，早熟的兒童也有早熟的問題與弱點，有些歷史階段也是不可能完全超越的。所以我們不僅有大量的課要補，前面也會繼續有很多的失敗和痛苦。在不同的場合，我經常會被問到一個問題：中國城市化有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和捷徑？我給的回答只有兩字，就是「煎熬」。意思是說，每個人都要做好煎熬、甚至長期煎熬的准備。盡管中國的城市化已人口過半，城鎮化戰略清晰而堅定，但由於資源有限、人口眾多，時間緊迫和世界局勢復雜，中國是不可能很舒服地走完這一歷史必經階段，所以，我們不僅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物質條件准備，還要有打硬仗和付出重大代價的准備和預案。 但另一方面，對中國城市化也不須持悲觀態度。正如所有唱衰中國經濟的西方人都犯了致命錯誤一樣，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中國作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它的城市化也一定是光明美好的，既不會受制於人，也不會屈從於自然的局限。有人還會問：要煎熬到什麼時候呀？我不是預言家，但如果一定要說，我估計至少還要三十年左右。為什麼？因為二050年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節點。可以設想，那時，人口相對少了很多，隨之是資源壓力的減少；而科技水平繼續發展，解決了更多的生活資料矛盾；更重要的是，在中國道路和模式的總體背景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上了更高的台階，人的素質有了極大提高……一切就會從根本上好轉。 最後還想說的是，著名學者張光直在研究青銅時代時曾指出，與西方那種斷裂式的發展不同，中國文明從一開始就是一種持續性的文明，而且是一種代表了「大多數」的模式。這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早熟兒童的「天賦」和「命」，比起普通人，早熟者往往想得比較多，憂患比較多，責任感更突出，因而，他所選擇的，就很可能是在所有道路中最好的一條。 不僅過去如此，今天依然是這樣。與西方城市化的「率性而為」和「不計後果」，與拉美城市化的「依賴症」和「喪失自我」相比，中國城市化從一開始就考慮得比較仔細，顧及的層次和關系繁多，因而我們民族建構的中國式城市化模式，理應是人類城市化所有可能的道路中「最好的那一條」。有了這樣一個模式，我們就可以自信，與悲觀的西方人把城市看作是一場註定要失敗的戰爭相反，中國式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發展的未來。但道路的方向剛剛確定，偉大的藍圖剛開始描繪，其中還有很多的問題和矛盾，這同樣需要幾代人好好地思考和探索。躬逢其時，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吧。

③ 美國的「銹帶」城市們究竟為何而「銹」

那些以發展重工業為基礎的城市，在衰退之後，被稱為銹帶城市，美國的銹帶城是之所以會銹，主要是因為其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及同行業的競爭。像美國的痞子寶，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城市，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該城市的鋼鐵企業帶來嚴重的污染問題，隨著世界鋼鐵需求的下滑，以及其他國家鋼鐵行業的崛起，導致了該城市的產能過剩。

多元投資是城市轉型的持續動力 「銹帶」城市在轉型過程中利用產業優勢吸引多方投資。吸引人才是城市轉型的重要途徑 「銹帶」城市實現轉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集聚人力資本。加強環保是城市轉型的必要保障

④ 美國城市化的特點主要有哪些

二、美國城市化歷史進程的總體評價

美國用一百年左右的時間實現了城市化，截至20世紀末期，美國城市化率達到70%以上，成為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縱觀美國的城市化進程，結合各個歷史階段的特點，可以發現其城市化過程中的一些總體性特徵。

