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與區塊鏈

Ⅰ 趙戴文的身感無奈

從1911年辛亥起，到20年代中期北伐之前，屈指算來，趙戴文活躍於政壇已經有十幾年的時光了。總參議、總監、參謀長，一個一個的頭銜，加上與閻錫山二十年的生死之交，在山西這塊土地上，也可以稱得上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地位不能不謂之顯赫。然而，從本質上看，趙戴文仍然是趙戴文，他生活簡朴隨便一如既往，他的思想方法言談舉止給人的印象，仍然還是一個學者。這一切無論於他本人，抑或於事業，都是一種無奈，這種無奈則又不是個體的孤立的，它是一代在「革命」大潮的裹挾下走上政壇的「儒者」學人所共同的。1926年前後發生在他與徐永昌之間的幾次會見可作為這方面的絕好注腳。 徐永昌在他的《求己齋回憶錄》中談到他與趙戴文的幾次交往，他說：「我在太原第一次與趙次隴見面時，他向我上下打量地說：『儒者氣象，儒者氣象。』我聽說後非常不安，因為我實在沒有多讀過什麼書，對『儒者氣象』一語，使我有受寵若驚之感。」「有一次，次隴請我吃飯，只有四碟花生雞蛋之類的小菜，一大壺潞安紅酒，吃包餃子。他說他作秀才時，曾請客如此。『今仍以作秀才時的辦法請你。』只請一位陪客是趙公庵（名三成，五台人，次隴遠門長輩，是我於民國五、六年在北京代郡會館相識的朋友）。這一頓飯吃得格外痛快，我竟大醉。因我離開山西以來，即未曾吃過像這樣的家鄉飯。」 「有一天，次隴來寓看我，因相識已久，說話不拘形跡，我與他說：『以次隴先生讀書的淵博，理解力之強，山西的政事，已有像閻先生這樣的人作首長，次隴先生如放棄政事而講學，其成就一定不在傅青主、郭林宗之下。』我當時的意思，即閻先生雖作督辦省長，將來亦不能與那些人比，當今之世，趙先生如講學，一定很有成就。我的確是誠意，趙先生聽了肅然起立，拱手說：『你真是我的畏友畏友。』聽話音是接受，看神氣是很驚疑的。我因為他驚疑的很厲害，接下去竟使我再說不出什麼話來。」
「畏友」兩個字，道出了趙戴文對徐永昌與他心靈感應的深刻理解，道出了對徐永昌所談之事的由衷認同；而神氣 「很驚疑」則除了一個花甲老人的諸多顧忌之外，剩下的只是「上」固然不易，下去則更難，身不由己，以及「既來之，則安之」的感嘆和無奈。 無奈，無奈，無奈「官身不由己」，六十歲的趙戴文，還要打起精神，在政壇風雲中，隨著他的主官閻錫山升降沉浮。經過近十年的發展與積蓄力量，山西的閻錫山已今非昔比－－軍隊，由兩萬人增至13萬；地盤擴大到綏遠，使晉綏連為一體；經濟上也了一定的積蓄。「保境安民」與「武力統一」是那個時代各軍事集團慣常使用的兩個武器－－弱者聲言「保境安民」，強者高倡「武力統一」，成為定式。力量積蓄到一定程度時，向外發展就演為必然之勢。 在閻錫山埋頭發展的同時，國內情勢大變－－在北方，北洋政府的統治，因軍閥混戰不斷，民不聊生，越來越不得人心；在南方，廣州國民政府在國共合作的基礎上，誓師北伐，兵鋒直指北洋軍閥。自認有了一定力量的閻錫山，再次瞅准機會，於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國共合作破裂之後的1927年6月6日，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宣布「易幟」北伐。閻錫山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後，晉綏軍也隨之改稱「北方國民革命軍」，趙戴文再擔軍師之責，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參議。

Ⅱ 軍伐徐世昌與國民黨的將軍徐永昌是哥倆嗎

他們沒有任何關系、
徐世昌（1855—1939年）天津人
徐永昌（1887.12.15－1959.7.12），山西省崞縣（今原平市）人

Ⅲ 楊愛源與傅作義，徐永昌相比，三人誰的官大

這三個人都是晉系將領，徐永昌最大，但沒做過總統，做過總統的是清末北洋的徐世昌

Ⅳ 國民黨被稱作徐公的是誰

國民黨被稱作徐公的是徐永昌，抗戰8年中，徐永昌始終擔任軍委會軍令部長，主管作戰。與軍政部長何應欽、軍訓部長白崇禧、政治部長陳誠並稱為軍委會四大巨頭。代表中國政府於密蘇里號軍艦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嗣任陸軍大學校長、國防部長，1959年病逝於台灣。

中國政府的代表是軍令部部長、陸軍上將徐永昌，他鄭重地在日本投降書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並留下了一段擲地有聲受降感言：「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個在這里有代表的國家，也可同樣回想過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訴他有過錯誤，他就應當勇敢地承認過錯而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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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的生平軼事

1945年9月2日，東京灣密蘇里號戰列艦上將星光耀，盟國與日本這里舉行受降儀式。中國政府的代表是軍令部部長、陸軍上將徐永昌，他鄭重地在日本投降書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並留下了一段擲地有聲受降感言：「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個在這里有代表的國家，也可同樣回想過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訴他有過錯誤，他就應當勇敢地承認過錯而懺悔。」

1946年6月，徐永昌即因病引隱為陸軍大學校長，戰局不利時出山為何應欽內閣國防部長，後來又幫助閻錫山內閣協調戰事，1949年率陸軍大學師生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至台灣後，曾任台灣當局總統府資政，其後獲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1959年7月21日，徐永昌在台北寓所去世。

徐永昌將軍一生娶妻三次。張學良回憶他：「他什麼嗜好都沒有，麻將也不打，酒也不喝------最喜歡女人。他在鄭州的時候，已經打敗了，那時候國民政府軍都來了，他帶著山西軍隊和馮玉祥的軍隊在前線作戰，軍隊都退了，他老先生還跟那女的在一塊堆兒扯，那個女人哭，捨不得。」

不過，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娶妻三次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他的第三任夫人是李西銘女士，她是北京人，後來隨他去台灣，陪伴他餘生，2013年因病在台灣去世。徐永昌生育有二子三女五個孩子，長子元章早歿，次子元德生孫二，長孫早歿，次孫良治。長女徐元明女士定居美國洛杉磯，次女徐元昭，最小的女兒徐元容女士，後來定居澳大利亞。

嫡孫徐良治，他的父親徐元德曾為國民政府在日佔領軍部工作，娶妻日本人，因此他於1950年出生於日本。他退休前從事營造業，是台灣實業家，他曾經幾次回大陸探親尋祖，見到徐良治的人，都覺得他的長相與他的祖父徐永昌真的是太像了。