1.內生作用為主的自我發展

不同於中國的城市化甚至其他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美國城市化進程較少受外生的、偶然的或不確定因素的干擾，如戰爭、自然災害、行政干預等，而是源於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從美國區域發展階段看，建國之初，經濟活動偏於東北部。19世紀初期，商業貿易成為城市化的主要動力，促進了東北部的繁榮；內戰後至20世紀20年代，工業化和城市化進入鼎盛階段，中西部脫穎而出，成為新的重工業區；20世紀60年代以來，高科技和第三產業的長足發展，太平洋沿岸後來居上，成為高科技聚集區，落後的南部也隨之異軍突起。在區域發展的這幾個階段中，城市規模逐漸由小到大，形成了城市體系、大規模郊區化，直到大都市區的不斷擴展。美國區域發展由發散到收斂的過程以及城市空間形態由點狀、線狀再到面狀的發展過程無不體現出內生性特點，雖然期間美國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有利於城市化的政策法規，但這些政策法規只起輔助作用，其主導因素還是內生因素，如產業結構動態變化、交通運輸狀況改善等。

2.跳躍性與漸進性並存

美國沒有悠久的歷史，當歐洲國家已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時，它還是英國的海外殖民地，地域僅限於大西洋沿岸。獨立戰爭後，其領土逐步擴展到太平洋沿岸。東北、中西以及南部地區，因地理位置優越經歷了傳統的農業社會發展階段，而美國獨立後逐步取得的西部領土，當時只有印第安人居住。正是這種獨特的歷史，決定了美國西部地區的城市化，不象東部地區那樣，走傳統的農業墾殖先行，而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循序漸進式道路，而是超越農業發展階段的跳躍性城市化，這主要基於西部的特定環境。首先，西部開發之初，礦業開采先行，礦業營地便成為城鎮的雛形。這里是投資者、工人和商人的集中地，隨之為采礦服務的各類行業也應運而生。為維護治安，各類管理機構也相繼產生，營地呈現了城市文明的初級階段。不可否認，大部分采礦營地隨著礦源枯竭而逐步消失，只有少數日後發展為固定的城鎮。然而，在此過程中，城市文明並未隨之而去，反而在人口的流動當中得以繁衍和升華，為以後城市的大規模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從這種意義上講，美國城市化不僅與工業化同步，還與西部開發同步。正是由於這種跨越農業社會的跳躍性特徵，使美國西部城市化不用背負歷史包袱，其發展迅速，很快超越東部成為全國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區。

3.要素的流動性以及人口分布的均衡性

美國城市化另一典型特徵是生產要素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尤其是人口的流動最為明顯。人口自由遷移一方面是因為美國人天生好動和勇於冒險的性格，但更重要的是鐵路網、公路網建設以及汽車的普及。在城市化的不同階段，人口遷移方向也不同。在集中城市化階段，人口主要從農村遷向城市，而在郊區化階段，人口又從大都市區內的市區遷向郊區。從人口的區際遷移的角度講，在美國城市化過程中，人口從東北部和南部地區遷向中北部和西部，美國一百多年來的人口遷移使得人口在地區分布上趨於均衡，西部和東北部的人口比例各在20%左右，而南部和中北部的人口比例各在30%左右。這從一個側面也說明了美國工業以及城市的地理分布由工業化初期的不均衡性，在內戰後逐步走向均衡的過程。人口自由流動促進了美國的城市化，人口區際遷移過程與美國區域發展以及城市化由發散走向收斂過程剛好一致。

三、美國城市化歷史的啟示

美國城市化不僅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和脈絡清晰的階段性特點，也呈現出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經歷的相同的「S」形曲線，這是美國城市化與其他國家(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的共性所在。無論是共性還是個性，我們都可以從中得出一些規律性的認識，以對我國城市化有所啟示。

1.產業結構的動態調整為城市化提供持久動力

在220多年的歷史發展中，美國走過了工廠手工業時代、製造業時代和信息產業化時代。其經濟中心從東部向西部、南部依次推進，區域經濟由不均衡走向相對均衡。不斷升級的產業結構為美國城市化提供了持久動力，一個產業帶衰落了，另一個產業帶隨之興起。棉紡織業、鋼鐵業、汽車業、飛機製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信息產業相繼成為城市化發展的動力。

美國城市化理論分析和實證考察表明，城市化必須建立在工業化的基礎之上。從整體上說，沒有工業化就沒有城市化，但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工業化對城市化的促進作用漸趨減弱，而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的興起，將會繼續推動城市化的發展。美國的工業化率在1950年代以後開始下降，但是城市化率仍持續上升，說明服務業在1950年代後逐漸成為美國城市化的主要動力。在工業化初期，工業發展所形成的聚集效應對城市化率的提高具有直接的帶動作用；而當工業化接近和進人中期階段之後，產業結構轉變和升級的作用超過了聚集效應的作用，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上升促使城市化率上升，而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上升主要不是工業而是服務業的就業增長帶動的。據統計，截至20世紀末期，美國服務業的就業比重幾乎達到製造業就業比重的3倍，這對城市化進程具有重要的影響。

我國現階段城市產業結構不盡合理，表現為產業結構的固化，缺乏彈性和持續性，產業結構的低級化以及產業結構趨同，第三產業嚴重不足等。另外，一些城市的主導產業的萎縮往往導致城市的衰落，影響城市化進程。對我國而言，城市產業結構的動態調整並非一味追求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意味著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城市產業承擔著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任務，而一味追求產業結構升級將不利於農村勞動力的城市就業。因此，我國要促進城市化，城市的產業結構的調整必須因地制宜，充分考慮農村人口就業於城市的需要。

2.充分發揮大都市區的作用

美國的城市化過程中，大都市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大紐約區、五大湖區和大洛杉磯區為代表的三大都市帶的GDP佔全美國份額的76%，這是美國多年推行大都市區經濟的結果。從我國目前的狀況看，推進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也是為了建設大都市區，發揮大都市區經濟的龍頭作用。目前，雖然區域經濟有所發展，但由於受行政區的限制，還沒有在城市之間形成合理分工、競爭有序的產業體系和公共設施體系，其經濟增長潛力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以2002年的數據為例，我國三大城市群(珠三角區、長三角區、京津冀環渤海區)的GDP佔全國的份額只有38%。因此，我們應該充分借鑒美國的經驗，使政府在跨行政區劃的規劃方面發揮協調和引導作用，從而使我國的大都市區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3.採取積極有效的政策刺激郊區的發展

美國政府對郊區化實行政策鼓勵，其利用市場機制優化城市空間對我國大城市的發展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在郊區化的作用下，美國城市空間結構由單中心逐漸發展成了多中心，形成了大都市區，帶動了廣大地區的發展。雖然在這一過程中，中心城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衰退，但聯邦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採取有力政策，使得中心城市職能發生轉變並逐步走向復興。我國的城市化處於發展階段，郊區化處於萌芽階段。因此我國政府應該將城市郊區化納入城市整體的長期發展規劃中，建立正確的城市空間發展政策，積極引導城市向合理的方向發展。同時，在郊區化發展的同時，要提高中心城市的現代化功能，發揮其區域經濟發展中心的作用。

4.在城市化進程中，要合理解決老工業城市的衰退問題

二戰後，美國產業結構出現新的變化，服務業的比重日益增加，而傳統製造業的附加值越來越低，這一變化必然造成傳統製造業集中的東北部以及中西部城市開始出現衰退，成為所謂的「冰雪帶」。美國各級政府採取各種措施復興這些老工業城市，如利用高新技術復活重要的製造業，通過開展基礎設施建設振興衰退的老城區，通過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改變老工業城市的單一工業布局等。得益於這些措施，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處於「冰雪帶」的老工業城市開始重新崛起。目前，我國東北老工業城市的衰退比較明顯，尤其是資源型城市，在33個資源型城市中，近三分之一處於萎縮狀態。東北老工業城市的振興可以借鑒匹茲堡、克利夫蘭等美國老工業城市的復興經驗，如培植自身優勢產業，推動合理的工業布局；運用高新技術手段改造和調整產業結構，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等。

四、結論

美國城市既是工業革命的搖籃，又是發達的市場經濟的產兒，從這點來說美國城市化的歷史幾乎等同於城市發展的歷史，這意味著美國的城市化進程與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以及伴隨工業化開始的中國城市化進程存在明顯的區別。此外，城市化的歷史進程伴隨著整個社會的變遷，其中涉及的因素紛繁復雜，只有從這紛繁復雜的現象中抽離出本質性、規律性的東西才能對我國的城市化有實質性的幫助。因此，美國的城市化進程需要從多學科、多角度去研究。本文主要從經濟角度來闡釋美國城市化的歷史及其特徵，得到的幾點啟示可能並不全面或者略顯寬泛，所以未來的研究仍需要從中美城市化的對比以及兩國的同類城市發展個案入手，得到更有建設性的經驗。

⑤ 誰把互聯網當「工具」就真正死在了起跑線上

工具才是第一生產力，我想當下沒有人不使用這個工具了

⑥ 城市去中心化是什麼意思

去中心化（英語：decentralization）是互聯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形態和內容產生形態，是相對於「中心化」而言的新型網路內容生產過程。

去中心化，不是不要中心，而是由節點來自由選擇中心、自由決定中心。簡單地說，中心化的意思，是中心決定節點。節點必須依賴中心，節點離開了中心就無法生存。在去中心化系統中，任何人都是一個節點，任何人也都可以成為一個中心。任何中心都不是永久的，而是階段性的，任何中心對節點都不具有強制性。

(6)美國城市去中心化失敗擴展閱讀：

在一個分布有眾多節點的系統中，每個節點都具有高度自治的特徵。節點之間彼此可以自由連接，形成新的連接單元。任何一個節點都可能成為階段性的中心，但不具備強制性的中心控制功能。節點與節點之間的影響，會通過網路而形成非線性因果關系。這種開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的系統現象或結構，我們稱之為去中心化。

隨著主體對客體的相互作用的深入和認知機能的不斷平衡、認知結構的不斷完善，個體能從自我中心狀態中解除出來，稱之為去中心化。

⑦ 貨幣去中心化有什麼問題嗎

在Token經濟學裡面，去中心化貨幣並不是唯一的價值流通和度量的客體，所以，一個固定總量的去中心化貨幣並不一定會導致被市場拒絕。
去中心化貨幣中的去中心化包含多層含義：貨幣發行去中心化、貨幣流通去中心化、貨幣回籠去中心化……
就我們現行的經濟系統而言，貨幣的發行是由央行或者其他類似機構進行的，由國家信用進行背書。因此，貨幣的發行顯然是一種中心化的，被政府或機構控制的一種貨幣發行方式。然而在現有的經濟系統中，貨幣的流通是去中心化的。
雖然在我們現在的金融體系中，絕大部分貨幣都已經通過銀行在進行流通，然而這種流通方式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貨幣所有者自行控制的，也就是說貨幣的流通並不受中心化機構的控制。除了因為金融中某些特定的要求，對某些流通進行了監管;或者由司法機關介入，強行對貨幣的流通進行管理。這些的中心化的操作從比例上來看，是極少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現有的經濟系統中，貨幣的流通是去中心化的。
事實上，央行等金融管理機構，正是利用貨幣發行的權力，艱難的對整個市場進行調節，維護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和貨幣的穩定性。
我們在經濟學中曾經學習過，貨幣的流通總量是要和當前貿易情況匹配的，換句話說，貨幣的流通總量，是和經濟情況緊密相連的。貨幣的流通需要通過調控，來影響市場;而市場也通過各種反饋，迫使管理機構對貨幣進行調控，以維持貨幣的穩定性。

⑧ 美國教育有什麼缺陷

自特朗普上台以來，對美國教育中「階層固化」的討論，席捲了中文世界。《我們的孩子》，《鄉下人的悲歌》……有多少新書得到譯介，對美國社會上升渠道收窄、對貧者愈貧與階級固化的焦慮，就有幾分。

同時，美國國內的政治斗爭也燃燒到了教育領域。7月初，特朗普下令廢除政府關於教育中種族平權的具體指引。這一指引是奧巴馬政府對種族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具體操作指示，而其法理依據，源於1960年代民權運動的社會共識與1964年的《民權法案》。從1978年的「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案」，到2008年的「費雪案」，平權法案一次又一次被指責「逆向歧視」。而就在去年8月，還有消息指特朗普政府在研究打官司進攻平權法案。如今，這一議程似乎走出了第一步。

人們之所以關注教育平權法案的存廢，是因為它關乎哪些群體能通過高等教育成為精英。平權法案規定就業就學制度中需要保證膚色和性別平等，而有人則認為這項法案製造了配額制度，從而偏袒照顧非洲裔美國人，使自己的孩子「分數高卻上不了好學校」。

而這些，與其說是在課堂上獲得的「技術」，不如說是在高校的人際網路中學習的。在美國大學教育中，除了上課，還有大量的社團活動，人際交往、社交活動占據著學生的時間——而這才是高等教育對職場中人的真正意味。

這種狀況下，文憑對於職場中人來說，就是花費無數時間精力買來的，證明自己掌握了「職場組織文化」的一塊「敲門磚」。柯林斯將之稱為「通貨」，其實也就是貨幣。而當人們不斷競爭獲取這種貨幣，激發出越來越大的需求，而貨幣本身代表的「技術能力」又並不顯著的時候，教育產品的供給就會水漲船高，人們競相上游，而單個貨幣，即單個學位的價值就只可能不斷降低——這就是高等教育的通貨膨脹，它不只是一種現象，而是實實在在的一種貨幣鏈條。

誠然，「美國夢」仍在一些教育領域繼續實現著：很多新一代移民自帶高質量的教育背景，在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接受教育之後，進入科技、互聯網類的新崛起領域。這的確產生了一種新的教育與職場的關系，但總的來說，這並沒有打破文憑膨脹的趨勢。

自由市場的擁躉也許會認為，膨脹的泡沫最後自然會崩潰，無需過多干涉。但是，正如種種呼聲中已經看到的，膨脹的高等教育產生了龐大的產業，人們的學位水漲船高，用於教育的經費和債務也日積月累，社會的不公平在這種堆砌和泡沫中代代相傳……但是，文憑教育的膨脹，也不可能從教育系統內部予以解決，因為它也是美國族群政治與政經結構的結果。

種族政治下的美國教育

我們可以先回到《文憑社會》中的分析。柯林斯眼中的教育，與其說是階級上升渠道，不如說是政治沖突與統治關系的承載者。作為一名歷史社會學者，他筆下的美國教育系統，不是僅僅為了培養英才而誕生的，相反，它具有維持盎格魯白人文化優勢，保持統治身份的作用。

故事要追溯到19世紀末的美國。在那時，新一波移民高速增長，而與早年的新教徒不同，這一批移民中，很多人來自南歐、愛爾蘭，信仰天主教。在盎格魯－新教徒中產階級眼中，這些天主教徒為主的新城市工人階級「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代表著社會混亂、無秩序，他們覺得這些移民不務正業，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社會正統控制權面臨挑戰。

這種心態催生出了盎格魯新教徒的兩條族群問題解決之道，其一是種族主義的排外運動——美國最早的種族主義運動就是在這段時間誕生的。二是教育改革——新教徒中的精英分子開始推動公立教育，旨在讓那些移民家庭的孩子接受一整套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用紀律約束他們的行為，不準遲到、不準曠課（為此甚至還專門立法），從而把他們變成可以接受的，行為舉止和盎格魯新教徒一致的「自己人」。從小學到中學教育的一層層公立教育系統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

最開始的時候，這套系統尚未影響到大學。大學文憑在早期美國社會中意義不大，它和中小學教育、學院教育，是完全平行的幾個不同系統。

到了19世紀，新教的不同派別為了搶奪信徒，建立了大量的學院，作為自己宗教力量補充、更新、擴張的文化武器。這些學院擴張太快，開始面臨嚴重的經營危機，很多學院在經濟上難以為繼，倒閉者大有其是。於是，不少學院開始向綜合性大學轉型。因為「大學」傳統上以大量儀式、社交活動聞名，這些元素正好和上層精英此時極為焦慮想要維持的盎格魯－新教文化統治地位息息相關。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共同推動了美國大學在19世紀末的崛起。它也逐漸建立起了和小學、中學教育的序列——大學開始把中學文憑作為入學的基本要求。

20世紀中葉，主流白人文化的社會控制，和愈發激烈的族群沖突之間激烈地對立起來。對飽受隔離、歧視和系統性壓迫的黑人來說，教育系統是他們最不指望能夠改變自身處境的道路。1960年代，是校園之外的黑人社會運動和民權運動帶動校園內的學生運動。但民權運動中間的溫和一派，為這兩者之間達成和解提供了一個機會——通過施行教育系統中的種族平權，改革者試圖讓黑人更多進入教育這個精英選拔系統，從而分享一些政治權力，減少激烈的社會沖突。

但諷刺的是，時隔多年之後，美國的公立基礎教育水平飽受批評，從私立高中到私立大學的精英教育雖然在分數上體現對黑人的平等，學費卻居高不下。好不容易進入這一系統的黑人學生發現，和自己競爭精英地位的白人學生參加各種昂貴的社交活動，兄弟會姐妹會，這些活動幫助他們拉人脈、找工作，黑人進入了大學卻發現大學中還有一重門檻……教育平權並不妨礙盎格魯新教文化繼續維持對大學文化的壟斷，而旨在解決種族問題的平權法案卻更多停留在語言和數據上，格外尷尬。

教育問題作為美國例外論

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來說，美國社會和歐洲社會格外不同之處之一，是它的社會斗爭的基本單元由種族而非階級組成。不像歐洲那樣有成千上萬工人參與激烈而鮮明的階級斗爭——美國的工人階級直到二十世紀才登上歷史舞台，社會主義在美國也「晚育」得多。

這構成了美國教育問題的另一個死結：它是美國種族政治的產物，而之所以種族政治是美國的政治傳統，是因為在美國歷史上，由於一些特殊的原因，社會沖突被迫以碎片的、去中心化的方式展開。

柯林斯對此有很獨到的見解。在歐洲國家，現代化的結果是形成了很大的國家官僚系統和強大的中央政府，全國的政治、商業、文化精英是高度重合的，基於大資本壟斷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但是在美國，從19世紀開始，雖然呈現出農業人口比例下降，工人比例上升，工業的大資本壟斷程度上升的趨勢，但這些趨勢沒有在20世紀一直繼續下去。這意味著，到了20世紀，已經成為最發達國家的美國，在擁有一定的全國性的大壟斷資本和一定數量的城市工人階級的同時，仍然保留著大量中小規模的地方商業精英，很多地方維持著非常「本地」的生活。

這種局面源於美國土地廣袤、資源豐富，市場巨大，使得全國性大資本寡頭競爭的同時，仍為地方經濟精英留下了空間；而早期的政治和商業博弈中，商業力量壓制了政治力量，美國的中央政府難以足夠強勢——地方精英網路龐大，州權較大，地方自治力量強大；這種「去中心化」，在很多人看來是美國社會繁榮的保證。而這也意味著中央－地方的矛盾和階級矛盾、種族矛盾同時存在。

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國家，美國社會的縱向分層沖突——階級沖突、種族沖突，被中央－地方的沖突橫向切開、切碎了。本來，種族問題與階級問題的交織，已經讓階級問題的動員力量有所弱化，加上地方與中央的「去中心化vs中心化」矛盾，各類問題就被導向了更多的出口。比如，處理族群斗爭而形成的進步教育理念是很好的，但是為了在多元龐大的國家中維持全國層面文化通貨的「流通領域」，他們要引入大量的積分、考評制度，這樣教育一定會成為官僚化的，更加註重文憑的一條流水線，痛恨官僚主義的地方精英和普通人已經對這種建制力量極其不耐煩。但如果不這樣做，指望地方精英改善不平等問題又太過困難，1957年因招收黑人而需要聯邦政府派兵進入小石城的事件，就充分說明了這種難處。

在可見的未來，美國政治的基本運作特點顯然不可能發生根本的改變。或者說，雖然政黨輪替、誰做都差不多的穩定政治制度可能會在特朗普時代風雨飄搖，但是暗藏的種族政治與中心化－反中心化政治的矛盾，反而會更鮮明地顯現出來。在這種背景下，不同的族群通過教育實現自身利益、搶奪精英位置從而搶奪社會主導權的沖突和競爭，可能會更加激烈。多元文化主義的教育理念，不可避免要面對多重的極化挑戰。這是美國教育相對於其他國家經驗的無奈的「例外」。

迷思與更多迷思

在教育問題上，隨著現實政治的演變，美國政治與眾不同的復雜結構逐漸顯山露水。而其求解之策也愈顯艱難。

對貧富的想像從未停止：桑德斯這樣的左翼政治人物，呼籲用普及教育和廉價教育解決問題。這種想法建立在對低收入階層的團結想像上；許多研究則認為，是低收入的白人背棄了自己的階級身份，送了反建制的大商人特朗普入主白宮。很多人因而把沒有「團結無產階級」的鍋留給了民主黨背。

但教育領域的沖突，正側面反映出貧富問題忽略了種族一面。如果我們用階級理論，用銹帶來理解特朗普的上台，那我們如何理解他致力取消種族平權教育的行為？結論是，在這樣的施政背後，種族政治的線索要比階級政治清楚得多，削減教育領域的平權，徹底揭開教育領域的薄薄補丁，讓盎格魯新教主流文化在教育領域的統治完全浮出水面。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系的Diana C. Mutz就基於研究認為，白人身份在國內外遇到挑戰，對美國白人選民投特朗普的影響，要比國內經濟問題的影響大得多，而這種影響在城市中產白人中，也是存在的。可以說，在進步主義利用聯邦政府，在教育性別等議題上獲得各種形式勝利之後之後，反對中央建制的地方精英和擔心自己地位不保的白人種族主義合流，形成了一大波反彈。

在這種局勢面前，進步主義的教育改革是無力的。抱持進步主義的教育改革家們認為，既然今天高校全是照本宣科和考試第一，我們不如推崇「素質教育」，「快樂教育」，讓教育「學有所用」，不讓課堂充滿空洞無物的宣教。但當教育暴露出作為政治斗爭場地的猙獰一面時，這些想法一下子就一點也不「進步」了。

在美國社會中，桑德斯的教育政綱看似已經非常激進。然而按照柯林斯的觀點，這仍然只是增加文憑膨脹。柯林斯要激進得多，他認為應該由國家廢除文憑制度，嚴格禁止任何有文憑要求的僱傭關系，乃至廢除義務教育，在大量職業中引入學徒制度，廢除原有的等級秩序……1970年代的他似乎對美國文憑制度出現危機極為樂觀。「文憑經濟學」的崩潰成為馬克思式的資本主義崩潰論的美國預言。

但是，既然「文憑通脹」底下，還遮蓋著未解決的種族問題，而再往下還滲透著「去中心化」的政治矛盾。文憑膨脹的危機最終只會讓危機在它之下的層面爆發。既然不平等問題是因，文憑通貨膨脹是果，既然社會政治的斗爭是因，文化系統的形塑是果，那麼寄希望於改變結果以改變肇因，可能從一開始就並非真正改變結構的思路。文憑經濟學本應作為資本主義體系的表徵而率先爆發危機，然而危機卻直接以更劇烈的形式爆發了。以至於美國學院至今仍然可以延續著學院授予的經濟游戲，但學院外，社會運動、抗議遊行、選舉動員和圍繞著政黨人事更迭的爭奪，已經愈演愈烈了。

存在就有他的理由。

消息來自鳳凰網。

⑨ 去中心化如何在幣安「被看見」

‌幣‌安讓去中心‌化在中心化‌交易所成為了可能，例如新幣‌挖礦和智‌能鏈。

⑩ 金窩窩區塊鏈技術的去中心化該怎樣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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